拒絕閱讀：通往低智社會之路

07-18

讀書與上學無關，那是另一碼事：讀——在校園以外，書——在課本以外。讀書來自生命中某種神秘的動力，與現實利益無關。而閱讀經驗如一路燈光，照亮人生黑暗，黑暗盡頭是一豆燭火，即讀書的起點。

——北島

對每一個現代人來說，幸福無疑是最後一件奢侈品，它昂貴到用多少金錢也買不到，而且它的保質期特別短暫，根本無法永久保存。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金錢往往是最低層次的需求，更高的情感、尊重、審美、求知和自我實現，卻是金錢無法購買的。對人類來說，生命的標準越高，就越不能用金錢來衡量，健美的身體、機敏的頭腦、樸素的生活、高尚的思想、雅緻的審美、敏銳的感知、精細的情感反應，這些東西絕不是金錢可以提供的。金錢可以製造消費，但無法填補人們的滿足感和成就感。

亨廷頓認為，現代化包括工業化、城市化、世俗化、民主化、教育以及傳播媒介的參與等，「現代化是一個多方面的變化過程，它涉及人類思想和活動的一切領域。」（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100多年來，東方各地只是接受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以及相應而生的世俗化和城市化，但西方文明中最為核心的現代理念和價值觀，比如理性、法治、民主和人權等等，卻始終遭到拒絕和排斥。對古老的東方來說，最大的悲哀是，既無法回到過去，也不願走向未來，因此處處瀰漫著一種虛無與冷漠。

雖然智慧的瓶頸依然無法逾越，但知識正以前所未有的民主程度走向大眾化。正如房龍所說，「通過讀書，人們可以通曉歷史，預知未來。只要潛心讀書，我們就會更好地理解人類不斷增長的『國際合作』的現實。」

閱讀的歷史

在紙質書出現之前，中國人使用竹簡和木簡，如「學富五車」；孔子周遊列國載了半車書，實際不過幾本書而已。數字化的電子書比紙質書的出現更具革命性，文字影像構成的思想已經徹底擺脫了實物狀態，以比特的形式抽象化存在和傳播，汗牛充棟已經成為往事。有一天我們將懷揣著一個硬幣大小的軟盤，它存儲著相當於國家圖書館的全部藏書。

人類社會從進入印刷書時代出現以來，先後經歷過五次關於書籍消亡的「危機」：第一次是報紙的出現，第二次是電影的出現，第三次是廣播的出現，第四次是電視的出現，第五次是電腦和互聯網的出現。朱大可先生在《書店的涅槃》一文中如此警告，「基於技術形態的改變，中國書業尚未走向成熟，就已面臨第二次嚴重的危機。在數碼技術壟斷一切的時代，傳統出版業、實體書店和紙質閱讀如何生存，成為所有圖書從業者的最大難題。」事實上，對閱讀構成真正威脅的與其說是進步的技術，不如落後的權力。一位出版家這樣說，人類出版文明一路走下來，泥板可以替代，甲骨可以替代，竹簡可以替代，帛書可以替代，但紙質書似乎不可能被電子書完全替代，因為它的藝術品質是不可替代的。（俞曉群《書裝，需要補上的一課》）。

19世紀以來，書籍生產一直是德國真正的工業活動。作為谷登堡革命和宗教改革的發源地，德國至今仍然在印刷領域保持著世界壟斷地位；在中國，「海德堡」幾乎就是印刷廠的代名詞。（德國海德堡印刷機械股份公司是世界最大的高品質自動印刷設備製造廠家，佔有43%的全球市場份額。）事實上，德國本身也是頂級機器的代名詞，中國人對賓士和寶馬有著近乎宗教的崇拜。但在德國人心目中，只有圖書才是顯赫的。正是讀書的滋養，才培育了德國人嚴謹的態度和縝密的思維。統計顯示，2013年德國人購買了42億歐元的紙質書和電子書（當然，這不包括各種學校教材和教輔考試書）。在德國整個文化娛樂業中，圖書獨佔半壁江山，幾乎是其它如音樂、遊戲、軟體、電影、電視、錄像等的市場總和。

早在18世紀，德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就曾掀起一場被稱為「閱讀革命」的閱讀實踐。德國人自古愛書如命，書店多，書痴更多；納粹時期和民主德國時期，許多讀者不惜冒著坐牢的危險讀禁書。在書籍審查制度結束之後，德國圖書出版業數十年來一直保持著高速增長，法蘭克福書展已經全世界圖書出版業的奧林匹克。

作為一種「紳士的生意」，西方傳統出版的靈魂是觀念先導，奉行智性、審美和社會價值，其初衷並不是為賺錢。在近二三百年間，歐美出版業的年利潤率甚至低於銀行存款利率，但仍有許多精英出版人樂此不疲。

對出版商來說，他雖依賴於人們買書，但並不依賴於人們讀書；實際上，現代人買書更多是為了查詢而非閱讀。據統計，全世界每年新出版的圖書數量達到64萬種，而中國以30萬種獨佔鰲頭。對於大量粗製濫造的書籍，中國古代有「禍及棗梨」的說法，意思是白白糟蹋了刻版的棗木和梨木；現代的危害已經不限於棗梨，而是禍及整個森林。1978年，世界出版圖書75萬種，中國為1.5萬種；1972年，世界出版圖書50萬種，中國還不到2500種。（見《語文現代化》，1980年第4期，第211頁。）文革時期圖書是如此稀缺，以至於手抄書成為普遍現象。周恩來在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時（1971年4月12日）說：

你們的出版計劃中有沒有歷史書籍？現在書店裡中國的外國的歷史書都沒有。……一面說青年沒書讀，一面又不給他們書讀就是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斷。無怪現在沒有書讀了，這完全是思想壟斷，不是社會主義民主。（《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471頁。）

據李澤厚先生統計，從「五四」運動到上世紀末，中國翻譯引進的西方書籍共計106800冊，中國書籍（包括古籍）被西方翻譯引進的僅為800多套。

不讀書的中國

與西方社會不同，中國從未經歷過印刷革命和啟蒙運動。直至40年前，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文盲佔大多數的農村國家（農業不需要文字）。隨著現代化的到來，廣播、電影、電視迅速成為中國的主流媒介，從而跳越過了印刷化的閱讀階段。從本質上來說，實用性的教科書、醫學保健、各種工具書以及成功學官場學等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閱讀」範疇，真正的閱讀是一種嚴肅的生活方式，甚至說是修行。

麥克盧漢認為，以書面文字為主的印刷品屬於冷媒體，以口頭語言為主的廣播電視電影屬於熱媒體，前者偏重於知識信息和邏輯推理，後者偏重於戲謔娛樂。與中世紀的聆聽型公眾不同，現代公眾往往是閱讀型的。對早期工業化國家來說，在廣播電視普及之前，普遍經歷了二三百年和數代人的閱讀時期，因而養成了閱讀和思考的習慣，而中國在現代進程中恰恰缺失了這種書面化的閱讀傳統與閱讀訓練。即使當下，很多中國作家常常不得不從書桌走向講台。在中國社會人群中，普遍存在閱讀障礙和表達困難，這嚴重損害了人的邏輯理性思維能力，從而使狂熱的群氓主義和暴民運動泛濫成災。

學貫中西的許倬雲先生頗為痛心地指出，中國人在接受現代新文明的過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們將自己傳統文化中的人文和社會倫理的精華都逐漸遺忘了；猶如邯鄲學步，人們忘了「故步」，只得「匍匐」而行了。傳統文化的修養和智慧幾乎已喪失殆盡。

讀書是一種複雜的腦力活動，缺乏閱讀必然導致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的低下。在2014年「世界讀書日」發布的官方報告中，中國圖書總印數達到79.3億冊，平均每人超過5本，而人均圖書閱讀量卻不到5本（如果除去教科書，這個數字會更低）。這個數字遠遠低於韓國11本，法國20本，日本40本，美國50本，以色列64本。

常常有人問：為什麼大多數中國人不讀書？這或許是一個錯誤的問題——或者說偽命題。從歷史角度來說，「大多數人讀書」本身就是現代西方新教的特性和觀念，「閱讀社會」在新教地區之外幾乎是不存在的。猶太人讀書同樣出於宗教習慣。西方文明常常被稱為「兩希文明」，即希臘和希伯來，後者指新教文明。日本宗教不興，但自古就有向外來文明學習的傳統，這是一種虛心而獨特的民族特性。在中國，雖然有古老的印刷術和敬惜字紙的傳統，但讀書始終只是極少數人的事情，這些人被特別稱為「讀書人」。中國最普遍的書是神巫性的黃曆，這與西方世界博大精深的《聖經》不可同日而語。對勉強糊口的大多數人（特別是農民）來說，即使沒有讀書的條件，也實在沒有讀書的必要，更不用說讀書的興趣。若沒有科舉，中國讀書人一定會更少。

在當下中國，書籍無疑算得上是性價比最高的商品。（最近20年間，中國人均收入和房價幾乎上漲了10倍，但書價並沒有明顯提高，相對而言，等於書籍價格下降了90%。）但即使書籍全部免費，也不會使一個不讀書的人去看書。在很多人眼中，書基本上就是廢紙的意思，書也只有作為廢紙的時候才有價值。事實上，如果一個人只是追求現實的「成功」，讀書不僅幫助不大，或許還會形成一種阻礙，所謂「劉項原來不讀書」。馬斯洛認為，人在滿足了溫飽、安全、體面等需求後，必然會產生基於求知和審美的閱讀需求。現代不僅是一次物質革命，也是一次精神革命。因此有人樂觀地認為，今天的中國人已經普遍超越了衣食住行的貧困，或許會等來一個前所未有的閱讀時代。

娛樂至死

據統計，中國人均每天讀書不到13分鐘，但看電視的時間超過3小時。有人因此抨擊中國人之所以不讀書，是因為沉迷於電視，實際上，中國人消耗在電視上的時間並不比英國人多。統計數字說，2013年英國人均每天看電視時間為3小時55分30秒。現代人每天花在電視和互聯網的時間長達數小時，卻難得跟自己的家人說上一兩句話。隨著智能手機的深度介入，這種「機器隔離」還在加劇。麥克盧漢毫不諱言地說：「我討厭機器，厭惡城市，工業革命就是原罪的同義詞，大眾傳媒就是墮落的同義詞。」很多年輕人沉迷於電子遊戲，網遊成癮就像海洛因一樣，正給家庭和社會帶來困擾。甚至有批評者將遍布大街小巷的遊戲網吧與早年的鴉片煙館相提並論。

1960年，89%的美國家庭至少擁有一部電視機，這一代美國公民被稱為「失落的一代」，他們完全在電視前長大。與上一輩人通過閱讀獲得抽象信息不同，「電視新生代」獲得的是直觀感受，天花亂墜的電視廣告帶給他們的是不信任和玩世不恭。電視顛覆了傳統的閱讀與文字，徹底抹殺了知識和思維的意義，人們從此得到最多的娛樂和最少的信息，這種強大的口頭文化帶給人們支離破碎的時間和被隔離的注意力。

作為一種現代宣傳工具，電視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它提供給受眾的是內在於文化的意識形態譜系。宣傳在國家權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隨著電視的普及而得到加強。按照安德森的媒介資本主義說法，電視與網路所創造的「電子資本主義」已經取代了傳統的「印刷資本主義」。與孤獨的閱讀不同，大眾化的電子傳媒造就了一個「他人統治」的時代，一切東西都被「大多數」和「主流」磨平。

娛樂是電視的主題，正如思想是書籍的主題。電視創造了一個龐大的現代娛樂業和體育產業，人類不僅變成徹底的室內動物，甚至成為沙發動物。尼爾·伯茲曼認為，印刷媒介有效地將成人世界與兒童世界相隔離，由此「發明」了童年，而以電視為中心的媒介環境模糊了成人世界與兒童世界的界限，導致「童年的消逝」，即兒童的成人化和成人的兒童化。電視以不容置疑的姿態從父母的懷中奪走孩子；現代「孤兒」都在電視、電腦和手機的陪伴下長大，而父母只不過是替他們付賬單的那個人。電視將人們帶入一個「娛樂至死」的年代，精英文化被大眾文化淹沒，淪為邊緣化的小眾文化，影像受眾人數遠超文字讀者；電視通過控制人們的時間、注意力和認知習慣獲得了控制人們教育的權力。尼爾·伯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寫道：

如果一個民族分心於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之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麼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

丹尼爾·貝爾指出，當代大眾文化正從印刷文化變成一種視覺文化，文化的聚合力遭到瓦解。現在的年輕人已經失去「共同閱讀的傳統」，同時也失去了普世文化，這就是速食主義時代。早在1881年，美國神經病學家喬治·比爾德就對電報和報紙提出警告：「我們匆匆忙忙就建立一個系統，浮光掠影地理解科學，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味求新獵奇。」針對「數字生存」帶來的困惑，美國科技作家卡爾總結為「淺薄」，德國著名腦科學家施皮茨爾則用了「數字痴呆症」這個警告性的新詞。余世存先生指出，「從大眾社會到網路社會，文明的波浪一波波推進，知識的獲取和致用之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其重要一環可能在於省略了苦行般的智力推理過程，直陳根本。」新興大眾傳媒一方面帶來了信息和知識的民主化，但同時也顛覆啟蒙文化的理性思考，從而瓦解了民主本身。

作為兩個烏托邦作家，奧威爾擔心文字獄和禁書，赫胥黎則擔心無人讀書；奧威爾害怕信息短缺，赫胥黎則擔心被信息淹沒。奧威爾預言「老大哥」通過機器監視著人們，精巧的機器淪為一種邪惡的權力技術和統治手段；赫胥黎則認為，人類失去自由和歷史並非因為「老大哥」，而是人們過於依賴和崇拜那些使人喪失思考能力的工業機器。

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說過：「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見的東西。」閱讀的意義在於通過文字激發思考，從而透過無處不在的「語言腐敗」，去發現真相和真理。讀書本身是沒用的，但讀書可以滋養心靈，健全人格。實際上，人類是唯一有文字的動物，而文明人與野蠻人的區別就在於閱讀與思想。讓我們記住盲人歌手周雲蓬的那句話：「走得再遠，也是困守在自己的監獄裡。只有好書能為我們提供越獄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