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走向歷史破曉時分(6)

　　中國欲承擔此一偉大使命，必須堅持本民族古典文明的精粹，決不能喪失其主體性地取法西方，只要中國「遵循自己的三大宗教教義，即從一切的人的權力統治下解放出來（儒教）；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道教），實行自我犧牲，溫順，對一切的人和一切的生命都滿懷慈愛（佛教），他們現在所遭受的一切災難便會自行消亡，任何力量都不能戰勝他們」。

　　托爾斯泰雖然沒有到過他神往的東方，沒有見過一個中國人（見過幾個日本人），但他已從日本身上預感到某種不祥的徵兆，「求上帝別讓中國走上日本的道路吧！中國人民，也像所有的人們一樣，應該發展自己的精神力量，而不是一味地完善技術。如果精神力量被扭曲了，技術的完善只會帶來毀滅性的後果！」

　　如果中國「把在歐美已被明眼人識破、完全站不住腳的形式照搬到中國來，那就是致命的大錯了」。

　　對於義和團展示的中國二十世紀激進主義的早期趨勢，托氏深以為憂，「重要的是中國人民不要放棄忍耐，不要改變對暴力的態度」，他反覆告誡中國，「不以惡報惡和不參與惡，不但是得救，而且也是戰勝惡的最為妥善的方式。如果中國人民真的失去了忍性，那麼這就可怕了」。

　　他引用赫爾岑的話說，未來世界，「不可能容忍一個擁有電報和電動機的成吉思汗」。

　　托氏預見到，他的祖國與東方和中國有某種命運上的聯繫，「有著一種內在的、心靈上的聯繫，它們應該手挽手走在一起」。

　　但是，這位不僅是十九世紀，也是二十世紀世界歷史的預告者再次告誡說，俄國和中國這兩個偉大民族之間，「千萬不要以種種外交聯盟的形式中政府結盟的形式」結盟，因為任何結盟，都是喪失自信和別有他圖的結果。

　　聽誰的呢，同屬俄國民族，一位是民族靈魂的代言人，不僅終身致力於反對沙皇專制、農奴制和愚昧、黑暗，而且洞察人心，對人性的原罪、邪惡和暴力本能有足夠清醒的警覺。一位是凌駕於國家和民族之上的暴君。

　　歷史已表明，斯大林主義給中國輸送的，既不符合中國歷史文明之道，也悖於世界主流文明之途，同時也為俄羅斯歷史所難容。

　　中國二十世紀的偉大朋友之一是印度詩人泰戈爾。

　　孫中山、宋慶齡、蔡元培、梁啟超都曾誠摯地邀請和歡迎這位東方首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來華，胡適、陳獨秀、辜鴻銘、林語堂、瞿秋白、魯迅等人都對泰戈爾主義發表過立場各異的評論。

　　周恩來1956年訪印時還強調：「中國人民永遠不能忘記泰戈爾對他們的熱愛，也不能忘記泰戈爾對他們的艱苦的民族獨立鬥爭所給予的支持。」

　　1924年春，泰戈爾在北京、上海、南京、濟南、杭州、太原等地巡迴演講。

　　中國國民黨剛剛召開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國、共兩黨在蘇俄撮合下實現了第一次合作，孫中山接受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中華民國」這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開始出現了經由蘇俄導入的西方激進主義思潮。

　　泰氏告訴中國東道主，東方確實「必須接受西方的真理，即使仰慕和讚美，也不為過」，如果拒絕西方，「我們的文明就會流於片面、獃滯、了無生氣」。

　　但是，泰氏與托爾斯泰一樣，希望中國不要盲目取法西方。

　　我們正處在人類歷史上最偉大、又最苦痛的時代，各個民族都會先後從他們的「隱秘居所」走到人類這一共同世界中來，泰氏不無憂鬱地說，「人類的真正勝利還沒有實現。

　　今天，半人半獸的子孫在世界各個角落興起，其恐怖形式，比那些史前巨獸更富毀滅性。

　　人類正在逐漸地失去自由、人性和生活，強權和文明披著面紗以掩蓋其食人的習性，墮落和災難已經開始征服世界，人類跪拜在金錢和權力的偶像前。」

　　作為剛剛經歷了尋求「進步」的民族中的一員，泰氏憂心忡忡地告誡中國：

　　我不能相信地球上任何民族同時可以偉大而又是物質主義的，我有我的信條，也許你們願意稱為迷信，我認為凡是偉大的民族都不會完全受物質主義支配。種種自然的現像都含有妙不可言的消息，使我們感受到生命的內蘊的歡快，我不相信你們的靈魂是天生的聾窒。

　　我們東方人從不敬仰與死亡打交道的將軍，也不敬仰巧舌如簧的外交家，我們只敬重精神領袖，他們能拯救我們，否則，我們將要滅亡。

　　物質力量最終不是最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會摧毀它自身。

　　機槍和戰鬥機能使無數生靈喪失其下，而西方也會沉入其中，我們不準備步西方的後塵，去比較誰更自私，誰更殘忍。[作者註：泰戈爾，《在中國的談話·與學生的談話》，浙江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泰氏從英國對印度兩個世紀的殖民歷史中看到，「衝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義的根源和核心。

　　人類歷史已經到了這樣的階段：有道德的人、完善的人，在幾乎是不自覺的情況下，越來越屈從於為這個政治的商業的人——只有有限目的的人，讓出地位。

　　這個過程藉助於科學的驚人進步，正十分得勢，引起人的道德上的混亂，使人性方面在沒有靈魂的組織的陰影下，變得模糊不清。我們感到它像鐵鉗似的緊緊鉗著我們的生命根柢。」

　　泰氏是對民族主義這一「使全世界為之戰慄的魔鬼般的恐怖」最早發出預警的東方人。

　　他在《西方的民族主義》一文中指出：「民族的概念是人類發明的一種最強烈的麻醉劑。在這種麻醉劑的作用下，整個民族可以實行一整套最惡毒的利己主義計劃，而一點也意識不到他們在道義上的墮落——實際上，如果有人指出，他們會感到非常惱怒。」

　　在訪問中國之前，泰氏在訪問日本時，曾以日本和亞洲人民「忠實朋友」身份，直言叩問日本：

　　全世界在等著觀看這個偉大的東方民族從現代手中接受機會和責任以後準備做什麼。

　　如果是單純照抄西方，那麼它喚起的巨大希望將會落空。

　　因為西方文明向全世界提出了嚴重的問題，但是並未找到圓滿的答案。

　　個人和國家之間、勞資之間，以及男女之間的衝突；物質利益的貪慾和人的精神生活之間、民族的有組織的自私自利和人類的崇高理想之間的衝突；同商業和國家的龐大組織不可分的一切醜惡的錯綜複雜的事物與人類要求單純、美觀和完全消閑的天性之間的衝突——所有這些，都需要用一種還沒有想像得到的方式使之達於和諧。[作者註：泰戈爾，《民族主義·日本的民族主義》，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他像告誡日本一樣告誡中國，一個國家突然驚訝於巨大的成就，從歷史角度看，這是非常危險的。

　　考驗將是嚴峻的，傲慢的沙暴會湮沒智慧的路徑，傲慢導致盲目，造成隔閡，埋下毀滅的種子。

　　泰氏的眼光似乎穿透歷史，看到今日中國的某些側面，「污損的工程已經在你們的國度里佔據了地位，污損的精神已經闖入你們的心靈，得到你們的欽慕。假使你們竟然接受了這個闖入的怪物，假使你們竟然得意了，假使因此在幾十年間你們竟然泯滅了你們偉大的天賦，那時候剩下來的還有什麼？……因此我竭我的至誠，懇求你們不要走錯路，不要迷惑，不要忘記你們的天職，千萬不要受那惡俗力量的引誘、誕妄的巨獸的叫喚。」

　　與托翁一樣，泰氏也對中國寄寓著深深的東方式希望：

　　你們是存在時間最長的民族，多少世紀以來，你們的智慧是堅信善，而非仗恃力量。

　　人類的文明正等候著一個偉大的圓滿，等著它的靈魂的純美的表現，這是你們的責任，中國應該在這個方向中盡你們的貢獻，凡是有圓滿品性的都屬於人類，我遠道而來，圓滿，這就是我感領到的中國款待遠客的恩典。[作者註：泰戈爾，《在中國的談話·與教師的談話》，浙江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日本辜負了這位印度詩人和整個東方的希望，日本受到了可以被視作「天譴」式的懲罰。

　　作為亞洲第一個完成工業化和物質現代化的國家，日本的榜樣不僅是災難性，而且是悲劇性的。

　　直到今天，日本在道德和精神上仍然無力自拔，作為全球性經濟大國，仍然保持著文明侏儒的可悲形象。

　　日本的教訓絕非大和民族的單獨遺產。

　　日本明治以後奉行的狂熱民族主義、富國強兵國策和軍國主義，都在「文革」前後的中國社會閃現過其不祥的色澤，日本民族最慘痛的教訓，莫過於傲慢與狂妄。

　　一個崇尚物質與武力的民族，一個昧於文明、不諳和平、不尊重人道的民族，一旦因緣湊齊，就必然走上戰爭和毀滅之途。

　　中國人不應忘記我們的學生、仇敵和罪人犯下的彌天大錯。

　　作為二十世紀亞洲世界最著名的代言人之一，作為最先和完全被西方征服的偉大古代東方文明的捍衛者，泰戈爾曾對西方文明深致敬意，他用印度獨有的融宗教、哲學、詩和音樂為一體的文體，謳歌西方文明「太陽般」的輝煌燦爛。

　　有史以來，還沒有一位西方詩人對本西方民族表達過如此充滿人類高尚情感的情感，也沒有一位西方哲人懷抱著如此悲天憫人的聖哲之心：

　　我必須毫不猶豫地承認歐洲的偉大之處，因為它的偉大是毫無疑問的。

　　我們情不自禁地衷心愛它，對它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這個歐洲，在它的文學藝術中像瀑布似的源源不斷地傾瀉著美和真理，滋養著一切國家和一切時代。

　　這個歐洲，有一種力量無窮的巨人意志，正在跨越宇宙的高山和深谷，從宏觀世界和微觀世界取得它對知識的尊重，運用它全部的偉大智力和心靈恢復病者的健康，解救人類的苦難，那些苦難直到現在我們都是無可奈何地在忍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