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課禁令為何禁不住「影子教育」盛行

　　占盛麗　　暑假過半，筆者孩子所在小學班級的家長群，收到了學校向教師和家長們傳達的教育部和上海市教委關於「嚴禁中小學校和在職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的「六條禁令」，同時還附上了舉報電話。想到兩個月前，筆者為準備孩子「小升初」而了解到各類「小五班」的供不應求，尤其是看著即將升讀五年級的兒子，烈日炎炎奔波於「語文名師班」和「奧數班」的身影，對於這「六條禁令」，筆者和群里其他家長一樣，只能沉默以對。　　家教補習，如此大的需求來自何方呢？　　家教補習：東亞流行的「影子教育」　　家教補習，在學術研究領域有一個形象的稱呼--「影子教育」，即伴生於學校教育，並隨學校教育的規模和發展而變化。　　「影子教育」存在於世界許多地方，尤其以東亞地區為最。我國的台灣、香港、澳門和其他很多城市，中小學生參與課外補習的現象可以用「盛行」來形容。　　韓國可以算是「影子教育」最發達的國家。早在2006年，韓國課外輔導的家庭支出總額就高達240億美元，占當年GDP的2.8%，相當於政府的公共中小學教育開支。韓國政府多次嚴厲禁止課外補習無效後，索性在2004年明確將輔助性補習課程納入主流學校教育體系。　　我國的香港地區補習行業也規模巨大，補習文化頗具特色。與大陸地區不同的是，香港的補習行業自成體系，補習導師一般是自主創業或社會招聘，且頗具明星氣質。香港社會的補習文化也很具商業化特色，大型補習社的宣傳和運作非常商業化和娛樂化。在香港狹窄街道飛馳而過的雙層巴士上，或繁華地段商業大樓外牆上，時不時能看到西裝或禮服打扮的補習「天王」、「天后」們的巨幅靚照廣告，以及各大補習社的聯繫信息。　　筆者曾於2011-2013年參與香港大學一項關於香港中學生參與補習情況的調查研究，對1624名香港中學生的問卷調查發現，53.8%的九年級學生和71.8%的十二年級學生在過去的一年裡都參加過補習。參加補習的學生表示，這些補習「天王」和「天后」提供的考試技巧非常有用，有助於提升自己的學業自信心，而且補習導師在教學的啟發性、知識性和互動性上，更勝於學校教師；學校教師則更像他們的生活和行為規範導師。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香港學校教育體系的各項改革旨在「促進學生全面發展」、減輕學生負擔和重視學生綜合能力和創新思維，「應試教育」受到嚴厲批判。課外補習市場應運而生，接手了教育的「應試」功能，滿足了學生和家長的需求，也成就了其自身的發展和巨大收益。　　課外補習市場的規模、特點以及公眾和政府的態度立場並非一成不變，它會伴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遷和學校教育體系的發展而有所變化。以台灣為例，課外家教補習班的大規模出現是在20世紀70年代，其提供者主要是中小學在職教師，補習班的興起和在職教師兼職補習導師的現象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強烈不滿，被認為扭曲了學校正常教學和敗壞了師道尊嚴。　　我國台灣地區課外補習市場的大規模發展是在80年代中後期的十餘年。經過教育行政部門對校外補習班、在校教師參與課外補習、學校內補習輔導的規範立法和嚴格執法，加上正規學校體制內配套的各項改革（例如增加學校教師工資，改革中小學課程教材及教法等），由學校在職教師經營的小型補習班逐漸隱藏和凋零，而市場上由非教職人員開辦和經營的補習班則逐漸增多，有的還形成大型連鎖店，為學生提供校外補習服務。以台北為例，台北火車站附近中心繁華地段的南陽街和南昌街，當時全部被補習社佔有。有的補習社開班時，報名的學生和家長「長龍」隊伍一直排到街角拐彎處，有的甚至需要凌晨去佔位才能報上名，場面非常壯觀，很類似上海某些民辦初中「小五班」的報名盛況。　　為了解台灣補習行業的發展及其對學校教育的影響，筆者於2012年在台北市實地調研，訪談了兩所中學的八位教師和一名課外補習機構所有人，為親身感受台灣補習業最繁榮期的盛況，筆者還實地走訪了赫赫有名的台北「補習街」。時隔二十多年，台北市的補習業已沒有鼎盛時的輝煌，不少商鋪也轉讓給大排檔，但到處林立的補習社仍舊是「補習街」的主體。街道兩邊高樓外牆，貼滿了各補習社的名稱和口號標語，補習社玻璃門上密密麻麻的「狀元榜」，依舊頗為壯觀。　　那麼，為何這些地區對課外補習有如此強烈的需求呢？這背後有哪些經濟的、社會的、文化傳統的，以及教育本身的因素呢？經濟因素：經濟增長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使家庭有財力為孩子支付額外的教育費用；家教和補習帶來的巨大利潤也催生家教供應市場的產生和發展；　　社會因素：獨生子女或少子化的家庭模式使家庭資源可以集中於一個孩子；社會流動性增強，祖輩無法或不願照顧孫輩，工作繁忙的父母把孩子去課外補習機構看作是履行家庭照顧和教養責任的延伸；　　文化傳統因素：在儒家文化體系，教育是社會流動的重要渠道，整個社會重視教育，教育競爭激烈；大眾化學校教育雖已推行過百年，但傳統的科舉考試模式仍舊影響公眾的教育選擇行為，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投入都旨在為（國家）學校教育的目標服務。　　教育因素：高利害的考試製度催生以應試為導向的學校教育；公眾對公立學校體系不信任不滿意，同時令人滿意的私立學校體制又不存在或數量不夠。　　「影子教育」在某種程度上鞏固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各國和地區大眾化學校教育快速發展的成果，但同時也帶來了負面的影響。在整個教育體制層面，「影子教育」可能會影響教育的公平與效率--以家庭為需求方和支付者的家教補習市場，家境優越的學生更可能選擇並接受更多質量更好的補習教育，從而削弱甚至惡化原有學校教育的公平性。補習教育甚至可能會導致整個教育體制的低效率。　　國際經驗顯示，「影子教育」與主流學校教育兩者的關係，取決於學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發展階段，以及公眾尤其是家長觀念的逐漸改變。那麼，我們的教育體制現在處於哪個階段呢？公眾和家長的觀念又是如何呢？　　應試焦慮：家長患上「家教補習強迫症」　　如今的家長如同得了「家教補習強迫症」，原本希望留給孩子一個快樂的童年，只是不知不覺間，就將孩子在內的整個家庭捲入「家教補習大軍」的行列。內心一直糾結，但帶著孩子參加補習的行動卻也越來越不敢鬆懈。　　筆者自己從事教育研究，接受過「快樂教育」和自由主義教育的認知理念，在教育行政部門的反覆強調和同行專家們的循循分析教導下，無論從學理還是感性了解，對於家教和課外補課的實際效果都有諸多疑問，對於孩子的辛苦和疲勞也心生疼惜，但在孩子進入小學尤其是面對「小升初」時，還是痛定思痛，義無反顧地「出錢出力」陪著孩子在各個補習班和家教間奔波，由「家教補習選擇焦慮症」轉為「家教補習強迫症」。　　實際上，在有孩子的同學朋友圈，只要孩子一上幼兒園，就會不知不覺地患上「強迫症」。　　與其他東亞各國和地區類似，我國以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為參照進行著一系列改革，包括教育辦學和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教育均衡化改革、課程改革、考試評價體制改革等。然而，面對洶湧而至的一波又一波教育改革浪潮，在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宣傳教育均衡化和教育評價多元化的氛圍中，家長卻有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感：　　公立學校教育均衡化後，我的孩子的優勢和特點將如何體現？　　學校課程教學難度降低後，如何發掘和發展我的孩子可能在某些領域的特長和天賦？　　在眼花繚亂的中考、中學會考和高考評價體制改革中，面對各種新名詞和不熟悉的測評方式，自身教育經歷無可借鑒時，怎樣才能用好被賦予的選擇權呢？　　對於今年7月教育部出台的禁止學校和教師參與有償補課的「六條禁令」，校長、教師和家長的回應都相對平靜，他們對類似的政策法規並不陌生。自上世紀末以來，為推進素質教育和減輕學生學業負擔，我國各級教育行政部門頻繁發布相關政策法規，對學校和教師的補課行為嚴令禁止。　　以上海地區為例，儘管公立學校大規模的辦班和補課已大幅度減少。但這並沒有減少中小學生的學習投入時間，只是，原本由正規學校體系辦的課後輔導班，變成校外補習機構的家教和補習班，形成和發展出規模巨大的家教補習市場。　　台灣地區仍允許公私立學校內開辦課後輔導班，但出於減負和防止學校以此營利，台灣對學校課後輔導班的時間和收費有嚴格而明確的規範。2004年的《台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課後學習輔導實施要點》明確學生「自由申請、自願參加」，同時對各類課後學習輔導的類別、實施年級和實施時間做了詳細的規定。這確實使一些需要補差的學生能得到來自學校的幫助。　　然而，台灣龐大補習市場的存在也說明，大部分中學生仍舊藉助於或依賴於校外補習班。而且學校財務的規範和透明，也是保障學校課後輔導班不會演變或被劃歸為「亂收費」的基礎。　　另外，上述上海各項政策中，教師考核對師德的重申並沒有有效限制學校教師的有償家教行為，而是將其由「半公開」推入了「地下」。在家教補習市場尚未規範、沒有建立區別與學校教育的自身特色和品牌前，學校教師仍舊是家長眼中最佳的家教老師，名校的名師更是校外補習機構爭搶的資源。　　對學生和家長而言，由考試和基於擇校的教育競爭帶來的壓力並未就此緩解，甚至因學校教育的不確定和家教市場的魚龍混雜，壓力更大。家教補習反倒成為排解家長焦慮相對有效的通道，課外補習成為中小學生學習生活的常態，似乎無可避免。　　教師有償家教：可以接受的教育腐敗？　　隨著在職教師參與補課的禁令屢屢出台，該話題也成了學校間隱而不談的公開秘密。筆者為完成香港大學「上海與台北市課外補習政策比較研究」，錄音訪談了上海兩所普通中學的八位教師。其中一位教師出於話題本身的敏感性，在錄音訪談時不承認其自身和所在學校存在類似現象。但錄音筆關閉後閑聊時，該教師表示本校不少主科教師，都有為學生進行課外家教輔導的行為；而從同校其他教師處，更獲知該教師本人也是參與者。可以認為，學校教師對學生進行有償家教，在現有學校生態系統內，並非個別現象。現有收入不足以維持體面生活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自由支配閑暇時間的權利，是受訪教師經常提到的原因和理由。而問及是否願意放棄教師職務轉而全職投身於收入可能更高的補習市場，受訪教師一般都會以「那樣太累了」、「沒有聽說過這種情況」或「這不太可能」為由，直接或間接表示否定。不少教師希望可以同時兼顧，學校教師職位的穩定性和私人市場補習導師工作的高收益。　　對於教師的有償家教行為，各個國家和地區一般採取四種應對政策：放任不管，「經批准允許」，「不鼓勵」的師德自律，嚴厲禁止。其中，最常見的是禁止政策，當然，禁止程度稍有差異，有的全面禁止教師從事課外補習，有的只禁止教師向自己的學生提供，在一定範圍內允許教師向本校其他學生或其他學校學生提供家教補習。東亞地區普遍都實行禁止政策，除師德因素外，其原因在於這種現象潛在的教育腐敗本質。如，有的老師為了保證補習的生源，很有可能故意減少上課時的授課內容，以擴大課外輔導的市場，進而嚴重影響到學校教育體制的整體質量。更嚴重的是，在有些地區，如果教師擁有孩子升留級的評價權和決定權，要求學生參加教師組織的有償補課會變相地成為教師向家長的勒索。　　實際上，公眾和教師對這種現象的可接受度和認知解釋，是與其所處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教師經濟和社會地位、社會閑暇程度都有著密切的關聯。以我國台灣地區為例：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職教師也是課外補習的重要力量。為應對補習行業的快速發展，台北市政府於2002年出台《台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規範課外補習培訓機構。《管理規則》除重申「補習班不得聘請現任公、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兼課」外，對補習班的校長和專任教師的過往違法犯罪經歷和專業資質也分別做了明確的規定。　　筆者通過對台北教師訪談了解到，可能會有極少部分教師利用《管理規則》的漏洞，對小群體或單個（四個或四個以內）學生進行課外收費補習，但這一般是學生及家長與教師私底下的共識，且因參與學生人數很少，教師在獲利程度和精力投入上相對有限。並且，這樣的行為不能影響班級和學校的正常教學，一旦受到班上學生、家長或其他教師向學校或教育行政部門的投訴，在事實得以確認後，有校外補課行為的教師將會被學校解聘，甚至進入到法律程序。而重新進入教師行業需要經過嚴格的教師資格篩選，這是很多教師不願冒的風險。　　本世紀初以來，隨著台灣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教師職業相對於其他職業吸引力的增強，課外補習市場的成熟和自成體系，人們對生活品質和閑暇娛樂更為關注，在職教師不參加自己學生的課外補習，已成為社會的公識和教師的自覺。　　對於四十歲以上的台灣教師而言，內心的師德規範或違反禁令的嚴厲懲罰措施（尤其是被開除出學校體系後重新申請教師資格的難度），是其退出課外補習市場的主要原因。而一位新近畢業的年輕教師則表示，自己沒有精力也不想兼顧兩者，但無論選擇做學校教師或者家教補習導師，都可以過上自己想過的生活。　　台灣地區雖然中小學教師收入較包括上海在內的大陸地區相對更高，但教師收入也只能屬於一般中產階級水平：　　2012年，資質較淺的小學初中教師，年薪在60萬台幣上下（約13萬人民幣），2012年台北市人均可支配年收入為39.8萬台幣。　　比較教師的收入水平在社會整體中的位置，台北教師與上海教師的差異並不大。　　在平常放學或周末參加課外補習，已成為中小學生學習生活的新常態；課外補習市場的發展和教師的有償家教行為屢禁不止，也是教育行政部門和公眾必須應對的現實。我國台灣和我國香港以及東亞其他地區的經驗和教訓，或許對我們會有所啟示。　　（作者為上海跨文化基礎教育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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