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轉型期政治參與實現的特殊性
| 【內容提要】 | 政治意識和政治參與的擴大一般是伴隨著經濟市場化的過程自然形成的。社會自下而上的政治參與的制度化水平及其效果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性的重要指標。由歷史和現實所決定，中國目前社會轉型時期的政治參與嚴格說來並不是完全自下而上自發產生的，國家政策的許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日 期】2007-11-01【關 鍵 詞】轉型期/政治參與/國家/政治體制/經濟體制
[中圖分類號]D0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07)04-0098-04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從各個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在論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新要求時指出要實現：「公民政治參與有序擴大」。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亦稱參與政治，指「社會成員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參與政治生活的政治行為」[1]173。政治參與程度的高低與效能的優劣已成為現代社會衡量一個國家民主化水平的尺度。正如英國學者戴維·赫爾德所言：「當公民享有一系列允許他們要求民主參與並把民主參與視為一種權利的時候，民主才是名副其實的民主。」[2]398顯然，研究轉型期中國社會政治參與實現的方式、途徑，對於實現社會主義政治現代化，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一、現代政治參與的一般形成一般說來，在現代化歷史進程中，政治參與的擴大直接源於社會經濟市場化的發展。對於二者的這種聯繫，塞繆爾·P·亨廷頓等人從廣義上大致歸納了這樣幾點：其一，在一個社會內部，政治參與的水平會隨著人們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同而異。市場經濟發展會使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和獲得較高的地位，進而擁有較高的政治作用和能力感，因此，更容易成為政治的積极參与者。其二，社會經濟發展還導致了社會衝突的激化，這些衝突必須在政治上尋找解決的途徑，從而導致政治參與的擴大。其三，市場經濟發展導致各種組織和協會成倍增加以及為數眾多的人參加這些團體，社會集團往往通過有組織的集體活動來爭取和保護自身的社會利益，從而促進政治參與。其四，市場經濟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需要並促成政府擴大其職能。這樣，政府行為對社會內部各集團的影響越大，這些集團就越會積極地去影響政府的決策。其五，社會經濟現代化所包含的平等權利和意識，在某種程度上使政治參與合法化，也為政治參與創造了條件。然而，儘管存在著國家政治參與的形式隨經濟發展而增加的普遍趨勢，但兩者之間的相關性還是有限度的，並不必然表現為明顯的正相關關係。社會所存在的政治參與的很多差異並不與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異相一致，社會內部各個地區之間的政治參與比例的差異，也不一定與社會經濟現代化的差異相一致[3]189-205。社會經濟現代化還促進了政治參與基礎的變化。亨廷頓和納爾遜合著的《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開篇便告訴人們：政治參與擴大是政治現代化的標誌。在傳統社會，政府和政治通常只與少數精英有關。……在所有現代工業國家……都普遍確認和強調積極的公民權原則[4]。因此，政治參與和民主緊密相連。雖然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更多地強調代表制，即人民選舉代表管理國家。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政治參與就只能成為某些人的特權，也不意味著政治參與只有選舉代表這一種形式。恰恰相反，權利的分立與制約是現代民主的一項重要內容，它內在地要求公民政治參與方式的更為理性化和政治參與成員的更為普及化，才能夠體現出這種民主的普遍性和有效性。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政治參與表達的不僅僅是一種平等思想，更重要的是體現了一種自由追求。當然，政治參與畢竟不同於政治管理、政治統治。提倡公民有政治參與的權利並不意味著要求每個人都直接參与政治管理，而是指公民可以通過多種多樣的方式影響和改變政治決策，表達政治立場，分享政治權利等。所以，問題在於，如果從根本上拋棄了大眾參與的可能性與必要性，某些人壟斷了政治參與的權利，公共權利很可能成為某些人撈取個人私利的工具。從這一角度來看，強調大眾政治參與就不僅僅意味著承認和保障普通公民的政治權利，而且意味著利用公民的政治權利來制約和監督公共權力及其行使者，而這本身也是一個法制社會的本質要求。除經濟方面的因素起著根本的決定作用外，影響政治參與的因素還有很多，如社會文化和政治傳統以及個體的社會背景、政治素質等等。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政治參與的擴大主要是由兩方面的因素決定的：一是市場經濟的推動，二是國家政策的支持。二、市場經濟對轉型期政治參與的影響傳統社會狹隘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往往使得普通民眾無法關心國家公共政治事務。中國社會轉型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現實生活中的運行，不僅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對於政治參與乃至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發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首先，市場經濟激發了公眾的政治參與願望。社會公眾政治參與的深刻根源隱藏於社會公眾的利益之中。市場經濟體制的構築過程也就是利益關係不斷調整的過程，它打破了原有的社會利益格局，打破了社會利益平均化的狀態，它在滿足公眾的利益願望的同時，既造成了公眾之間的利益差距，又激發了公眾更大的利益期望和利益追求。因此，公眾在爭取自己的利益的過程中，必然積極地介入政治過程，企望通過各種政治參與形式來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政治決策，從而爭取、實現和維護自己的利益。赫爾德發現，對於決策的參與越廣泛，決策與直接影響人們生活問題的聯繫就越緊密，那些受其影響的人就越相信他們對於決策的投入會真正有用[22]221。其次，市場經濟喚起了公眾的參與意識。市場經濟的引入不僅意味著經濟體制的巨大轉換，更意味著思想認識上的革命。傳統社會主義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不僅統一支配了人、財、物，還統一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公民的主體意識淡漠乃至缺失，容易產生依賴性和盲從等消極心理特徵。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獨立、平等的主體意識得到培育和強化，尤其是個人或組織的可支配物質財富的增加更增添了人們的自信、負責和自主的心理傾向，從而為個人或組織的政治參與奠定基礎，推進了民主政治的形成。最後，市場經濟為政治參與提供了物質保障。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僅喚起了公眾的政治參與意識和願望，而且以其對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為政治參與提供了物質條件。這首先表現在對公眾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嚴重貧困的群眾，根本無法獲知參加公共事務的足夠的信息，對公民事務進行有效的討論。」[5]111同時，市場經濟在改善公眾生活過程中推動了信息傳播和接受手段的普及和發展，使得人們獲取政治資源的能力和數量及真實性大大增加，這為公眾形成共同利益基礎上的共知與共識創造了條件。因為，「如果民主國家中無論間接或直接民主，有治理權的公民處於一無所知的狀態，要想治理好這個國家是不可能的。」[5]159值得一提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政治參與的促進作用，並非一開始就能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來，恰恰相反，由於市場經濟的特性，它對政治參與的影響首先是一種淡化的作用，之後才逐步強化。因為，過去的計劃經濟抑制了人們對經濟利益的追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使實利性的經濟機會增多，人們能夠自由進行社會經濟活動，對經濟利益的關注會一度取代人們對政治參與的追求。當然，這種淡化作用在一定時期內有利於人們集中精力搞好經濟建設，保持相對的社會政治穩定，但也會由於政治過程中公眾政治參與程度不高而使社會對公共權力監控程度降低。不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要求相對滿足後，市場經濟對政治參與的強大推動作用就會逐漸顯現出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對於公民政治參與權利的擴大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進一步強調：「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各方面體制改革創新，加快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步伐，全面提高開放水平，著力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和機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必將進一步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將為公民政治參與創造更加有力的體制和機制環境，開拓更大的政治參與空間。三、國家在轉型期政治參與中的作用在現代民主國家，公民的政治參與是靠一整套健全的制度來實現的。政治參與在中國實踐中的擴大，與國家政策的支持有著密切的關係。憲法肯定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基本權利，為群眾的政治參與奠定了法律基礎。我國在公民政治參與方面建立了諸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信訪和舉報制度、基層群眾民主自治制度等，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然而在政治參與的一些具體制度上還不夠完善和健全，還沒有形成健全的政治參與的民主運行機制和程序。例如在基層群眾民主自治制度方面，沒有正確處理基層群眾民主自治組織與黨組織的關係，往往以黨包攬一切；基層群眾民主自治的結構不合理，功能不健全，職責不明確；在實踐中還未真正體現「民主自治」的原則。由於以上一些具體制度上的缺陷以及在實踐中的偏頗，勢必嚴重地影響和阻礙公民有效地進入國家政治生活過程，發揮他們管理國家、當家做主的能動性。這樣，也勢必會影響到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順利推進。因此，只有革除這些弊端，完善政治體制，才會有高水平的政治參與和民主政治的順利發展。要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除了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大力發展教育科學文化事業，提高全體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素質之外，國家還必須從以下三個方面尋找出路：第一，增強公民主體意識，促進和擴大政治參與。所謂主體意識，是指政治參與的主體——公民在參與國家社會政治生活的活動中，表現出來的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積極主動的精神。這需要對公民進行法律意識、公民意識等現代政治意識、政治思想的教育和灌輸，切實貫徹「相信群眾能夠自己解放自己」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讓人民群眾自己參加管理國家政治事物和地方政治事務，讓人民群眾通過參與政治，「可以學習如何發揮自己的政治作用，變得關心政治，增強對政治的信賴感，並感到自己是社會中的一員。」[6]5第二，建立、健全政治參與的最佳角色結構，充分發揮其政治功能。現代政治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政黨、利益群體及其他社會政治組織的政治活動異常積極、活躍，個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微弱，因此，人們往往以加入政治組織或組織政黨來影響政治過程。另外，大眾傳播媒介的勃興及其在政治生活中所起的獨特作用，也是一個較為顯著的特點。在發達國家，大眾傳播媒介被視為獨立的「第四種權利」(與立法、行政、司法並立)，並把它作為對政府監督的重要政治力量。鑒於此，我們要建立的政治參與的最佳角色結構可以描述為：以大眾傳播媒介為導向，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為核心，人民代表大會為國家權力載體，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諮詢智囊組織為紐帶，基層群眾民主自治為基礎，以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管理國家社會自治事務、擴大政治參與、增強參政能力的最佳角色結構。第三，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使公民政治參與制度化、程序化。現代社會的政治體制，必須是有高度的自主性、適應性和凝聚性，才能有助於公民政治參與的擴大、民主政治的發展，以致整個社會的進步。我國的政治體制還有許多不夠完善的地方，還缺乏相當程度的自主性、適應性和凝聚性，即自我適應、自我調整、自我運行和自我發展的能力還不夠。並且，政治體制的諸項改革不能孤立進行，而是相互聯繫、相互促進的，這樣才有利於公民政治參與的制度化、程序化。當然，在改革中也有側重點的不同，不能因此而顧此失彼。總之，搞好政治體制改革，對公民政治參與的擴大與政治參與的制度化、程序化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政治體制改革一方面要藉助於公民的政治參與，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它對政治民主化過程的推進，對參與擴大化和參與制度化、程序化的加強效能。用一句話來概括，我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所要建立的政治參與的民主運行機制和程序是結構性的[7]96。當然，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中國在社會主義轉型期，國家始終面臨著兩難選擇：不擴大政治參與，將削弱其合法性基礎，甚至可能導致權威危機；而擴大政治參與，推進地方自治，又與其面臨的提高中央政府政治整合能力、加強對地方的控制和對社會管理的使命背道而馳。也許，有效的解決辦法是：「當中央政府政治整合能力得到強化、合法性和權威性沒有受到嚴峻挑戰時，應該積極主動地承擔起推進政治發展的角色，擴大政治參與，滿足精英階層的參與訴求，以激發政治體系的活力，擴大政府合法性基礎。同時，應當承認在公共權力運作的精英原則與政治理想主義之間存在著某種難以協調的緊張關係，這就要求公共權力資源從封閉到開放應具有漸進性。消減張力、擴大開放的進程，都應以利於優先滿足普通民眾的利益訴求為標準，而不能僅以政治理想主義的理念為依託。當然，這一過程要求充分利用國家力量和政府行為，在政治發展中發揮推動和引導功能。這樣，政府所追求的政治穩定這一優先目標和普通民眾擴大政治參與的訴求將得到協調同步，並相互促進。」[8]413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深化，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隨著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民主政治建設的進程將被大大推進，公民政治參與的體制和機制將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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