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高歌「歡樂頌」

王昭君高歌「歡樂頌」昭君出塞和美女外交作為國禮的漢朝美女王昭君，背負「和親」使命，在胡笳哀聲中西出陽關，走向蒼涼的大漠，她唱出的「哀歌」一直迴響了兩千年之久，成為鑲嵌在民族記憶里的不朽聲音，標定著一個貞烈女子的自我獻身。但這其實只是一個尋常女人的生命喜劇，她要成為自身命運的主宰，而非要去改變一個獵人部族的行為方式。但在歷史的天平上，她的個人反抗價值是如此輕忽，被沉重的「和親」砝碼送上了國家大義的危險高度。數千年以來，北方胡人一直是中原漢政權的最大外患。漢朝雖然強盛，但面對驍勇驃悍的草原獵手，卻總是顯示出軟弱與無奈。除了武帝有過輝煌的戰績，大多數皇帝逆來順受，指望以財物和女人作為換取和平的籌碼。由於漢女姿色美麗，匈奴男人又有娶漢妻的風氣，皇帝在武力不逮的情況下，除了繼續加固長城，唯有把情色當作維護和平的國家戰略。漢朝就此成了「美女外交」盛行的時代。有關王昭君的記載，最早出自班固撰寫的官方史籍《漢書?元帝紀》。公元前33年，匈奴王乎韓邪單于前往長安訪問，聲稱不忘漢朝恩德，備下朝賀的禮物，希望能夠永遠修好，永不打仗。漢元帝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就選送宮女王檣給他當王后。《漢書?匈奴傳》也有類似的簡短記載，並且註明昭君是王的小字。自此，一個名叫王昭君的宮女，開始從歷史的縫隙中探出頭來，成為漢胡政治棋局中的美麗卒子。這種「美女外交」伎倆，漢元帝此前已經干過一次，當年老單于剛剛即位，漢文帝就讓一名王室女子去當他的王后，卻遭到了女子的婉言謝絕，皇帝的使者重申了邊防憂患和國家大義，逼迫其乖乖就範。好在單于對這位漢室女兒百般疼愛，令跨國婚姻由悲劇變成了喜劇。王昭君的出嫁，完全是「美女外交」的故技重施。老單于死後，匈奴陷於一場激烈的權力鬥爭，漢朝遠征軍乘其內訌，殺掉了呼韓邪的死敵郅支單于，而僅剩的匈奴殘餘在郅支單于的率領下，已成強弩之末，只能藉助漢室的力量重整旗鼓。元帝順水推舟，送了一個由宮女冒充的公主給他當老婆，又把年號改為「竟寧」，暗喻北方邊境的安寧；匈奴人大喜，也尊她為「寧胡閼氏」，意思是「安定胡人的王后」。這兩個稱謂似乎具有不可思議的魔力，此後數十年間，北方邊境都太平無事，囂張了數百年的匈奴人，突然變得溫順起來。昭君的革命性自救《太平御覽》輯錄的蔡邕《琴操》，記載昭君當年就以美貌聞名於世，17歲入選宮中之後，蟄居五年之久，竟然沒有得到任何寵幸，皇帝每次前往後宮尋歡，從不打她住所前經過。昭君滿含怨氣，開始用自我貶損的方式進行反抗，終日蓬頭垢面，不事修飾。單于派使者去長安朝拜時，心懷不滿的昭君決計進行報復，她一反常態，精心妝扮，容顏明麗地出席國宴。元帝下令那些想要遠嫁單于的宮女毛遂自薦，昭君當場起身，越席上前，對元帝稟告說，妾有幸被冷藏在後宮，因為過於醜陋而不合陛下的心意，唯一的心愿就是能把自己嫁給匈奴的英雄。她在大廳里俏然佇立，言辭間暗含嗔怨和譏誚，渾身卻散發出美艷嫵媚的光輝。漢元帝相見恨晚，想要留下自用，卻又怕失信於單于，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身邊的絕代美人被帶往匈奴。王昭君的報復竟是如此犀利，猶如一道細小而有力的閃電。元帝從此悔恨交加，大病不起，三個月後就一命嗚呼。這是昭君對冷宮命運的一次勇敢抗爭。等待，就是宮女的日常哲學，她們是情慾的賭徒，在簾幕低垂的宮室里恭候皇帝的幸臨。而她們改變枯死命運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宮女必須承受無邊的寂寞和孤獨。她們終日面對妝鏡和曆書，無奈地目擊著年華在孤燈下老去，歲月的白髮爬上了兩鬢，容顏在無聲地凋零，彷彿是那些濺落於風雨中的花瓣。我們不知道昭君何時做出了那個重大的決定，我們僅僅獲知，在經歷了漫長的等待之後，她終於抓住了改變命運的契機，那就是單于發出的求親信號。昭君要籍此擺脫寂寞老死的悲劇結局。她斷然走到前台，向的皇帝宣布了自己的抉擇。只有王安石在《明妃曲》里洞察了事件的真相：「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意思是漢朝的恩情不如匈奴的激情，而人生的快樂就在於兩心相知，言語里流露出對昭君勇於追求真情和人生快樂的讚許。這是莊周邏輯的一次明亮再現――寧可像自由的烏龜在泥地里爬行，也不願當朝堂上衣冠楚楚的弄臣。是的，在「中國四大美女」的陣列里，只有王昭君拋棄了皇帝情婦的夢想，革命性地選擇了自己的未來。無論日後風雨如磐，歲月艱辛，她都是她自己命運的主宰。她是中國女權主義最古老的先鋒，她的歡樂融入了向西行進的漫長印跡。莫須有的畫工之罪東晉葛洪所撰《西京雜記》，企圖向我們解釋王昭君冷藏深宮和悲苦出塞的原因。它宣稱元帝後宮佳麗太多，無法經常召見，就建立了所謂畫工制度，並按所畫的形象挑選可供親昵的妃子。許多宮女為此都向畫工行賄，指望他們把自己畫得更美，由此點燃皇帝的情慾，只有王昭君自恃貌美，不肯行賄，因而被畫工蓄意醜化，無法得到皇帝的賞識。單于事件發生之後，漢元帝震怒，下令追查畫工責任，這才發現行賄作弊的黑幕。案發之後，這些畫工都被押赴鬧市執行死刑，搜檢出的家產之多，令人髮指。但《西京雜記》、和唐代吳兢的《樂府古題要解》，都只說毛延壽是其中技術最嫻熟的畫工，並未直接指控他是貶損昭君的元兇 。畫工索賄事件，顯然是一次集體犯罪，毛延壽最多只是參與者之一，即便有罪，也未必就是首犯，更不應獨自承擔全部罪責。所謂毛延壽陷害之說，完全是後世文人蓄意栽贓的結果。王安石以詩句「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公開為毛氏辯護，聲稱他最多只是畫藝不精，難以描摹出美人的百媚千嬌而已。這是昭君案中的最有頭腦的言論。中國歷史上充滿了各種可笑的的謬見，例如有人宣稱王昭君之所以出塞，是毛延壽設下的救國良計。毛見昭君貌美，一旦受寵，就會變成妲己第二，而好色的漢元帝則將不能自拔，誤國殃民，於是就在畫肖像時蓄意加以醜化，以便能夠將其冷藏起來。毛延壽因此改寫了漢朝歷史，成為捍衛社稷和安邦定國的功臣。但大多數文人則傾向於另一極端，即把毛氏視為陰險的罪犯。曠世美女王昭君的含怨出塞，不僅丟了大漢民族的臉面，也意味著最高統治者的昏庸與失察，必須有人為這種錯誤承擔道德責任。在此後的漫長歲月里，許多中國文人參與了尋找替罪羊的運動，他們羅織毛延壽的罪名，將其描述成貪婪奸惡之人，而皇帝不過是這場視覺陰謀的受害者；同時大肆渲染漢家繁華和邊塞生涯的困苦，這樣，昭君出塞前的宮闈痛苦與大漢皇帝無關，而出塞後的大漠痛苦則與大漢民族無關。中央帝國據此恢復了脆弱的尊嚴。馬致遠的《漢宮秋》是這場政治陷構運動的高潮，它描述毛延壽不僅陷害王昭君，而且在事情敗露後叛逃匈奴，挑唆單于興師問罪，向漢朝索討王昭君。面對番邦的強大武力，元帝只能拱手相讓，其情形與李隆基痛棄玉環如出一轍。皇帝是受害者，他的無奈加劇了民眾的同情，也點燃了對叛國者和匈奴人的怒氣。毛延壽就此被大漢種族主義打入了萬劫不復的冤獄。「哀怨美學」的全面興盛大漢種族主義的另一後果，就是促成了「哀怨美學」的誕生。針對王昭君的各種敘事活動，成為中國文化史的重大事件。曠世美人一旦失去漢室庇佑而流落大漠，便在漢人的筆下轉型為一個怨婦，只能靠怨詩、怨曲、怨泣和怨淚打發歲月。這是特殊的政治抒情，它要以一個民族棄婦的無盡悲苦，去控訴北方獵人部落的荒涼愚昧，並反證大漢帝國的文明與繁華。蔡邕的《琴操》記錄了王昭君撰寫的《怨曠思惟歌》，它以隱喻的手法，形容自己像一隻不知名的小鳥在山上啼鳴，生長於密集的桑林，養育自己的羽毛，渾身閃閃發亮，長大之後升上雲空，飛到了漢宮的曲房。如今卻離開了宮闕，穿越無邊的曠野，這悲情摧毀了體內的五腑六臟。雖然委曲求全地有了棲身之處，心裡卻充滿無限的驚惶。她在那裡獨處，草原遷徙成了便飯家常，猶如翩然飛翔的燕子，遠遠地停棲到了西羌。高山巍峨，河水潺潺，她呼喚著遠方的爹娘。通往故土的道路何其漫長，而她的心情又是何其惆悵哀傷。這是一個文學棄婦所書寫的絕代怨文，全詩回顧人生的曲折歷程，從鄉村到宮廷，又從宮廷轉到大漠，其中的孤寂和愁苦，幾乎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成了兩漢怨婦所發出的最強音。此外，民間還傳有所謂《五更哀怨曲》，其詩句如：「四更里，苦難當，凄凄慘慘淚汪汪，妾身命苦人斷腸；可恨毛延壽，畫筆欺君王，未蒙召幸作鳳凰，冷落宮中受凄涼」，其內容和風格都是明顯的偽作，與昭君毫無干係，但怨婦的主題，卻在不斷升溫。只要檢視一下漢魏以來的文獻就會發現，王昭君的冤情和怨詩激怒了中原文人，大批詩人、戲劇家和傳奇作者加入了對她的聲援。「詩仙」李白率先掀起了韻文題寫的風潮：「燕支長寒雪作花，娥眉憔悴沒胡沙」；「詩聖」杜甫緊隨其後，發出更為悲愴的聲調：「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李商隱悲憫的是「馬上琵琶行萬里，漢宮長有隔生春」；白居易形容出塞後的昭君是「滿面胡沙滿鬢風，眉銷殘黛臉銷紅」；而歐陽修則發出了宋代文人的庸常嗟嘆：「紅顏勝人知薄命，莫怨東風當自嗟」。這場美學運動耗時近兩千年，催生了600多篇詩歌和80多部雜劇與傳奇。那些用哀怨字句編就的花圈，成為堆放在昭君墓前的可笑祭品。昭君之死和歷史的多米諾骨牌昭君出塞的本質是歡樂的，因為她超出了自己的宮女命運。她比她所行走的戈壁更為堅硬。她的出嫁，受到了獵人部落的盛大歡迎，以及來自一個國王的真誠愛慕。她的舊愁和新歡，交織在大氣磅礴的北方草原。但昭君的命運鏈在25歲那年再度發生意外的斷裂。經過三年的語言和習俗學習，剛剛適應草原生活方式，又誕下一個健康可愛的混血兒子，生活中洋溢著陽光的溫暖氣息，老邁的丈夫呼韓邪卻突然病逝。按照中國星命學的觀點，昭君就是那種祥林嫂式的「克夫者」，正是她本人毀壞了自身的命運。她的出走引致中國皇帝的死亡，三年後又「剋死」了匈奴國王。許多年之後，她唯一的兒子被其叔叔殺害，成為匈奴高層權力戰爭的犧牲品。環繞她四周的親密男性相繼死去，彷彿她本人就是披著美艷外衣的死神。但呼韓邪前妻的兒子復株累若鞮，卻對這種神秘的危險視而不見。他可能一直在暗戀這位漢室美女，現在終於到了出手的時刻。他執意要娶自己的繼母，立場非常堅定。昭君無法接受這種亂倫要求，緊急上書漢室，希望能夠被召回故國，不料元帝之子漢成帝對她毫無顧惜之情，傳令她服從當地習俗。吳兢的《樂府古題要解》說，昭君當時抗命不從，憤然服毒自殺，以死作最後的抗爭。但宋人范曄的《後漢書?南匈奴傳》的記載則與此截然不同，它敘述昭君順從了中國皇帝的意志，跟自己的繼子成婚，生下兩個美麗的女兒，度過了10年的恩愛生活，在35歲那年，因我們無法知曉的疾病，早夭於今天的呼和浩特附近。她的墳上長滿了常青的綠色植被，遺世獨立，與四周的荒涼形成鮮明對比，世人稱之為「青冢」。墳墓的這種神奇形態，正延續了她本人的反叛風格。就在耶穌降生耶路撒冷的年代，王莽開始在遠東推行偉大的新政，並強迫匈奴分解為15個小國，遭到匈奴高層的激烈抵制，認為他不過是個卑鄙的篡位者而已。昭君之死，實際上解脫了漢胡之間的歷史契約。公元10年，匈奴挑起戰事，與東漢政權再度交惡。公元90年，大將竇憲利用南北匈奴的分裂，在南匈奴支持下進擊北匈奴，逼使其向西流竄，越過蔥嶺進入歐洲大陸，佔領哥特人的地盤，建立起強大的匈奴帝國，進而逼迫哥特人西遷，擊敗聲名顯赫的羅馬帝國，把歐洲推入黑暗的中世紀。王昭君是這副多米諾骨牌的開端，東羅馬帝國崩潰則是它的終局。一個女人的尋常生死，悄然改變了人類的歷史容貌。（作者：朱大可，原載2004年《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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