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五重視角

（施東輝 上交所資本市場研究所所長）

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近日，全國政協專門召開「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體系」協商會，就金融防風險建言獻策，再次凸顯了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在當前經濟工作中的重要性。

準確判斷風險隱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根據全球金融穩定理事會（FSB）的定義，系統性金融風險是指「因為全部或部分金融體系遭到損害而引起的金融服務崩潰所帶來的風險，會對實體經濟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筆者認為，要準確分析和判斷當前我國面臨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隱患，需要從時間、周期、空間、網路及政策這五重視角綜合考慮。

系統性金融危機通常不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隨機事件，相反，形成系統性金融危機的原因往往是經濟體系中債務和槓桿的急劇增長，以及資產價格泡沫等金融失衡現象。時間視角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主要關注金融失衡現象的形成軌跡和積聚過程，因為金融失衡的起點，往往決定了金融風險的走向與結果。

在經濟轉軌的大背景下，中國金融近二十多年走了一條漸進式改革之路，使國家對金融發展保持了足夠的控制力，有利於維護金融體系的相對穩定，但同時也帶來金融資源錯配、風險定價缺失和金融失衡的累積。利率市場化是中國金融體系改革的重要一環，其改革思路是「先貸款後存款、先大額後小額、先外幣後本幣」，在2013年7月央行以放寬貸款利率上限方式開啟利率市場化大門後，政府對貸款利率的浮動已經基本沒有干預，而對存款利率上限仍然存在隱形約束，客觀上形成了利率的雙軌制。在資金供應端，商業銀行對儲戶推出貨幣基金、表外理財等存款替代性產品，流動性緊張的中小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商行則向資金充裕的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發行同業存單和同業理財，在增量上實現利率市場化。在資金需求端，我國經濟體系中存在著國有企業、地方政府等大量對利率不甚敏感的預算軟約束融資主體，在「四萬億」刺激計劃後產生了強烈的投資衝動和資金饑渴，為了滿足房地產、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等部門旺盛的融資需求，商業銀行開始「發明」各種表外融資工具，形成了以銀行投資類業務為基礎的影子銀行體系。

經濟學家萊因哈特和羅格夫在《這次不一樣：八百年金融危機史》一書中回顧了人類800年歷史長河中發生的金融危機，指出幾乎所有的金融危機都有一個共同的原因，那就是過度舉債。近年來，債務擴張和宏觀槓桿率高企也成為我國金融體系失衡的突出現象。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統計，我國債務總額與GDP的比值從2008年的144.7%增長到2017年三季度末的256.8%，這一數字不僅高於新興市場國家191.9%的整體水平，也超過了發達國家246.0%的宏觀槓桿率。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債務問題的結構性矛盾較為突出，政府部門的槓桿率為46.3%，家庭部門的槓桿率為48.0%，均大幅低於國際平均水平，而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槓桿率為162.5%，不但顯著高於新興市場104.3%的整體水平，也顯著高於發達經濟體91.7%的平均水平，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位居第一。

儘管政府部門和家庭部門的債務槓桿看似不高，但有兩個現象值得高度重視。一是政府部門的槓桿率存在著低估現象，如果將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擔保、社保賬戶資金缺口等隱性債務計入其中，那麼當前我國政府的真實債務佔GDP的比值或在70-80%之間（張明，2018），接近國際平均水平。二是居民部門加槓桿的速度大大快於企業和政府部門，2016年以來，在房地產去庫存的火熱進行下，家庭債務與GDP的比值大幅上升了10個百分點。雖然在總量上來看居民部門的槓桿率和償債現金流負擔仍不算過高，但在結構上存在嚴重的分布不均衡，高槓桿率主要集中在一二線城市家庭的中低收入家庭中，過快上升的家庭債務值得高度警惕。

實體部門的宏觀槓桿率與金融部門的微觀槓桿率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在宏觀槓桿率上升的背後是金融部門槓桿率的不斷提高。隨著實體經濟利潤率的降低及利率市場化進程逐步推進，傳統存貸息差的穩定性發生下滑，刺激了中小商業銀行在資金來源端通過同業存單、同業理財等方式進行表外擴張，在資金投向端通過銀信、銀證、銀基、銀保等合作繞開各類監管要求，投向債券、非標、股權和其他資管產品，催生了非銀行金融機構資管規模的爆髮式增長和影子銀行的畸形繁榮。在同業存單-同業理財-委外投資的資金鏈中，機構層層嵌套，並通過拆藉資金和內部分級等形式進一步加大槓桿，以實現期限套利、監管套利和規模擴張。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穆迪公司和瑞銀（UBS）等機構的統計，我國影子銀行規模約為65萬億元，占銀行總資產規模的30%左右。金融部門的槓桿率可以用金融部門負債之和與 GDP 的比值來衡量，這一數字在過去十年間從67%大幅增加到122%。金融部門槓桿率的大幅攀升歸因於金融機構對風險的過度承擔，西方學術界大都從時變風險偏好、道德風險、大而不能倒等角度來解釋這種行為，這些因素在我國金融部門中也普遍存在，不同的是我國經濟運行中還存在嚴重的剛性兌付和國有不能倒「信仰」，扭曲了金融機構的風險定價機制，使金融機構的行為不再審慎，傾向於做大規模或加大槓桿博取套利收益，導致金融體系內部的失衡和脆弱性不斷增加。

傳統觀點認為，金融失衡是經濟周期的自然結果，但隨著經濟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以及真實經濟和虛擬經濟的日益脫離，現在人們更傾向於認為，金融失衡的累積內生於金融系統，是金融周期發展的必然結果。金融周期表現為金融繁榮與金融衰退，當金融周期到達波峰時，金融失衡不斷加劇，金融部門過度繁榮，金融風險也往往悄然而至，過去三十年中絕大部分起源於國內的系統性金融危機都發生在金融周期的波峰時段。

信用狀況和房地產價格是刻畫金融周期的兩個核心指標，我國在2008年後正是通過信用擴張和資產價格上漲開啟了一輪轟轟烈烈的金融周期。商業銀行以房地產為基礎資產和抵押品發放了大量的信貸，創造出貨幣供給，使得房地產市場價格持續上漲。而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一旦形成，又會吸引其他領域的信貸資金流入，並吸引在交易中變現的資金停留在市場中，繼續撬動信貸參與交易，合力構成持續推動價格上漲的購買力。與此同時，在影子銀行眼花繚亂的交易結構背後，也有著近乎相同的基礎資產：房地產和地方政府債務平台。過去十年間，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餘額從40萬億元增加到120萬億元，廣義貨幣供應量從47萬億元增長到167萬億元，相應地全國房價平均漲幅在300%左右。有些學者估計，目前金融機構貸款餘額中涉房貸款佔比為38%，如果加上企業抵押貸款中以房地產為抵押物的部分，那麼涉房貸款的比重將超過60%（余永定，2017；夏斌，2018）。可以說，沒有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就沒有信貸的高度擴張和債務的迅速膨脹，反之，沒有信貸高度擴張也就沒有房地產市場的繁榮。房地產市場和信貸擴張相互促進，自我強化，共同引發和形成了這輪金融周期。

如果用信貸額、信貸額與GDP比率、以及房地產價格指數進行測算，我國的金融周期從2008年下半年起至今已經歷了十年繁榮。隨著實體經濟槓桿率的居高不下、房地產價格的持續過快上漲，以及金融領域審慎監管的不斷加強，此輪金融周期已處于波峰時段。用不同的指標來衡量，金融失衡已處在臨界區域，金融風險隱患較為突出。

學術界對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國家發生的系統性金融危機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事前信貸繁榮，特別是企業和家庭部門過度的債務及槓桿和事後發生金融危機可能性之間有很強的相關關係，而且一旦發生危機，將會大概率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並且會加劇實體經濟衰退的幅度和時間。在風險預警中，人們可以從不同角度來分析企業和家庭部門債務的發展情況。

一種角度是考察臨界水平，當企業和家庭部門債務佔GDP的比值超過200%時，將對金融穩定帶來巨大風險。在歷史上，日本在這一比值超過200%的時候刺破了房地產泡沫，泰國和西班牙在超過200%的時候房地產泡沫崩盤，美國在接近200%的時候就爆發了次貸危機。我國企業和家庭部門債務與GDP的比值在2015年底超過了200%這一臨界水平，目前已達到210%的高比值。

另一種角度是分析上漲速度。摩根斯坦利資產管理公司的首席策略分析師夏爾馬·魯奇爾在《國家的崛起與衰落》一書中對1600年至今的經濟數據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如果一國企業和家庭部門債務與GDP的比值在五年之內增幅超過40%的話，那麼這個國家在接下來的五年中將會有很大的可能性陷入金融危機。過去五年，我國企業和家庭部門債務與GDP的比值增長了50個百分點，與歷史上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相比，這一增速僅次於泰國和愛爾蘭。

還有一種角度是考察增長軌跡。有關債務危機的一些研究表明，與債務水平和增長速度相比，企業和家庭部門債務的增長軌跡對金融危機的預警作用更為顯著。增長軌跡一般用債務與GDP比值的缺口(Credit-to-GDP Gap)，即這一比值與歷史趨勢線的偏離度來衡量。歷史上，日本、西班牙和美國在偏離度達到24%、44%和12%時無一例外地發生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我國私人部門債務比率缺口在2011年首次突破10%後，目前已逾越30%的水平，達到了通常可以引發金融危機的臨界點。

可見，如果用傳統的周期預警指標來分析，中國的金融失衡早已進入高風險區域，但傳說中資產價格崩潰和債務違約的「明斯基時刻(Minsky Monement)」並未如期而至，其原因何在？

空間視角的系統性金融風險是指風險在金融體系不同部門之間進行傳導，威脅到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功能發揮，並使經濟增長遭受重大損失。儘管歷史上不同國家發生的系統性金融危機各有其表現形式，但仍具有一些共同特點。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導火索一般是大規模債務違約或資產價格泡沫破滅，北歐三國金融危機、日本「失落的十年」、亞洲金融危機、美國次貸危機，以及「歐豬五國」金融危機等無一不是由債務違約或房地產市場泡沫、股市泡沫破滅所引發。資產價格下跌侵蝕銀行體系的資產負債表，使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出現大規模倒閉，這又進一步影響到匯率的穩定。因此，系統性金融風險在空間形式上往往表現為資產泡沫危機、銀行危機、債務危機和貨幣危機等不同組合形式的多重危機。

大規模的債務違約是觸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一大導火索。基於國際比較來看，中國經濟的整體槓桿率高企，債務風險似乎很大，這也是近年來國際投資界看空中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中國的債務問題有其複雜之處，與中國經濟特殊的制度架構和運行機制密切相關，因此不能用一般意義上的通用指標簡單衡量。首先，中國債務的 95%是內債，從宏觀角度來看，是國家內部不同部門之間的你借我貸，只要目前較高的國民儲蓄率不發生斷崖式下降，整體的槓桿率水平和結構是可以通過宏觀政策進行調控的。其次，中國企業債務中約三分之二為國有企業債務，政府債務中約三分之二為地方政府債務，而債權人基本上都是國有金融機構。債務雙方的國有性質使得政府可以通過債務置換、債轉股等政策延緩和降低債務違約的發生。此外，分析債務問題不能只看負債水平，還應關注資產端的穩健程度。從數據來看，中國的主權資產總額在2017年底達到241.4萬億，主權債務為139.6萬億人民幣，中國的主權凈資產是101.8萬億，這些資產主要由外匯儲備、黃金等貴金屬儲備、以及在全球主要資本市場上市的中國企業股份等高流動性資產構成。這意味著政府仍有較為充裕的資源來應對債務風險。

資產價格泡沫破滅是觸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另一導火索。自2015年股市泡沫破滅以來，國內股票市場運行基本平穩，滬深300指數的平均市盈率現為13.5倍，在全球股市中處於中等偏低的水平。考慮到去年以來上市公司業績保持平穩增長，盈利質量明顯改善，目前國內股市並不存在大幅下跌的預期。中國債券市場近幾年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各類債券餘額皆有增長，保持著全世界第三大債券市場地位。今年以來，資管新規的實施對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債務隱含擔保和剛性兌付體系造成巨大衝擊，同時銀行委外業務進一步收縮，中低評級企業融資需求與社會資金供給的供需均衡開始被打破。隨著未來幾年債務集中到期，信用債市場將面臨較為嚴重的償付風險。2018年以來，債券違約事件頻發，已有16隻債券出現違約，涉及金額逾130億元，較往年有一定程度增長。

相較於股票市場泡沫，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對居民財富、消費和宏觀經濟具有更大的危害。對中國房地產泡沫的擔憂和爭論已持續多年，但要想在房地產泡沫破滅前判斷泡沫是否存在絕非易事。在統計層面上，相關重要指標傳遞的信息也不盡一致。一方面，中國的房價收入比，特別是一線城市和部分中心城市的房價收入比高於大多數發達國家，同時租金收益率相對較低；另一方面，儘管近年來房貸增長較快，但由於中國房貸業務起步較晚，且還款周期較短，房地產市場的存量槓桿率（居民部門的按揭貸款負擔和房屋市值之間的比值）和交易槓桿率（新發放貸款規模與房屋銷售規模的比值）目前在12%和45%左右，仍屬合理範圍內。在償債能力上，中金公司（2018）的測算顯示，中國的房貸餘額占居民存款和流動性金融資產的比率分別為37%和16%，遠低於美國的可比指標。中國是個人口大國，加上教育、醫療和收入分配嚴重不均衡，同時又有資本賬戶的嚴格管制，房地產市場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資源配置的扭曲而不是價格泡沫。

在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反應鏈條中，金融機構處於關鍵一環，當債務違約或資產價格暴跌導致金融機構出現破產倒閉潮時，金融危機才會釋放出系統性風險的「洪荒之力」。從傳導路徑來看，目前商業銀行對資本市場的風險暴露較為有限，銀行理財資金中配置於股票市場的資金規模約為2.8萬億元，債券投資規模為36.8萬億元，其中又以國債、地方債和國開債等低風險利率債為主，整體風險可控。商業銀行總的信貸資產中廣義的涉房貸款佔比達60%以上，因此對房地產市場具有很高的風險暴露。由於中國居民部門的總槓桿率和償債現金流負擔仍不算過高，近三年來房地產市場庫存量也已顯著下降，加上政府通過「限購、限貸、限價和限售」等措施進行調控，相信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可以保持房價的穩定運行。和美國不同的是，中國並不存在以按揭貸款為基礎資產的衍生金融工具，這就大大限制了房貸違約帶來的衝擊和放大效應。從銀行本身的資產質量和經營狀況來看，根據銀保監會的統計，目前商業銀行的關注類貸款佔比和不良貸款比率分別為3.42%和1.75%，撥備覆蓋率達到191.3%，資產質量向好驅動不良生成率持續降低，2017 年上市銀行凈利潤增速回升至 4.5%。

總之，不管是從金融市場的價格風險來看，或是從金融機構的資產質量來考察，還是從中國央行的流動性調控和處理問題金融機構的經驗來看，在完全放開資本賬戶之前，中國不大可能會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但是，中國無疑已進入了金融風險高發期，我們需要重視的是因為應對和處置不當，使小的風險事件、臨時性的金融衝擊傳導和放大為系統性金融風險。

研究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一個最新視角是將金融體系視為一個複雜且自適應的金融網路，而金融危機是該金融網路在壓力條件下的行為表現。在網路效應的作用下，單一機構的信用風險會迅速通過資產負債關聯、產品交叉持有、以及投資行為改變等多種方式傳染到其他機構乃至整個金融體系，最終導致系統性風險的產生。以美國次貸危機為例，其實次級抵押市場的規模占整個抵押市場規模的比重只有4%，但由於抵押擔保債券（CDO）和信用違約互換（CDS）等各種衍生品的交易關聯，導致雷曼兄弟、AIG等單一機構的風險通過金融網路的傳染和放大效應影響到其他機構，釀成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正因為如此，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一份名為《評估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市場和制度》的報告中指出，「金融機構因為金融合約的關聯形成了金融網路，網路連接機構越多，風險傳染效應就越強，單一機構的風險暴露越大，風險的放大效應也越強。」

隨著金融混業經營的發展以及金融工具、金融業務的不斷創新，特別是影子銀行的規模迅速膨脹，我國金融體系的發展日益網路化，網路節點（代表金融機構）的規模不斷擴大，節點之間的關聯性也變得日益複雜。從業務關聯來看，商業銀行發行理財產品，然後通過與信託機構、券商資管、基金子公司和保險公司等不同機構合作，藉助信貸資產轉讓，信託貸款和信託受益權，以及定向資管計劃等載體，將表內資產轉移至表外，將資金投向限制性行業企業，藉此規避信貸規模、資本約束和行業限制等政策管制。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之間恰如一個個網路節點，通過嵌套和通道業務密切關聯起來。多層嵌套和資金鏈條的拉長使得網路內部的關聯度、複雜性和不透明性大大增強，銀行理財資金和最終投資標之間的期限錯配以及多層嵌套加槓桿的模式使得網路內部積累的風險也越來越大。從產品關聯來看，銀行理財資金普遍配置於標準化金融產品和其他非標資產，根據銀行業理財登記託管中心的統計，截至2017年底，全國共有562 家銀行業金融機構有存續的理財產品，理財產品數9.35萬隻，理財產品存續餘額29.54萬億元，其中信用債的配置比例為34%。銀行、影子銀行中介結構和債券市場三者的關聯性疊加前述機構之間的業務關聯，導致金融體系內風險的擴散和溢出效應大大增強。監管機構在處理金融風險時不但面臨「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的困境，更面臨「聯而不倒(too interconnected to fail)」的艱難選擇。

今年以來，隨著金融監管趨嚴、融資環境收緊，以及資管新規的正式實施，信用違約風險已成高髮狀態。經由金融網路的擴散和放大效應，信用風險是否會引發流動性風險，進而釀成更大的金融風險，是當前分析和把握我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點所在，我們不妨進行一下情境推演。當一段時間內債券市場連續出現違約事件時，相關理財產品的償付將受到影響，經由多層嵌套加槓桿的業務鏈條和各種金融合約敞口影響到中小型金融機構的信用狀況，這種直接的網路關聯性形成了風險傳染的具體渠道，但此時風險尚是局部和可控的。然而，由於投資者和金融機構的行為變化帶來的關聯效應，金融網路還存在著間接的關聯性，使一個局部的信用衝擊有可能演變成一種系統風險。

金融網路的放大效應可能來自於三種渠道。渠道之一是資產拋售帶來的流動性衝擊。隨著信用違約風險持續發酵，可能引發低等級債券利率大幅上行，帶來債券基金、貨幣市場基金凈值的下跌和贖回壓力，此時基金將拋售資信等級高、流動性好的債券品種，使市場整體利率上行。為了避免未來債券價格繼續下降所帶來的損失，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將會加入拋售行列，形成資產拋售和價格下跌的正反饋機制，引發市場出現流動性危機。渠道之二是銀行間市場流動性出現凍結。當前影子銀行體系對短期流動性和批發性融資的依賴程度日益提升，對銀行間市場流動性的敏感度已經大大提高。債券價格的反向衝擊將急劇降低中小金融機構的融資能力，從而惡化整個影子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情況嚴重時有可能造成銀行間市場的流動性出現凍結。銀行間市場是目前中國金融體系核心的基礎市場，其流動性是整個金融體系運作的核心變數，任何流動性和利率上的邊際擾動都有可能造成整個金融體系的巨大動蕩。2013年6月的「錢荒」事件及其引發的金融市場巨大動蕩正是銀行間市場流動性風險的典型體現。渠道之三是由信息不對稱引發的恐慌效應。當一些金融機構的信用狀況出現問題時，由於信息不對稱或協調失敗等原因，其他金融機構極有可能中止與對手方的交易或暫緩提供融資，動搖機構間的信任，引發整個市場的信心危機和信用坍塌。2016年12月國海證券「蘿蔔章」事件就曾引發了債市的信任危機。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提出的「風險三角」假設，我國目前槓桿率高企，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陷入瓶頸，在國內外多重因素壓力下，政府的政策空間顯著收窄。這意味著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金融領域風險隱患突出，處於風險易發高發期。對於如何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筆者從上文的四個視角綜合考慮，提出四個應對原則，包括：增長、緩釋、平衡和介入原則。

一是增長原則。經濟去槓桿是一個分子和分母如何協調控制的問題，在經濟史上，去槓桿有四種路徑，分別是：經濟緊縮、高通脹、大規模違約、以及在增長中消化債務。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國內外經濟環境決定了必須選擇最後一種去槓桿方式，通過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和直接融資比例的增長來穩住和化解存量債務，控制增量債務。首先，需要推進結構性改革，釋放出源自民營部門和新興產業的巨大增長動力，確保經濟保持必要的增長速度，這正是我們在歷史上多次以時間換空間，成功化解金融風險的經驗所在。同時，必須通過深化資本市場體制改革，優化市場層次布局，提高市場包容性和適應性等手段提高直接融資比例，改變產生高債務融資的金融結構，改善企業資本結構，走上去槓桿的標本兼治之路。

二是緩釋原則。客觀地說，中國金融體系的大部分資產，包括銀行貸款、地方債務和居民金融資產都與房價進行了某種形式的「綁定」，房價的穩定與否是當前中國經濟最難解決的問題。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不是一個單一市場，而是一系列具有不同基礎條件和價格分布的地方市場，不同市場之間差異巨大。在建立房地產市場長效機制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因城施策，多方論證，逐步改變當前根深蒂固的「房價永遠上漲」的社會預期。要高度重視各項措施對房地產價格的衝擊力度，警惕因房地產價格和房地產投資大幅調整引發居民部門和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的惡化，進而引發金融加速器效應，帶來經濟增速的超預期下降和系統性風險的爆發。日本房地產泡沫的教訓表明，泡沫是一種災難，但強行刺破泡沫可能是更大的災難。正如加爾布雷斯在《大崩潰》中曾言：「一隻充滿氣的皮球一旦被捅破，就不會有條不紊的漏氣。」

三是平衡原則。中國的金融周期正處在拐點期，防控金融風險的關鍵在於保持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和金融開放之間的有效平衡和靈活組合。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要求，健全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這是反思全球金融危機教訓並結合我國國情的重要部署。在宏觀審慎監管趨嚴和信貸增速被動收縮的背景下，應堅持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實施穩定總需求的「逆風而動」的調控原則，階段性微調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的力度。從國內外金融環境來看，當前中國處於金融周期的峰頂位置，歐美則分別處於金融周期的上行期和擴張期，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的進程給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帶來一定挑戰。在被動收縮貨幣政策的壓力下，應合理安排金融開放順序，將資本賬戶管制與貨幣政策、宏觀審慎監管組合起來，構成有效應對國際金融環境變化的工具箱。

四是介入原則。應對金融風險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通過事先的監管和防範來消除風險隱患或降低風險爆發的可能性，另一種是在風險已經觸發的情況下通過事中介入來防止風險的進一步擴散。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金融決策者們進行了深刻反思並對事中介入的重要性形成了共識。正如上文推演的那樣，在去除剛性兌付，推動經濟降槓桿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發生信用風險事件和流動性衝擊。對於金融機構的信用風險事件，監管機構可召集可能提供流動性支持的商業銀行，協調各家銀行承諾在需要時提供臨時信貸，建立起由金融機構承擔流動性支持的機制，解決金融機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協調問題，穩定市場信心。對於市場本身的嚴重流動性危機，央行可考慮突破傳統的「最後貸款人」（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角色，直接在債券市場上買入相關品種，改變金融機構對資產市場的價格預期，進而阻斷金融網路產生傳染和放大效應，有效防止系統性風險的爆發。

美編設計：鄧居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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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朱益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