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儒釋道的共性

中庸之道

數千年來，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要組成部分的儒釋道三家，通過相互的滲透、融合，從生硬的捏合到有機的化合，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豐富和提高。有人說不同事物能夠融合，必須有其契機，而中庸之道就是儒釋道文化融合的契機。儒釋道相融的結果，則擴大了它們的共性。儒釋道相融兩千年，它們到底有哪些共性呢？

第一，儒釋道都講「自然文明」

在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上，儒講「天人合一」，道講「道法自然」，都是大系統理論，是「自然文明」。佛的大系統理論集中表現在「緣起論」或「因緣論」上。佛經曾給「緣」下過這樣的定義：若此有則彼有，若此生則彼生；若此無則彼無，若此滅則彼滅。

佛認為一切事物或一切現象，都有相待相對的互存關係與條件；離開了關係和條件，就不能產生任何一個事物和現象，即所謂「諸法由因緣而起」，「法」指事物。世間萬事由因緣而生，因緣和合而生物。因緣論是大系統論，是佛教的根本原理之一。

因為儒釋道都以大系統論的觀點看世間的人與事，所以儒釋道都講「順應」，講立身的境界，具體為佛之「隨緣」，儒之「素位」，道之「任自然」，其根基都是「自然文明」。

第二，儒釋道都講仁愛慈悲

《易傳》說：「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孔子說：「君子不立危牆之下」。道家講「明哲保身」，佛家珍惜一切生命，以「不殺生」為戒律之一。

生是一種天命之性，求生是動物與人的本能，儒釋道都有適生的性質。重生者必然講仁愛慈悲。

儒家講仁，孔子說「仁者愛人」，「己立立人，己達達人」。道家講「慈」，老子「三寶」，以「慈」為首。佛以「慈悲」為本，「緣生緣滅有由來，終賴慈心熄禍災」。佛既重客觀「因緣」和合，又重視主觀能動性和仁慈之心。佛講「菩薩」和「普度眾生」。佛學家趙朴初在《佛教常識答問》中這樣解釋「菩薩」：「凡是抱著廣大的志願，要將自己和一切眾生一齊從苦惱中救度出來，而得到究竟安樂（自度度他）；要將自己和一切眾生一齊從愚痴中解脫出來，而得到徹底的覺悟（自覺覺他）——這種人便叫做菩薩」。所以菩薩的要義就是「普度眾生」、「自度度他」、「自覺覺他」。

在心性論上，儒家主張「性善論」；道家主張「復歸於嬰兒」，「眾人皆孩之」，即赤子之心；佛家認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這是人性之「自然」。

在社會態度上，老子有「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儒家有「即民見天」；佛家有「普度眾生」，「眾生未度，誓不成佛」。它們都不脫離「民」，把「芸芸眾生」（民）視為「天」，視為社會之「自然」。

在人生態度上，儒釋道都重精神生命勝過肉體生命。儒家講「捨生取義」；道家講「重生而不怖死」；佛則主張「一切舍」，包括生命，王安石《寒山》詩曰：「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歡喜」。

佛、道的慈悲、利己利他與儒家的惻隱之心、性善論、立人達人、民本人本思想相應，在歷史上影響最大，它決定了中國文化是人道主義文化。儒、道與佛稍有不同的是，儒道講仁慈並不廢兵。孔子主張「足食足兵」，又說「我戰則克」，又說「仁者必有勇」。老子把「慈」定為「三寶」之首，又說「慈故能勇」、「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他們都認為「兵」是「兇器」，聖人只有在不得已的時候才用它，因為不用兵來抵禦強暴，社會就不能和平，就有違於仁慈。所以，它們都主張用兵慎重，只要達到目標即可，「戰者果而已」，不能窮兵黷武。戰爭本身是殘酷的事，最好不要發生，最好是化敵為友，或不戰而屈人之兵。不得已發生了戰爭，也要盡量使雙方少死人。儒道把仁慈與正義戰爭融合為一，這種學說，以人道為標準講正義。

第三，儒釋道都以「和」為目標

「和」是儒家的道德目標。孔子主張「和而不同」。《中庸》就是「和諧」的哲學。老子的「道法自然」，就是「天樂」——天人和諧，「人樂」——人人和樂相處。

老子還論及國與國的和平共處。他認為國家無論大小，都要謙虛平等，尊重對方，在交往中各取所需，而最要緊的還是大國的態度，他說：「大國如能對小國謙下有禮，自然能取得小國的信任；小國如能對大國謙下有禮，自然能取得大國的兼容而平等相待……所以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無論大國小國都要謙下為懷，但是最要緊的，還是大國應該先以下流自居，這樣天下各國才可相安無事」。（《老子》六十一章）

佛的因緣論把引起事物存在的因緣關係分析得很細微，既有涉及主體性質、成分與作用的各種「因」，又有體現同時或異時關係的各種「緣」，一切存在都是由許許多多「因」、「緣」整合而成。所謂「因緣和合」而生「法」。佛尤其重視社會人心之「和」。儒與佛都重社會實踐，主張積極有為，自盡其性，自完其心。

佛教徒在古印度稱「比丘」或「沙門」，中國佛教則稱「和尚」。和尚，以和為上，天地不可一日無和氣，人間不可一日無喜神。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慧遠大師以「和而不同」巧妙地堅持沙門獨特的生活方式。因為「和而不同」，儒釋道既能和諧共處，又能保持自己的個性。

儒釋道以「和」為價值取向，與它們的大系統論和自然文明觀是一致的。

第四，儒釋道都以「中」為大本

以「和」為價值取向，必然以「中」為大本。

儒家視「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為道統；老子說「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而莊子在《莊子·則陽》中也說：「冉相氏執守中道，隨物自成，與物混同」；佛家以龍樹的「中觀論」和吉藏的《三論玄義》為端緒，融合儒家的中庸和道家的中道。佛書《牟子理惑論》從孔子的「無可無不可」入手，進而抓住了中庸的多元文化觀，推崇中庸「中以處事」的精神。

第五，儒釋道有共通的社會理想

儒釋道的自然文明觀、仁愛慈悲的人道主義以及中和理念，決定了它們的「大同」、「小康」的社會理想。然而什麼是「小康」、「大同」？

禹湯文武時代的社會，以禮義制度治國，各安其分，生活富足，名之為「小康」。子游發揚了孔子「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秩序觀念，或者還吸收了墨家「尚同」思想，提出《禮記·大同》思想。《禮記·禮運》中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有所贍。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而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既是對古典的崇尚，也是對未來的憧憬。

從《老子》「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到東晉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是道家農業「小康」的社會理想。老子「小國寡民」理想中有眾生平等的大同因素。

佛教在當時的創立，反映了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它對人世間也是有一種理想的。例如，根據《增一阿含經》記載，佛陀談到轉輪王統治的社會情況時說：那時候世界上土地平整，如鏡清明，食物豐饒，遍地皆生甘美果樹；時氣和適，四時順節，人身康樂，少病少惱；富足如意，食不串苦；金銀珠寶，散在各地，與瓦石同流；人民大小平等，皆同一意，相見歡欣，善言相同；言辭一類而無差別。這與儒家、道家的「大同」、「小康」類同，成為佛家普度眾生、眾生平等主張的思想基礎。

這些都說明「大同」、「小康」在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

第六，儒釋道都講因果報應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報應源於一種自然率，報應就是平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儒釋道都講因果報應。

《周易》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孔子說：「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壽。」老子說：「強梁者不得其死。」道家《太上感應篇》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佛教講因果報應，強調主體自覺。它要求信徒通過「五戒」、「十善」腳踏實地去求佛。佛教因緣論認為，今生一切是前世安排，來生幸福全看今生積德行善。佛教的因果報應，涉及過去，指向未來。

儒釋道都講報應，雖然所依據的理由不完全一樣。《左傳》記鄭莊公預言他幹壞事的弟弟共叔段：「多行不義必自斃，子故待之。」老子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看來是一種生活的邏輯。所以應該相信「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所以，儒釋道都講「報恩」。

《詩經·小雅》曰：「哀哀父母，生我夠勞。」儒家道家都重子女孝順。佛教講上報「四重恩」。什麼是「四重恩」？趙朴初在棲霞寺佛學院對學僧解釋說：一報父母師長恩：他們對我們有養育教育之恩；二報眾生恩：我們的生活，依靠大眾多種多樣的勞動，我們應以同等的勞動報答他們；三報國家恩：我們居住在國土上，享受公民一切權利，應該奉公守法，以莊嚴國土利樂友情（利人）來報恩；四報三寶恩：佛教導我們諸惡莫做（有害大眾的事不做），眾善奉行（有利大眾的事多做），自凈其意（熄滅貪嗔痴煩惱），饒益有情（行菩薩道，修六度）。

趙朴初認為「四重恩」中以眾生恩為主。他曾賦詩說：「飲水洗我心，不忘掘井人。」人的一生報恩是無盡的。在報答社會方面，佛、儒都講捨生取義。

第七，儒釋道都講「忍」

道家「貴柔」、「守雌」、「不爭」、「順命」的思想本身就是「忍」，道家主張以德報怨，道家之「忍」包含在「陰柔」哲學之中。

「忍」是佛教「六度」的第三度。「六度」就是成佛的六種方法。它要求「自度度他」時「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佛教的「忍」包括「忍苦」、「忍辱」。佛教四大菩薩之一地藏菩薩「安忍如地」、「代眾生苦」，代表了佛教的慈忍精神。所以佛門說：沒有忍性，成不了菩薩。禪宗五祖名「弘忍」，南嶽曾有一個佛教大師名字叫「忍」。「仁人之心即佛心」，佛對現實生活問題是主張容忍的。

儒家講忍辱負重。孔子說：「小不忍則亂大謀」，《中庸》說：「足以有容」。為了實現崇高的目的，需要足夠的氣量，需要自我剋制，有時需要懲忿窒欲。

從孔子的哲學看，「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因忍而亂大謀，因忍而壞大事，孔子不主張忍。《論語》中有孔子的話：「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當有人說到「以德報怨」時，孔子反問道：「以德報怨，何以報德？」於是他說：「以直報怨。」儒家哲學原旨之「忍」是自覺之忍，有陽剛之氣與堅定的意志。

因為儒釋道都重忍。「忍」是中庸文化的一個重要德性。

急躁好動的人是沒有忍性的。所以，在動與靜的關係上，儒釋道都偏於「靜」。佛家講「禪定」；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道家講「抱一」；儒家主靜，《大學》有「靜而後能定」，周敦頤在《周子全書》中也說：「立人格必主乎靜。」

因為有忍性，能靜定，所以，儒釋道在行為方式上都看重「後發制人」。儒家講「退避三舍」；老子主張「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他知道什麼是英雄，什麼是勝利，但他後發制人，處處以弱者的姿態出現。他知道，要洞悉明處的情形，自己必須處於暗處，而且身處暗處更安全，不與人爭光明，自甘黑暗，能使人心歸服。和「知其白守其黑」一樣，他也知道什麼是成功，什麼是榮耀，為了「長保」成功與榮耀，他樂於把恥辱和責任儘可能多地留給自己。所謂「知其榮、守其辱」。老子對「雄」，對「榮」，對「白」，不是不知、不要，而是「長保」。要「長保」，按老子的觀點，就要立足於反面，守雌，守辱，守黑。他給出的世界觀、人生觀是有力量的。他把人生觀定位在「趨利」還要「避害」兩者之上。

第八，儒釋道都以謙遜為美德

儒家的信念是「滿招損，謙受益」，其道德形象是「謙謙君子，溫潤如玉」；佛家將「驕」列為十惡之一；道家以「謙」為美。《莊子》中有一個「雙妾」的故事。陽子到宋國，住在旅館裡。旅館老闆有雙妾，一美一丑。美麗的受人鄙視，醜陋的反受人尊敬。陽子問是什麼緣故，旅館的小夥計說：「那美麗的自以為美麗，忸怩作態，大家感覺她醜陋；那醜陋的自謙其丑，樸實可人，大家感覺她美麗」。由此觀之，謙遜是儒釋道三家的共性。

第九，儒釋道都以儉為美德

老子以「儉」為寶，說「儉故能廣」；孔子則「溫良恭儉讓」並舉，《左傳》記宋國宰相子罕不受寶玉，「以不貪為寶」；佛則把「貪」列為十惡之首，主張苦行。

謙遜、儉樸的美德來自中庸圓融、順應、內斂的本質。

以上九項，可粗略概括儒釋道的共性，而這正是中庸之道的內涵：整體宏觀、天人合一；寬仁惠慈，生生不息；察事兼兩，應物有節；趨中內求，盡心盡己；寧靜致遠，積漸恆一；情理兼綜，剛柔相濟；高明悠久，道法天地；事業人生，中庸有益。

儒家講「中庸」，講「人倫之和」；佛家講「中觀」，講「眾生之和」；道家講「中道」，講「天人之和」。儒釋道固有的「中和」理念，必然使它們走向融合：不僅有融合了佛、道的宋明性理之學，而且有融合了儒、道的中國佛教。它們相互汲取與自己相通的東西，而相互汲取的結果又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庸文化：既有孔孟心態，又有老莊風格，還有佛陀精神。中庸之道博厚高明，儒釋道共存的心理基礎大，共處的「公約數」大，這使得儒釋道不僅能在中國文化中和諧共存，而且在一個人身上也可以和諧共處。林語堂曾說：孔子是「工作狀態」，老子是休閑狀態」；禪僧契嵩也說：「以儒治世，以佛治心」。儒釋道角度不同，各有妙用，和而不同，並行不悖。可見，中庸之道是儒釋道融合的基礎，是中國人性格的秘密，也是中華文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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