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春秋治政文化的源泉

《尚書》是中國古代最早的政治歷史文獻彙編，保存了殷周時期若干文化記憶，歷來被看成中國帝王的治國教科書。春秋時期，執事卿大夫階層對於《尚書》的傳播、闡釋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關於《左傳》和《國語》所涉春秋時代人物對於《尚書》的徵引狀況，馬士遠先生在其所著《周秦〈尚書〉學研究》中做了詳細統計。在《左傳》所記二百五十六年的春秋史實中，總計有四十一人稱引《書》或篇名五十三次，《左傳》作者引「君子曰」「仲尼曰」等稱引《書》者十六次，《左傳》作者本人敘述稱引《書》一次，總計稱引七十一次。這些引用的具體稱謂是：《書》《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夏訓》《虞人之箴》《盤庚之誥》《史佚之志》《仲虺之志》《志》《前志》《故志》《周志》《太誓》《大誓》《鄭書》《周文王之法》《康誥》《先王之命》《誓命》「命書曰」「仲虺有言曰」「史佚有言曰」「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等二十五種。在《國語》所載春秋史實中，總計有十四人稱引《書》或《書》篇名二十五次。這些稱引的具體稱謂是：《書》《尚書》《夏令》《先王之令》《盤庚》《志》《大誓》《湯誓》《周制》《夏令》《先王之教》「西方之《書》」「史佚有言曰」「武丁作書曰」等。此時雖然出現了為《尚書》篇章命名的現象，但尚處於起始階段，題目只具有相對穩定性。當然，古《尚書》已在秦代散佚，後來版本屢經輯佚、補充，內容上已與古本大有出入了。

在這些引文中，除作者直接引用外，徵引者幾乎全屬執政卿大夫階層。《左傳》所涉及人物太多，這裡只按國別列舉人數較集中者。晉籍人物十六人：卜偃、臼季、中行桓子、羊舌職、韓厥、範文子、郤缺、師曠、祁奚、隨武子、魏絳、狼瞫、臾駢、叔向、叔游、子皮；魯籍人物九人：孔子、季文子、大史里克、魯庄公、武仲、惠伯、子臧、穆叔、魯大史；衛籍人物四人：北宮文子、大叔文子、子魚、寧瀛；周籍人物三人：周單襄公、萇弘、王子朝；楚籍人物三人：無宇、子干、申公巫臣。《國語》所記載春秋史實中，計有十四人引用《尚書》二十五次。周籍引《書》者凡七人，即內史過、富辰、單襄公、單穆公、太子晉、史伯、伶州鳩；晉籍人物引《書》者三人，為知伯國、知襄子、叔向；楚籍人物引《書》凡三人，為左史倚相、白公、楚昭王；齊籍人物引《書》為一人，為重耳之妻姜氏。

執政卿大夫不僅能隨口說出《尚書》中的章句，而且還能結合語境對內容加以恰當詮釋，說明他們對其文字章句和精神內涵都有較為精準的把握。《左傳》和《國語》對《尚書》的引用和闡釋表明，春秋時的執政卿大夫們倡導的政治文化主要是一種禮文化，就像後來孔子所總結的，要「據於德」而「立於禮」，才能即完善個人人格，又使得天下大治。核心內容是強調「德政」，強調如何提高當政者的道德品質。

據《襄十四》載，師曠引用《夏書》「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句，說的是執木鐸者到民間徵集詩歌以了解民情，警示為政者要了解他們疾苦，然後做出對策。《襄卅一》記錄穆叔說：「《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縱之。』……」《太誓》之文見於今傳梅本古文的《泰誓上》。這句話實際上多次被引用，也點出了春秋時代的主要政治理想，那就是「民本」思想。這種「民本」思想首先認為政者能否施政以「禮」，關乎王朝興衰。《成八》載韓厥和晉侯交談，引用《周書》中「『不敢侮鰥寡』的說法，說明當政者不論對象為何人，都應該保持公正立場，要不偏不倚。《庄八》中魯庄公曰：「《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此處引文見於梅本古文《大禹謨》篇，「禹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兩者文字略有出入，意思是皋陶勉力種樹德行，德行具備，他人自來降服，這裡是強調要對百姓播撒恩德。《昭廿四》載萇弘引《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通過殷周對比，指出王朝興衰取決於是否具有德行。其次，為政者並不把天命看成恆常之物，而認為它會隨道德的變化而更易。《僖五》中認為一切事情「惟德是依」，引《周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做例證，進而指出有德之人才能得到上天的維護。《成十六》載：晉入楚軍，三日榖。範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於常。』有德之謂。」《禮記·大學》對這段引文做出了非常好的解釋，該書認為「《康誥》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德的優劣決定命運的好壞，強調統治者私人品質的重要性。從《國語》引《尚書》章句可以看出，它所倡導的基本政治文化觀念與《左傳》如出一轍。在那裡，為政者責任感得到了進一步強調。《國語上》引《湯誓》：「吾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同一部分還引《盤庚》「邦之臧，維汝眾；邦之不臧，維予一人又佚罰。」意思大致相同。

由於反覆徵引，《尚書》所體現的各種文化主張、政治謀略、法治觀念乃至軍事思想，多被執政卿大夫階層吸收融匯，深入地貫徹到社會實踐中去了，對中國社會影響極為深遠。

春秋時期的執政卿大夫們通過對《尚書》的學習、引用和闡釋，繼承和發揚了三代以來形成的以德和禮為核心的政治文化，並作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主導精神方向固定了下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認為，正是在這些執政卿大夫所創造的文化氛圍的籠罩之下，孔子及其後繼者的儒家「仁政」觀念才得以形成；而法家、兵家等若干文化流派，也多受惠於這種圍繞著《尚書》學所保存下來的文化遺產；實際上，戰國時期以「士」為主體所開創的「百家爭鳴」的文化局面，眾多的精神基因也來自春秋時期執事卿大夫所開創的包括「《尚書》學」在內的大量文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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