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

林肯公園主唱查斯特·貝南頓自殺了，又一個天才離我們遠去。這又一次讓我們想到自殺這個極具複雜的人生問題。

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自殺一直是我們生活中一個很難解開的哲學和心理學課題，折射出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之間的那種對抗和矛盾。如果我們認識到或弄清楚自殺背後的眾多社會和人生動因，那我們就掌握了哲學的一多半秘訣。自殺的例子很多，比如張國榮、陳琳、海明威、喬任梁……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呀，他們有的困於情感，有的困於沉重的人生問題，有的困於自身的性格或心理抑鬱問題，但是無論哪個都是殊途同歸，選擇了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放棄了過那種毫無意義和價值的人生。其實，自殺這個問題蘊含著人生和生命中的全部哲學問題，如果我們能把這個問題想清楚，那哲學或人生的魔咒也就解開了。

加繆說：「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實際上指的就是這個意思，在中國，喜歡他的讀者恐怕沒有不知道這句話的。不過加繆的這句話是需要深究的，不然憑我們常人的大腦是很容易理解錯誤，甚至走上徹底的虛無主義或旁門左道的。

加繆的哲學不是本體論哲學，他不關心形而上學的東西，雖然他寫過一篇研究形而上學的論文。他的哲學是人生哲學，探討的是人的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他的結論是人的生存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世界是荒誕的，生存的本質也是荒誕的，或者說荒誕在生活與世界兩者之間。

《局外人》是加繆的代表作，小說里有一句話：「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所做的選擇都毫無意義，因為死亡遲早會來。」傳記作家理查德·坎伯給出的解釋是：「因為人固有一死，所以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所做的選擇，在超出人類的個體利益（即需要、慾望、偏愛、希望等）意義之外，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這個解釋並沒有否定生活本身的意義，坎伯只是說人的選擇和行為在上帝、命運、永恆價值、自然權利和歷史規律那裡沒有意義。但是問題在於如果生活有其自在目的，那麼為什麼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人自殺呢？

人不是沒有過幸福生活的可能，況且很多人正生活在幸福之中，然而人類的幸福很脆弱也很短暫。帕斯卡爾，這位令加繆為之著迷的17世紀基督教思想家在其傳世之作《思想錄》中曾經表達過這樣一個意思，即每當想到人類脆弱不堪而且終有一死的自然困境，卻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安慰我們自己時，一股巨大的悲涼就會朝我們襲來。而中國作家金聖嘆在幾百年前也曾發出過類似感嘆。

想必加繆還受到過帕斯卡爾那個著名的 「死囚」比喻的影響，《局外人》也好，《卡利古拉》也好，《鼠疫》也好，所有的人設與空間都與死亡有關。帕斯卡爾的那個比喻是：一大群披枷帶鎖被判了死刑的人，「他們之中天天都有一些人在其餘人的眼前被處決，而那些活下來的人就從他們同伴的命運里看到了自己的命運，他們充滿悲痛而又毫無希望地面面相覷，都在等待著輪到自己。這就是人類境況的縮影。」

既然人終有一死，那麼再活下去還有什麼意義呢？加繆說：「自殺只不過是承認生活著並不『值得』」。「一個人自願地去死，則說明這個人認識到——即使是下意識的——習慣不是一成不變的，認識到人活著的任何深刻理由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認識到日常行為是無意義的，遭受痛苦也是無用的。」

不過，這種因為「生活不值得一過」或「活著沒有任何意思」而自殺的現象只是自殺表現的一種。加繆稱之為「肉體上的自殺「，或者」普通的自殺「。對此，他的態度是堅決否定的。他給出的思考是，人不能自殺，荒誕與虛無沒有任何必然性就推論出自殺。當世界繼續以非理性與沉默的方式向人類展示其冷漠的面貌，人不應因「人皆有一死」或「萬事皆空」「虛無我無意義」等諸如此類的慮念而糾結甚至被壓垮、打倒。

加繆不僅不接受「肉體上的自殺「，而且對另一種自殺——加繆稱之為」哲學的自殺「也予以否定。存在主義哲學家舍斯托夫、克爾凱郭爾、雅斯貝斯和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都被列入其中，被認為是哲學上的自殺者。加繆不信仰上帝，也拒絕永恆，他視那些有神論的信仰和種種哲學學說為形形色色的「跳躍」或「過渡」。他說：「各種形式的跳躍，匆忙跳入神性或永恆，沉溺於常人或理性的幻想，所有這些屏幕、意識都是在遮擋一個人生主題——荒誕。」

加繆認為，這兩種自殺（肉體自殺和哲學自殺）其實是消極逃避，自我窒息與自殘，是對荒誕與虛無的無條件屈服，是對生命偉力的妥協。他說，與自殺相比，活著更需要勇氣和激情。在否定和拒絕了「肉體上的自殺「和」哲學上的自殺「之後，加繆從荒謬入手推導出三種引導人生的態度：

一、反抗。 「反抗貫穿著生存的始終，恢復了生存的偉大」。

二、自由。 人擁有「精神的和行動的自由」。

三、激情。 什麼是激情？激情就是在這個世界上對將來無動於衷並窮盡既定的一切。人應當義無反顧地生活。「重要的並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儘可能地感受、體驗，這就是生活，而且是盡最大可能、最廣範圍地生活。」

加繆雖然外表上給人一種冷峻深沉的感覺，其實他熱愛生活，熱愛人類，內心充滿溫情。他說：「我的整個世界都屬於人間。……我以我的全部行動依戀著這個世界，以我的全部憐憫和感激依戀著這世上的人類。」 「我對人關心，我對人類絕無輕視態度……在我作品的核心，總有一顆不滅的太陽。」

偉大的哲人蘇格拉底說「未經審視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現代西方哲學家把這句話又推進了一步：「經過審視的人生也是不值得過的」。既然從理論上論證了「人生是不值得過的」，那真正有意義的活動就只有一個：如何結束這無意義的(不值得活的)人生，即自殺。

蘇格拉底時代和中世紀，人們言行的意義由上帝來保證，窮人可以真誠禱告，富人可以花錢贖罪，大家都有可能抵達彼岸(天堂、來生)。到了加繆時代，科技、工具理性把宗教打慘了，尼采哀嘆「上帝死了」，大家誰都不相信有來生，人類的精神家園第一次被連根拔起。我們既不知道「從哪裡來」，也不知道「往哪裡去」，那活著有什麼意義？

徹底的解脫方法就是自殺，死了一了百了，一切歸於平靜，不再有痛苦、煩累和迷茫。就像中國古典作家曹雪芹所寫：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裡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相欠的,淚已盡。冤冤相報實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但加繆所闡述的自殺是哲學問題：如何結束這人生的無意義？他提出的方法是：沒得選擇，只能把無意義當作人生的唯一意義來對待，反抗、抗爭，然後進入自我自由，實現自我的激情與理想。而那些真正自殺的人呢？真正把自己的肉體放棄當做一種精神解脫的認真對待者和現實執行者呢？他們一旦真的放棄肉身，就會永遠的遠離這一切，遠離人類和這個世界所組建的一切美好。

特別令人感到惋惜和奇怪的是，很多自殺者往往都是人類的精華，各個領域天才式的人物，比如海子、梵高，他們似乎是由於在自我前進的道路上走的太遠、太艱辛、太困苦，或者是發現自己再也沒有繼續前行的動力和必要了，自己的才能和人生實現已經到了頂峰，然後對自我的創造和進取，對自己的肉體和痛苦記憶感到了厭煩和排斥，正面意義上講，他們是不想渾渾噩噩的度過餘生。由於站的太高，看的太遠，進而產生了很多生命的孤冷和痛楚，他們把世界的苦難當做自己的苦難，但是一個人無論如何是無法全部承擔世界的苦難的。尼采說他能抗拒這種孤冷，任孤冷的八面寒風肆意吹虐，但是結果呢？尼采帶著毫無悔意的超人傲慢哲學瘋掉了，儘管他自詡為太陽，把自己看做超人的化身。

但是無論怎樣，這些天才式的偉大人物都以自己的方式實現了自我，自殺與不自殺（肯定被他們認為是苟且地活著）都只是一種生命的過程和自我創造。從這點看，他們的生命具有的價值是超凡的。我們或許惋惜，但更多的是敬佩和讚歎，甚至要讚歎他們這种放棄無意義生活的勇氣。因為他們不僅給我們詮釋了活著的有意義有價值（從某種角度看，他們的自殺是具有很強的警示和喚醒意義的），而且給人類的靈魂指明了一條通往另外一種可能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