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第14課 物質生活與習俗的變遷》備課資料

一、近代物質生活和習俗的變遷1、髮式演變：髮式是不同民族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無論何種樣式都無可厚非，與時變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今天看來，髮式的選擇似乎是一件個人的私事。但在中國歷史上，髮式被賦予了特殊含義。（1）歷史上髮式演變的三階段：披髮階段——遠古時代，男女都蓄長發，任其自然生長，十分零亂，出於勞動和生活的方便，把長長的頭髮，用石頭相對砸斷、變短，保持自然垂落狀態。挽髻或者束髮階段——遠古時代後期到明朝，將頭髮歸攏在一起，於頭頂、頭側或腦後盤繞成髻（髻：盤在頭頂或腦後的髮結），即「束髮為髻」。一般在15歲以前，男子和女子都蓄髮不剃，頭髮都是垂下來的，稱為「垂髫」（陶潛《桃花源詩並記》：「黃髮垂鬢，並怡然自樂。」古時兒童不束髮，頭髮下垂，因以「垂髫」指兒童）。到了15歲左右（男20歲，女15歲），舉行成年禮時，就要把頭髮紮起來，用一個頭飾包裹起來，束髮於頂，加上冠、笄，男稱之為弱冠，女稱之為及笄，意思是成年的人，從此以後終身不再剪頭髮。也有學者認為，在商周時期曾經一度採用或者流行過梳辮髮式，戰國以後，由於漢族男女改梳髮髻，因而梳辮的越來越少。不過，有些少數民族卻一直保持了這一習俗。蒙古人統一中國時，蒙古人採取「三搭辮」的辮髮髮式，他們是剃光頭頂，前額留一小塊頭髮，兩鬢間各梳一辮。在其統治之下，漢人大抵多為辮髮，直到明太祖從蒙古人手中奪取天下後，才恢復漢族髮式。但到底漢人是被迫還是自願改變髮式，仍有待研究。在儒家文化形成和滲透過程中，孔子提出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孝道觀念逐漸為漢族社會所信奉，頭髮與倫理觀念牽涉在一起，遂使其變得更加敏感神聖，乃至產生缺少毛髮就是身體不完整的觀念。在古代，自己剃光頭，通常會被當作一種叛逆，另類對待，即是一種瘋癲的表現。削髮為僧是不孝的表現。夏商周到東漢時期，有一種刑罰叫「髡（kūn，音「昆」）刑」，是上古五刑之一，為將人頭髮全部或部分剃掉的刑罰，是一種恥辱刑。髡刑是以人格侮辱的方式對犯者所實施的懲罰，古人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也，孝之始也。所以剃光了是對他的一種羞辱。《三國演義》中有曹操「割發代首」的故事，曹操兵臨南陽，因座馬驚奔踏了禾苗，觸犯了他自己規定的「踐苗者斬」的禁令，便「割發權代首」,以儆效尤。這既是把頭髮當成身體的替代物看待，又可算作「髡刑」的一種變通，雖是故事，卻真實地反映出古代社會的髮膚觀念。即使在今天，犯人剃光頭仍然被認做一種懲戒和區別。此外，與頭髮相關形成了許多禮俗，如一縷青絲可以寄託少女的思念情意，結髮夫妻象徵著夫妻和好，白頭偕老，像前面所述的少年束髮則代表著成年，髮式因而成為區分成年與未成年的標誌。總之，髮式具有倫理意義（道德規範），剃髮是不孝的表現，是侮辱與懲罰的表現。髮式革命階段——一般認為髮式發展史上有兩次髮式革命，即明末清初的剃髮蓄辮；清末民初的斷髮剪辮。（2）兩次髮式革命：明末清初的剃髮與清末民初的剪辮是中國近世髮式演進的重要階段。在這兩次髮式變革中，髮式均被塑造成新國民形象的外在表徵，成為被改造的國民身體的替代物。髮式的改變與否，代表著國民身份的不同歸屬。每次政治權力的交替，都要靠一系列政治運作來實現，近世髮式與髮式觀正是在權力鬥爭中被利用和改造。其一，明末清初的剃髮蓄辮——清王朝取代明朝之初，以武力強制漢人剃髮留辮（前額剃光無發，而腦後梳著長辮），在一些地方鬧得血流成河，「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成為當時一大社會問題。江南人民喊出「頭可斷，發不可剃」，而清軍此時已無軍事上的隱憂，正有炫耀武力，昭示新皇權的需要，遂以「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暴力手段強推剃髮令，在反抗最為劇烈的江南一帶製造了「揚州十日」（屠殺共持續十日）,「嘉定三屠」（同一年三次遭屠城）等慘案。滿清政權通過強行剃髮，對漢民的身體改造，把滿洲的權力意識深深烙印於漢族的身體上與心靈中，表明自己是權力的主宰，藉此來確立清王朝的統治地位。從清王朝長遠的治國安邦策略來看，強行剃髮也是滿洲統治者推行「滿漢一體」政治策略之一，是同化漢人心靈的表現，它要努力鑄造滿漢一家且都是大清子民的觀念，而剃髮蓄辮就是新國民應有的形象。前額剃光無發，而腦後梳著長辮，成為清朝中國男性子民的法定形象。滿漢髮式的區別，一在剃髮與留髮，一在織辮與挽髻。鄭天挺在《探微集》中云：「滿族在明代稱建州女真，剃髮是女真人的一種風俗習慣。滿族的習俗是男子將頭頂四周的頭髮剃去寸余，只留頂後中間長發，編成辮子，垂於肩背，除父母喪和國喪百日內不剃外，四周長發不得蓄長，要時時剃除，所以叫做剃髮或剃頭。總之，髮式具有政治意義。髮式變革作為明清易代的一個標誌；辮子成為異族俯首貼耳的象徵，成為歸順、臣服清朝和清朝國民外在形象的標誌（有人認為，剃髮是身體的征服與歸順）；成為清朝絕對不能改變的祖制。其二，清末民初的斷髮剪辮（斷髮：是剪斷頭髮之意）——鴉片戰爭以後，「辮子」除了傳統的象徵意義外，還增加了一些新的象徵意義。一是滿族統治或者清朝統治的標誌。這是傳統的政治象徵意義。如太平天國反抗清政府剃髮留辮的規定，一律蓄髮，具有反清革命的色彩，滿清統治者蔑稱太平軍為「長毛」；甲午戰爭割讓台灣時，台灣人民以拒絕剪辮的行動來表示不歸順日本統治；辛亥革命以排滿為口號，要求國民剪掉辮子，改留短髮，出現士兵街頭強行剪辮，具有反清革命的色彩；民國成立後，張勳仍留著髮辮的軍隊，表示仍然效忠於清廷，其軍被稱為辮子軍，其本人被稱為「辮帥」。二是中國落後愚昧的象徵。髮式具有時代精神的象徵意義。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提出斷髮易服的主張，康有為在1898年9月5日給光緒皇帝的《請斷髮易服改元折》中公開請求清政府「斷髮」：「今物質修明，尤尚機器，辮髮長垂，行動搖舞，誤纏機器，可以立死，今為機器之世，多機器則強，少機器則弱，辮髮與機器，不相容者也。且兵爭之世，執戈跨馬，辮尤不便，其勢不能不去之。歐、美百數十年前，人皆辮髮也，至近數十年，機器日新，兵事日精，乃盡剪之，今既舉國皆兵，斷髮之俗，萬國同風矣，且垂辮既易污衣，而舊發尤增多垢，衣污則觀瞻不美，沐難則衛生非宜，梳刮則費時甚多，若在外國，為外人指笑，兒童牽弄，既緣國弱，尤遭戲侮，斥為豚尾，出入不便，去之無損，留之反勞……」幾位著名人物剪辮子情況：孫中山：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孫中山走避日本，在橫濱剪掉辮子，決心徹底投身革命；魯迅：1903年留學日本，剪掉辮子。黎元洪：1911武昌起義後，被推為湖北軍政府大都督，被起義士兵強制剪掉辮子，被迫走上革命道路；袁世凱：1912年2月11日，清帝遜位前一天，也就是即將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前夕，剪掉辮子。善於抓住新舊更替之最佳時機，表示革故鼎新的決心，讓新舊人士無從置喙（huì，音「會」，沒有話可說，沒有可插嘴的），說明袁世凱工於心計，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溥儀：溥儀的英國老師庄士敦經常同溥儀談論中國人腦後的辮子，他告訴溥儀，中國人的辮子是非常難看的，是一種落後生活習俗的象徵，宮外已經沒有人留辮子了，西方人把中國人腦後的辮子譏諷為「豬尾巴」， 民國十一年，1922年5月1日，17歲的溥儀痛下決心剪掉辮子。5月2日《申報》刊登了一條只有6個字的新聞：「溥儀昨剃辮子。」在溥儀剪辮之前，宮中尚有一千五百多條辮子，溥儀剪了辮子以後，紫禁城內千餘條辮子就在幾天之內不見了，只有溥儀的三位中國師傅和內務府幾個大臣還保留著。儘管剪掉了辮子，但溥儀當時並沒有變成真正的新式人物，後來做了偽滿洲國的皇帝，剪掉了頭上有形的辮子，保留了心中無形的辮子。辛亥革命爆發後，出現了眾多的理髮店取代了眾多的「剃頭匠」。民國的成立，更帶來了短髮的普及。當時女子髮式的變化沒有男子那麼大，只是將髮髻的樣式改變了一點，青年女學生把頭髮梳成短髮或者束成馬尾發。兩次「髮式革命」的共同點：目的都是塑造新國民外在形象和樹立新政權的權威；手段都是以暴力的方式實現著髮式的變革；髮式都充當了政治的工具，被賦予了政治意義。2、服飾演變：服飾的變化，一般表現在式樣的翻新、衣袖領肥瘦長短比例的變化、紐帶位置的變更、衣褲鞋帽的協調、色調的搭配以及裝飾物的選擇等方面。（1）清初服飾的特點：①男服以滿族服飾為主；女服滿漢分途，注重服飾美清王朝以暴力手段推行剃髮易服，以滿族長期騎射生活形成的長袍、馬褂、箭袖、深鞋和發垂辮來代替漢族自古以來的上衣下裳、寬袍大袖、蓄髮髻的傳統裝束。數年之後，從城市到鄉村，從中原到邊陲，從官吏到百姓，人們的服飾發生了重大變化，滿族服飾很快在大部分地區佔據了主導地位，但注意，這是就男子服飾而言。對女子服飾來說，在清朝統治者「男從女不從」的默許之下，出現了滿漢分途的局面。可以說，滿漢分途、各具特色，是有清一代女子服飾的主要特點之一。清代官服、達官貴人的男服以滿人的長袍（長過膝）、馬褂（長至腰）為主，慢慢為社會效仿，後來無論是商人、官僚、文人還是平民百姓，只要稍有些「臉面」的人，長袍是必備的服飾之一，它既充當了禮服，又是日常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服飾之一。長袍有單袍、夾袍和棉袍之分。單袍，身長過膝的中式單衣，又俗稱「大褂」「大衫」「長衫」，如傳統相聲演員穿大褂，如醫生穿白大褂，孔乙己的長衫（？）。馬褂，滿族人騎馬時穿的服裝。長袍、馬褂作為近代男子的通常服飾，20世紀上半葉仍然流行。滿族與漢族婦女的服裝分屬於衣裳連屬制和上衣下裳制。旗袍，原系滿族婦女的主要服裝。清王朝滅亡後，旗袍逐漸為漢族婦女所接受。民國初年漢族婦女著旗袍者尚為數不多。20年代初，旗袍開始流行。到了30年代，旗袍則極為盛行。清末民初，以袍身寬大線條平直為特點的旗袍沒有明顯的變化。到了20年代，則逐漸吸收了歐美服裝講求曲線適體的特點，有了明顯的變化。20年代中期的旗袍，長度縮短，腰身收緊，曲線明顯，袖口也漸短漸寬。20年代後期至30年代，旗袍在領、袖及身長等方面，不斷地發生變化。時而領高及耳，時而領低若無。衣袖時而長過手腕，時而短至露肘。袍長時而短僅至膝，時而長至掃地。旗袍贏得了廣大女子的普遍喜愛。究其原因，一是經濟便利。前此一套服裝需以襖、裙、褲搭配，而旗袍衣、裳連屬，一件即可替代。且旗袍結構簡單，裁剪方便，省工省料。二是美觀大方，旗袍上下一體，採用適體的曲線腰身，容易襯托出人體體形的自然美，配上高跟皮鞋，更能顯示女性秀美身姿。三是利用率高、適應性很強，作為主裝，旗袍很容易與西裝上衣、毛線衣等配套，各種季節均可穿著，利用率很高。旗袍的適應性亦很強，不加任何修飾，可使人顯得樸實無華；加上綉文、絛子花邊、綴上珠寶，又可顯出高雅華貴的氣派。因而這種服裝受到各階層女性的普遍青睞。在世界女子服裝舞台上，旗袍也以其結構簡單、造型舒展優美、最易表現人體曲線等而獨具特色，成為中華民族對世界服飾文化的重大貢獻。旗袍流行是推陳出新的結果，是中西文化互相交流、融合的產物。男人拖著大辮子、穿著寬大的褂袍，女人裹著小腳，這是清代中國人的基本裝束。②存在官民、男女、等級（身份）的差別有人認為，等級制度（身份）的差別是中國服飾的最大特點，清朝也不例外。不同的等級享用不同的顏色、款式、紋樣、質地，任何人不得僭越。清朝官員服飾，如朝服上有一塊方形圖案稱為補子，補子又分為文、武兩種，文官：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鷳，六品鷺鷥，七品鴻漱，八品鵪鶉，九品練雀。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獅，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是犀牛，九品海馬。另外，御史與諫官均為獬豸。一般百姓粗布大衫等。（2）近代服飾的特點：①中式與西式、新式與舊式並行，服飾流行趨向多元化大衫、旗袍，洋帽、西裝、洋式襯衣、西式連衣裙、絨衣、針織衫、西褲、紗襪、膠鞋、皮鞋、等；中山裝、學生裝等。中山裝則是近代中西服飾合璧的最典型標誌。②服飾變化節奏加快傳統的官服，是君主專制制度的產物，從皇后服飾到品官夫人的補服一經定製，幾十年，上百年，甚至一個朝代，沒有什麼變化。民間服飾雖是動態的，但變化也不很大。進入近代，隨著中外交往交流的擴大，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節奏明顯加快，服飾變化節奏也加快，尤其是到了20年代後，服飾年年有變，甚或一年數變，當然有大變亦有小變，總之近代服飾文化顯示出更大的流動性。③服飾發展變化的總趨向是適體、方便、美觀和平等從注重服飾美到注重人體美，盛行緊身合身的款式，如西式連衣裙，束腰凸胸，追求人體曲線之美和曲線適體。衣著由體現等級差別向社會平等發展，差別更多體現的是職業分工和年齡界限，到民國時期，從大總統到平民百姓，日常穿戴的樣式沒有太大的差別，而對材料、色彩、款式的自由選擇，徹底否定了服飾的等級意義。④服飾文化上的地區差別加大城市與鄉村，沿海與內地的差異相對較大，近代服飾演變的原因：①政治變更如資產階級政治運動的高漲，辛亥革命帶來了一場服飾上的變革，其主要內容之一，便是取消了服飾上的等級差別，出現中山裝等。孫中山綜合了西式服裝與中式服裝的特點，設計出的一種直翻領有袋蓋的四貼袋服裝。很多著名人物如蔣中正、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都常穿著中山裝。今天中國和朝鮮的領導人在一些重要場合也會穿中山裝。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60周年華誕胡錦濤主席等國家領導人身著中山裝面向世人、面向世界。孫中山闡述該服裝的思想和政治含義：衣服外的四個口袋代表「國之四維」（即禮、義、廉、恥），前襟的五粒紐扣和五個口袋（一個在內側）分別表示孫中山的五權憲法學說（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還有監察權在領口（紐扣）和內側（口袋），以彰顯監察權的人民監督作用）；左右袖口的三個紐扣則分別表示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和共和的理念（平等、自由、博愛），衣領為翻領封閉式，表示嚴謹的治國理念；衣袋上面弧形中間突出的袋蓋，筆山形代表重視知識分子，背部不縫縫，表示國家和平統一之大義。②經濟發展如洋務民用工業、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外國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③社會觀念與價值取向的更新如婦女解放運動，男女平等，女尚男裝，女扮男裝，一批婦女解放的追求者，為一掃女性柔弱之氣，紛紛著男裝，出現在各種公共場合；消費觀念（洋貨消費）、審美觀念等的變化，個性解放，如束腰凸胸、女子放足、髮式革命等。④近代西方科學知識、西方服飾、生產技術等的傳入如《新女界雜誌》介紹說：「選擇衣服要從種種方面著眼。比方氣候、年齡、身份、職業、用途都不可不注意的」。「冬天最好用紺黑及各種濃色的東西，因為他能吸收日光，格外暖和，夏天最好用白地、白茶、淺黃各淡色的東西，因為他能反射日光。」如洋帽、洋裝，女的西式連衣裙妝扮，男式西裝、男式大衣和禮帽，西式皮鞋，洋傘、文明棍、手提包，西式花邊，西式鈕扣。如機器紡織品的大量出現。3、廢止纏足：19世紀中後期，辮子、小腳、長袍、馬褂是中國落後的象徵。辮子、長袍、馬褂是滿人的民族特色，所以辛亥革命前後，「斷髮易服」具有反清革命的色彩。而廢止纏足不具有反清革命的色彩，有反封建禮教的色彩。纏足是漢族長期以來摧殘婦女身心健康的陋習。關於纏足的起源，說法不一。有說始於隋朝，有說始於唐朝，有說始於五代，有始於北宋說。在纏足時代，絕大多數婦女大約從四、五歲起便開始裹腳，一直到成年之後，骨骼定型，方能將布帶解開；也有終身纏裹，直到老死之日。「三寸金蓮」也一度成為中國古代女子審美的一個重要條件。究其原因，大致有：其一有利於把婦女禁錮在閨閣之中，對她們的社會活動、生產活動範圍加以嚴格的限制，以符合「三從四德」的禮教；其二士大夫病態的審美觀使然（1）清初廢止纏足的失敗滿清統治者入主中原後，起初極力反對漢人的纏足風俗，一再下令禁止女子纏足。但此時纏足之風已是難以停止了，到康熙七年（1668年）只好罷禁。這件事，一度被人們渲染為「男降女不服」——清兵入關，有「剃髮令」，在武力高壓下，漢族男子最後不得不屈服執行，故而男子剃髮，被視為向清廷屈服的象徵。與此同時，女子纏足雖也同樣為清廷下令停止，但後來並未達到禁止的目的，故而有「男降女不降」之說。由此可見纏足之風的根深蒂固。旗人女子也紛紛仿效纏足，到了乾隆時，多次降旨嚴責，不許旗人女子纏足，於是在旗女中此風稍斂，但漢人卻越來越為小腳癲狂。（2）在華外國傳教士倡導不纏足最早公開宣揚「戒纏足」的,是美國傳教士林樂知主編的《萬國公報》。僅從1875年到1878年,該報就發表了多篇文章，力勸女性不要纏足，並以近代生理學、骨科學知識講解纏足對人身體的危害。其中有文章特別指出纏足對下層勞動婦女尤其有害，因為富家女「無奔走勞瘁之憂」，而貧家婦女則要擔負繁重的家務、生產勞動。這些文章，在社會上開始產生一些影響。1877年，廈門一教會牧師在教民中創立「戒纏足會」，這是中國第一個公開倡導不纏足的組織。但由於是外國人組織，並只限於教民，所以其社會影響有限。（3）太平天囯禁止纏足舊時客家婦女不纏足。清代有一位在梅州的傳教士曾感慨而說：「西人束腰，華人纏足，唯（梅）州人無此弊，於世界女人最無憾矣。」張衛東先生在《客家文化》中曾說：「客家婦女不纏足，原因大約有二。其一，在南唐纏足之風興起之時，客家先民在從事第二次大遷徙，已經脫離江淮中心地區，因而未受影響；而後他們大部分定居於閩、粵、贛交界的地區，『山高皇帝遠』，陋俗流風波及不到。其二，即客家先民駐足安居之後，馬上投入生產自救、建設家園的頭等大事之中，男女同時上陣，手足並用，不允許婦女纏足蝸居，恪守於閨閣之中」。以後，客家男子大量謀生外流，「半邊天」一身兼任男、女工二職，耕田、采樵、養殖無不為之。由於這些原因，特別是女子是重要的農業勞動力，所以形成客家女子不纏足的習俗。《清稗類鈔》中也說：「客家婦女向不纏足，身體碩健，而運動自如，且無施脂粉及插花朵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客家婦女與男子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太平天國革命作為客家人的革命（革命最早的領袖洪秀全是客家人；革命醞釀之地與揭竿之地是客屬地），要求婦女參加勞動而提出禁止纏足，但它更是太平天國改革社會陋習惡俗的既定政策，這項政策的推行有利於婦女身心健康和社會地位的提高。（4）維新派發起不纏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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