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孩子失去了什麼
北京,某校。上課***在校園裡響出共鳴。
***止息,所有的走廊都靜悄悄。
這是一所很好的學校。
這是學校里一個很好的班,學生們已坐得整整齊齊。
今天,英美教育專家要來這個班聽課。
他們已經來了,他們聽到自己的皮鞋在教學樓寬敞的長廊里發出清晰的聲響……陪同前來的還有中方教育部門的領導。
大家坐定,教課的老師走進來了。
同學們起立後坐下,老師側立於黑板前。他的目光沒有去巡視全班同學,而是望向窗外。老師的頭上已有不少白髮,黑板襯出他側立的剪影……這時刻,你發現,當學生連竊竊私語都沒有時,教室里也並非完全安靜。
你還能聽到翻動書包的聲音,一支筆從誰的手上放到桌面……老師仍然側立,望著窗外,好像在醞釀什麼。就這片刻,你聽到,靜了,更靜了,一切聲音都沒有了,世界靜到連聽課的外國專家也彷彿不存在了。
這時,老師轉過身來從容說道:「現在開始上課。」
老師語言精練,沒有廢話。老師教態從容,板書時大家聽到粉筆在黑板上行走的聲音。板書非常漂亮,極有條理。老師提問,學生回答踴躍,而且答得相當有水平。
老師間或又在黑板上寫出若干字。黑板上的字漸漸豐滿起來,那字大小不一。有些字,老師大筆一揮划上一個圈,或一個框,或一個大三角,看起來錯落有致,鱗次櫛比,像一個框架圖。
整堂課,老師沒有擦一下黑板,也不必學生上去擦黑板。板書上沒有多餘的字,寫上去的就是重點,就是學生該抄到筆記本上去的。老師繼續提問,學生解答仍然踴躍,仍然不乏精彩。
整個教學過程非常流暢。最後老師說:「今天要講的就講完了,同學們回去做一做課本上的習題,鞏固一下。」
***響了。
下課。
整堂課無懈可擊。
這是一位特級教師,他露出了笑容。
同學們都很高興。
陪同外國專家聽課的中方教育部門的領導也很高興。
外國專家聽了卻說不出話來。
「或許他們也很驚嘆?等到了會議室再聽他們的意見吧!」中方人員想。
到了會議室,我們虛心地請外國同行提意見。
外國同行說話了,他們說:不理解。
我們問:為什麼不理解?
他們說:學生都答得很好,看起來學生們都會了,為什麼還要上這堂課?
這個問題,把中國同行都問住了。
這問題反映的就是當今歐美教育和中國教育的區別。
歐美教育認為,當老師講得非常完整、完美、無懈可擊時,就把學生探索的過程取代了,而取代了探索的過程,就無異於取消了學習能力的獲得。
所以,外國同行說,他們想***學生在課堂上是怎麼學的,但他們只見老師不見學生,因而認為這不是一堂真正的課,而像是一堂表演課——學生在看老師表演。
可是,教學、教學,在課堂上的45分鐘,難道不是老師該教得精彩、精闢嗎?學生除了課堂聽講和踴躍回答問題,課外不是還有許多時間去練習和溫習嗎?
這不僅是中國教師的理念。中國家長都希望孩子能上個好學校,能遇到好老師,不就是看重老師教的水平嗎?
「兒子啊,你上課別說話,別做小動作,你得好好聽!不好好聽,你怎麼能學會呢?」所有的家長都這樣說。
可是西方教育認為:學生上課就是要說話,要動手,要又說又動,說做並用。
這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方式。到底哪一種好?
不要問上述教師是誰,不要問上述那堂課發生在哪裡,從都市到鄉村,雖然許多教師還達不到這位特級教師的水平,但此種教育方式在中國無數課堂里反覆呈現。
你會不會問:我們這樣教,有什麼不對嗎?
我選擇從這堂「經典課」下筆,是想一步就寫出,這已經是我們行之已久的認為很高水平的課,但就是這樣的課,是需要從根本上變革的。這意味著中國要變教育,有相當廣泛的現狀要變,有相當艱巨的路程要走。
帶著一個謎出發
2003年春,北京市籌劃在這年教師節向全市推介一位模範特級教師,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員會邀請我采寫。那時我想,北京市有14萬中小學教師,200萬中小學生,還有10萬大學教師和100多萬大學生,是中國師生最多的城市,要向全市推介一位特級教師,這是個怎樣的教師呢,總不尋常吧!
我想寫「中國亟須變教育」蓄日已久,便答應去訪問。出發那天,北京市教工委的一位處長開車把我接去石景山訪問,我是帶著一個謎出發的。
因為北京最負盛名的中學是北京四中和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等。譬如四中,高三8個班400名學生,每年考進北大、清華的約150名左右,考進重點大學的幾乎百分之百。這不僅在北京是最拔尖的,在全國也是頂尖的,為什麼北京市要推介的模範教師不在四中,卻在石景山?
北京人還有個說法:「西城的教師,東城的領導,海淀的家長。」這是說,在北京18個區縣中,西城區富有經驗的教師多;東城區是北京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領導關注多,校領導水平也高;海淀區有許多家長是教授和科學家。這3個區的高考成績,其他區縣沒法兒比。但這位特級教師並不在上述3個區,而是出自石景山區。為什麼?
我想,事情出人預料,必有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
小車從一座紅屋頂的太陽島賓館處轉彎,行不久來到了石景山區教工委所在大院。
上樓。那兒的人們都已坐好,這是一個座談會。我想,我日後要陸續採訪的人們,大約有些就在這兒登場了吧。
「這就是王能智老師。」有人向我介紹。
王能智坐在我對面,他就是北京市將向全社會推介的特級教師。今天的書刊都可以登載照片,我就不必描繪他的形象了。他是北京市教育學院石景山分院的地理教研員,一個從青年時就教地理的老教師。為什麼是一個地理教師?我心中的謎又添一層。
王能智慈祥地微笑著,我注意到他的微笑並非悠然,好像有一種不安。他的頭稍低著,眼睛稍稍上抬。他說話也是這個形態。我在想,他為什麼不把頭抬高點,這樣說話不覺得累嗎?多日後,我了解到他青少年時期的經歷,頭腦里忽冒出一句話:「低著頭做人。」我想王老師此種姿態大約是青年時期養成的習慣。
區教委主任田利躍介紹說:「我們區教工委書記劉國慶,是王能智的弟子。這位吳雲老師,也是王能智的學生,她現在是分院教科所副所長,成為王能智的上司了。」
田利躍繼續介紹說,還有京源學校副校長曹彥彥、古城中學副校長何巍、實驗中學副校長李先平等等,也是王能智的學生……
這好像是個司空見慣的座談會,大家圍著一個橢圓形的大桌子,我一時還分不清誰是誰。王能智也發了言,由於他「著名的謙虛」,我不可能從他的發言中聽出多少東西。
王能智所在學院的院長叫張逸民,我注意到了他的發言特別開闊。我還注意到他的發言始終流淌著一種感情,然後我知道他快退休了,那是一種感到還有好多事沒做就要回家了的放不下的牽掛。這感情中有一種憂傷,人在憂傷的時刻往往更能窺見真實和說出真實。我不想立刻就進入對王能智的採訪,會後先訪問了張逸民。
紐西蘭的陽光
還記得那堂「經典課」讓英美同行不理解吧,紐西蘭某校的一堂課,也讓出訪的中國教師十分驚訝。
「你想想,他們五年級的一堂課,老師出了這樣一道題:每個籃子里有24塊蛋糕,6個籃子里共有多少塊蛋糕?」說這話的是張逸民院長。
他說紐西蘭五年級的學生用各種方式踴躍回答,很有成功感。可是,這不是我們二年級的課嗎?他們五年級的學生能答出來,這也值得高興?像這樣有什麼高質量?日後,能把學生送到哪兒去?
「我很驚訝!」他說。
這是一個陽光和煦的下午。
我坐在張逸民院長的辦公室里與他交談,陽光落在窗前的一盆綠葉花卉上。張院長的講述中依然有一種悠遠的情思,我在他的講述中不只看見紐西蘭的陽光和流雲,也彷彿望見了他少年時家鄉的某一條小河,山坡上的玉米地,像波浪般搖曳的麥子,遠處的山脊,朦朧的綠色和裊裊的炊煙……我能感覺到,他說著紐西蘭,但他聲音的背景里一直有家鄉的形象。
他是2003年2月訪問紐西蘭的。那是北京市教育學院組織的一次考察訪問,全團18人,他是副團長。
我們的交談始於我請他談談他的紐西蘭觀感。我深信,在一個開放的世界,如果不了解世界正在發生什麼,你即使身在中國,也不可能真正認識中國。
「我給你講講我在紐西蘭遇到的3個中國人吧!」
張逸民這樣開始。他說第一個名叫李琨,在國內是武漢某大學的女副教授,目前在紐西蘭打工。
「副教授在紐西蘭打什麼工?」我問。
「比如,她這次被紐西蘭方面請來當翻譯。」
「她不能也找個教師工作嗎?」
「不行。她在國內的副教授職稱,在紐西蘭不被承認。紐西蘭教師的專業化發展很規範,就像法官、律師、醫生,都要通過專門的職業資格認證。教師的資格認證由紐西蘭教師協會負責,缺這個認證,任何學校都無權聘請你當教師。」
「那她為什麼要到紐西蘭去打工呢?」
「是呀,我也這樣想。」張院長說,「她在國內怎麼也是個大學副教授了,為什麼呢?」
張逸民這次去訪問的接待方是基督城教育學院,該學院就坐落在紐西蘭南島東海岸的基督城。紐西蘭的夏季,最高氣溫在23度左右,2月正是夏季,氣候十分宜人。到紐西蘭的第一個星期六,他們去海灣觀海,李琨也來了,還帶來了她的在紐西蘭也讀五年級的女兒。
面對南太平洋的海灣,展望碧海、藍天、衝浪、沙灘,水天之間翻飛的海鷗,還有海邊牽著小狗散步的女士與兒童……看了海灣,去登高鳥瞰基督城全貌,下山去參觀佔地幾近全城一半的一個巨大公園,這個公園真是大得足夠驚人啊!
在如此遼闊蔥蘢的綠色中,滿目是精心修剪的草地,各色鮮花和高大挺拔的樹木,點綴園中的小景,悠然自得的野鴨,瀰漫著青草與鮮花芬芳的空氣,盡情享受著假日悠閑的居民……這兒的一切似乎足以使你忘記往日的愁煩,但張逸民還是想起了一個問題,他就問了:
「你為什麼選擇來紐西蘭,就因為這裡天很藍,水很綠,景很美?」
「不。」李琨說,「或者說,這是原因之一。」
「那為什麼?」
「為了孩子。」
她的女兒此刻也在這綠草和鮮花之中。她叫汪秋安,出訪的這批中國教師都很喜歡她,吃飯時把她愛吃的都放到她面前,有時還特地留起來打包,讓她帶回去。她很快就跟大家熟了,間或也能給大家當個小翻譯,愛說愛笑,滿臉陽光燦爛。
「為什麼說是為了孩子?」
李琨說,你們都誇她,可她在國內可不是這樣。孩子出生時是雙胞胎,同胞妹妹叫秋康。給她們取名「安康」,就因為她倆出生時體質弱。大約正由於體質弱,上學時她倆在同齡孩子中就漸漸跟不上,此後一直厭學,怎麼幫她們也上不去。這樣下去,將來在同齡孩子中就要被考試淘汰出局了。
可是,到紐西蘭後,秋安突然在紐西蘭的同齡孩子中鶴立雞群了。起初,秋安和媽媽都覺得,這是由於班上老師講的那些知識都是秋安在國內早就學過的,所以也不能有什麼驕傲。但是,秋安畢竟天天生活在紐西蘭的同齡孩子中,她確實比別的孩子知道得多,她不斷受到老師表揚,久而久之,她確實感到自己不比別的同齡孩子差。這是真實的,確切的。
可是,在國內,她在班上不斷受到批評,她的考試成績也一次又一次地告訴她,她就是比很多同學笨。這也是真實的。
「秋安,你怎麼不會笑?」
她哭了,和妹妹一起哭。
一次次受到批評,一次次失敗,把她們童年的笑容消滅了,把她們的自信也消滅了。她們痛哭,哭自己就像是為了失敗而來到這個世界上的。
可是,在紐西蘭,她還是她,一次次受到表揚,不僅僅是老師的表揚,而且再沒有同學能說她笨,同學們都對她投以佩服的目光。這是她快樂成長的真正的陽光!
自信心,成功感,一天天在她的心中滋滋地生長,她已經忘記了她「笨」。學習,並不只是書本上那些知識,還有書本之外的許多知識,這一點在紐西蘭的小學教育中體現得相當充分。比如,紐西蘭小學一年級的教室里就有供學生動手去玩去操作的計算機,從城市到鄉村都是如此。
自信心的增長使秋安獲取書本之外的知識也不遜色。紐西蘭是英聯邦國家,秋安在紐西蘭的語言環境里很快適應了英語,何況她還有一個曾在國內教英語的媽媽。現在她比起紐西蘭的同齡孩子,還有會中國漢語的優勢,笑容怎能不在她臉上出現?笑容在她的臉上一天天復甦、瀰漫,終於笑得這樣燦爛!
「她還小,而且缺乏信心,我們在紐西蘭沒有任何親戚,如果讓她自己到紐西蘭來上學是不現實的。為了孩子,我只好放棄在國內的工作。」媽媽說。
一個母親,為了孩子,放棄了自己在祖國的事業……現在,這個故事是這樣強烈地打進了張逸民院長的視聽。
「你的另一個女兒呢?」
「秋康還在國內,跟她爸爸。」
「她爸爸也是搞教育的嗎?」
「是個中校軍官,搞通信的。」
李琨接著說,秋康在國內還是厭學,秋安已經變得非常愛學,姐妹倆已經是大不相同的兩個人了。現在她爸爸正準備複員,然後帶秋康也來紐西蘭。
「打算移民嗎?」
「至少在孩子長大之前,我們不可能回國去發展。是不是徹底移民紐西蘭,將來再看。」目前李琨一邊打工以支持生活,一邊在坎特伯雷大學讀一個學位,目的是爭取日後通過認證進入紐西蘭教師隊伍。
紐西蘭迷人的海灣,世外桃源般的巨大公園,身後的祖國,還有同行李琨和她女兒的故事,都在張逸民的腦海里如太平洋的海浪那樣翻騰……今天,我國出國留學的「童子軍」,何止是這位從事教育的同行的女兒呢!
2002年,我國有小學45.69萬所,在校生1.215億人,小學凈入學率為98.58%,小學教師577.89萬人。加上中學與大學,全國有各類學校 117萬所,在校生3.18億人。此外還有幼兒園11.18萬所,在園幼兒2036萬人,教育規模為世界之最,辦好中國的教育,實在是一個偉大的事業。
今天,我們已經不能一般地探討小學生出國留學是否合適,也不能一般地關注中國適齡兒童的入學率,秋安姐妹在國內並不是沒有書讀,難道我們不能在我們心愛的祖國創造出適合她們學習的環境?
「我說這些,你有興趣聽嗎?」張院長問。
「有啊!」我說。
「聽我講完另兩個人的故事,你會更理解,王能智老師在國內的教學環境里,讓那些厭學的孩子變得樂學,該多麼可貴。」
兩種世界
張院長講的第二個人是為他們考察團開車的司機。
他說,又一個周六,我們去南島北部的小鎮埃克羅瓦觀光,他為我們開車。起初,我根本想不到他在北京是國家計委的幹部,在北京工作了十多年,現在一家三口都在紐西蘭,他受雇於一個車行,在這裡打工。
這也是個難忘的周六。一路行去,風光綺麗,田園、山、海、樹,會讓你想到西方人為什麼喜歡油畫,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美術教師。埃克羅瓦小鎮與大自然融為一體,隨處可見悠然長椅和享受陽光的人們。這位司機成為我們最好的導遊,我沒記住他的名字,在遊玩時我問他:
「來紐西蘭能賺大錢嗎?」
「談何容易。」他笑道。
「那你為什麼選擇來紐西蘭?」
「付出簡單勞動,過著平和生活。」
「你不到40歲吧,打算就這樣過下去?」
他沉默了一下,說:「為了孩子吧。」
又一個「為了孩子」!
張院長繼續問下去,得知他的孩子在國內也是厭學,到紐西蘭後,從厭學到樂學,從不自信到自信。是孩子的變化堅定了他們在紐西蘭住下去的決心,他說:「這不是我的選擇,是孩子的選擇。」
「我們這一代人,在新中國長大。應該說,學校給我們的教育,還是使我們比較注重人生要有自己的事業。但現在這兩個故事都讓我看到,中國的父母,為了孩子可以捨棄很多。」張院長說這位司機的故事與李琨相似,我就不多說了,接著說第三個人。
他是台灣人,就是剛才說的那位司機的車行老闆。3月,我們結束考察的前夕,在南島有一次長途旅遊,他親自來為我們開車。
我們沿南島西海岸一路南行,時而留步,觀賞一望無際的南太平洋壯麗風光。海天一色,沙灘金黃,礁石嶙峋,碧水拍岸。海豹群聚,海鷗雲集,遊客以食物相邀。觀鯨處,直升機載客臨洋鳥瞰,逆戟鯨破浪擺尾,那景色,美是真美。
這次出行有三天時間,我有機會與他交談,得知他祖籍浙江,父親那一代去了台灣。父親依然懷念大陸,給幾個兒子取的名都是浙江的地名,他的名字就叫永康。
張院長對他說,既然思念大陸,現在大陸開放,政策優惠,你為什麼不去大陸發展?那台灣人說,我看好這裡。
「看好這裡的自然環境?」
「人際環境也好。」
「怎麼好?」
「人際關係簡單。沒有窩裡斗。」
「台灣也窩裡斗嗎?」
「有啊!」
「就因為這些因素?」
「還有教育好。」
又談到了教育。
張院長說,我問他怎麼個好法,我說大陸教育也棒,特別是基礎教育,台灣也不錯。我舉了紐西蘭小學五年級那個「蛋糕題」,我說這差我們太遠了。我想聽聽這位聲稱紐西蘭教育好的車行老闆怎麼說。隨後我發現,他對我提出質疑的那個十分簡單的「蛋糕題」完全不以為然。
「你們清華、北大進世界大學排名前100名了嗎?」
「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們提出要為『建世界一流的名校而奮鬥』。不管怎麼說,清華、北大很棒。」
「但沒有紐西蘭達尼丁市的奧塔哥大學棒。」
「何以見得?」
「那兒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全世界都很受歡迎。搞生物工程的學生還沒畢業,英國、美國的企業就到那兒爭著預定畢業生去了。」
張院長說,這位車行老闆是從學生最後的出路看紐西蘭教育。他的話,令我想起了一句做買賣的話:「人喚人千聲不語,貨喚人點手就來。」就是說,你說你的教育好,講了一千遍,人家可能沒反應,可是你培養出來的學生,到處都搶手,不用你吆喝,人家就奔你來了。
寫到這兒,我想請你將目光再返回中國來看一下我們的身邊。有位北京中學的女教師告訴我,我就給你講講我兒子周六、周日的時間表吧!
「我的兒子讀五年級。周六上午,我一早送他去一個加強班學數學和英語,時間是8點30分到12點。」
「這幾個小時,你在哪兒呢?」
「在外面等啊!」
「你一直在外面等?」
「是呀!他12點下課,下午2點還要趕到另一個地點去上課。他一出來,我帶他到附近飯店吃點兒東西,接著就趕到另一個班去。」
我這才想起她此時的身份是母親。國家提出要給學生「減負」,學校不能再用周六、周日給學生補課了,社會上各種班就應運而生。國家倡導「素質教育」,雨後春筍般設在雙休日的班也稱「素質班」。上課的當然還是老師,只是另有人組織,向社會招收各年級的學生,用北京人的話說:「火極了!」
「你兒子下午上什麼課呢?」我接著問。
「還上數學和英語。」
「上到幾點?」
「2點到5點。」
我以為這一天的課就該結束了,可是這位母親告訴我:「還有呢!」
還是在附近的飯店吃點東西,店裡多是母親帶著孩子。然後,這位當教師的母親繼續帶著兒子到鋼琴城學鋼琴,每次學鋼琴一小時,交學費90元。
「星期日上午,」她繼續說,「我兒子睡覺和寫作業。下午上『家教』,還學數學。一小時,一對一,一百元。」
接著又開始了周一到周五的「學校的戰爭」。
他才讀小學五年級。
我說你也是教師,你幹嗎呀,不怕把孩子壓垮了?
她說我也心疼兒子,知道他很累很苦,知道該素質教育,可是將來中考、高考,那考分跟你沒商量。
我說現在考試不是也在朝考察素質的方向改嗎?
她說改是在改,但是競爭就是這麼激烈,而且「應試」的成分還是很大。我兒子上的那些班,你去看看,周六、周日,家長們等在外面,就像中考、高考等接孩子那樣人頭攢動。
我說,像你這樣給孩子加課,付出的經濟代價,窮人的孩子可上不起啊!
她說,我們也不富。在外面等孩子,家長們就說,現在競爭這麼激烈,光靠孩子自己在校努力哪成?要把孩子培養成才,你就要捨得給孩子買三張門票。
我問,哪三張門票?
她說,你呀,真是……家裡沒小學生了吧!都知識經濟時代了,第一張門票就是要捨得花錢強化孩子的知識,爭取上個好初中,這個台階非常重要!第二張門票是「中考」,第三張門票是「高考」。你的孩子要是入不了那個門兒,就沒戲了。
「我這才買第一張門票,怎麼辦呢?省吃儉用吧!」
自信心比知識更重要
至此可見,紐西蘭五年級的那個「蛋糕題」同我們五年級孩子承受的學習重量,已是多麼強烈的對照。
所以張院長會感到驚訝,會認定我們五年級孩子學到的知識肯定比他們多,會覺得我們的基礎教育有質量,而懷疑他們那樣的教學將來能把學生送到哪兒去。
現在,張院長說,那位來自台灣的車行老闆講的奧塔哥大學,我還不大了解,但我們在紐西蘭考察三周多的時間,有一點已經不必懷疑,就是他們小學五年級那個「蛋糕題」,並沒有妨礙他們的學生最後成為世界上受歡迎的學生,高質量的學生。
這樣,我們就不能不想想,我們的基礎教育,是否有必要讓學生承受那麼大的學習重量,這結果是什麼呢?
張院長說:「有一句話,我並不想說,但我們在紐西蘭感受到了,我們在海灘上就說過,說我們在幹什麼呢?我們是在辛辛苦苦、認認真真地製造大量厭學的學生,大量在高難度的壓力下,自信心起不來的學生。」
寫到這兒,我還想起另一位老師對我說:「我們的學生小時候可能還有海闊天空,我們培養了十多年,他們或者高考落第,或者進入大學,一個個像豆芽菜似的。」
我問:「豆芽菜,什麼意思?」
「個子高了,戴著眼鏡,自信心不強。」他接著說,美國、英國那些學生,別看他們少年時學得不深,但一個個信心十足,到20歲以後就像猛虎出山,撲向世界。
對方還告訴我,「豆芽菜似的」,不僅用來比喻我們的一些高中生和大學生,我國人才市場對那些高分低能的大學畢業生也有這個說法。
張院長也說:「每個孩子經歷的一次次受挫和失敗,都是很痛苦的。這些痛苦甚至會成為伴隨他們一生的陰影,影響到成年的生活。」
在張院長的講述中,我注意到他多次感慨地、強烈地使用一個詞「陽光燦爛」。他一再說:「在紐西蘭,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公園,到處看到他們的孩子陽光燦爛!」
他還說:「他們的學生特愛學。我們的學生是在各種壓力下被迫學。我們的老師付出很多,學生付出很多,家長付出很多,我們應該特棒才對。可是不是。為什麼呢?」
我想我已經看到了:對於成長中的孩子,如何保證他獲得自信心和成功感,比他獲得多少知識都重要!
這是個春天的下午,京西的太陽已經從屋外斜照進來,暖暖地照耀著張院長的辦公室。這陽光可能令我們想起一生中8歲或者18歲的某個早晨或黃昏……能這樣坐下來探討一些問題,令我感到彷彿有一條人生的河流在我們心中波光閃閃地奔流。
接下來我講到中國中學生參加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物理等項競賽,屢屢獲得最多金牌。他說:「是的,從前我也一直以此作為我們基礎教育很棒的一個證據,引為驕傲。」
我說:「現在我也看到了,這與我們從小學到中學的課程學得深,歐美學生學得淺有關係。」
他說:「如果有人組織小學生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中國兒童恐怕要囊括所有的獎牌。可是,包括這些最拔尖兒的中國孩子在內,在他們成年後,為什麼還沒有產生一個獲諾貝爾獎的呢?」
正螺旋?負螺旋?
我想起一個問題:我們的教育也培養了不少充滿自信、非常好學,而且終於相當傑出的人才。這些學業優異者、成功者,在我們的傳統教育下是如何冒出來的呢?
我的提問引起了張院長對自己學生時代的回顧。他說我算不上人才,也算不上成功者,但我從中學以後就是成績非常好的學生,我的進步得益於遇到一位好老師。
老師叫潘翔久,是語文老師,文學功底深厚,書畫都非常好,講課特棒。我至今記得他講蘇東坡的一首《浣溪沙》,說著說著就在黑板上畫出了小橋、流水、白馬、行雲……就一根粉筆,線條非常洗鍊,形象優美、傳神,我們很快都進入了那意境,不知不覺就下課了,我們都感到沒聽夠。下課就鑽到蘇東坡那些詞句里去體會,感到中國古代詩詞真是美極了,那不僅僅是語文,我們體會到了境界和情操。
那是1956年,我讀初二,我父親被調去建設官廳水庫,那是當時著名的水庫建設,我們的家搬到水庫工地去了,我就住校,在北京一中。這年暑假,我回家,看官廳水庫雄偉的大壩,紅旗招展,看長城烽火台,看閘水時小河裡魚兒撲通撲通地跳,大人小孩都到小河裡去抓魚……回來我寫了一篇散文,那是暑假作業。潘老師看了後寫了一段批語,我至今記得:
本文語言優美,情感真摯,層次分明,有條不紊。初中生能寫此文,殊屬不易。
就這麼些字,我當時很激動,因為這是潘老師寫的,我們對潘老師都非常崇拜。更大的鼓勵還是幾天後,我們同住一個樓的高三的學生告訴我——那時初中生住校就我一個人,我和高中生住在一起——他們說,潘老師把你的作文給我們看了,要我們向你學習呢!
我當時受到的那種鼓勵,不是幾句話能說清的。那以後,我每天去圖書館借書看,《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還有各國的一些小說,包括民間故事,我都是那幾年看的。都說「刻苦讀書」,我那時一點苦的感覺都沒有,讀什麼學什麼,都其樂無窮。
到高中,我遇到了一位汪老師,人稱「汪三角」,他的「三角」講得太棒了。他對我的表揚又激起了我對數學、幾何的濃厚興趣,我最後上大學學的是數學。汪老師在我們上高三時突然去世了,是遭遇車禍。我們許多同學都哭了。一個老師被學生深深愛戴,情感是非常真摯的。
張院長說,現在學生的壓力,說到底是考試的壓力懸在頭頂,因為它決定著你未來能踏上哪一級台階。我回顧,我那時特別願意考試,一考就能考好,一好就受表揚,就有成功感。一次次強化成功感,一次次成功又強化了自信心,這樣,這個學生就進入了一個學習的「正螺旋狀態」,這就是上升的狀態,就步入了成功的軌道。
反之,一個學生遇到困難和挫折,不被理解,總是遭到嘲笑和批評,那一次又一次地經歷挫折,對自信心、對學習興趣都是打擊。一次次打擊,就必然造成厭學,必然沒有自信,就步入了一個「負螺旋狀態」,這就是下降的狀態,就會產生失敗的學生。
接下來我問:以往那些成績很好的學生,大約有哪些因素?我的問題也引起了張院長的興趣,於是我們共同探討,感覺大約有這樣幾類:
一是家境貧窮的學生。在我多年採訪中,我看到相當多做出突出成就的人士生長於農村。他們家鄉的教學環境並不優越,但窮則思變,讀書成為他們迫切需要抓住的一條出路。他們由於入學之初特別用功而獲得好成績,從此成為老師表揚的對象,在一次次成功中進入了正螺旋狀態。
二是在強調階級鬥爭的年代,家庭成分有些問題的學生。他們知道,如果自己不特別努力,就沒有機會。由於努力,在學習上成為班上的尖子,也成為老師表揚的對象,在學習上獲得自信心,從而進入正螺旋狀態。
三是父母有殷切期望,教育得法,孩子也肯主動努力。他們入學之初取得好成績,屢受老師、家長表揚,被送上正螺旋狀態。
四是在學習的某個階段,由於某種機緣對學習發生興趣而獲得好成績的學生。他們從此受到表揚激勵,這又加強了他的發展。這其中最常見的「機緣」是遇到好老師。老師發現了他的閃光點,學生受到鼓勵,重新認識自己、發現自己,由此萌發學習興趣,進入正螺旋狀態。
當然,並不是所有家境貧窮、家庭成分有問題和父母有殷切期望的孩子都能進入正螺旋狀態。成功的學生往往有其共同點:在學習的早期階段,因成績處於班上的領先地位,被表揚被激勵,體會到學習的樂趣和成功的樂趣,終於走向成功。
小秋安在國內的班上已毫無領先優勢,而是被批評的對象了,怎麼辦?只好到紐西蘭去,在那樣的「蛋糕題」面前,小秋安的領先地位體現出來了,她的自信心得以重建,於是進入了正螺旋狀態。
秋安的領先地位對紐西蘭的孩子有沒有壓力呢?沒有。因為紐西蘭老師的教學,孩子們都能承受。他們是在寬鬆的快樂的教學中,專心致志地注重培養學生的自信心和成功感,這是符合少年兒童成長規律的。
張院長說,我們在紐西蘭,到處看到他們的中小學老師和顏悅色,總把鼓勵的語言掛在嘴上。大學教授則常常是在與學生「商量」中教學。他們的舉止言談很自然地體現在他們的職業行為中,這就是教育的境界了。
張逸民院長還告訴我:「我們石景山原古城五中的校長王槐樹,他還當過石景山教委教育督導室的督學,他的外甥已經到了上一年級的年齡,但他堅決不讓外甥上一年級,而讓他在幼兒園再學一年。這就是想透了的明白人。這是寧可推遲一年,也要讓孩子在上一年級時處於領先狀態。」
我與兒子
我也是個父親,每想到自己曾給孩子造成的損失,都非常愧疚。因為有些損失是自己「覺悟」後無法再彌補給孩子的。現在我也把自己和孩子的一段經歷寫出來,若能對更多的年輕父母——日後不重犯我的錯誤——有所啟示,也算是有點益處吧。
和許多父母一樣,我們也「望子成龍」。在他還只會哭的時代,我的月薪不到100元,但我和妻子買了一台700元的SONY收錄機,注重用音樂去開發他的大腦。
他哭了,我們打開收錄機放音樂,發現他停下哭泣,轉過頭來尋找聲音……SONY收錄機的音量指示燈五顏六色,很有節奏地閃爍著,像在跳舞。孩子爬向收錄機,去摸那平面的閃爍的燈光,在那裡又看又聽,眼睛黑亮黑亮,忘記了哭。
我們很高興,孩子對音樂、對燈光的色彩都有感覺。我們很在意他周歲之前是不是能說話,總是充滿信心地用吐字清楚的簡潔的語言跟他說話。孩子不滿一歲,果然會叫「媽媽」、「爸爸」,會說簡單的話了,說明他「天資」不差,這對我們是個很大的鼓舞。
中國許多家長頭腦里都有過「神童夢」。那「神童」是什麼概念?就是前人一再說過的,誰誰四歲能背詩,七八歲能賦詩云雲。我們也加入了讓孩子學背詩、學數數的行列。孩子三歲去看外婆,就能給外婆背「床前明月光」了,我們竊喜,這不是比前人說的誰四歲能背詩還早嗎?
五歲半孩子在幼兒園讀完「中班」,我們沒讓他上「大班」,找熟人「走後門」,讓孩子進了縣城最好的一所小學讀一年級。
第一學期下來,孩子《語文》《數學》的期末考試都得了100分。我們覺得:行!
第二個學期有問題了。孩子有點落後,作業經常被罰,錯一個字罰寫30遍,30個同樣的字,29個對了,有一個字落了一個點,再罰50遍……痛苦的童年開始了,經常承受被罰到深夜十一二點。我們知道孩子的腦子關閉了,他已經是在機械地動作,這有什麼意義?
我們也單獨跟老師交換過意見,老師說「意義在於培養他要認真」,錯一個點就是錯,將來考試就上不去,現在不讓他養成認真的習慣就不行!
好吧,我們配合培養他「認真」。但孩子被罰50遍,落筆畫的地方更多了,不得不由我們認真地來給孩子檢查作業,以免他再次被罰。
老師又反映他上課打瞌睡,反映他動作總是比別人慢,就連下課放學了,把筆收進筆盒、把課本放進書包這些動作都比別人慢。考試答不完,也不知他磨蹭什麼。到了二年級,毛病更多了,經常被罰掃地。
那時我到北京上學,其間回家一趟,妻對我說,老師說他不傻,要是傻我們就由他去了。有的題目比較難的,別人不會,他會,這哪是傻呢?他就是上課愛說話,要麼走神,作業不該錯的地方老出錯……你知道老師現在怎麼罰他嗎?讓他上課站在教室最後,面對著牆壁聽課。
我說,那還怎麼聽課?
妻說,老師說那叫面壁,看你還跟誰說話。
妻又說,你平時也沒時間教育兒子,我什麼話都對他說了,你跟他說說吧!
那天黃昏,我去學校接兒子。學校已經放學,他的班上塵土飛揚,幾個學生正在掃地,我看到了兒子,問:今天是輪到你掃地,還是被罰?
他說,我沒被罰掃地,也沒輪到掃地。
我說,那你為什麼還不回家,在這裡吃灰塵。
他說,黑板上的作業還沒抄完。
我說,其他同學都走了,你怎麼還沒抄完?
掃地的同學告訴我,說他上課的時候被老師罰面壁,其他同學上課時就把作業抄完了,他只能下課抄。
我用自行車把兒子帶回家,當晚給他說了許多話,包括說我小時候,為了看「小人書」一分錢一分錢地攢,攢夠了就去買「小人書」,用了很多年才把《三國演義》《水滸傳》《岳飛傳》那些連環畫基本看完。後來「文革」,我的100多本「小人書」都被燒了。再後來,你剛出生,我就把這些連環畫又都買齊了,本指望你完成功課後就可以補充這些對你將來非常有用的知識。可到今天,你摸過這些書嗎?我現在已不指望你讀它了,你就把課本上的知識管好,還不行嗎?
就在我這次回家的幾天時間,他仍因上課說話被罰面壁,放學也不馬上回家,跟幾個學習不好的同學到學校的後山上去玩,玩到星星滿天了才回家。一天晚上,我打了他。用家鄉竹子上掰下來很細的分枝,打了不傷筋骨會傷皮肉。我讓他自己把手伸出來,他伸出來了,我抽下去,他疼得把手縮回去。我粗暴地喊:伸出來!他再伸出來,我再抽下去……我是使勁抽,他再縮回去,我再喊,再抽,鮮血在他的手掌上出現了,他哭得發抖……我停止了。
這時,我似乎感覺到自己不對,但我仍對他怒道:「今天你也不要做作業了,玩吧!你就跟我們一起看電視,來,看電視!」
這時不讓他做作業,也是一種懲罰。我把他扯到沙發上一扔,「你就坐這裡看!」孩子不敢不聽,也不敢哭,就坐那裡。
我們真看電視。他母親也不說話。這天電視上播個什麼電視劇我記不得,但記得電視劇里有個人物很不爭氣,而且經常被人欺負,孩子突然小聲地說了一句:「真窩囊!」
我頓覺有一條鞭子抽在我心上,慚愧、後悔、心的疼痛,像決堤的水湧來湧來……火車載著我再次離開故鄉前往北京,我對兒子的粗暴,令我愧痛得無法描述,那是我終身也無法忘記的。
任何時候,想起他那句「真窩囊」,我都會閉上眼睛……那天夜裡,兒子冒出那句「真窩囊」時,我注意到兒子並沒有對我懷恨。是兒子已經原諒我了?不,兒子的心中壓根兒就沒有恨,也沒有「原諒」這樣的意識,他在被我打的時刻和被打之後,最擔心的就是怕我不愛他了……這件事情會讓我愧疚一生,我的粗暴和施虐是不可原諒的。在這件事中,我看到了自己人性中有一種「惡狠狠」的醜惡而殘暴的東西!我憑什麼這樣對待兒子,就因為我是他的父親?我意識到了所謂「家長式」在我們許多人的靈魂中都滲透得多麼深!它是我們社會中不平等、不文明、不***等現象的家庭基礎,是個人身上就存在的劣習劣根。
今天我已能認識到,我在兒子剛剛出生就為他準備好了許多「小人書」,也是我犯的一個錯誤。我自己少年時一點一點地把零錢積起來去買書,「連環畫」好比「連續劇」,是有懸念、有巨大吸引力的,我看完一本,沒了,就想聽「下回分解」,於是就有很大的興趣去尋找。再得到一本新的,那閱讀真的是「如饑似渴」,這整個過程是去獲取見識、了解未知的過程。可是,我把一切都給孩子準備好了,就消滅了他去獲取的興趣。
類似的例子還見於一位女教師給我講的一個故事:有個初一女生自己攢錢想買一部《哈利·波特》,快攢夠了,碰到了她的生日,母親把《哈利·波特》買回來了,作為送給她的生日禮物。沒想到女兒頓時眼淚掉下來,不是感謝,而是說:「沒勁透了!」
從此拒絕看《哈利·波特》。
別人聽了都說,你看你,自己沒花錢,又得到了你想要的《哈利·波特》,這多合適呀!
可孩子不是這麼想的。這個世界能給予她發揮一點主動性的空間已經微乎其微,好不容易有一本自己想要的書,她想通過自己的努力去獲得,而且為此準備了很久,就要成功了,突然,母親消滅了她的願望。
再說我的兒子讀到三年級,成績是班上中下水平。他雖然各科成績都沒有不及格,可以升四年級,但我們意識到不能讓他接著讀四年級了,只好選擇讓他再讀一年三年級。又考慮到不能在原校重讀,於是再找關係,把他轉到了離家較近的另一所小學重讀三年級。
我們鼓勵他:沒關係,充滿信心,從頭再來!
但不久,我們發現,過去的經歷對他的影響是很深的。他自己從未說過不想讀書,但重讀他讀過的課本,在他心靈深處引不起熱情和興趣,「厭學」在他的精神深處已被「培養」成熟了。重讀,他也只是中等水平。
這是他的童年。
「文革」十年,最大的損失恐怕是教育的損失。「文革」後,千千萬萬的家長對子女教育的重視是空前的,數不清的爺爺奶奶也在燈下盯著小孫子讀書。老師辛辛苦苦,家長辛辛苦苦,孩子呢?有人問:當今中國社會最辛苦的是誰?
都說:我們的孩子。
不是嗎?每天清晨,他們匆匆忙忙騎著自行車衝出院子趕去上學……晚上,家長在看電視,孩子在燈下緊張地做作業……大家都非常辛苦,非常用心。可我們的教育方式,常常表現為老師和家長配合著,在辛辛苦苦、兢兢業業地構成對孩子成長的壓迫和摧殘。
1992年,我調進北京,第二年全家遷到了北京。我向我並不認識的海淀區育英中學校長求助,感謝她接收了我的孩子進入育英中學。初中三年,孩子還當了三年班長。但在初三,我的孩子在中考模擬考試時成績落到班上後五名,遠落在海淀歷年的中考錄取分數線之下,在短時間裡他還能出現躍升幾十分的奇蹟嗎?如果不能,他將進不了高中了。怎麼辦?
我與他去散步,在大草坪上走了不知多少圈。那時我除了鼓勵他,還能做什麼?我怎樣才能讓他有信心呢?我沒招了,給他講打仗,我說毛主席說,戰爭的首要任務是保存自己。人生在最艱難的時候,就不要考慮能有多高的成績了,但可以考慮下限,下限就是「名落孫山」那個孫山。孫山是考取的最後一名,你的目標就是那最後一名,能考個北京全市夠上高中的那最後一名就是你的勝利,真正的勝利!
我說這看起來像個驚險動作,能做到這個驚險動作,也是很鼓舞人心值得一拼的。考上了就贏得未來高中的三年時間,然後再爭取,你看行嗎?
兒子說:「爸,我會!」
這一年,他15歲了。
我知道,讓他五歲半上小學一年級,這事實上讓孩子付出了多麼大的代價。我們已經無法讓他再回到7歲去從頭開始。在孩子成長的歲月,由於我們的錯誤給他造成的損失,不是他的考分多少能衡量的。未來的歲月,仍有許多壓力在等待他,而童年成長期的損失,很難彌補給他了。
我與張逸民院長的交談持續到黃昏,我與他告別。
他已知我想寫一本關於教育的書,在我臨走前對我說:「我這個筆記本電腦里有許多在紐西蘭拍的照片,你要是有興趣,可以拿回去看看。那些紐西蘭的孩子,你看看,不論在教室、在街頭,總是笑得陽光燦爛。那是童年,真正幸福的童年和少年!」
我說,那我就背回去看了。
他說,你還可以去訪問一些中學生,聽聽他們怎麼說。
我說,好吧!
相關思索——把孩子從負螺旋狀態解放出來
這個春天,我獲得一個印象深刻的「正螺旋」和「負螺旋」概念,以為用此了解並幫助自己的孩子,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所以想寫出來與大家共鑒。
假如孩子已處在「負螺旋狀態」,請立刻停止對孩子的批評、挖苦和苛責,否則無異於迫害!否則不論你多麼愛孩子,都換不來孩子的「覺悟」,因為你自己就在誤區。
因為此時繼續給孩子加壓,就是往「負螺旋」方向使勁,把孩子往向下的方向推,那就是在製造失敗。這時需要立刻著手尋找往「正螺旋」方向推助的用力點。
「是讚揚和鼓勵嗎?」有位當編輯的母親說,「不是沒有鼓勵和表揚,常常有一點進步就使勁表揚了,有時孩子也會保持一段,但轉眼間還是厭學,要不說說他,他馬上就不行了,怎麼辦呀?」
我想,了解了「正負螺旋」兩種狀態,還該牢牢記住,「自信心」和「成功感」是促成孩子進入正螺旋狀態必不可少的兩樣東西。
「自信心」很難通過高高在上的表揚使孩子獲得。如果孩子已處於負螺旋狀態,就好比掉在一個坑裡,他已經非常困難了,你站在坑上表揚他是沒有用的。你也要跳到坑裡去,就是說要去學會理解他的困難和痛苦,要找到和他的「共同體驗」和「共同語言」,才可能找到幫助他的有效辦法,否則他就很難上來。
「成功感」更是孩子自身的體驗,沒人能代替他體驗,但可以為他創造條件去獲得成功的體驗。總拿高標準去要求他,他達不到就沒有成功感可言。你降低難度,他達到了,成功的體驗就在他身心產生。不要說低難度沒用,請記住紐西蘭五年級那個「蛋糕題」並沒有妨礙他們成為世界一流的學生。這裡面其實是有哲學的,不僅僅是對待成長中的孩子,當你用一個過高的標準去要求對方時,可能適得其反。我們曾經用「共產主義」的高標準來要求一個生產力水平尚低的社會群體,其結果是付出沉重代價的。
成功的體驗不一定只在讀書。我的孩子曾在初一的寒假提出要獨自回故鄉看外公外婆,我們支持了他。他一個人行程數千里在某個清晨去敲外婆的門,讓外婆猛一驚喜,孩子獲得了一次非常快樂的成功體驗。
沒有成功感,就沒有自信心。深刻的成功感,即使在孩子遭遇失敗時也會對孩子以持續的支持,這比你的表揚更可靠。所以「成功感」是「自信心」的基礎。在「自信心」和「成功感」下面更深一層,還有一個要素叫「求知慾」。每個孩子天生就有求知慾,失去自信心和成功感,就會損害到「求知慾」,這就損害到深層。「求知慾」受損的表現就是「厭學」。
人生的求知慾是本,知識為末。傷害了學習的慾望,造成厭學,便是捨本逐末,以末害本。
過早地把孩子送進學校(至今是許多父母的做法),目的是想讓孩子早一點去獲取知識,以為「先下手為強」,其實讓自己的孩子小別的孩子一歲甚至兩歲去上學,並非優勢而是劣勢,讓孩子處於劣勢就難有自信,此後會一直處於艱難中成長。缺乏自信,世上萬種信息、千種機會就在眼前也會不知獲取,所以僅因「過早上學」這一步之錯,也可能貽誤終生。
所以,關注孩子處於哪種狀態比盯「分數」重要。孩子厭學就是處於負螺旋狀態,那就不只是成績處於下降趨勢,而是日子雖在延伸,人生卻困在歲月中沒有成長。若不發生逆轉,就會真正「沒戲」。父母的努力就是要全力以赴幫助他走出「負螺旋」。孩子一旦進入正螺旋狀態,那就是上升的趨勢,成長的狀態,他就會自己向著天空、向著陽光枝繁葉茂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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