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騷擾面前，為什麼學校從來不會保護學生？

來自專欄土逗公社139 人贊了文章

今年是校園性騷擾的高發之年。並不是因為更多事件發生，而是由於越來越多的受害者敢於說出自己的經歷，揭露「教授」們的獸行。然而，無論是北大瀋陽還是今天的中大張鵬，學校的態度都出奇統一地曖昧。「保護式處分」，對施暴方明面上嚴懲，背地裡放縱；對受害者明面上關心，實質上監控、刪文。每個大學都會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現在明的是什麼德，親的又是什麼民呢？

作者：大兔

編輯：默默然 沙撈越

美編：黃山

土逗原創

中大校園管理出新招——「保護式處分」

我的母校中山大學又火了。

青年「長江學者」張鵬對多名女生、女老師的性騷擾，已經有多人證實。但在鐵錚錚的事實面前，學校領導竟然使用了這樣的一個明顯敷衍而低能的方式來回應：

女學生在五四青年節這個進步的紀念日，向學校紀委發去了舉報信。而中大領導們，這些坐在辦公室里的領導們，居然用「4月就已經給予了張鵬黨紀政紀處分並在單位內部進行了通報」作為對性騷擾事件的第一回應。黨紀政紀處分，這種處罰很快就被網媒稱為「保護式處分」。由中山大學發出的這篇風淡雲輕的文書，還以「網文存在與學校調查核實不相符的情況」作為結尾，暗指記者黃雪琴的報道《她曾經以為自己能逃開教授的手》（以下簡稱《她》）不實。

從青椒李思涯疑因長期受院長甘陽欺壓而怒扇其巴掌，到中大禁止LGBT小組、女權小組進行性別平等倡導活動，到現在當紅教授張鵬被多名女學生舉報性騷擾而校方消極對待，中山大學這兩年因為作風保守、醜聞多多而站在了風口浪尖上。

我在中大讀書時，她不是這樣的。那時候，我們在課堂上熱烈討論時政問題；我們在公民課上學會什麼叫獨立思想；我們在性別平等課程中以肉身實踐平等多元；我們走出校園，倡導女權，不僅收穫政策進步，也鍛煉自己成為愛世界、負責任、明是非的新一代進步青年。

但是現在，一切都不復存在。課程被停，小組被關，學生被請喝茶，學校空有博學審問之名，卻鮮有明辨篤行的風氣。

而這還不是最噁心人的。中山大學現今對在校學生的輿情監控力度，一向讓我們這些校友感慨「幸虧早畢業」。一如既往的緊急會議，一如既往地要求禁止不轉發，這些一如既往對很多有行動經驗的學生來如，已如家常便飯。但是每每看到這類截圖，我仍然感到震驚：難道這些領導是傻的嗎？

學生算什麼，生意才是王道

如果我們認為這些領導官員對性騷擾議題不熟悉，不懂什麼是性別平等，只需要對他們多進行性別平等倡導，就能解決這些「誤會」，那也太天真了。事實上，在黃的《她》文里，我們已經知道，早有中大學生在「為學校發展規劃建言獻策之『十大提案』活動」中，提交了「關於中山大學師風師德規範細則的建議」的提案。可提案上交後，校領導多次找提交提案的學子們談話，表示提案做得很好，但表示「這個話題太敏感不宜公開討論」，甚至拒絕讓學生公開對提案進行答辯。在提案優秀獎的獎狀上，也不能出現提案具體名稱。

所以顯然，他們都懂。

但是按照正常人的思路，學校出了醜聞，最好的危機公關手法應該是積極面對、合理懲罰以權謀私實施性別暴力的性騷擾者，而不是愚蠢而無能地捂著掖著。「難道它不怕以後沒有學生願意報考中大嗎？他們就不需要顧忌學校聲譽嗎?」很多朋友都提出了這個問題。

我認為，中大確實不需要擔憂爛透頂的危機公關將會影響其公眾聲譽，從而面臨招生或者其他危機。因為今天的高校——理論上來說是全世界的高校——幾乎都不需要對學生負責。

因為他們只需要對資金來源方負責。據我不成熟的理解，當今的高等教育已成產業。運營一所大學的邏輯，已經和經營一盤生意的邏輯相近。

曾經，我們對名校的嚮往，有不一樣的緣由。比如談到北大，我們也許不會想到她有多少國家級項目，而是會想起99年前，她的學子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五四風雷」改寫了中國近現代史；比如談到中大，我們也許不會想起她「排名20強，科研經費23億」，而是會想到她在21世紀初，培育了大量關注底層、關注時事、關注如何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平等、更公正的年輕人。

而現在，培養進步學生，似乎不是這些高校感興趣的話題。

教育產業的屁股，決定著「保護式處分」的腦袋

中大校長羅俊曾在一次採訪中透露，「（2017年）總體辦學經費已達75億元；科研項目到賬經費從2014年的10億元增長到去年的29億元，其中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立項數位居全國高校第二，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立項數位居全國高校第一。」

值得注意的是，羅俊還表示「中大要集聚和培養一大批高層次人才，打造學術研究高地，形成若干個能夠代表國家水平、代表學術前沿水平的學科領域或學科方向，使之成為一張又一張『中大名片』，並湧現出一批可以在國際學術界代表一流水平的『金牌教授』。」

老師是打工者，名師是招攬投資的招牌工具。在「招名師——引項目——招名師」的邏輯下，將學生培養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站在時代前沿的進步青年，似乎就並非高校的責任。

產業化的教育體系要求學校對資金來源負責。這個資金來源，絕對不是那些希望通過自己行動來改變世界的學生（因為我們幾乎都很窮）。要讓這盤生意繼續下去，就必須繼續讓「金牌教授」們衣著光鮮，面泛紅光地申請各種大項目，再用這些大項目裝點門面，引入更多國際項目和資本家校友捐贈。

而不需要理會這些招攬工具對學生作出了怎樣的精神虐待和性別暴力。

教育產業，也許本來就是為維持整個資本主義系統而輸出打工妹、打工仔的流水線。這些打工妹、打工仔不需要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需要成為流水線上老實勤懇的螺絲釘就夠了。這解釋了為什麼中大要封殺LGBT小組，為什麼要對做女權倡導、勞工權利倡導的學生請喝茶、告家長——這並不是一群老古董不理解年輕人為何憤怒而行動的問題，這是大學領導們把自己放在了什麼位置的問題。

而張鵬事件，本來是一個現成的、可以用來教育師生什麼是性別平等，什麼是性別暴力的絕佳機會。但基於與進步對立的位置，領導們再一次輕輕地把重建開明、討論學風的機會扔掉了，把理性討論熱點話題、提升學生素養的機會扔掉了，把我們對未來僅存的一點僥倖希望也一併扔掉了。

他們的位置決定了他們的立場。他們的立場決定了他們的行為。

但是話說回來，哪有什麼名校？如果讀名校是為了讓人變得清醒而開明，那麼讀不上名校的那些人，不就連清醒而開明的機會都沒有嗎？

可是我們看到：初進大學的本科生們，比位高權重的名校領導，進步多了；人微言輕的校友們，也比性騷擾者「金牌教授」，覺悟更高。那麼我們就不必再迷信所謂的「雙一流」、所謂的985。真正的進步力量在經歷了疼痛後覺醒的年輕人身上，在敢於發聲不斷試錯的行動者身上。這些摧枯拉朽的力量，將把腐爛的根從地底下挖出來，栽上新綠的青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