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老狼給你講藏在《論語》中的故事（40~48）

第九章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1、

對於曾子的這句話，現在有兩種主要的解釋，一種是古義，過去許多人就這麼認識，後人也想當然地這麼認識，楊伯峻先生就持這種觀點，他翻譯這一章說：

曾子說：「謹慎地對待父母的死亡，追念遠代祖先，自然會導致老百姓歸於忠厚老實了。」

翻譯是好翻譯的，理解起來卻有些費事：為什麼慎重地對待父母的喪事，追念過去的先祖，民風就會歸厚了呢？這是一幢非常奇怪的事情。

對待父母的喪事屬於孝的範疇，孝分兩個部分，一個是在父母活著的時候應盡的義務，好好照顧他們，讓他們有一個安穩的晚年；另一個是死了之後，按照規定的禮儀進行安葬。

這就是孔子在另一章里說的「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的意思。

在古人眼裡，人不是死了之後，一了百了，而是進入到另一個世界，繼續需要後人供養。古時候，無論是貴族還是平民，在吃飯之前都要端起做好的飯菜來先拜祭一下，請列祖列宗享用一番，然後才能做下來吃。

有子在學而篇第二章曾經講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可以看作這一章的完美解釋。

在這一章里，要必須注意到三點，1、這句話不是對老百姓講的，《論語》是一本講政治的書，它的許多要求都是針對執政者而言。2、「慎終」並不是對待父母的喪事操辦得越隆重越好，而是不能超過禮法的限制。3、追遠則是追念先祖的功德，按時祭祀他們。後人緬懷先人的業績，才會有向上的動力，才會克勤克儉，努力地治理國家，老百姓的生活才會越來越好，民德自然也日趨醇厚。

2、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慎終追遠」理解為慎重地對待父母的喪事、追念先祖不妥當，南懷瑾先生就這樣認為，他認為從孝悌的角度去解讀「慎終追遠」非常牽強，這句話應該理解為善始善終。

善始善終也是禮樂文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能善始不能善終，什麼事情也做不成。

據《周易?繫辭》上說，周易告訴人們的核心思想就是「懼以終始，其要無咎」。

從這個概念上講，南先生的話說非常有道理的，要想有好的結果，必須有好的開始。

但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麼「慎重追遠」就會民德歸厚呢？南先生認為大家都知道了「慎終追遠」的道理，豈不是「民德歸厚」了嗎？

這樣講表面上看是講得通的，但是禮樂制度對平民的要求是非常低的，認為一般老百姓只要好好生產、不要違法就可以了，對他們沒有這樣高的要求，所以孔子才會說「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不誡，此小人之福也」。

講《論語》就必須放到禮樂文化的環境里去討論，不能用現在的觀念去要求古人。「慎終追遠」是對君子、對執政者的要求，不能用在普通老百姓身上。

如果是這樣，「慎終追遠」究竟是什麼意思？

3、

上面的講法已經流行了千百年，下面為大家提供另外一種有關本章的詮釋，它源自禮樂文化，完全符合古人的思維方式，與以上相比，似乎更為適合這一章，起碼我是這麼認為的。

慎終，慎以始終，指對待親族功臣要有始有終；追遠，指對待有功之臣的態度。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通「弛」，有點本子直接做弛）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過，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微子篇）

這是周公告誡兒子伯禽（即魯公）的談話。這句話的意思是作為一個執政者不應該疏遠自己的親族，也不應該讓自己下面的臣子們怨懟不已。對於舊人老臣，如果沒有什麼大的過錯，也不要捨棄他們。不要對人求全責備，要用人所長。

在過去，天子也好，諸侯也好，有封地的大夫也好，他們的家業是一代代向後傳承的，兒子在接過父輩傳下來的基業的同時，如何對待自己的親族與那些父親曾經用過的臣子呢？

周公的話給了我們很好的答案。作為執政者不遺棄自己的親族，不忘記為自己家族出過力、立過功的人，對人敦厚有禮，老百姓有樣學樣，自然就民德歸厚了。

慎以始終這種思想一直到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祖趙匡胤時還在流行著，君臣相約，長保富貴，算是一種比較厚道的思想與做法。

春秋時，晉國賢大夫叔向遇到危險，祁奚去向當時的執政者說情，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像叔向這樣有能力、為國立過大功的人，「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這裡面反映出的思想即是「追遠」。

簡單的講，周公告訴兒子伯禽的這番話用四個字總結就是「慎終追遠」。孔子也曾表達過這樣的思想，「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說得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這樣，為什麼說「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了呢？古人認為一國之風氣，源自執政者的影響，就像孔子曾經說過的，「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上行下效，在執政者的影響下，人們都盡心照顧自己的親戚朋友，一國其樂融融，豈不是民德歸厚了嗎？

4、

公元前573年，晉歷公被弒之後，晉國人把晉襄公的曾孫晉周從成周接了回來做國君，是為晉悼公。

晉悼公即位之後，開始安排工作。

他首先讓呂宣子做了下軍元帥，而且做了解釋，說：在邲之戰（晉、楚之間爆發的一場戰爭）中，呂錡輔佐智莊子俘獲了楚國的公子谷臣和連尹襄老（連尹襄老中箭身亡，屍體為晉人所獲，因古代對死的認知與今人不一樣，故也稱俘獲）；在鄢陵之戰（仍為晉楚之間的一場戰爭）中，呂錡又射中了楚恭王的眼睛。呂錡為晉國立下了這樣的功勞，他的後代卻沒有得到封立。

然後，他又封彘恭子（范武子之子，恭子為謚號，因封在彘地，因此以封地做氏，故名彘恭子）做了新軍元帥，並說：他的父親范武子定法以安晉國，他的哥哥範文子勞苦身子平定諸侯，他們的所作所為到現在還影響著晉國，他父兄的功勛難道可以忘卻嗎？

按照類似的法則，晉悼公對所有人的工作進行了安排。為晉國之後的復興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有些人可能會感到疑惑，像晉悼公這樣可以嗎？只按照先輩的貢獻來分配官職，如果這些人不稱職怎麼辦？

這個完全不用擔心，晉悼公分封的不但是功臣之後，而且是功臣之後中的傑出之輩，全是德才兼備的人才。

沒有這樣的水平，晉悼公也不會年紀輕輕就將內亂之後的晉國整頓得井井有條，二十六歲就成為了諸侯的霸主。

晉悼公用人的故事可以讓我們看到什麼是「故舊不棄」，什麼叫「追遠」，它們在古代政治中有什麼樣特殊的意義。

關於故舊不遺也適用於家庭事務的處理。當年趙衰跟隨重耳流亡的時候，娶了一個狄族的女子叔隗。回國之後，重耳又把自己的一個女兒嫁給了趙衰。這樣趙衰就至少有了兩個老婆，最厲害的當然是重耳的這個女兒，史書上稱她為趙姬，她建議趙衰去狄人那裡把自己原來的老婆孩子一起接回來過。趙衰不肯同意，——也許他想同意，但是不敢，萬一對方是在試探咋辦？這是沒準兒的事情。

但是趙姬堅持要這樣做，說：你得了新寵，忘了原來的妻室，讓跟著你的人怎麼看你？還怎麼用人？

故舊不遺是古人的一種判斷方式，當然這種方式也可以用在今天，如果你發現你有人發達了，疏遠了自己原來的親友，那麼無論他對你多好，你都要離他遠點，淡漠寡恩的人是比較可怕的。

按照這種判斷模式，條件一好，老婆一老，就要離婚的那些人，都是在大家該警惕範圍之內的。

第十章

1.10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禽請教子貢說：夫子每到一個國家，一定會了解到那個國家的政治情況。是人們主動告訴他的呢，還是他向人打聽到的？子貢說：夫子憑著自己溫良恭儉讓的品德得來的。夫子的求跟別人的求大概有些不一樣。

孔子周遊列國，為的是出仕，找機會施展自己的抱負，當然對每個國家的政治情況都非常感興趣，更不要說他還有「亂邦不入危邦不居」這樣的主張。如果不了解一個國家的政治情況，怎麼知道這個國家是亂邦還是不是？

孔子自己的德行修養自是沒得說，但人們向他訴說自己國家的政治情況恐怕不僅僅是因為他德行修養高，更因為他是那個時代的政治學大師，所以齊景公這樣的人才會去向他請教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

這就像楊振寧到了中國，中國物理學界的人會向他解釋中國物流學方面的研究情況一個樣，是毫不稀奇的事情。

朱熹如是評說此章：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

替孔子吹牛是朱老夫子的專職工作。

1.1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1、

孔子說：觀察一個人，他的父親在的時候，要看他的志向，有心於什麼；如果他的父親沒了，就要看他如何處事。一個人如果能三年不去改變父親留下的一些法度，就可以算得上是孝了。

單純從古文今譯的角度來講，這一章並沒有什麼難度，但要真正地理解它，卻還是要費一番功夫的。本章的重點有以下兩點：

第一，為什麼父在只能觀其志，只要在一個人的父親去世之後才能觀其行？

第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的道究竟是什麼？為什麼做到這點可以算得上是孝？

《論語》本身是記錄孔子及其弟子們言行的一本書，而孔子與其弟子們一生研究的都是政治學，就是如何治理國家的學問。由於記錄的簡略，其中許多章節儘管沒有說明書針對執政者而言，但從內容上來看，都是針對執政者的，或者針對那些想成為執政者的人來講的。

父親在的時候，家族的事務都由父親執掌，作為兒子只有聽命和學習的份兒。所以觀察他就要看他的志向在什麼地方，學習什麼，跟什麼樣的人交往，就可以了解他的為人；父親去世之後，他執掌了家政，就要看他如何處理事情了。

這是觀察一個人能力與道德的基本方法。

正如孔子在另一章所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為政篇）

那麼，為什麼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才「可謂孝矣」呢？

如果這句話是針對老百姓講的，那麼做父親是種地的，兒子就要種地，而且連種地的方法都不能改變才算是孝。兒子想光大門庭，求一條更好的路，都可能與孝悌的準則衝突，這顯然是不合理的，違背常識。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是指兒子接過父親的班來之後，不隨便更改父親留下的規章法度，不能由著自己的性子來，一朝天子一朝臣，把父親留下來的臣子都換掉，換成自己喜歡的，而是要體會父親當年的安排，就像周公囑咐兒子的那樣，「君子不馳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過則不棄。」

2、

在《國語》里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可以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一章的含義。

魯武公生前的時候帶著自己的兩個兒子括與戲去朝見周宣王。《國語》在此處的記錄非常簡單，它沒有說明魯武公為什麼要去拜見周宣王，從他帶著兩個兒子一起去的情況來看，他可能是為了讓周宣王幫他解決一個難題。

按照禮樂制度的規定，無論是大夫、國君還是天子只能選嫡長子作為自己的繼承人，即正妻的第一個兒子。如果正妻沒有兒子，她可以選擇從別的妻妾那裡過繼一個作為自己的兒子，仍然具備繼承資格。如果正妻沒有兒子也沒有過繼別人的兒子，則按照其餘妻妾的尊貴程度來選立繼承人，誰的地位最尊貴，就選誰的第一個兒子做繼承人。

標準的禮樂制度繼承製就是這樣的。許多人認為立嫡長子做繼承人是非常不合理的，如果嫡長子不夠賢能怎麼辦？

這樣的問題確實存在，但任何一種制度都是努力在所有情況中選擇最好的一種。嫡長子的母親尊貴，就意味著他的姥爺家很有實力，一旦繼位，先有了強有力的外援。而且一般情況下，嫡長子跟隨父親的時間最久，為家族做的貢獻也最大，跟舊有的臣僚最熟悉，容易得到人們的承認。尤其是禮樂制度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特別對於嫡長子，都是選用最有能力的人來培養教育他。

與當時能採用的其他方式比，嫡長子繼位制是最優的了。

但是事情總有意外，不知道魯武公為什麼在選立繼承人的問題上遇到了難題，他要請周宣王幫助自己解決這個難題。

他選擇周宣王來幫自己解決這個問題有很深的政治含義，第一，魯國是周公的封國，而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在周武王死後、周成王還年幼、周的統治還沒有穩固的時候，周公毅然決然自己做起了攝政王，東擋西殺，把形勢穩定了下來。而在周成王長大之後，又將政權還給了周成王。正是因為周公對王室立有這樣的大功，才封他的兒子在魯國，使他能永久享祭。也正是有了周公和王室這種關係，魯國跟王室的關係在所有的諸侯國里一直是最好的，他們是親戚。第二，立周宣王指定的繼承人以後必定會得到王室的關照，這種好處是不言而喻的。

魯武公打算的非常好，周宣王也非常盡心，不過他看上的卻是魯武公的小兒子戲，按照當時的繼承製度來講，這樣做是不恰當的。

周宣王的大臣樊仲山父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才出來反對，他說：這樣做違背了制度。下事上、少事長這是人們都認可了的制度，現在你違背了它，還讓人們怎麼遵守它？如果因此出了麻煩你怎麼處理？如果諸侯都跟著學怎麼辦？你是管還是不管？管的話，你立了樣子在那裡；不管的話，制度還有什麼用？

周宣王沒有聽從樊仲山父的話，結果真的出事了。

魯武公回去沒多久就死了，戲做了國君，是為魯懿公。當時的人性子都比較直，做事不大考慮後果，戲不該當國君做了國君，有周宣王的支持也不行，所以人們（《國語》記載為魯人，看來支持括的人非常多）把戲殺了，立了括的兒子伯御做了國君。

周宣王一看不幹了，我立的國君你們都敢殺？還有沒有王法了（其實王法就是他先帶頭破壞的，所謂禮樂崩壞，制度就是這麼一點點被蠶食的）？

周宣王生氣了，後果很嚴重。他帶人來到魯國，把魯懿公殺了，立了魯武公的另一個兒子姬稱作了國君，是為魯孝公。

周宣王因為違背了禮樂制度立幼不立長導致了魯國內亂，而且又出兵魯國，殺了魯人自己立的國君，這引起了諸侯的驚疑。

諸侯國擁戴王室，是因為它能帶頭遵守制度，安定天下，帶領大家抗擊周邊民族的侵擾，懲罰那些違背制度的諸侯。現在宣王帶頭違法制度，又顯露出了其強橫的一面，大家開始感到不安。

惹不起總得躲得起，諸侯們因此紛紛疏遠了王室。

周宣王很快感覺到了這一點，他決定改變這種局面，找一個諸侯來給大家做做榜樣，協調各諸侯國與王室之間的關係，在諸侯國與王室之間架一層緩衝軟墊。

為此，樊仲山父向他推薦魯孝公。

這一次，周宣王非常謹慎，他問道：你怎麼知道魯孝公合適？

樊仲山父回答說：魯孝公恭敬又聰明，敬奉國內的長老，頒行政令之前，一定要先查詢先王定下的規章，並且要與之前的成例進行比對，使頒發的政令既不違背制度，又不與成例衝突。

周宣王聽了，點了點頭，說：是啊，這樣他就能治理好他的國家了。

周宣王因此在祖廟頒命，任命魯孝公做了眾諸侯的首領。

3、

關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在子張篇有這樣一章，可供大家參考：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它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曾子這句話的意思是：我聽先生說，孟莊子的孝，別的方面都容易做到，只有不改父之政和留用父親任用的家臣這兩樣是難以做到的。

孟莊子是魯國貴族，三家執政大夫孟氏家族的第六代傳人，他去世的時候，孔子出生，二人不是同一個時代。孔子對於孟莊子的評價，隱含了這樣的含義：前人的政策如果合情合理，不要隨便變動，老輩任用的人如果合格，就不要隨便開除掉。

通常來講，父親如果不是絕世明君一類的人物，總會有些過錯，身為兒子的在父親在的時候不敢講什麼，但是心裡總會產生一種如果是我就會怎麼做的想法，在自己當家之後，往往有人會試圖把這種想法變成現實，從制度到用人都想做一番變革。這種事情風險是蠻大的，通常一個家族發展到一定程度，總是有它許多合理的東西存在，如果不注意改來改去，好的東西沒留住，壞的東西招來一堆，就麻煩了。

所以，無改於父之道是古代保證政治和人心穩定非常重要的舉措。為了讓新上任的執政者盡量保障這一點，古人把它歸入了孝道，以對之進行約束。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無論多合理的政策，只要有了權，就像按照自己的心意來，無論稱職不稱職，都想用自己的人，古人在這方面和今人沒有多少區別。如果沒有外在的約束，權力總是會趨向於濫用，古人對此有著比較深刻的認識，所以用各種辦法來消除它的影響。

當然，「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是父親留下來的東西什麼都不能改。父親不講道理，兒子也繼續不講道理，那怎麼成？而是要繼承父親留下來的好東西。既然能被稱做「道」，當然不會跟禮樂制度與文化相背離了。

花了很大的篇幅來講周宣王和魯國廢立國君的故事，是因為它不但可以讓我們懂得什麼是「無改於父之道」，還讓我們看到了那個年代諸侯和王室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禮樂崩壞又是怎麼發生的。

第十二章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1、

這一章有三個問題需要解決：1、和是什麼意思。2、禮是什麼意思。3、先王之道是什麼意思。4、為什麼「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和，今天有人把它理解為和諧，奧運會開模式上，張藝謀擺出了一個大大的和字，我一直沒有參謀透那個「和」字在設計人的眼裡究竟是什麼意思，有人說它翻譯成現在的意思就是和諧。

楊伯峻先生認為它是恰到好處的意思。《禮記?中庸》有這樣的話：「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這句話是一個比喻，用來形容中庸之道的。

人們的常態是安靜平和的，沒有事情的時候不喜不怒，誰也不會好好地就高興或者生氣。就是高興也有個限度，不會笑個不停。買彩票中了二十元，很多人會莞爾一笑；中了一萬元會高興得告訴朋友，讓大家一起來分享自己的快樂，快樂都從心裡漾出來了；如果中了五個億會狂喜，甚至會哭泣，但你可能再也不肯告訴朋友了。這些表現都是很正常的，隨著外界觸動我們心靈的事務的不同，心情會隨著發生不同的變化，這種變化與外物之間是相應的。

該著開心的時候你要開心，該著狂喜的時候你會狂喜，這是人性，掩飾不住的。如果強制去掩飾它，就違背了人性了，會傷害到自己。如果有人中了五個億仍然不喜不怒，表現宛若平常，如果他不是比爾蓋茨這個級別的富翁，大概就是聖人了。

這個比喻就是告訴大家，做事要把握恰當的時機，拿捏合適的分寸，具有理性的頭腦。

「禮之用，和為貴」就是說禮的應用存乎一心，最妙的地方就是在於一個和字上，它是做事最恰到的分寸，禮的作用發揮到極致，我們可以把握到最好的時候，就是和。

2、

那麼，禮是什麼？禮在這裡代指禮樂制度所有的社會規範，從法律到道德等等。古人常說的先王之道通常指此。因為禮樂制度是先王留下的，後人法先王的產物，它有一個不斷積累發展豐富的過程。

比如第一個人定了一個規章，對整個社會上是有益的，就會被史官記錄下來，被接受到制度裡面去了，留給後人做執政的參考，或者直接就成為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他做的某件事失敗了，也會被記錄下來，告誡後人不可以這麼做，此路不通。

這在古代有個專門的名詞，叫「故」，故就是先人執行過、證明是有益的可以被後人接納推廣的一些行為準則，它們往往會化成後世的制度。

《論語》中有一章叫做「溫故而知新」，許多人都把它解讀成溫習曾經學過的知識，就可以掌握新的知識了，這是錯的。我們的老師，數學物理化學，天天溫，年年溫，沒有幾個成為科學家的；有些研究儒家文化的，四書五經天天搗鼓，許多事情沒有搞明白。

如果故只是指曾經學過的東西，你無論如何溫都很難知道新的，特別是孔子時期，要掌握的技能是禮樂射御書數，射御是需要經常練習的，孔子說「溫故」不會專指射御，剩下的禮樂書數無論你怎麼溫舊的功課，也很難知道新的，你把夏書溫得倒背如流，商書的內容你該是不知道還是不知道。

魯庄公娶了齊國哀姜為妻，第一次來到魯國的時候，魯庄公讓魯國貴族的夫人們帶著玉帛去拜見哀姜，這種做法是違禮的，按照立法女人見面攜帶的禮物應該是棗、栗子等物品，玉帛是男人會見時才能攜帶的禮物，而且按照品級的不同有不同的規格要求。

有的大臣就據此出來反對，說了三個字：非故也。魯庄公聽了之後，也說了一句話，也只有三個字：君作故。

非故也，就是說制度中沒有這樣的規定，過去也沒有這樣的成例，你這是屬於創新。

魯庄公說「君作故」的君不是單純地指自己，而是指國君，故在此代指制度，因為制度本身就是由前人留下的好的法則一點點積累起來的，所以有時候人們也用它代指制度。

魯庄公說這三個字的意思是自己是國君，有權創立新的規章，我這樣做了，後來的人跟著效仿，就有故了，它就會變成制度的一部分。

對方一聽，毫不客氣地給予了反擊：國君的創新如果合乎禮法的精神，就會被後人立為制度（君作而順則故之），如果違背了禮法的精神，就會被當成違禮事件記錄下來，變成反面教材（逆則亦書其逆也）。

魯庄公不聽，結果真的成了反面教材（我們仍然可以通過這個故事領悟前面「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的含義）。

所以「溫故而知新」的真正意思就是：通過學習先人留下的歷史典故（諸如《尚書》、《春秋》等），領悟禮樂制度的精神，學習掌握政策的分寸要領，是通過學習前人的經驗豐富自己完善自己的一種過程，就像律師與法官通過研究過去經典案例研究學習法律的方式完全一樣。

先王之道是一代代積累起來的到周成王時期基本完善起來了周朝的制度。

先王之道，斯為美：就先王的治國之道來講，這是最可寶貴的地方。

3、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有行不通的地方，單純地為了追求和，不用禮來作為標尺衡量它，也是不行的。

這句話翻譯是非常容易的，但是究竟是什麼意思？什麼叫單純地追求和？為了方便理解，我們從幾個不同的側面，舉幾個例子來作為參考。

喪禮是古人表達對失去親人的哀思，並按照死者的級別給予一定規格安葬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開始的時候應該是比較簡略，所謂喪以寄哀。

但到了後來喪禮演變得就變了味道，對孝子提出了許多具體的要求，在表達哀傷上增加了許多條款。比如，要求孝子的面容憔悴，甚至形銷骨立，哭要哭到什麼程度等等。

甚至在當時出現了孝禮觀摩團，聽說那個懂禮儀的人家裡有喪事，大家都跑去參觀學習，並將心得發揚光大。

這給後來的孝子們增加了很大的壓力。失去親人之後，心裡難過，吃不下飯是正常的事情，可是總不能不吃吧？餓了想吃就吃一點，這不也是正常的事情嗎？結果許多人為了讓自己達到孝子的效果，不但故意做出許多戚容來，而且還故意地不吃飯，能餓得自己打晃為最好。

喪禮有最初的表達哀思的方式、喪葬的規格逐漸開始變味兒，成了一種表演。曾子的弟子樂正子春就干過這麼一回事情，他在服喪期間，故意五天不吃飯。曾子更狠，他自己對子思說，服喪期間七天水漿不進，為此受到了身為弟子的子思的批評，子思認為這樣做簡直就是瞎扯，後人根本無法效仿，後人無法效仿的事情，君子是不該提倡的，更不該拿出來炫耀。

在戰國之前流傳著一個關於孝子的笑話。有一個人看到鄰居的兒子在父親的喪禮上哭得不夠哀傷，回來對父母大發感慨，說：哭得那樣不認真，也太不像話了。你們死吧，你們死了我哭得絕對讓大家都滿意。

喪禮演變到了這個份兒上就實在讓人無話可說了。

4、

魯國有一個制度，如果誰發現本國人在別國淪為了奴隸，不管什麼原因都可以預先贖回，贖人的費用回國之後到國庫支領。

這無疑是一項非常好的制度，什麼叫以人為本？這就是！對比一下現在的以色列如何換回自己被俘的士兵就知道了。

子貢在一次出使的過程中贖回了幾個魯國人。回國之後，他沒有按照要求去國庫領贖金。這很可以理解，子貢是孔子的得意弟子，道德非常高尚，而且他還是春秋時期非常有名的財主，家裡有的是錢，所以那點錢領不領都無所謂，他也不在乎。

孔子知道之後卻非常擔心，說：子貢這樣做，恐怕以後再有魯國人在國外做了奴隸，就沒人肯往回贖了。

事情就是如此，子貢可以不在乎這筆贖金，別人呢？領，有子路的榜樣在那裡樹立著呢；不領，各人的情況又不盡相同，有的經濟條件差些，有的人吝嗇些，讓大家都做子貢，有他那樣的思想境界、財力顯然也不現實。最後的結果，有些人以後見了本國人在國外做了奴隸只好假裝看不見。

本來挺高尚的一件事情，最好導致的結果卻是事與願違的。這就是孔子為什麼在談到制度的時候一再地講的人性。制度必須充分考慮人性，執行制度的時候必須留有餘地，高尚的不要摒棄那些不高尚的，要拉著大家一起向前走。

同樣是高尚，子路比子貢做得就好多了。子路有一次從河裡救了一個人，被救的人可能家裡非常富有，拿出一頭牛來作為謝禮感謝子路，子路欣然接受。

孔子知道了之後，高興地說：魯國以後再有人落難，就有救了。

5、

公元前638年，楚國為了救援自己的盟國開始攻打宋國。

宋襄公率領軍隊在泓水迎擊楚軍。

當時的情況是楚強宋弱，宋軍已經在河的這邊擺好了陣勢等待楚軍，楚軍開始渡河。

宋襄公的哥哥子魚對宋襄公說：現在的時機對咱們比較有利，趁他們還沒有完全過河，咱們出擊，一定可以擊敗他們。

宋襄公說：不行！

等楚軍過了河，還沒有擺成陣勢的時候，子魚又對宋襄公建議說：是機會了，該出擊了。

宋襄公還是說不行。

終於，楚軍擺好了陣列，把宋國軍隊打得大敗，宋襄公自己也在這次戰鬥中負了傷。回去之後，國人都責難宋襄公。宋襄公解釋說：君子不攻擊受過傷的人，不擒捉年紀大了的人，不憑藉有利的地形欺侮對方，我雖然是亡國之裔（宋國是紂王的哥哥微子的封國），也不能向還沒有擺好陣式的軍隊發動進攻。

宋襄公是知和而和的典型例子，一個國君首要的職責是為自己的國民服務，保障他們的安全，為他們提供好的社會環境，背棄了自己最基本的職責去踐行仁義，又從哪裡能有仁義呢？

通過以上故事我們可以發現，禮非常重要，但是我們如果做得太過，超過了禮的限制，它就會走向反面，給這個社會造成混亂。

古人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這才是禮的根本，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做事不偏不倚，所謂中庸之道是也。

按照以上之解讀，這一章可以採用類似楊伯峻先生的翻譯：

有子說：「禮的作用，以遇事都做得恰當為可貴。過去聖明君王的治理國家，可寶貴的地方就在這裡；大事小事都可以用這種方式處理妥善。如有行不通的地方，為和而和，不用制度來加以節制，也會行不通。」

「禮之用」一章解讀完了，不過，這卻不是這一章唯一的解。

6、

在《論語》子路篇里，有這樣一章，也是談有關與和的問題，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對於這一章楊伯峻先生的意見是，君子用自己正確的意見去糾正別人錯誤的意見，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處，卻不肯盲從附和；小人則只是盲從附和，不肯表達自己不同的意見。

這一章無疑是指人們針對不同意見應該採取的態度而言的。問題是君子怎麼就能確定自己的意見就是正確的呢？萬一自己的意見錯了，而對方的意見是對的，豈不是變成用自己錯誤的意見去糾正別人別人正確的意見了嗎？

也有人根據字面的意思，直接古語今譯，將這句話翻譯為「君子之間是和諧而不是苟同，小人之間是苟同而不是和諧。」

和在本章里無論是解讀為中庸還是解讀為和諧，都不怎麼合適。《左傳》中記載了晏子對於和與同的看法，可以讓我們看到了和在古文化中的另外一種含義。

齊景公打獵回來，在遄台休息，晏嬰在旁邊陪同，這時候齊景公的寵臣梁丘據飛奔而來。看到梁丘據跑來，齊景公高興地對晏嬰說：只有梁丘據才能跟我算得上是和阿。

晏嬰說：梁丘據只能跟你算得上是同，怎麼能算得上是和呢？

齊景公問晏嬰：和與同的差別在哪裡？

晏嬰告訴齊景公：和與同的差別就好像人們做湯，和就是通過加水、加佐料，將一鍋湯調劑成美味，而同就像是往水裡加水，你無論加多少都是水。這跟君臣之間的道理是一樣的，國君認為可行的方案，臣下認為其中有不合理的部分，就該指出來，這樣綜合大家的意見，使得方案更加完美；反之，國君認為不可行的方案，臣下認為其中有可行的部分，就要綜合大家都意見，剔除其中不合理的部分，使它變得可行。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政治清平不違反制度，老百姓的利益才能確保，執政者能確保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就沒有競爭之心。現在你說可行的，梁丘據也說可行，你說不行的，他也說不行，你對的時候他跟著你對，你錯的時候，他跟著你錯，這樣怎麼治理國家？你要這樣的臣子做什麼？這不就像單純地用水做湯，用一個音彈琴？

在這裡，和與同是古人對待不同意見的兩種態度。

君子作為執政者，傾聽不同的意見，不但可以讓自己少犯錯誤，糾正自己施政過程的失誤，還因為不同的聲音可能代表不同的利益，代表不同的訴求，執政者只有了解所有人都呼聲才能找到最佳的執政方案。

而普通人則沒有這方面的職責與義務，所以作為普通人來講，願意附和別人的意見也好，願意努力迫使別人接受自己的意見也好，影響都不大。

對於普通人來講，同不僅是可以附和別人，也可以要求別人來附和自己。

就像熊十力與馮文炳二位先生，為了意見分歧可以拔拳相向，二位老先生雖然是學者高人，但是仍然是普通人，這樣做就算是小人的同；如果二位中有一位是領導，想通過自己手中的權力來壓使對方放棄自己的觀點，這就不是君子的和了，他追求的仍然是小人的同。

小人同而不和可以，君子和而不同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唐朝李隆基想做什麼，李林甫就幫他做什麼，從不提不同意見，結果大唐輝煌終結於李隆基之手。

近代的這種例子更是枚不勝舉。

綜上所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意思就是，一個國家需要不同的聲音，執政者應該具備容納不同聲音的心胸，而普通人則無需如此。

7、

如果按照上述理解，「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的內涵則完全發生了變化，它指的是在執政者在行使政治的時候，也集思廣益，「知和而和」實際就是追求同，這樣做是不行的，必須用禮法來節制。

禮法是衡量事務的標準，人們在考慮不同意見的時候不能違背它，所以才有「刑不上大夫」這樣的講法。

「刑不上大夫」並不是大夫想幹啥就幹啥，犯了罪也不受懲罰，真那樣就亂套了。它的真實作用類似今天民主國家賦予議員的一些特權。

以上兩種解釋，究竟哪一種才是有子的本意，現在很難斷定，因為只有一句話，沒有任何語境，我們不知道有子當時跟人們在探討什麼的時候講起了這句話，所以也沒法判斷它到底是何指。

如果能找到當時的語境，確切知道有子這句話的含義當然非常好，找不到也不要遺憾，我們研究《論語》不是為了尋章摘句，做教書先生，而是為了了解那個時代的制度與文化，了解那個時代人們的思想與思維方式。

明白了這一點，就會懂得，只要我們的解讀符合禮樂制度與禮樂文化，與當時的歷史環境不相悖，就好了，其餘的都是浮雲。

現在的問題是，在浮雲下面的這一章還有另外的一解。

8、

禮樂制度為解決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提供一個準則，它的最終的目的是為了讓人們不在爭，大家按照制度的約定來取得自己的利益，如果有了衝突也應該按照制度解決。

所以，孔子才說「君子無所爭」。無所爭並不是不爭，而是以制度為準繩來解決問題。在基本原則確立下來之後，對於細微的地方古人希望大家能用讓的態度來解決。所以在用禮來解決問題的時候，它有時也與讓結合在一起，讓是持守禮的又一個準則，它的前提是不違背禮之大旨。

孔子與子路、冉有、子皙、公西華一起閑聊天，孔子讓大家各自談談自己的志向，如果有人想任用自己的時候，究竟希望做什麼，能做到些什麼。

子路說：如果有千乘規模（指一次作戰可以出動一千輛戰車的國家，按照制度，一個國家裡每有多少人家可以供給出動一輛戰車上固定的，通過出動戰車的數量既可以反映一個國家的規模，又可以反映一個國家的勢力）的這麼一個國家，交給我治理，只要三年，我就可以讓人們打起仗來都勇猛非常，而且整個社會還會井然有序。

孔子聽了子路的話微微地笑了。

後來子皙問孔子為什麼笑，孔子說：為國以禮，其言不讓。

可能會有人覺得奇怪，你講孔子和子路的故事，只看到了讓，哪裡有一個和字？其實和是在的，讓的目的就是為了和。

過去講天子和合諸侯，所謂和合諸侯，不是指諸侯之間沒有利益衝突或者與王室之間沒有糾紛，而是要以禮樂制度為準繩，來協調解決王室與諸侯之間、諸侯和諸侯之間的問題，保證天下處於和的狀態。

在大的原則確立下之後，就需要大家用讓的態度來解決問題了。

有一個與鄰居爭地的故事。說的是有戶人家跟鄰居爭地，鬧得不可開交，寫信給在京城做大官的大官，讓他找人修理一下自己這位不知好歹的鄰居，兒子接到家信後，回了一封信，上面寫道：千里來信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9、

在春秋時期也有一個爭地的故事。

范宣子是晉國執政的卿，他因為一塊土地的事情與另一位大夫和有了糾紛，很久都沒有解決，范宣子有些煩躁，決定用武力來解決這件事情。

他之所以選擇這麼做，當然是因為自己的勢力遠遠大於和大夫。儘管如此，也不能說打就打，他還要做一些輿論上的準備工作，爭取幾個同盟，起碼讓大家不要對自己的這種做法反感。

他首先找到了羊舍赤商量，羊舍赤聽完他的想法說：一個國家內有政事，外有軍事，我是負責對外軍事行動的，內政的事情不是我的職責。

言外之意，你與和大夫之間的事情屬於內政，內政有內政的解決辦法，怎麼能憑武力解決呢？

范宣子碰了一個很軟的釘子之後，繼承找同盟，他找到了孫林甫。孫林甫是衛國人，因為衛國內亂，流亡到了晉國。孫林甫對他說：我客居晉國，是專門侍奉您的，只負責您的事務。

意思是說：如果有人欺負您，這事我管，你去欺負別人，我不好插手。

非常有耐心的范宣子又找到了當時晉國另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張老。張老對他說：我的職責是在軍事方面協助你，不是軍事方面的事情我一概不知。

問了三個人，就張老還直率點，算是直接拒絕了。

范宣子又找到了祁奚。祁奚說：我負責紀檢工作，如果有人違法得不到懲辦，這是我的工作沒有做好。現在你讓我用國君授給我的權力幫你自己做事，這不大合適。說心裡話，我就是現在幫你做了，你以後也會厭惡我的不正直。

祁奚就是歷史上「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的那位，這種人往往比較耿直，說起話來什麼能噎死人說什麼。這一次例外，祁奚拐了一個彎：我如果幫你了，你以後也會厭惡我。這不就是明著說范宣子這件事情做的不地道嗎？還不如照直里說好聽點。

范宣子又找到了籍偃，籍偃很客氣：我是協助張老工作的，張老說啥，我就幹啥。如果我直接聽命於您的話，這不就亂套了嗎？也違背了你執政的宗旨啊。

又找到了叔魚，叔魚說：你等著我給你殺了他。

找了一圈，總算找到組織了。但是，范宣子只是想要回在他眼裡屬於自己的那份土地，並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大。

范宣子到處找人諮詢，一點也不知道保密，結果叔魚的哥哥書向（異母）知道了這件事情，沒等范宣子來找他，他主動找上門去了：聽說你跟和大夫不大對付，問遍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你怎麼不問問你的家宰訾祏？他是你們家的老臣，而且知識淵博，又熟知你家的情況。

還不等范宣子去找訾祏，另一位大夫司馬侯上門質問：聽說你對和大夫有意見？我咋不相信有這回事？現在各諸侯國對晉國都不怎麼服氣，你不操心大事，怎麼專門搗鼓些雞毛蒜皮？

范宣子實在沒招了，趕緊去諮詢訾祏，訾祏確實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他先是對范宣子痛說家史，告訴他范家之所以有今天全仗著先祖們積德行善，為晉國立下大功，得到了現在的這些封地。積德得來的東西，也要靠德基來保有它，怎麼能跟為了一點事情就跟和大夫動刀動槍的？

在大家連諷帶刺、連勸說帶教導下，范宣子終於明白了自己該怎麼做了，他除掉原來有糾紛的土地不算，又多劃給了和大夫一部分土地，算是徹底了結了這件事情。

10、

范宣子曾經與他找過的這些人聯合，一起趕走了晉國的另一個有權有勢的家族——欒氏家族，這些人是他昔日的盟友，現在找大家幫忙對付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和大夫，幫來幫去，該要的土地沒有要回來，卻又倒貼了回去一些。

如果我們能讀懂了這個故事，就能理解和在禮樂制度中的又一種含義。

對於晉國的大夫來講，一個穩定的晉國更符合大家都利益，大家只有同心合力才能維持晉國的霸主地位，一個穩定強大的晉國，是大家利益的基礎。對比起來，范宣子與和大夫之間的紛爭並不是原則性的，既然不是原則性的，那麼大家讓一步就算了。

如果要讓，只有范宣子讓了，因為他地位高。

古人有一個與今人不同的觀念，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越高，承擔的責任越重，所以出了任何問題都要先從上面找原因。但凡涉及到紛爭，正常的原理都是大讓小，強讓弱。

對於范宣子來講，表面上看他多讓出了一部分土地，實際他通過此舉鞏固了自己在晉國的地位，只要有能力，政績卓著，封地隨時可以得到。

不怕沒有土地，只怕你沒有得到土地的能力、沒有保住封地的能力，這就是訾祏對范宣子講的那番話的用意。

《論語》里仁篇記載了孔子講過的這樣一句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能以禮讓的精神治理國家，國家還會質量不好么！如果不能以禮讓的精神治理國家，要禮做什麼？

范宣子讓地的故事可以和孔子的這句話互相參悟，讓我們來領略禮樂制度的實質究竟是什麼。

11、

我們常說的「和平」，在古代是兩個字，兩種意思。「平」通常用於諸侯國之間的糾紛，兩個國家如果達成和解，就說「平」；「和」主要指國家內部人們之間的關係，《左傳》中有「師克在和」這樣的話語，意思是說軍隊有戰鬥力在於人們的團結一心。

為了證明春秋時期，「和」字有這一層含義，下面再看一個故事：

范宣子的家臣訾祏死了，當這個曾經幫他度過難關的人，范氏家族家老級的人物閉上眼睛的時候，范宣子心裡非常難過，難過之餘還有一種擔憂，他對兒子范鞅說：鞅啊，過去我有訾祏協助我，有什麼事情我早早晚晚地向他請教，憑著這個我輔佐國君治理晉國和打理咱們的家。現在訾祏死了，而你又沒有獨自做事的能力，你可咋辦啊？

范鞅說：我平時與人相處恭恭敬敬，做事絕不草率，努力學習以追求仁道，為政以和遵循制度（和於政而好其道），有事情跟大家商量而不去出風頭，自己的想法再好也不自以為是，無論什麼事情，一定得到長者的肯定再去做。

范宣子說：這樣做你就能自保了。

范鞅說的「和於政而好其道」是「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的一種翻版。

正是古人有這樣的思想，孔子才會說「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這樣的話。

在這種思想背景下，和就是以禮樂制度為準繩，在不違背大的原則下的一種互相退讓。這種讓不但表現在單純的利益面前，還表現在人們的交際之中。

同樣是晉國范氏家族的故事。範文子是晉國大夫，他參與政治的時候，他父親已經退休了，有一次他上朝回來晚了，父親問他：咋回來這麼晚？範文子很高興地說：今天從秦國來了個使者，大家在朝上猜謎玩兒，使者出的謎語真難，大家都猜不出來，我猜出來三個。老爹一聽，不但沒有誇兒子聰明，反而掄起拐杖就打：大家不是猜不出來，而是在互相謙讓，你一個小孩子，卻三次搶別人的風頭，你這是作死了。

其實這種情況今天也一樣，大家相處都討厭喜歡顯擺的人，但是自己的孩子如果到處顯擺，很多做父母的卻往往引以為驕傲，在這方面我們不如古人遠了。

我們用舉例子的方式來理解「和」在有子這句話里的含義，不是說「和」的含義只有這麼多，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對古人思想的領悟就會越來越偏狹。關於這一章，再講最後一個故事，讓我們看看在古人眼裡順理成章地「和」，在我們眼裡可能是多麼地不可思議。

鄭武公、鄭莊公父子二人都曾經做過周平王的卿相，到了鄭莊公這裡，周平王想分掉鄭莊公的一部分權力給虢國的國君，對此鄭莊公非常不滿意，去質問周平王，周平王說：沒有這回事啊。為此，王室和鄭國就進行了盟誓，而且交換過人質。周平王死後，王室還是想重用虢公。對此，鄭莊公非常惱火，麥收的時候，派人直接割了王室在溫地的麥子，秋收的時候又派人割了王室的穀子。

就這樣，王室和鄭國之間就埋下了不和的種子，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徹底奪去了鄭莊公在王室的一切權力。作為報復，鄭莊公從此拒絕旅行朝見周王的義務。

王室東遷之後雖然不如原來的勢力大，但影響還是有的，所以周桓王率領由虢、衛、蔡、陳國等諸侯國組成的聯軍討伐鄭國，準備給鄭國一點眼色看看。

結果事與願違，鄭國不但把聯軍打得大敗，鄭國大夫祝聃還把周桓王給射傷了，祝聃建議乘勝追擊，鄭莊公說：我們怎麼能對天子太過分呢？能夠自保，國家能免於滅亡，這就夠了。

在當天晚上，鄭莊公派大臣到周桓王營壘慰問周桓王和眾位諸侯。

12、

據以上分析，「禮之用，和為貴」這一章就可能有三重意思，1、和指中庸之道。2、和指執政者對待不同意見的態度。3、和指為政處事之道。

三種意思，三種思想，各有側重。有子講的這番話不可能同時包含這三重思想，由於我們不知道他是在什麼情況下講的這番話，也就很難確定有子講這番話的本意，這是一幢挺讓人鬱悶的事情。

不過，我認為也沒有必要過於在意這些，能夠準確地解讀《論語》當然很好，如果因條件所限，實在沒法確定說話人表達的原意是什麼也無所謂。

古人輯錄《論語》的目的，是為了研究禮樂制度做參考，我們研究《論語》的目的是為了了解那個時代的思想與文化，只要能達到這個目的，也該滿意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以上三種解讀都符合禮樂文化的精神，代表了和在古人思想中的三種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