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國學教育芻議

摘要：高考改革，外語課分值減少，語文課分值提高，為國學教育的開展創造了良好條件。王旭明先生認為「國學」教育不同於現在的「語文」教育，這種觀點有著學理依據。當前的國學教育應是季羨林等先生說的「大國學」教育，應是經現代性淘洗後的勾連中外古今優秀文化的文化教育。

關鍵詞：經學；語文，老國學；新國學

　　去年王旭明先生連發博文和微博呼籲「取消小學英語課，增加國學教育，取締社會少兒英語班，解放孩子，救救漢語！」王旭明先生還在《保護漢語需情緒，也需行政》的博文中指出：「就當前語文教學存在的諸多問題看，我也沒有說讓學生由學英語轉到學語文，而是強調要學國學。」王旭明先生這個增加「國學教育」的呼籲引起了學界的熱議。

一、國學教育和英語教育

　　王旭明先生關於「取消少兒和小學低段統一學英語的要求、加強國學教育，保衛漢語的呼籲」的思想其實有其歷史淵源。

　　現如今中小學生課業負擔已很重，尤其是把過多的時間耗在了外語學習上，在基本的母語學習時間和學習內容都無法保障，基本的母語能力的培養受到了很大影響的現實情況下，正式的國學教育的實施難度很大。如何在不增加學生學習負擔的前提下增加國學教育？我國「語文」之父（「語文」一詞的首創者、清末現代學制母語課程的頂層設計者）張之洞百年前早作過深入思考。他在1902年的《籌定學堂規模次第興辦折》中提出興辦新學要防的「流弊」之二就是讓小學生學英語。他提出「不必早習洋文。先入為主，萬事萬理皆然。地球萬國未有自忘其語言文字而能自立自強者，中文未通，專習洋文，則不能讀中國之書，明堯、舜、周、孔聖教之理，不能知中國古今事，不能辦公牘，不能與平人通書札，即使謹厚無他，亦終不堪大用，況浮薄忘本，勢所必至乎！故必待至高等小學畢業後，始令兼習外國語言文字，其時年僅十五六歲，口舌仍屬靈便，並不為遲。」經學是舊式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指出小學不宜早學英語的同時，張之洞始終把國學教育放在各學段教育的首要位置。在張之洞的教育設計中，小學堂科目之首為「讀經」，中學堂科目之首為「溫經」，大學堂科目之首為「經學」。張之洞指出：「蓋經文古奧，幼年讀之明其義理之淺者，長大以後漸解其義理之深者。若幼學未經上口，且並未寓目，中年以往必更苦其奧澀，厭其迂遠，豈耐研尋。不惟經典，即隋唐以前之子史文義亦皆深雅，若少年不讀古書者，長大必不能解。或謂可俟中學普通既成，再令讀經講經，此必無之事也。普通學成，中人之資，大率總在二十五上下，既自命為畢業通才，豈肯伏案誦讀經傳，始則無人肯讀，三十年以後則宿儒已盡，後學茫然，必致無人能解，以此經書廢絕，古史亦隨之，中國之理既之，中國豈能自存乎！中國豈能自存乎！」觀照現狀，張之洞100多年前的世紀預言足以讓當今國人汗顏。當今「宿儒已盡，後學茫然」的結果當然與國學在民國時期的學校教育中被當作封建遺產被遺棄直接相關。上世紀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討論讓國人認識到，整個一個世紀的文化之殤教訓是慘痛的，母語教育必須儘快走上文化救贖之路。張之洞在100年前就注意到學習者的精力有限，此消彼長，且一個人的最初的文化學習對其一生有著重大的影響，必須在課程設置上突出國學教育的顯要位置，童稚未開之時，先入為主地用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浸灌人心」，為其一生的精神打底，以此保證民族文化的薪火相傳。當前要增加國學教育，必須在課程設置上明確其地位。

　　2013年經過包括王旭明等先生在內的許多有識之士的呼籲，北京市已發布2006年高考變動方案，宣布英語分值下降，語文分值提高到180分。這些舉措無疑有利於為過熱的英語學習降溫，將為母語課程中的國學教育的實施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二、國學教育與語文教育

　　何謂「國學」？就像國學大師錢穆說的那樣：「其範圍所及，何者應列為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別。」1904年鄧實發表《國學保存論》，提出面對西學入侵，必須保護以「十三經、二十四史、諸子百家之文」為代表的國學。1905年他在《國學講習記》再次論述國學。也有人認為國學指的是《論語》所說的孔門四學「德行、言語、政事 、文學」。章太炎在《國學講演錄》中則把「國學」分為「小學、經學、史學、諸子和文學」。在曹伯韓40年代為中學生閱讀而寫的《國學常識》中國學的範圍更廣，此書分為「語文」「古物」「書籍」「經學」「史地」「諸子」「佛學」「理學」「詩賦詞曲」「散文與駢文」「新被重視的文學」「科學與藝術」等12章來講述，這當然是廣義的國學了。

　　在古代，經學和小學（語言文字學）等均屬廣義國學。兒童入學必先識字，所以古人把語言文字學稱為「小學」。而古人對於語言文字的解析又往往援引大量經書來推求，所以小學附庸於以儒家倫理信仰為本質特徵的經學就成了一個傳統。在古代，蒙學、小學和大學不同階段的教育也都受到了這種傳統的影響。按照張之洞對於現代學制的規劃，中國文字和中國文學課程的設置目的顯然與經學有異，重在滿足學習者讀書識字及「謀生應世」的剛性需要，這就在客觀上讓語文課程從小學附庸經學的傳統中相對獨立了出來，成為專門學習語言文字理解和運用的課程。黎錦熙先生1942年在《大學國文之統籌與救濟》就明確提出「國文本身自有其目標……終歸是形式方面為主」，認為「國文」教學的重心是「形式的國文了」，而不是「內容方面的國學」。可見，在我國母語教學界，國學教育與語文教育有異，國文（語文）偏重語言形式教育，而國學偏重於內容實質的教育。那麼，學校教育中國學教育的核心部分是什麼呢？2013年10月21日王旭明先生在微博中對國學作過這樣的闡釋：「人問何為國學？看話劇刺客可知一二。這劇說的是作家編的豫讓報答知遇恩要殺趙襄子的故事，所記經典語言：1赦我是你的恩典，報仇是我的仁義。2為人臣者事主不得有二心，此乃仁義。3殺不殺是我的心，殺成殺不成是我的命。4作為臣子盡忠，作為朋友盡義，算是忠義兩全了」。顯然，我們當前呼籲要增加的「國學教育」正是合於道德倫理行事準則的教育，屬於將民族的思維方式、情感方式和行為方式的深層結構內化於學習者精神底里的文化浸潤教育。

　　語言學家李宇明先生對於母語課程的任務作出過非常準確的判斷，他提出「(母語教育）的內容應該包括三個方面：A．語言文字；B．語言文字的運用；C．語言文字及其運用所負載的文化內容(包括文學等)」，認為有意識的文化的教與學，是在A、B兩個層面上的拓展與提升。2011版義務教育語文課標將「語文」課程定位為「一門學習語言文字運用的綜合性、實踐性課程」，無疑把李宇明先生所說的B內容作為課程的主要內容。那麼C項提出的「拓展與提升」的任務還需要在母語課程的大框架下另外設科來完成。語文新課程課標組專家巢宗祺先生在解讀新課標修訂版時提出：「（母語課程是）這樣一門多方面目標和內容綜合的課程，……對於這樣一門具有綜合性的課程，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明確它的核心任務，擺正多種關係，在各種目標之間取得協調。」考慮我國中小學母語教育現狀，小學的國學教育可以通過在語文教材中增加文化經典的方式來實施，而中學的國學教育，尤其在高中，除了對語文教材選文上作出相應調整外，還應參考清末現代學制中「讀經講經」和「中國文字」、「中國文學」等科目獨立設科以及當今我國台灣地區《國文》與《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相當於《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選讀，為必選課教材，基本等同於必修 ）、《國學概論》（供高二文科選修）教材分編的思路，實行重語言文字運用學習的語文教育和重文化傳承且具有一定的超語言性的國學教育的教材分編和分科教學。目前我國大陸地區的高中雖然已經有了各種版本的文化教材，例如蘇教版的《〈論語〉〈孟子〉選讀》，但仍系選修教材，國學教學內容的課程化和師生對此課的重視程度與台灣地區相比仍有很大差距。2013年大陸地區引進並修訂了在台灣使用了60年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從2013年秋季開學起，北京四中、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學、河北衡水中學、湖北武漢四中、安徽合肥一中、廣東華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等一批知名中學，開始嘗試把這套教材引入課堂，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視為高中階段母語課程教材分編和分科教學實驗的一個好開端。

三、老國學教育和新國學教育

　　目前學界對於增加國學教育的呼聲很強烈，但也有反對之聲。例如作家葉開、教育家肖川和哲學家黎鳴等知名學者就持堅決反對的立場。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學者對經過現代性淘洗過的國學教育中的精華部分並不否定，反而大為褒揚。所以我們當前需要的國學教育應是形成了共識的新國學教育，以區別於過去帶有明顯復古傾向和保守色彩的舊國學教育。

清末現代學制中的國學教育就是讀經講經。百餘年前張之洞對中小學堂的國學教育做過這樣的整體思考：「（北宋以來）學童讀書務為苦讀強記，以致耗精多而實用少。今欲救之，但令仿古人專經之法，少讀數部可也，或明其大義亦可也。」他認為：「自十歲至十八歲止，即日讀一百字，可讀畢《四書》一部，大經一部，中小經一部，可期記誦純熟。」「若謂十一歲以上之學生，每日小學堂入學三個時辰，中學堂入學四個時辰，日讀一百字，即致傷損腦筋促人年壽，恐無此理也。」我們當前的國學教育當然也應統籌規劃，呈現出系統化的特點。不過，當前我們呼籲增設的國學教育就像季羨林先生生前指出的那樣，絕不能局限於狹隘的「尊孔讀經」教育。「新國學」還應包括儒學以外的釋道等內容以及季先生特彆強調的「融入到中國文化里的外來文化」。而且「老國學」核心內容的儒學經典中與普世價值相違背以及與學生心理嚴重隔膜的內容也應拋棄。黎錦熙先生在上世紀40年代就曾嚴厲地批評過復古的讀經教育，他質問道：「把全國數千萬的兒童，當做試驗品；不管合不合他們的心理，適宜不適宜於他們的生活……還不是與從前的科舉政策一樣嗎？這還能夠算是教育嗎？」王旭明先生前不久也特別提出：「傳統的國學認為就是四書五經、經史子集，這麼大套東西是不是每一個學生都要學習，這是要界定清楚的。也就是說，每一個中國人或者每一個中國的小學生，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國學素養，要閱讀的國學篇目有哪些，這些要界定清楚。」

　　從文化構建的角度看，我們現在呼籲增加「國學」教育實際上是出於兩個方面考慮：一是面對市場經濟社會發展初期出現的「致富欲和貪慾作為絕對的慾望占統治地位」（馬克思）的社會思潮，我們必須幫助學生建構一套精神系統來抗衡這種拜物教和拜幣教，從而為他們獲得終生的幸福感奠基；二是面對西方文化的入侵，必須加強我國的文化建設來為所謂在全球化體驗中有著流離失所感的國人尋找到共同的精神家園，而通過國學教育來造就具有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強精神的未來公民就是增強全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最基礎工作。所以我們現在需要的「國學」教育內容應該是按照魯迅先生所說的「拿來主義」選擇後和依從王一川先生強調的經過現代性淘洗後的以「在世興我」為旨歸的內容。這樣的「國學」既包括「在新的現代性體驗基礎上重新激活並指認」的「古典性文化」，也應包括「以西方為榜樣再造」的新文化。因為「現代性已經和正在生長為一種新傳統」。「新國學」理應將古典與現代，西方與中國有機地勾連了起來。

　　最後再說一下國學教育的教學方式。國學教學的方式除了傳統誦讀還應另闢蹊徑。王旭明先生指出：「在現在的國學內容學習中，我特別反對大篇地背、純粹地『灌』。我希望現在的小學生、中學生能夠多讀《論語》、《莊子》中的小故事，多讀《世說新語》、《三字經》，這些經典，故事性強、道理明確，而且還很有意思。」這就意味著我們要運用多種先進的教學方法，把「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習主席語）用青少年能夠接受的方式融化到他們的心田，融入青少年豐富多彩的當代生活（文化實踐和生存體驗）中去。有理由相信，新增的國學教育將對青少年學生文化底蘊的生成產生深刻的影響，也將促進學生國語文能力的實質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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