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試教育下的人才 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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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應試教育下的人才 嗎？（轉）》的最後一個命題的解釋：素質教育不利於中國的社會穩定。這一句倒是實話，是結合我們現在的事實情況下的結論，並不是說素質教育本身的特性、與生俱來的就是不穩定。

我們必須清楚的認識到，我們中國的現行教育制度就是應試製度，正在緩慢的有素質教育的轉型趨向，但也僅僅是趨向。在現在這個已經是錯綜複雜的制度上動手，就必須要承受它所帶來的反彈，這種反彈的力量就會帶來不穩定的因素，就會不利於中國的社會穩定。大家對利益鏈並不感到陌生，打破利益鏈的後果就是有人失去了利益，甚至於連飯碗也被端掉，而這樣的後果就是損失利益的人幾乎都會群起而攻之，絕對不會善罷甘休。這是很危險的，哪怕他們看似日薄西山，然而死而不僵。面對一個敵人、面對損失利益的命途，他們甚至會不計前嫌的空前團結到一起——這足以引發一場社會的地震。而我們的黨和國家最為關心的事情之一就是穩定兩個字。

穩定壓倒一切，是鄧小平理論中的一個基本觀點。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的同時，必須時刻維護穩定這個大局。對改革的領導者來說，改革既是為了發展，也要服從穩定，發展成效被用來檢驗改革道路的正確與否，穩定則為進一步改革創造條件。

穩定壓倒一切是指在實現中國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對外開放，保持國內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改革開放以來，穩定問題始終在中央政府的目標函數中佔據著決定性的權重。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通過不斷培育自身執政的合法性，始終基本維護了改革開放過程中穩定的的局面，為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礎。隨著改革的不斷引向深入，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發生演化，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及時地進行自我創新和政策調整，與時俱進地轉換維護穩定的模式。

這樣的轉向素質教育下去會如何？我相信誰的心中也沒有底，也沒有人敢打包票不會出現大亂。所謂改不能不改，教育必須與時俱進；改又不能輕視，否則必然天下大亂，教育的混亂後果誰也無法預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這件事表面來看是個死局。

但是這只是表面的死局。借口「死局」便可以高枕無憂的讓這個制度接著運行，也可以藉此拒絕推進素質教育的改革。穩定不是一定的，但是改革卻是必須的，無論是要從人性出發，還是要從國際競爭出發，都需要我們的教育改革優化。

中國為了穩定付出的代價目前來看尚不多，但是也要引發我們自己的關注和思考。

中國八十年代曾經經歷過嚴打，為的就是穩定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決定》，提出從1983年起，在3年內組織3個戰役。從1983年8月上旬開始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機關迅速開展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第一戰役。此後至2001年，除1985年、1997年外，每年都組織「嚴打」戰役。按照依法「從重從快，一網打盡」的精神，對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堅決打擊。

可是現在學術界回頭看，大多數持有反思、反對的意見，83年「嚴打」行動，冤枉了很多人，一些罪不至死的人死了，一些人被錯判了。當時刑法里的流氓罪最高是可判死刑的，有的亂搞男女關係的人就是按流氓罪從重被判了死刑。還有的只搶了一點點東西甚至只是一頂軍帽就被槍斃了，我印象很深的是陸樹銘《我遇關公》第十二頁中，他知道的一個人，因為用開水燙傷（不是燙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姦夫，一審判了十五年，嚴打改為死刑。這很可怕，但讓我感到可怕的是嚴打的程序問題。

當時在嚴打行動期間，公、檢、法三家是聯合辦案的，每抓到一個罪犯（犯罪嫌疑人）不是公安審，然後檢察查，最後法院判，而是三家各派一到兩人，共同審問，一次定刑。審完以後，各單位出各單位的案卷，共同研究一個罪名，定出判多少年。所以當時的審判效率非常之高，可以說達到了中國法制歷史上的高效之巔。正是因為快審快判使得這次「嚴打」也給公檢法系統留下了專政的烙印，許多地方迷戀運動式執法，熱衷搞公審公判，一些人由此輕視公民權利，甚至肆意踐踏、侵犯。還有地方的公安機關喜歡搞公審大會，繼續犯下這種侵犯國民隱私權的錯誤。

這是典型的求穩定，結果坑死自己的結果。這樣的穩定你喜歡嗎？你贊同嗎？從長計議利弊如何呢？

所以穩定不是必須的，甚至是要犧牲的，天下沒有多少好事是「多快好省」的，不要總想著穩定和改革時時刻刻都是統一、一致的。

另外，不穩定的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思想的問題。

「思想罪不會帶來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1984》

而我以為，這才是遲遲不動手的根本顧慮，思想方面的任何讓步的行為，都會導致不想看到的猶如日本的「下克上」的情況，讓步思想關，無異於放棄領導權走向死亡。

所以穩定的原因只是這種內動力的表現，想要治根，恐怕不能多言。

（本文旨在說明最後一個命題，即素質教育不利於中國的社會穩定是成立的，詳細討論不在這裡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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