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破碎的中國上古神系(6)

第6頁 :四、庸俗歷史主義的神話解讀四、庸俗歷史主義的神話解讀自從戰國以來，歷史學家從未停止過把神話改造成歷史的努力，也從未終止過清算神話和神祇的話語實踐。《世本》的「三皇五帝」系統和《史記》的紀傳系統，都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而《漢書·古今人表》則提供了另一種金字塔式的垂直架構，它按世俗政治的尺度，把神祇和神話人物分為上中下三個等級，其中最顯赫的神祇，列為「上上」之等——宓羲氏（伏羲氏）、神農氏（烈山氏、厲山氏、大廷氏、赤帝）、軒轅氏（黃帝氏、黃軒、皇軒、地皇、黃神、有熊氏）、金天氏（少昊、白帝、摯、契、西皇、窮桑氏、桑丘氏、雲陽氏、金寶氏）、高陽氏（顓頊）、高辛氏（帝嚳、俊）、陶唐氏（堯、伊堯、唐帝）和夏後氏（帝禹、大禹、伯禹、神禹、戎禹）。炎黃之前的19位先帝，被古人列為「上中仁人」，祂們包括：女媧氏（蛇身牛首虎鼻）、共工氏、容成氏（庸成氏）大廷氏（大庭氏，始見於《莊子·外篇·胠篋》）、柏皇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廬氏、混沌氏（以上諸氏均首見於莊子，疑為通過印度輸入的神祇，神格與事迹都佚落不明）、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亡懷氏、東扈氏和帝鴻氏等。歷次浩劫下的殘剩的東亞神話視覺文本，只是一些單一圖像（如半坡陶盆上的人面魚紋、良渚神徽和少數玉器龍紋），而敘事性圖像，則主要集中於兩漢的畫像磚（石），後者是經過儒士和道士們集體篡改後的結果。在血緣/姻親政治的藍圖指導下，儒生們終於串聯起了各神之間的血緣傳承關係，猶如串起一堆面目可疑的祖先頭骨。而道士們的工作，則是把所有探求永生的方術，都歸結於黃帝及其周圍神祇的偉大貢獻。在第二代神話的重構中，《山海經》作者無疑是比較聰明的祭司或文士，但他們以地理邏輯（「山」與「海」）重構神話的努力，不能令碎片轉為有機整體的生命。碎片終究只是碎片而已，它們無法按神學邏輯組織起來，用以完成宗教所需的精神敘事。正是這種失控的破碎化狀態，令第二代神話淪為一種文化冗餘，它們要麼被徹底遺棄，要麼被織進帝王世系的地圖，成為漢民族歷史敘事的零件。春秋戰國時期，原本是利用外部原型重組神話體系的最佳契機，卻因儒道墨三家的合力而被引入歧途，所有既有的神話材料，都被轉換為歷史血緣敘事，據此構築全球最大的祖先崇拜體系，而非成為重組民族神話的堅硬基石。來自異邦的移民，並未把祖地的宗教完整帶入東亞，而是僅僅植入了部分細節，進而在與本地土著的融合進程中，丟失掉全部的宗教記憶。與此同時，外部移民也加劇了本土宗教的覆滅。這是一種雙向的溶蝕效應，它同時終結了內外兩種宗教主體，而後，以祖先崇拜置換神祇崇拜，以祭祖儀式置換祭神儀式，以中間價值置換終極信仰。這是一場罕見的精神災難，它從一開始就註定了中國人零度信仰的命運。[ 佛教的引入是一場事後的救贖，但它沒有從根本上達成外在和內在的雙重超越。] 神話是宗教的隱喻式表述，也即神學的華麗錶殼。華夏神話一旦喪失宗教根基，就只能成為失魂落魄的寄生物，猶如漂浮在神殿廢墟上的幽靈。戰國和兩漢期間，第二次神話解構運動開始湧現，以司馬遷為先鋒，幾乎所有的士人都參與到這場摧毀運動之中。神話被迫提前退位，以便為歷史的生長開闢道路，而殘剩的神話，則由碎片變成一堆無法辨認的「他者」。在歷代宮廷繪本上，到處是由謊言線條組成的偽神話意象。這是飽受雅思貝斯盛讚的場景，它完全符合軸心時代理性主義的世界性原則。本土文化工作者指鹿為馬的慣用手法，通常有下列幾種——第一，混淆神祇和信奉該神祇的族群（部落、酋邦、王國）的差別，直接把人類部族和神祇加以等同。這是歷史主義敘事的重要特徵。它總是把神祇簡單指認為部落或部落聯盟的首領，而把神話解構為所謂「信史」或「准信史」。例如，把黃帝指認為姬姓部落的酋長，並以一個上古政治領袖的面貌出現，而跟神話和信仰沒有任何關係。早期的歷史主義敘事，受制於史官的祖先崇拜和血姻政治觀念，而晚期則受制於「神話是歷史的反映」之類的「歷史唯物主義」立場。[ 這種建立在「反映論」基礎上的「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從延安開始，長達大半個世紀，至今都是支配中國史學界的「指導思想」。這兩種思潮匯成了衝垮神話的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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