彌天大謊 《紅樓夢》並非曹雪芹著？

申明：這是看見的一篇文，並非本人所寫，轉過來和JRs討論討論

一、從曹雪芹所受教育來說他不可能寫出《紅樓夢》

據周汝昌先生考證曹雪芹之生平，說雪芹生於雍正二年甲辰（1724年），至雍正六年，其父曹頫獲罪抄家逮問，家口回京，住蒜市口。曹此時僅僅只有四歲，直到乾隆五年，農曆丙辰（1736年），朝廷赦免曹家各項「罪款」，家復小康。你看：其父被抄家，按當時大清律，不株連九族，也得充軍流放，即便是看在當年曹璽、曹寅的份上沒有殺頭，也當很悲慘，其情可想而知。我們可以遙想當時的情景：一支騎著烈馬、手舉大刀的滿清官兵，帶上皇上的聖旨，將江寧織造曹家的府邸圍得個水泄不通的抄家場面：一陣陣的犬吠聲，長官扯開嗓門的吆喝聲，亂鬨哄的嘈雜聲，還有曹家大小家眷失去榮耀後那凄惘的哭聲……那麼，四歲的曹雪芹是在怎樣的驚恐中目睹這一切？每天夜裡不做噩夢才怪呢！周汝昌先生還說，曹家剛回到小康，一場意外的案件又牽連到曹頫身上，那就是「康熙太子胤礽之長子弘皙謀立朝廷，暗刺乾隆事敗，曹家復被牽累，再次抄沒，家遂破敗，從此雪芹貧困流落」云云。不少研究者查閱當時史料，說曹頫被抄家封產，田地、房屋、奴僕，都賞了別人（註：曹家人口「賞給」了隋赫德）。試想一下，這十幾年的時間，曹家兩度抄家，曹雪芹是在怎樣的環境下成長的？古今同理，一個幼兒的成長，最寶貴的莫過於三、四歲至十二、三歲這段黃金時期，可以說，曹雪芹錯過了最寶貴的讀書時期。不說讀書，可以遙想當時他是在何種情況下生存下來的。即便是到曹家第二次抄家，曹雪芹這時大約超不過十三、四歲年紀，可以想見他是在怎樣的恐懼中度過的？他有足夠的條件來讀書嗎？沒有。如果曹雪芹真箇是從四、五歲上就遇上抄家，幾年後又經歷再次抄家，由此曹家一敗塗地，窮困潦倒，那就很難想像他能寫出前八十回的《紅樓夢》，因為他太缺乏那種現實生活基礎了。胡適早年考證《紅樓夢》時為了趕上「曹寅時代的繁華」，硬要曹雪芹「早生」若干年，他以為非如此作不出《紅樓夢》，正是由於他不知道我們今天已然了解的這些情況。

再一點就是，曹雪芹四歲時，就離開了六朝故都南京，可以說，他對南京舊時的繁華、秦淮河的遺風餘韻，以及蘇、揚之地一概不知，既然他對這些一概不知，何以能寫出諸如書中提到的諸多江南名勝的具體地理環境？如蘇州閶門、百花洲等，甚至寫得有聲有色，而沒有任何史料記載曹雪芹遊歷過江南。不說他平生未出過遠門，就是在京城這個文人成堆之地，不可能沒有眾多文人同其交往倡和，如果有的話，那麼《四庫全書》里一定可以見到當時眾多文人在詩文集中提到此人，而且應該是有很多而不是極少，難道只有敦誠敦敏兄弟、張宜泉、脂硯齋等人嗎？可惜曹雪芹其名不見經傳。或許有人會說，古今中外很多有才氣的大文人都是被歷史淹沒，其留下的偉大作品而不為世人知曉其名。這話原本不錯，其實不然，如果說曹霑生活於乾隆盛世，當時的雕版印刷業非常發達，即便是他無錢刻印自己的詩文集，總也得有經濟條件好的做官友人在流傳下來詩文集中詳細說到他。

如果真的要是如紅學家所說的如此高才的「偉大的曹雪芹」真能寫出《紅樓夢》的話，那他無論到哪裡，哪裡便有人請他題額吟詩，至少各地方志或地方官也會記載一些雅事，而他沒有。像顧景星，當時的「江左三大家」，以及張公亮、周櫟園、李漁、宋荔裳、徐子星、陳其年、盧文子、施愚山、二杜、邵子湘和余懷等一大批如雷貫耳的文人與其相交，無論他走到哪裡，哪裡的巡撫大人、布政使、地方太守，抑或是將軍、縣令，乃至普通文人士子，無一不是以尊貴的客人招待他，相互唱和，或索額題詩，撰寫碑記，以記當時盛況，以得其片言隻語而為榮。非但如此，當時名士請他寫家譜序言、替父母或曾祖父曾祖母做壽寫序的，也比比皆是。曹雪芹真的要是有能寫出《紅樓夢》一書之高才，即便是上面提到的《四庫全書》和地方志的遺漏，那麼，諸如民間姓氏家譜也會有一些間接地資料提到他，可是，一切無從查考。

既然曹雪芹不具備寫作《紅樓夢》一書的一切條件，那為什麼胡適之等眾多紅學家說是曹雪芹寫的呢？他們的根據是什麼呢？歸納起來無非有四點。一是評點該書的人多次提及此人，然而，似乎評書人前後批點的話又自相矛盾，存在較大的疑點。二是書中賈府、甄府被抄與曹家事相合，三是太祖南巡賈府接駕與康熙、乾隆下江南擔任江寧織造的曹家接駕事相合，四是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過曹雪芹撰有《紅樓夢》一書。前一說為評書人的誤判，第二說、三說應為巧合，第四說里有一個極大地誤會就是當年袁枚對於曹寅一家的真實情況不甚了解，加之他本人沒有讀過《紅樓夢》。他在《隨園詩話》中說過曹寅之子寫有《紅樓夢》一書，這個信息誤導了很多人，雖然後來有人更正為曹寅之孫，但曹雪芹名字人人皆知。尤其是在清代，有很多的人就是通過《隨園詩話》中的話來確認曹雪芹著有《紅樓夢》的。胡適撰《紅樓夢考證》時，也主要以袁枚這句話作為重要依據之一來確定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的。袁枚和曹雪芹出生的年代相近。而《隨園詩話》其中有一條云：「雪芹者，曹練（楝）亭織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這一條大約寫於乾隆五十二年或五十三年，離曹雪芹去世僅二十多年，袁枚卻說「相隔已百年矣」。

若從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向上推一百年，即為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年），其時曹寅還沒有到江南的蘇州或江寧織造任職，就連曹雪芹的伯父曹顒、父親曹頫都沒有出生呢，更不用說曹雪芹了。而康熙二十六年，正好是顧景星去世這一年，如果按此推論，袁枚這句話應該是有根據的，是否為當時人們傳言《紅樓夢》這書出世至今有一百年了。否則，曹寅與孫子雪芹，從年齡上說，怎麼也沒有相隔百年。所以，應該指的是書，而不是指的年齡之差。當然，胡適等人的根據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認為書中抄家、太祖南巡等事，與曹家略有巧合之處，認為這便是寫的康熙事或乾隆事。為什麼就沒有想到是世祖順治南巡呢？順治妃子佟佳氏之父佟圖賴晚年定居江南，佟佳氏為他生下一個皇子玄燁，難道就沒有下過江南拜見國丈？即便順治沒有下過江南，也有創作的基礎呀！為什麼沒有看出作者所謂南巡是一種虛構或假託呢？這種虛構或假託便指的是舜帝南巡事。《史記》記載：「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所謂南巡，或許指的就是「舜帝南巡」，因為在顧景星的詩文中多次提到此典故，這與其忠君愛國思想有關。再者，胡適諸人還依據書中多條批語似乎暗示《紅樓夢》一書為曹雪芹所作，如第二十七回林黛玉的《葬花吟》，甲戌本有批語說：「余讀《葬花吟》至再，至三四，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兩忘，舉筆再四，不能下批。有客曰：『先生身非寶玉，何能下筆？』噫唏！阻余者想亦《石頭記》來的，故停筆以待。」「故停筆以待」，從字面來說，當然是作者將寫好的章回送給批書人的，否則，何來「故停筆以待」？然而，批書人哪裡知道曹雪芹只是抄書者啊！

其次，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小傳》中還說到，曹雪芹的「科名」之有無與高下，也是無從查考的事了，但是清代人有的卻記下過他是「貢生」「舉人」或「孝廉」等說法。「孝廉」，就是「舉人」的別稱（雖然清代確曾舉過「孝廉方正」，但那是另一回事）。舉人和貢生二說中，我以為後者較為接近事實（註：貢生說見於梁恭辰《勸戒四錄》卷四，時代較早。舉人說晚出。鄧之誠《骨董瑣記》卷三亦取貢生說）。但也還不敢遽作定論（註：朱南銑先生《曹雪芹小像考釋》據《八旗通志學校志》中無雪芹之名，因此斷定「曹雪芹不會是一個貢生，但也許……是生員，故志書不載。」我們再來一個假設，曹雪芹作為正白旗人的後代，即便他是中過舉人的，若按照他們家當時的情況，不可能不去做官，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小傳》中說他「乃是他一意『放浪』的結局」，這話是沒有絲毫道理的。既然他沒有念好書，怎麼能考取舉人呢？如果他真的中過舉人，那他為何不去做官呢？就憑著父、祖的名望以及執掌江寧織造多年和接駕過康熙、乾隆皇帝多次的功勞，乾隆皇帝也得開這個恩！試想一下，尤其是曹家遭到數次大的變故，「衣食不給」，窮困潦倒。即便真的如此窮困潦倒，那他也該做點小生意什麼的，不至於住在茅掾蓬牖的房屋吧？如果說是曹雪芹作《紅樓夢》有這種可能嗎？顯然沒有。

既然紅學家在查閱當年滿清八旗子弟的科舉考試名錄，卻沒有發現曹雪芹其人。即使不是舉人，也該是個秀才吧？可曹雪芹什麼也不是。假如雪芹是曹霑的別號而不是名字，那應該能查出曹霑參加科舉的名錄來，遺憾的是同樣也沒有查到此人。既然從當時的讀書名冊上查不到此人，可見他不是正經的讀書人，換一句話說，也就是什麼也不是。既然什麼都不是，何以冒出一個曹雪芹呢？又何以能寫出《紅樓夢》這樣的大作來呢？這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小傳》中，說曹雪芹是雍正六年才回到北京的，那時曹頫已被扣押拿辦，家產已經抄沒，京中僅留余房及少數奴口，而雪芹本人此時才不過是三四歲的幼童，還不到就傅的年齡。這就說明，他在江南時期，即使聰穎早慧，也還來不及受到什麼較為正式的教育，而到京以後的家庭情況，也不會還有自請家塾的能力。他很可能是就讀於族中其他支派下的家塾之中的。又按照周汝昌認為，曹雪芹應該生於雍正二年（公元1724），死於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公元1764年），也就是四十歲時便死了。

以此推論，一個對江南六朝故都南京舊日的繁華幾乎沒有絲毫記憶的曹雪芹，在四十歲之前能寫出一部《紅樓夢》這樣的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實在難以取信於人。我想，周汝昌先生本人也會認為自己口是心非，恐怕周老先生私下同友人說實在是有違心愿的話吧，但是又不得已而為之。因為此說已經早已跟著胡適一樣地說出去了，而今收回此說又覺得有失自己臉面。「臉面」價值幾何？不少國人往往輸就輸在「臉面」二字上。假如周汝昌等諸多紅學家真的要是都這樣想的話，實在是有失學者應有的道德和謹嚴！古人說：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如果是一位正直的和有良知的學者，為什麼不能收回有錯誤的結論呢？如此繼續下去，實在是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這無疑是紅學界的悲哀！同樣也是中國文化學術的悲哀！假如中國的每個學者都這樣的話，那我們中國的學術研究何以能向前發展？更談不上跨越。這不得不引發人深思啊！

二、諸多證據可以證明曹雪芹不可能是《紅樓夢》作者

從二十年代的胡適到當今的周汝昌、馮其庸等眾多的紅學家，僅僅根據脂硯齋等人批點《石頭記》時的幾點誤導信息，以及袁枚在《隨園詩話》中前後自相矛盾的話，就可以斷定是某人寫的，實在是有失學者應有的嚴謹。極為荒唐的是硬要來個張冠李戴，說《紅樓夢》就是曹雪芹寫的，且寫的是曹家事，為曹雪芹自傳云云。因書中所寫之事，如賈府抄家敗落、接駕等事略與曹家事合，便以為是曹雪芹寫的家事，其實不然，那只是一種巧合而已。現簡要地試舉幾例，以正視聽。

第一，從書中篇首所言「批閱十載，增刪五次」之語來看，《紅樓夢》的作者不可能是曹雪芹。所謂「批閱十載」，自然是有藍本方可披閱，若此書為曹雪芹所撰，不存在有「批閱十載」之說，而應該說「歷經十載，增刪五次，完成此書。」不知道胡適先生當年何以妄下如此結論？實在是有些唐突。

第二，用曹家親友的話來證明曹雪芹未能寫有此書。如與曹家有點沾親帶故的裕瑞就說過：「聞舊有《風月寶鑒》一書，又名《石頭記》，不知何人之筆。曹雪芹得之，乃以近時之人情諺語夾寫而潤色之，藉以抒其寄託。以是書所傳述者，與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題發揮，將此部改至五次，愈出愈奇。……聞其所謂寶玉者，尚系指其叔輩某人，非自己寫照也。」(《棗窗隨筆》) 可見，裕瑞說此書不是曹雪芹所寫，雖是傳說，當有根據。如果說《紅樓夢》一書是曹寅所撰，還稍有一點譜，這是因為：曹氏一門祖孫三代，惟有曹寅才學最高。若說是曹雪芹則連一丁點譜兒都沒有。試想一下，曹雪芹有這種可能嗎？沒有！有不少研究者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所寫曹家之事，說晚清時有人傳說當年曹寅最喜歡說「樹倒猢猻散」的話，因不知曹寅看過此書，當然見到書中的「樹倒猢猻散」之語，殊不知此語為典型的蘄諺。

第三，批書者所言「三十年前事見書於三十年後」內大有文章。如第十三回，王熙鳳協理寧國府時的約法三章的五條家規，甲戌眉批：舊族後輩受此五病者頗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見書於三十年後，令余悲痛血淚盈面。乾隆二十四年庚辰眉批：讀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聲大哭，三十年前作書人在何處耶？此五件實是寧國府中風俗。

按此推論，三十年前的作書人有可能是曹雪芹嗎？三十年前的曹雪芹能有多大？按照周汝昌等人曹雪芹四十歲時也就是乾隆二十八年便死了的話來推斷，庚辰眉批十四年前批的，往前推三十年就是雍正六年。試問：一個乳臭未乾的三四歲小孩能寫出《紅樓夢》這樣的書嗎？實際上遠遠不止三十年，此三十年前當為一個概數，大約是批書人很早就知道有此書，所以只是一個估計，而三十年前正好是顧景星撰寫《石頭記》一書流入江寧織造曹家以後，準確地說，應該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及其兒輩生活的年代。由此也可看出評點該書的人有最初的評點人，還有更多的後來者在輾轉傳抄中不斷地添加，故書中很多地方的評點有前後自相矛盾的痕迹。

第四，從書中諸多地方大罵滿清朝廷來看，不可能是曹雪芹所作。如第六十三回，寶玉說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叫作「雄奴」。芳官十分稱心，笑道：「我說你是無才的。咱家現有幾家土番，你就說我是個小土番兒。況且人人說我打聯垂好看，你想這話可妙？」寶玉聽了，喜出意外，忙笑道：「這卻很好。我亦常見官員人等多有跟從外國獻俘之種，圖其不畏風霜，鞍馬便捷。既這等，再起個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與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寶玉如此這般露骨地罵金人、蒙古人，可以說，世代受後金朝廷皇恩俸祿的滿族旗人曹家的後代曹雪芹能做得到嗎？斷然做不到！而惟有明末遺老的顧景星做得到。又如第四十九回，黛玉先笑道：「你們瞧瞧，孫行者來了。他（指史湘雲）一般的也拿著雪褂子，故意裝出個小騷達子來。」小騷達子，為古時蘄州人罵金人和蒙古人的話，今天可能被視為民族歧視，但是在當時的封建時代，漢民族對其以外的民族多有這種稱呼。因蘄州除明末遭到張獻忠被屠外，史上還有一次大的屠城，那就是宋寧宗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仆散安貞率兵十萬犯蘄州，前後圍攻二十五日，當時婺州東陽人李誠之知蘄州，通判為秦鉅(秦檜曾孫)，二守率兵護城，然寡不敵眾，最終城破，二守將闔家捐軀。李誠之闔家赴水死，被追封正節侯；秦鉅引火*河蟹*，其家人及奴僕也自刎，被追封義烈侯，蘄州人立廟祀之。南宋滅亡，蒙古人入主中華，是為元朝。明末張獻忠屠蘄城後不久，清兵南下取而代之，國家滅亡了，蘄州人憤懣無比。作為蘄州人的顧景星飽經喪亂，其悲憤之情溢於言表，故在書中借林黛玉之口，說湘雲故意裝出個「小騷達子來」，實際上這是作者大罵滿清！而不是像有的紅學家說這是罵蒙古人的口頭語。試想一下，作為一個漢軍旗人出身的曹雪芹，其父祖輩深受滿清皇恩，他能罵出這種話嗎？顯然不可能。即便真是罵的蒙古人，曹雪芹也不可能！因為清朝滿、蒙通婚的比比皆是，且大都是滿清公主嫁給蒙古王爺的，蒙古王爺的愛女嫁入清宮為妃、為後的。曹雪芹時代，即便家庭敗落，也不至於藉機大罵蒙古族人呀！與上面的「耶律雄奴」一樣，非慣常採取春秋筆法吟詩調侃大清朝的明末遺士顧景星不可為！

第五，根據吳恩裕先生所著《有關曹雪芹十種》中的《考稗小記》曾說:：「得魏君藏『雲山翰墨冰雪聰明』八字篆文，謂為雪芹所書。」「按篆文並不工。下署『空空道人』有『松月山房』陰文小印一方，刻技尚佳，見之者鄧之誠先生謂為乾隆紙，而印泥則不似乾隆時物，蓋乾隆時之印泥色稍黃云云。證據略顯蒼白。」按照此段話中，前後自相矛盾，難道康熙時或更早時期的明末就沒有這樣的紙？無非有兩個結論，一是後人所託，一是真有其事，那就是當年顧景星晚年自刻或某個友人替其刻就；或者為其祖上遺物。其原因是顧家當年祖上之園林謂之「松園」，其松園命名的依據是園內有十棵古松而得名。據顧天錫撰《曾祖化之公傳》載：「公諱敦，字化之，多隱德，苦讀書。弱冠，為學生有聲……晚築松園，號遲松居士，唱和皆一時巨公，著《松園集》。」至顧景星南渡歸蘄後築白茅堂時，改「松園」為「窺園」。顧家之前既有松園，祖上又是信仰佛道，或許「空空道人」「松月山房」印章是其高祖所留下之遺物，亦未可知。

第六，從大量史料表明，無論是曹寅，還是曹雪芹，均將曹操作為自己的祖人，如敦誠《寄懷曹雪芹》詩句云：「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君又無乃將軍後，於今環睹蓬蒿屯。」此詩是什麼意思呢？詩人是說昔日杜甫贈詩給曹霸將軍，曾經說他是魏武帝曹操的後裔。您曹雪芹只怕是曹霸的後代，如今居住在雜草叢生之地。曹霸既然是魏武的後代，曹雪芹是曹霸的後代，那麼，曹雪芹當然是曹操的後代。而書中將曹操歸於王莽一類人物，如果《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所寫，豈不是大罵其老祖宗？有這種可能么？顯然沒有。而顧景星在寫給友人的文序中就曾將曹操、王莽歸於同一類人物。

第七，不少人認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其所撰《楝亭詩鈔》中曾經有一首詠櫻桃詩，其中有「瑛盤托出絳宮珠」之句，《紅樓夢》書中第四十四回史湘雲有「湊成一個『櫻桃九熟；」之語，可以證明曹雪芹當年寫此書是套用其祖父之詩。殊不知是其祖父曹寅讀過《石頭記》後作有此詩。從《楝亭詩鈔》中可以看出，其許多詩作的題目與其舅父顧景星一樣的系列詠物，如詠櫻桃、詠花和詠蚊蠅等。

第八，從書中人物的題詠詩作的悲哀風格，以及「各省流寓不定」來推斷，均可以看出指的是明末事、明亡事，而不是曹雪芹時代的事。如第五十七回，紫鵑笑道：「那些頑話都是我編的。林家實沒了人口，縱有也是極遠的。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寓不定。……」從「各省流寓不定」之語看，若生活在所謂「乾隆盛世」的曹雪芹則不會寫出，也不可能寫這樣的話。如果按照史學家和紅學家們所說的曹雪芹所在的乾隆盛世不存在有「各省流寓不定」，而崇禎末年的顧景星生活的時代，各地不少名士流寓到江南，如顧景星好友黃岡人杜浚、杜岕兄弟以及福建人余懷等都流寓到南京，淮安人顧雲臣流寓到蘇州，並在閶門外半塘繞屋引水自隔；蘄州人王臣縉流寓到杭州為僧等。再如有人說永恩在其《誠正堂稿》中就有「和崧山弟」的《菊花八詠》詩，其八詠詩題是「訪菊」、「對菊」、「種菊」、「簪菊」、「問菊」、「夢菊」、「供菊」、「殘菊」，幾乎和小說中一樣。據此認定小說中的情節是以當時現實生活為依據，這話當然沒錯。論者以為，這是此人讀過曹雪芹抄寫給他的《石頭記》而進行的仿作。又如書中的黛玉葬花情節，蔡義江先生說：「也未必徑取唐寅將牡丹花『盛似錦囊，葬於葯欄東畔』事，作者的祖父曹寅的《楝亭詩鈔》中也就有『百年孤冢葬桃花』的詩句，難道還不足以啟發他的構思嗎？」這是因為蔡老先生不知曹寅閱覽過《石頭記》的緣故，以為是曹雪芹閱讀過其祖父的詩後所受到的啟發而寫出「黛玉葬花」的情節。諸如此類證據還有很多很多……實在是難以盡列。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曹雪芹只能是作者顧景星的一個化名或託名，他應該賦予特別含義，即與作者的故鄉蘄州被屠有關。只是閱覽過當時《石頭記》抄本的人，以為該書為曹雪芹所撰，故在書中評點時多次提到有關他的部分信息，這實際上是評論者有意向讀者製造一種錯覺。由此誤導後來不少紅學家鑽進了一個死胡同而不能自拔。

三、《紅樓夢》一書為何落入曹霑之手

既然曹雪芹不是撰書人，那麼，該書何以落入他的手中呢？從多種跡象表明，最早得到《紅樓夢》一書的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這裡有一大重要證據，那就是袁枚在《隨園詩話》卷二中載：「康熙間，曹練亭(練當作楝，當誤)為江寧織造，每出擁八騶，必攜書一本，觀玩不輟。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論者以為，當時坊間所說曹公「每出擁八騶，必攜書一本，觀玩不輟。」此書當是《石頭記》無疑。那麼，該書又是如何落入曹寅手裡呢？

首先，我們知道曹寅任江寧織造時，其舅父顧景星已經去世多年。顧景星去世前的願望是，希望兒孫們將其平生所撰、諸子搜集整理的《白茅堂集》付梓。他在彌留之際，囑咐兒子顧昌屆時去找那年輕有為的外甥，也就是比顧昌小五歲的表弟曹寅。而當時顧家非常窮，不說沒有外出之盤纏，就連生活也無以為繼了，顧昌靠教私塾來糊口，一大家人日子艱難自不必說。那麼，要請表弟出錢刻印此書，再窮也得帶點禮物什麼的，人之常情嘛！可是，禮物從何而來？我們不妨來個猜想：於是，顧昌南下金陵，將其父親花了近十年心血所寫的一本奇書作為禮物送給了表弟曹寅，這部書在顧昌的心目中無異於無價之寶，價值連城，表弟曹寅自當喜歡。而曹寅得到此書後，果然如獲至寶，愛不釋手，故每出行必攜此書，不是一部奇書，何來袁枚所說的「觀玩不輟」？作為後來擔任江寧知縣的袁枚記載此段話時，當是有根據的，其根據雖是坊間的傳說，但此傳說當不會是空穴來風。因為袁枚當時沒有看到此書，只是聽到坊間傳說曹雪芹寫有《紅樓夢》，故將原本是曹寅的孫子而說成是曹寅的兒子。袁枚寫道：「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可見，袁枚沒有見過《紅樓夢》，故有此舛誤。

其次，曹寅出千金付梓《白茅堂集》，儘管是一個概數，可也不是一筆小數目。除念及當年舅父之情外，也不排除得到舅氏遺下的一部奇書後的愉悅。故慷慨解囊，以此作為補償。從顧昌與曹寅表兄弟之間的關係來看，二人過從甚密。顧昌為請表弟曹寅付梓《白茅堂集》，南下金陵，從康熙庚辰到康熙壬午前後歷經三年，二人多相唱和，有《西軒唱和詩》行世。曹寅與顧培山唱酬詩作較多，如《答顧培山見嘲》、《虎丘僧軒坐雨遲培山未至漫城》、《歸舟和培山見答韻》、《黃山松歌·和培山韻》、《送培山之鹿城》、《夜飲和培山眼鏡歌》、《舟中望惠山舉酒調培山》等近十首之多。曹寅所交友人頗多，但在其詩鈔中像錄有與顧昌倡和如此多的詩作，則少之又少。顧昌在表弟曹寅捐千金代梓《白茅堂集》刻板快結束時，曾作有前面提到的《曹荔軒梓白茅堂集將競感賦》一詩。可見，顧培山對其表弟曹寅解囊相助之舉心存感激之情，故而賦詩答謝。

另據《耳提錄》中附載顧景星的孫子顧湛露《皇清楝授文林郎顧公培山府君行略》（即顧昌行略）云：「（府君）去止金陵，晤銀台曹公（諱寅，字子清，號荔軒，別號楝亭），公時織造江南，兼鹽漕務察院，前與征君（按：指顧景星）燕台雅集，舅甥契誼，遂捐千金，代梓白茅堂全集，府君一手校正。歷癸未、甲申，剞劂告成，征君詩文，始大行海內，然府君終以說字未壽梨棗為憾。」「丙戌冬，自江南載白茅堂鋟板歸蘄，僅越二十日，因病下血，而忽焉長逝。嗚呼！」相信顧昌在臨死之前，為完成父親的遺願而高興過，可以說他死而無憾！

不難想像，曹寅死後是書自然會落到兒孫輩的手裡。曹霑從四歲時父親事發後，長居北京，成人後，雖然家道中落，窮困潦倒，沒有讀多少書，但是，他或有祖父之遺風，不可否認，較好的悟性可能還是有的，畢竟是出身於書香門第。當他得到祖父當年遺下的一部奇書，就像當年祖父曹寅當初得到此書時的心情一樣，玩味再三，百讀不厭。或隨手拿來進行過潤色修改，亦未可知。遂一面抄寫，一面將抄寫好的章回送給友人閱讀欣賞或點評，而諸友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以為這部書系其所作，且誤認為雪芹便是其別號，這也是為何敦誠、敦敏兄弟，張宜泉等人在其詩作中提到此人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