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館風波：中日教育的天壤之別

原載《重讀甲午》，作者系近代史研究者。出版有《辛亥殘夢》、《北洋往事》、《1900：北京的春天有點亂》、等十餘部著作中國古話說得好，「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同光年間各軍工企業的不盡如人意，無疑與現代科技文化人才的匱乏有著直接的關係。傳教士李提摩太曾在回憶錄中說，他有一次向李鴻章建議，中國政府應每年投入一百萬兩白銀進行教育改革，但後者的答覆是：「中國政府承擔不了這麼大一筆開銷。」李提摩太爭辯說：「那是『種子錢』，將來會帶來百倍的收益。」李問他何時能見成效，李提摩太說：「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實施現代教育帶來的好處。」「噢！」李鴻章回答說，「我們等不了那麼長的時間！」李提摩太是晚清知名傳教士，後於庚子年後創辦山西大學堂（今山西大學的前身），他說的這次談話大概發生在1886年李鴻章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期間，這時離洋務新政已經二十多年了。當然，李提摩太的講述只是一家之言，因為從李鴻章的早期言論看，他對教育的看法未必如此（後期有所變化另當別論）。早在1864年，李鴻章在致總理衙門的牘函中即指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可「專設一科取士」。在當時崇尚科舉、鄙薄工商的社會氛圍下，這一建議無疑有些驚世駭俗了。之後，李鴻章又在論機器局事中再度闡發其觀點：「洋人以船炮為性命，不惜傾數千百萬之貲財，竭億萬眾人之心思，積數百年之動力，乃能精堅若此」，「中土若於此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1874年《籌議海防折》中，李鴻章提議設立「洋學局」，「分為格致、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炮法、化學、電氣學等數門」，所學如有成效，「與正途出身無異」。可見，當時的李鴻章也不完全是那般的急功近利。在西強東弱的局勢下，清廷也試圖有所作為。成立於同治元年（1862年）的京師同文館即為一例。開辦之初，同文館以旗人子弟為招生對象，當時並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因為其最初設想不過是培養翻譯以助對外交涉。孰料恭親王奕4年後的一個奏摺卻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並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中國近代教育的走向。奕重視洋務眾所周知，他見京師同文館經辦數年未見成效，而當時又急缺洋務人才，於是提出了一個新的設想，即將京師同文館的職能由外語教學（英、法文為主）轉換為語言與洋務並重，以更快培養出適合時代需要的新型人才。奕乃皇族出身，他對旗人子弟的素質習性素有了解，因而所提辦法就是從生源中入手，以便捷的方式選取最優秀的人才。奏摺中，奕提出京師同文館陸續增設天文算學館、化學館等新館，今後的學員將從正途人員中選取，範圍是年齡30歲以下舉人、優貢及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奏摺公布後，立刻在朝廷內外掀起了一場不小的地震，御史張盛藻隨後上疏抗議：「天文演算法，宜令欽天監天文生習之；製造工作，宜責成工部督匠役習之。文儒近臣，不當崇尚技能，師法夷裔。」在士大夫們看來，讓舉人、優貢這些正途人員去學習天文演算法、營造器械這些上不得檯面的事情，簡直就是儒林中的奇恥大辱。張盛藻的貿然上奏遭到奕?的駁斥。為表示對天文算學館的重視，清廷任命了三品京堂、太僕寺卿徐繼畲充任總管大臣，而之前的官員都是低級官員，館內的教習甚至只是月俸八兩的八品以下官員。鑒於朝中的保守勢力暗潮湧動，奕連續上了兩個奏摺進行解釋：「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若不從根本上用著實功夫，即習學皮毛，仍無裨於實用。……舉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倘能專精務實，盡得其妙，則中國自強之道在此矣。」「若夫以師法西人為恥者，其說尤謬。夫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或謂製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為之，……今日之學，學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並非強學士大夫以親執藝事也，又何疑乎?」奕說的不無道理，但他在奏摺中犯了一個更為致命的冒進錯誤，那就是把天文算學館的招生對象進一步擴大為「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等官」，理由是這些人「學問素優」而「差使較簡」，如果讓他們參與學習必然事半功倍。由此，奕的提議招來了保守勢力更加激烈的反對浪潮，而這一次擔當大旗的，是文淵閣大學士、同治皇帝的老師倭仁。倭仁系道光朝進士出身，曾歷任大理寺卿、工部尚書等要職，其思想保守固然不假，但他本人是真有學問，時有「理學大師」之名，頗受士林中人的景仰。倭仁對西學很不以為然，對那些主張洋務的官員也很看不慣，譬如外國公使駐京後，朝廷的六部九卿堂官通常會到各國使館去拜年，既是盡地主之誼，也是一種文化交流。但朝廷大員中，唯獨倭仁從來不去拜會外國人。實際上，一開始就跳出來反對天文算學館的御史張盛藻即倭仁門生，前一次上奏是否是出於倭仁的授意不得而知，但就觀點而言，兩人是一致的。這一次，倭仁親自出馬，他在上奏中針鋒相對地提出：「天文算學為益甚微，西人教習正途，所損甚大」；「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倭仁的觀點與曾國藩頗為接近，後者曾在一篇名為《原才》的文章中指出，少數道德完善的人可以榜樣的力量改革社會習俗，正如他的那句名言，「夫為戰者，在於人而不在於器也」。倭仁的奏摺披露後，守舊派士大夫們立刻將此奉為經典，廣為傳誦。不過，倭仁的奏摺也不是沒有紕漏，那就是這一句：「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奕抓住這句話，說倭仁既認為不必師事夷人，想必有洋務人才推薦，於是他故意上奏朝廷，讓倭仁保薦精於西學的中國教師並請倭仁來主持同文館。或許是一種有意的戲弄，慈禧太后頗為默契地批准了奕的建議，並讓倭仁隨即到總理衙門任職並主管京師同文館。原本大義凜然的倭仁這下陷入了被動，他哪裡知道什麼洋務，又哪有什麼人才可以推薦呢？沒辦法，倭大學士只好反覆稱病，拒不就任。等被捉弄得差不多了，慈禧太后才下令免去其任命，倭仁聽後長出了一口氣，「為之額手稱慶」。老夫子雖被暫時擊退，但這場風波所造成的影響是深遠的。在守舊派士大夫的鼓噪下，很多有意投考同文館的官員，最後都打了退堂鼓。結果，同文館在98位報名者中只錄取了30人，而因被錄取者的素質太低，很快又被淘汰了20人，剩下10人，最後也只有5人畢業。洋務派本希望通過同文館培養一批精通西學的中高層官員，這個計劃幾同夭折。為此，奕曾不乏憤怒地指出:「當御史張盛藻條奏此事，明奉諭旨之後，臣衙門投考者尚不乏人；自倭仁倡議以來，京師各省士大夫聚眾私議，約法阻攔，甚且以無稽謠言煽惑人心，臣衙門遂無復有投考者。是臣等未有失人心之道，人心之失，倡浮言者失之者也。」光祿寺卿于凌辰也認為:「天文算學招考正途人員，數月於茲，眾論紛爭，日甚一日，或一省中並無一二人願投考者，或一省中僅有一二人願投考者。一有其人，遂為同鄉、同列之所不齒。夫明知為眾論所排，而負氣而來，其來者既不恤人言，而攻者愈不留餘地，入館與不入館，顯分兩途，已成水火。」自詡國內懂洋務惟「區區一人」的郭嵩燾當時閑居鄉里，他在冷眼旁觀了這次爭論後也是氣不打一處來。在他看來，雙方「用意不同而同一懵懂，如群盲相遇於道，一無所見」。特別是奕派，郭嵩燾的批評更加嚴厲，認為其原奏立言悖謬，「無一語不足噴飯」，而其所奏章程，「閱之不勝駭嘆」。郭的理由是，奕的辦法流露出「取媚洋人」的傾向，「以洋人所授之業為升階狎侮士大夫，流俗之所爭趨，君子之所深恥」，而章程中的「拘禁之令，出入有制，而月一加考試」的辦法，是用「督教童蒙」的方式來對待「翰、詹事清貴人員」，這無疑是一種侮辱。更為不智的是，折中稱「欲嚴課程，必須優給廩餼;欲期鼓舞，必當量予升途」，這無異於以「獎敘利祿之名」誘導，為標榜「重氣節而輕名利」的士人所不恥。同為帝師的翁同龢雖也保守，但對於這場風波的無厘頭頗為不屑並諷之為「朝堂水火，專為口舌相爭」。 在他的日記里，翁同龢記錄了一副嘲諷同文館的對聯：「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有好事的士大夫們挖出「同文館」的「同文」二字，說它「未同而言，斯文將喪」。更有人指責奕的創議引誘儒生為鬼子門徒，所謂「孔門弟子，鬼谷先生」；「胡鬧！胡鬧！教人都從了天主教！」大體而言，當時的一般士人對西方科技可謂懵懵懂懂甚至是一無所知。晚清大學者王闓運在《論夷務疏》中提出的高論即足以令人噴飯：「火輪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輕捷為能，械以巧便為利。今夷船煤火未發，則莫能行，炮須人運，而重不可舉，若敢決之士，奄忽臨之，驟失所恃，束手待死而已。又況陸地行戰，船炮無施；海口遙攻，登岸則困蹙而擊之，我眾敵寡，以百攻一，何患不克。……故機器船局，效而愈拙。」從某種意義上說，「同文館風波」並非奕與倭仁的個人政爭，而是中西文化的首次交戰。在這場風波中，因參與的人都是朝中重臣，其爭論的效應也由此擴大數倍。就學說而言，倭仁之見仍為傳統的治國觀點，其對列強的壓迫及千年之變局的到來渾然不覺或有意視而不見；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奕的方法不僅不切實際，而且在對付倭仁的辦法上，實在有失大臣之體，有耍小聰明之嫌。事實上，奕?建議同文館從「舉人、優貢及五品以下京外各官」甚至從「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等官」中選取學員的做法，不僅急功近利，而且冒進過甚。這些讀書人功名已高，多數人盼官心切，科學素養和培養前途幾乎無從談起。最好的辦法，是從秀才中考取人才，並在各省普設新政學堂，以有計劃、有步驟地推行西方科學教育和研究，假以時日，循序漸進，或能有所成就。如此一場亂辯，洋務派沒有在輿論上真正把保守主義駁倒（甚至讓更多士人加入了反對陣營），由此也未能像日本明治維新一樣形成學習大潮。就此而論，這場爭論實際上沒有真正的贏家，兩敗俱傷之下，國勢依舊沉淪。由於招不到好學員，京師同文館對館內學生待遇極優。京師同文館出身的齊如山對當年「母校」的典故知之頗詳。據他回憶，當時館中伙食好得不得了：平時吃飯，六人一桌，四大盤、六大碗；夏天另添加一個大海，還有荷葉粥、果藕等等；冬天雖無大海，卻增加一個火鍋，還分什錦火鍋、白肉火鍋、羊肉火鍋三種，各種羊肉片、魚片、肝片、腰片及雞蛋、凍豆腐、佐料等等，應有盡有，吃不夠還可再添。當時的正陽樓飯館也不過如此。更絕的是，非但學生如此，就算有熟人來，也可以留飯，隨意點菜，一文錢都不用花。但就這樣，同文館仍招生不暢。據齊如山回憶，「館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學生。因為風氣未開，無人肯入，大家以為學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國。在漢人一方面，政府無法控制，招學生太費事，於是由八旗官學中挑選，雖然是奉官調學生，但有人情可托的學生誰也不去，所挑選者，大多數都是沒有人情，或笨而不用功的學生。……這些學生入了同文館以後，親戚朋友對於本人，因為他是小孩，還沒有什麼鄙視，對於學生們的家庭，可就大瞧不起了，說他墮落，有許多人便同他們斷絕親戚關係，斷絕來往。……社會的思想，對於這件事情看得這樣的嚴重，大家子弟不但不願入，而且不敢入，因之後來之招生就更難了。」[ 齊如山：《齊如山回憶錄》，第29頁。]相比於同時期的另外兩所學校，上海的廣方言館及廣東同文館，京師同文館儘管地位更高，但成績上並不出色。同文館之所以難出成績，很大程度上應歸結於科舉制度。科舉制度不但吸走了當時最優秀的人才，就連同文館學員也難免受到影響，甚至有再行投入科考者。如後來中進士、點翰林的汪鳳藻即江南製造局下譯學館出身，而福州船政學堂畢業生、後留學英國大翻譯家嚴復也先後參加過幾次科考，可惜均以失敗而告終。京師同文館的萎靡不振，與奕、倭仁當年的那場爭論無疑是密切有關的。但可惜的是，這場無謂的爭論未能確立同文館乃至新式教育的方向，反而錯失了它的目標。京師同文館原本應該發展成為「皇家學院」並為全國的新式教育樹立典範，但直到1902年併入京師大學堂之前，它的貢獻與其地位、投入相比都是極不相稱的。然而這又是誰的過錯呢？以識字率而言，晚清時期不能說高但也不算低，但和數十萬乃至百萬計的村塾、書院相比，同光時期所辦的新學堂只能說是屈指可數。除前文提到的同文三校（語言類為主）外，當時所辦的西學館不到十家（金陵算學館、湖北方言及自強學堂、川東洋學館、台灣西學堂、吉林表正書院、琿春翻譯俄文書院），其他新學堂則大多為軍事類。除江南製造總局和福州船政局所辦學堂外，李鴻章所辦的北洋系學堂有天津水師學堂、天津武備學堂及電報、水雷、魚雷、槍炮、醫學堂等。南洋系也辦有江南水師學堂、金陵同文電學館、江南水雷學堂，廣東則有實學博學館及水陸師學堂、水雷魚雷學堂、電報學堂，加上海軍衙門所辦的昆明湖水師學堂，全國的洋務學堂加起來也不過30餘所（其中還有短期辦學的）。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與中國同時期的新學堂數量之少、成效之低相比，日本的教育成就堪稱顯而易見。「維新三傑」之一木戶孝允曾說，「牢不可破之國基者，惟在於人。而期望人才千載相繼無窮者，惟真正在於教育而已」。這一結論，也是岩倉具視考察團在歐美遊歷後的共識。1872年，按「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的目標，明治政府頒布《學制令》並制訂了規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計劃。按此計劃，日本分八個大學區，每學區設置一個大學；每個大學區又分為32個中學區，每區設一所中學；每個中學區又分為120個小學區，設小學一所。如此，全國共有大學8所，中學256所，小學53760所(由於脫離實際，計劃後來有所修改)。學制發布第二年，小學在校生132萬，入學率28％；1879年，小學達28025所；1883年，小學在校生323萬，入學率超過50％；1895年，小學入學率升至61%；1900年後，根據新頒布的《小學校令》，小學免收學費，1907年開始又實行六年義務教育制，入學率已接近98%。[ 孫仁宗：《日本：驟興速亡的帝國》，第85頁。]早稻田大學創始人大隈重信曾說：「教育於維新之前，局限於武士四十萬之間。至維新之後，則普及於全民。」甲午戰爭前，日本已建有各類大中小學近3萬所，以至曾有人說，「日本學堂之密度甚於中國之鴉片館。」與中國不同的是，明治政府設立了專門機構文部省來全面領導教育改革事業，期間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並建立起完備的國民教育體系，而且在經費上給予充足的保證。如1885年，教育投入佔到國民收入的1.78％，占國家行政費的12％，1900年更是超過國民收入總額的2％。明治天皇在《五條誓文》中說，「求知識於世界」，實行新教育是國家振興的關鍵，也是關乎國運的系統性工程。明治時期的日本教育，實行「政府主導、全國動員、全民參與」的模式，在歐美成功經驗的啟示下，其中又分基礎教育、職業教育與高等教育，三者相輔相成，循序配套推進。在基礎教育取得成效之時，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也迎來了黃金時期。據統計，從1878-1895年，日本共培養出23100多名大學畢業生，期間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早稻田大學相繼創辦；到1918年，日本已擁有大學及各類專門學校118所。反觀中國，直到1895年才創立北洋大學（天津大學前身，中國最早的工科大學），而1898年創立的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當時還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新式大學。至於近代國民教育體系的革新，還得等到清末新政特別是1905年廢除科舉之後，兩者差距接近30年。在派遣留學生方面，中日兩國幾乎同時起步，效果卻迥然相異。除派遣軍事留學生外（船政局學生如劉步蟾等，還有武備學堂學生如段祺瑞等），清廷從1872年始分4批共派出120名幼童赴美求學。按原規劃，幼童們應在美國學習15年並完成大學學業。但不幸的是，這一計劃因種種原因而未能繼續執行。1881年，在大多數人都未能完成大學學業的情況下，留美幼童被全部撤回，當時只有2人從耶魯大學畢業（詹天佑和歐陽庚），而另外38人時已進入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瑞薩爾理工學院等院校學習。日本這邊，從幕府末期至明治時期，先後向英、法、德等國派出近五百名留學生（均為士族出身），以學習製造、駕駛、礦冶、鐵路、橋樑等專門技藝，後來這些人大都學成回國。沒有教育的近代化，就沒有日本的工業化。在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獲得大發展的同時，職業教育也同樣發展迅速，工部省、內務省等多部門均大力興辦實業學校，帝國大學內也都增設技術性科系。曾任文部大臣的日本近代教育家濱尾新即表示：「在我國不是先有工廠，後辦工業學校，而是先辦起工業學校，培養出畢業生，才計劃辦工廠。」各類人才的培養顯著增強了日本的科技力量，同時也有力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如1879年開工的京都至大津的鐵路、1880年下水的「盤城」號軍艦、1890年建成的琵琶湖水利工程及水力發電廠，均為日本自行設計建造。明治維新推行20年後，國內各大企業均大量聘用國內畢業生或留學生，而相應的國外專家陸續被取代。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近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教育的近代化，教育上的超越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超越。從明治維新乃至當下，日本無疑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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