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信仰的努力　 丁林

拯救信仰的努力　 作者：丁林　　美國是世界上科學最發達、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布希總統在清華大學對大學生們說，95％的美國人是信神的。出於科學理性和對神的信仰之間的內在矛盾，95％的人信神和科學發達之間，一定存在一些我們以往不了解的東西。　　　美國公共電視台（PBS）曾經播放過一個一小時的專題節目，題為《信仰和理性》（Faith and Reason），談科學理性和基督教信仰的互動問題。這是一個主要由著名科學家和神學家發表議論的節目。　　　一、一點歷史解讀　　　科學和醫學史教授Ronald Numbers是科學和宗教關係的專家，他同時被選為美國科學史學會和美國教會史學會主席。他指出，幾百年來，西方文化中一個重要觀念是所謂「兩本書」的概念，這兩本書就是聖經和自然。從中世紀到19世紀，西方文化中的大多數人相信，這兩本書都是上帝的創作，人們探索自然和崇拜上帝都是遵從上帝的教導。所以，在西方歷史上，科學探索和信神是不衝突的。　　　在中世紀早期，基督教歐洲似乎放棄了科學思維，古希臘科學、數學和天文學的遺產在伊斯蘭世界得到傳承和豐富。13世紀，這種科學遺產重新返回西歐，而擔任這一返回任務的都是基督教的修士和神學家。　　　從中世紀後期到文藝復興，大多數科學巨人是教堂里的神職人員，其中包括，偉大的中世紀數學家羅伯特·格羅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他是牛津的主教；中世紀實驗科學的倡導者羅傑·培根，他是方濟各修士，被譽為中世紀的伽利略；十五世紀偉大的數學家和實驗科學家庫薩的尼古拉斯，他是天主教的樞機主教，是第一個提出宇宙無限的人；還有著名的哥白尼，他是天主教主教堂的大牧師會成員。　　　一直到十八世紀，歐洲大多數研究科學的人都是有宗教信仰的，都接受過神學訓練，一個重要原因是，那個時代的高等教育機構是教會控制的。　　　以往認為，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是科學和宗教決裂的時期。Numbers指出，最近五十年的歷史研究證實，這是誤讀了歷史。科學革命時期幾乎所有開拓者和新學科的奠基者都是宗教人士，並且總是使他們的研究和他們的信仰相一致。日心說天文學三巨人，哥白尼、開普勒，牛頓，都把他們的宇宙觀看作他們神學和信仰的一部分，把他們的研究看作是在尋找和追隨上帝。　　　科學史上，伽利略審判無疑是一個重要事件。以往認為，伽利略因為主張日心說而遭到羅馬天主教會的迫害，差點被處死。Numbers指出，最新的研究證明，這種傳說誇大了事實，真實情況要複雜得多。事實上，伽利略在審判期間沒有坐過一天牢，而是住在一個樞機主教的奢華宮殿里。終其一生，很多有勢力的宗教界人士是他的支持者。在審判伽利略的1633年，天文學還不夠精確，世界上沒有人能夠證明地球圍繞太陽轉，也沒有人能夠證明太陽圍繞地球轉；但是羅馬天主教會是在漸漸接受日心說這一新觀點。查遍梵帝岡檔案，沒有任何證據說明教會曾經想處死伽利略。伽利略和教會的衝突，有其他一些複雜的因素，而不是出於教會對新科學的仇視。伽利略的最後八年被軟禁在自己家裡，但是他從沒有停止科學研究，就是在那段時間裡寫出了《關於兩種科學的對話》，從而奠定了他作為現代物理學創始者的地位。　　　以往還傳說，布魯諾由於支持日心說而被燒死，現在的研究證明，這是不準確的。布魯諾的被燒死，是由於他的異端宗教，和科學沒有關係。　　　一直要到18世紀，科學和宗教的分離才明朗化。在法國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氛圍下，哲學家康德、盧梭等提出，科學和宗教是兩個不同的領域，必須分開。但是，即使是在此後的半個多世紀里，科學和宗教也不是你立我破的關係。　　　科學和宗教之間真正嚴重的衝突，發生於1859年，達爾文發表了《物種起源》，生物進化論誕生。　　　二、進化論和創造論危機　　　面對達爾文進化論和基督教創造論的矛盾，很多人看到了基督教信仰的危機。進化論是按照科學方法架構的，有內在邏輯性，有觀察證據。很多人把它看作對基督教信仰的一種威脅，企圖排斥進化論。但是更多人看到，單純的排斥是沒有用的。他們試圖重新解讀和解釋聖經，使聖經和進化論在一定程度上能調和。在著名的1925年猴子審判中，基督教創世說的辯護者布萊恩在法庭上被追問是不是相信聖經所說的上帝在六天里創造了世界，他回答說，聖經里所說的上帝的「一天」不是我們地球上人的一天，而是相當於我們地球上的六億年。這可以說是基督教信仰者面對進化論科學的一種防衛反應。　　　怎樣在進化論科學的發展下，拯救原有的基督教信仰？　　　1996年，梵帝岡天文台和位於加州大學伯克利的神學與自然科學中心，聯合舉辦了一個以進化論為主題的國際討論會。這個討論會是系列討論會的第四次會議。這個系列討論會每兩年舉辦一次，在教皇位於羅馬城外的夏宮舉行，來討論科學研究和神學與宗教的關係。教皇親自向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哲學家和神學家致歡迎詞。第一次會議的主題是物理學、哲學和神學；第二次會議的主題是紊亂和複雜性問題；第三次會議主題是量子宇宙學；第四次是進化論；第五次的專題是大腦和精神問題；第六次是量子力學。　　　在這第四次討論會上，與會者討論了地球上生命的生物進化，也討論了宇宙作為整體的進化問題。與會者一致認為，在本質上，進化論是和基督教世界觀相洽的。牛津大學著名生物化學家Arther Peacock博士，也是英國聖公會的一位榮譽神職人員。他認為，進化論科學可以促進對神的追求，加深對上帝的理解。他解釋說，上帝的創造是一個逐漸展開的過程，而所謂進化過程，歸根結底還是上帝的創造過程，「當我們說上帝是造物主的時候，並不是說上帝在過去某個時刻創造了一切，然後就走開了。而是說，這是一個始終在進行的過程」。但是也有人對此不以為然。牛津大學進化生物學家Richard Dawkins就認為，對進化論進行這樣的神學思考是沒有收穫的，它不能增加知識，只是「浪費時間」。　　　這次會議後不久，教皇發表講話指出：最新的知識引導我們認識到，進化論不只是一種假設。　　　這表明，基督教承認進化論是一種科學理論，不再認為進化論是會摧毀宗教信仰的一種威脅，並且顯示了在進化論科學的發展下，基督教信仰逐步在取得自信。　　　三、基因工程　　　當代最宏大的一項科學項目是人類基因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簡稱HGP），其目的是譯解人類的遺傳密碼，理解在我們身體每一個細胞中組成DNA的數以十萬計基因的功能。這項計劃的前景是使得人類史無前例地有能力理解和操縱基因，有望通過基因工程治療遺傳疾病，包括很多種類的癌症。　　　世界各國數以千計的科學家投入了這項計劃，美國政府將在十五年時間裡投入三十億美元。在美國，HGP是由位於馬里蘭的國家衛生研究院的人類基因研究所負責協調的。這個研究所的主任，Francis Collins博士，是醫學和遺傳科學領域的傑出科學家，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在27歲的時候從無神論者皈依基督教，他說，這是他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個決定。他不認為基因工程和他的信仰有衝突，相反，他認為他的研究有助於治病救人，是他的基督教信仰的延伸。　　　但是，基因工程的進展呈現出一種令人焦慮的成果。1997年，蘇格蘭科學家首先克隆成功綿羊桃莉。隨後，其他科學家宣布成功克隆牛和鼠等動物。從技術上說，克隆人類自身，已經可以預言。　　　在綿羊桃莉克隆成功的消息宣布以後，柯林頓總統呼籲禁止克隆人類的科研和醫學研究。1998年2月，美國參議員William Frist提出法案禁止克隆人類的研究。　　　與此相關的，還有人類幹細胞的研究。　　　有很多生物學家對此不以為然，他們認為禁止克隆人類的研究是阻撓科學的發展，是沒有意義的，而且註定是不會成功的。你禁得了今天，能禁得了十年以後、一百年以後嗎？你禁得了美國，能禁得了別的國家嗎？他們認為，從科學理性角度看，克隆人類的研究是生物學發展的必然，禁止研究是自縛手腳，徒然損失寶貴的時間。　　　面對生物科學研究令人震驚的前景，喊停的人是不是有道理呢？是不是只有生物學家有資格和能力對此作出判斷？　　　上世紀初，達爾文進化論之所以引起極大爭議，因為這是第一次把科學對動物的研究結論延伸到人類身上。宗教界指責進化論剝奪了人類的尊嚴，而科學理性認為這種指責是無的放矢。但是，達爾文進化論很快就引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並且被德國科學家接過去發展出關於種族優劣的「優生學」理論。這是納粹德國動員全國參與反猶滅猶，殺害以百萬計猶太人、吉普賽人的種族滅絕政策的「科學依據」。納粹的這種「科學理論」和政策，一開始就遭到美國人民的反對，而最早對社會達爾文主義提出質疑的，不是科學界，而是宗教界人士。　　　今天的基因工程研究，其實產生了類似的處境。克隆人類有倫理道德問題嗎？大多數人會回答，克隆人類的做法存在不可忽視的倫理道德問題，儘管這裡的倫理道德問題還沒有定義清楚，更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可是也有些科學界人士卻認為這裡不存在道德問題，道德問題只存在於他們的研究領域之外。　　　有些宗教界人士認為，在這樣的時刻，科學界思考這樣的道德問題的能力是很弱的，不能只依賴科學家來思考和決定科研中的道德問題。他們甚至表示，DNA是神聖的，人類不應該「扮演上帝」來操縱DNA。　　　醫學和遺傳科學家Collins博士支持諸如用於農業目的的克隆動物的研究，但是認為，「用這種方法來製造一個人」，「這不是上帝為我們的生命安排的計劃」，他表示反對。神學家Ted Peters是基因科學之神學意義方面的傑出專家，相比較之下，他的態度有所不同。他不認為基因是神聖的，不認為操縱基因就是在「扮演上帝」。他強調，如果一個孩子是克隆而成來到這個世界的，那麼這孩子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從基督教的眼光來看，這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樣，都是「上帝的孩子。」不過他們都認為，由於基因技術的巨大前景，信神的人要理解基因科學，只有這樣才能參與決定，人類應該用這個技術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　　　然而，在科學加速發展的今天，正是由於宗教的存在，對於物種的改變、包括一些與人類自身相關的改變，就多了一層道德質疑的堅持。不論最終人們選擇依照怎樣的結論去做，這樣的質疑和思考，對於人類絕不是多餘的。我們看到，越是在宗教式微的國家，科學越可能按照最急功近利的路徑去走，這樣的質疑往往會省略，這種省略會帶來什麼樣的危險和後果，是負責任的人們不得不正視的。　　　四、宇宙、起源和上帝　　　天文學歷來是對信仰影響最大的學科。一直到18世紀以前，西方天文學始終是基督教神學的一部分。但是當代宇宙學，從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到大爆炸理論，對神的存在提出了嚴重的質疑。　　　當大爆炸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第一次發現的時候，很多科學家不接受這種理論，因為這種理論意味著宇宙有一個起點，有一個開始的時刻，而這等於意味著有一個創始者。近些年，赫伯望遠鏡發現，宇宙在膨脹，這證明了宇宙有一個起源的時刻，同時這種觀點支持了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即用一組方程式來描述宇宙從虛無中產生。不過現在的科學家又認為，宇宙的起源時刻就是這組方程式的作用，並不需要超自然力量的存在。　　　這也是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斯蒂芬·霍金的觀點，他認為，如果現在的宇宙學理論是正確的，那麼宇宙的創始就完全可以用物理定律來解釋，與造物主何干？　　　有些物理學家面對同樣的方程組，卻有不同的看法。物理學家Paul Davies說，物理定律之完美說明，必定有什麼東西在這些定律的背後，必定有什麼至高至上的東西在驅動著宇宙里完美的數學規律。斯蒂芬·霍金本人也把上帝和物理定律聯繫在一起，他和Paul Davies一樣，說現代物理學尋求的能夠把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結合起來的統一理論，是「上帝的旨意」。　　　對於無神論者來說，當代宇宙學裡沒有神的位置。而對於那些信神的宇宙學家，對於基督教信仰者來說，當代宇宙學不能動搖神的存在，宇宙學的發展不構成基督教信仰的危機，相反，更加堅定了他們對神的信仰。　　　五、目的和意義　　　諾貝爾獎獲得者，著名理論物理學家溫伯格（Steven Weinberg）在他的著作《最初三分鐘》的結尾說，「宇宙越變得可以為我們理解，它就越顯得沒有意義。」溫伯格的意思是，科學給我們描繪的宇宙是一個沒有目的的空間，在這個冰冷空間里，我們也看不到我們人類存在的意義。溫伯格的說法是至今為止科學家作出的最為冷峻的評論。這個評論使宗教信仰者非常不快，因為對於信仰來說，宇宙的意義和人類的作用是至關緊要的。　　　澳大利亞生物學家Charles Birch是現代生態學的創始人之一，他是一個基督徒，他對溫伯格的看法很不以為然。他評論說，溫伯格作為物理學家對宇宙得出如此冷峻的觀點是因為物理學家「習慣用機械的觀點看待世界」，而在溫伯格看來沒有意義的地方，他說，「我從中發現了意義」。他認為世界是有意義的，有些科學家看不到世界的意義，這是他們的問題，不是這個世界的問題。　　　同樣，梵帝岡天文台的著名天文學家，George Coyne神父，畢生研究恆星的形成，卻堅信宇宙充滿了意義和目的性，而科學並不足以洞察這種意義和目的性。他指出，將所有科學的偉大成就統統加在一起，那也不一定就能向我們顯示我們生命的意義，整個宇宙的意義。意義的顯示是在科學之外，是在於我們體驗到我們作為人生活在世界上。他解釋說：「我認為，所有人類經驗告訴我們，世界是有意義的。當我握住一個瀕危朋友的手，從這個朋友的眼睛裡看到，即使在死亡降臨的時刻，人仍然有希望和歡樂的表示，我就看到了存在的意義，這種意義是超越科學研究的。」　　　有趣的是，溫伯格對此深有同感。他說，雖然他相信科學描述的宇宙是冰冷的，是沒有意義的，但是他相信我們人類可以通過我們的生活給宇宙以意義，「通過互愛，通過發現自然，通過創造和藝術」。溫伯格說，面對一個「無愛的非人性的宇宙」，我們卻可以為我們自己創造「一個溫暖的，愛的，科學和藝術的小島」。　　　　　六、理性與信仰的共存　　　溫伯格對宇宙「冰冷的」描述，以及他和Coyne神父對人生意義的肯定，典型地表現出科學理性和信仰對社會的關係。也就是說，即使是強調純理性的科學家，仍然關心「意義」的存在。人類不僅具有尋求知識，尋找科學答案的本能，人還是情感複雜的造物。不論從生物學的角度，給予人類怎樣清晰明確的科學解釋，人們仍然會產生對死亡的恐懼、對命運的神秘感、對生命意義的困惑，對人性道德的無窮追問。正是這樣一種人類文明屬性，給宗教留出了空間。這是宗教在現代科學突飛猛進發展以後，仍然能夠長期持續存在的原因。不是教士的宣講使得人們追隨宗教，而是人類精神生活的特殊需求，尋求和維護了神和宗教。　　　我們知道，17世紀科學革命是西方文明條件下的事物，而當代科學是科學革命的直接產物。基督教信仰是幾千年西方文明的核心。自從科學理性和基督教信仰在進化論問題上產生重大危機以後，科學理性和宗教信仰處於一種緊張的平衡關係。在制度層面上，西方民主國家有政教分離的法律保障，科學研究沒有因為這種拯救信仰的活動而遭受壓制；同時，宗教信仰和結社的自由，保證民眾有活躍的宗教活動，也維護了宗教和科學的對話。　　　這個時候，真不由會想起那句老話，「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在科學與宗教兩個領域，在歷史上和今天，都不乏一些極端觀點，試圖以某種方式，一勞永逸地剷除對方。不乏藉助政治與權力，暫時地達到目標。可是，我們看到歷史不斷在重複著這樣的過程，每當被借用的高壓消除，一切就恢復原貌，科學與宗教共存依舊。　　　拯救信仰的努力，說到底就是，面對科學理性的挑戰，怎樣保持西方文明的核心－－民眾的基督教信仰。既要發展科學技術，開展科學教育，保護科學研究不受壓制，又要維護作為社會主要道德資源的宗教信仰；既要為科學和宗教劃分出各自的活動空間，使它們互不干擾，又要建立它們之間一定程度的對話機制，使科學理性和信仰在人們的精神世界裡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　　　科學研究和知識，科學理性，同宗教信仰，對神的敬畏之心，都在為社會的變革與進步提供思想與精神動力。這就是在美國這個科學最發達的國家裡，95％的人信神的背景。在此比照當代中文文化內人們的精神世界，對科學理性與宗教信仰此破彼立、此長必然彼消的兩極對立觀念，似乎應該重新審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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