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末地主階級到當代的善良資本家

　　最近，王思聰以其言行贏得了不少人的好感，大家都認為他以及他代表的「聰明的富二代」意味著某種善，至少不是惡。那麼當真如此嗎?

　　明末紈絝往往嘲笑和鄙視人民的智識，卻常對代表江南地主利益的東林黨人有惺惺相吸之感。他們欣賞東林黨人的道統和他們的善辯，並認為這是某種與自己相符的可交之輩。同時他們自認為飽讀聖賢書不做仗勢欺人，與民爭利之事，算是社會的有益之人。也確實，說服地主老爸賑災開粥鋪的往往就是這一群人。雖然他們對人民的愛是帶著居高臨下的憐憫和輕視上的，但是我們似可將他們認為是「好人」、「有資本有優越感」。但真相很殘酷，他們事實上享受並支持明朝的優待士紳之策。明末三大餉絕大多數壓在自耕農頭上，而這是導致農民大批破產需要賑災的源頭，明末的天災只是導火索。

　　原因主要有三：

　　一：有功名者減免稅，哪怕是秀才，很多稅務也是可以不交的，見官可不拜，出行百里不需路引，和現在相同，窮苦人家往往是出不了秀才的，明末社會流動性之低令人髮指。

　　二：有功/爵者減免稅。功臣和王爺，爵爺是不必納稅的，明末土地兼并嚴重，良田大多掌握在他們和大地主手裡(實際上這兩種身份往往是重合的)，國家實際承擔稅負的恰好沒有最富有的人。導致崇禎年國庫空虛而巨富眾多(闖王進北京時國庫搜出10來萬兩白銀，而達官貴人們被抄家光現銀就7000多萬兩)。早些年的軍戶基本淪為衛所官員的佃戶。商人地主之毒更甚：商人荒年高價賣糧，豐年低價收糧。而自耕農為了周轉往往不得不向地主借貸，幾年下來基本幾畝薄田就盡歸人手。同理，美國富人的實際稅負高於中產階級，索羅斯談及富人稅時坦言自己交稅還不如自己秘書多。而我國，原始積累階段顯然並不願意承擔「資本外流」，事實上你越有錢，越來越多的優待政策就落在你頭上。

　　三：有財/權的人更容易避稅，明末雜稅增稅之多往往超過正稅，三大餉實收的話只佔自耕農收益的20%，日子苦了點還是過的下去的，但是層層盤剝之後就數倍的壓在自耕農之上導致流賊四起，盤剝中最為出名的就是火耗，怎麼講呢?就是糧食運輸的時候會有損失的，這個損失最初只是實事求是，但是後來就變成了斂財之法。具體做法頗有戲劇色彩：納糧時，小吏猛踹一腳，掉出來的就是小吏的合法財產，所以當時的糧食系統基層官員往往苦練腿功，據說有人可以一腳踢斷一棵小樹，但是這些手段是萬萬不會用在有勢力之人身上的。而現在，在私營企業中偷逃稅款和如何打法律擦邊球避稅已經是一門學問了。

　　所以，王公子毫無負擔的嬉笑怒罵就略顯偽善了。齊澤克在《暴力：六個側面的反思中》指出：結構性暴力是主觀暴力的製造者。製造慈善的人就是製造貧困的人，將數以百萬計的鈔票捐給艾滋病組織或寬容教育的同一個慈善家，通過金融投機毀了無數人的家庭，並因此製造了他們致力消除的貧困與不寬容。如果我們因此得到一個結論的話，那麼就是：慈善不能消解貧困，制度才可以。而一個國家最大的慈善家往往就是這個國家最大的敵人。

　　甚至在王公子們和明末士紳認為自己之所以有別於人是因為智識而非其他的時候(他們往往並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聰穎」與「底氣」來自政治經濟地位)，他們的反而成了他們最厭惡的「缺乏獨立思維能力」與「鼠目寸光」的人。心理學界普遍認為，智力一詞並不貼切，或者說至少智力是一個複合物：晶體智力和流體智力。前者可以認為是你的生物基礎，而後者是隨著經驗和技巧練習提高的，所以根據智力測試來看，受過教育的群體往往高過沒受過教育的群體，同一人的智力40歲時超過25歲時(而我們知道，大腦25歲就基本發育完畢了)。體現在具體操作上就是同一套試卷，農村出身的孩子智力往往會被醫生換算的高一點，而城市出身則不變。因此王公子的智商歧視綜合症恐怕難以成立，畢竟他連基本的全局觀都很是缺乏,這很考驗右腦的統籌能力。所以王公子的優越恐怕並非來自天資，大多還是來自於金錢所提供的教育。

　　而被他斥為無腦的網民之所以「無腦」，往往也是王公子所支持的投資體系所致。王公子在罵出「無法想像為什麼會有這麼蠢的人」時，恐怕想不到正是因為他們沒錢所致，寒門再難出貴子，流體智力有賴經濟支持，而沒錢的唯一原因是打工永遠無法跑贏資本。皮克提在《21世紀資本論》中得到結論：r>g，資本回報率永遠跑得贏GDP，所以只要謹慎投資，王公子永遠不會失敗(事實上也是如此，世界各國極少出現前1%向下流動)，永遠可以保持對網民的歧視，而可以對自己自欺欺人道「我比他們叼，全是因為我聰明，我沒錢也是聰明的啊!」

　　所以，王公子們恐怕既不無害，也不聰明，明末士紳想破腦袋也想不出流民為什麼不顧道統，有辱斯文，其實說好聽點就是階級局限性，說難聽點，怕還是太蠢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