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必然遭遇美國霸權圍堵

2009年11月奧巴馬訪華後不久就驟然改變了友好姿態，發動了逐步升級的全方位挑戰中國核心利益的攻勢，包括軍事領域中啟動向台灣大規模出售先進武器的計劃，將美國的反導系統直接延伸至中國的大門口，外交領域中通過會見達賴喇嘛支持威脅中國主權的分裂勢力，經濟領域中採取強硬態度逼迫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進一步出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打擊中國的出口等等。等等。2010年1月27日，奧巴馬在發表國情咨文演說時誓言捍衛美國的全球第一的地位，美國高層智庫首腦甚至警告美國將會通過戰爭手段來阻止全球權力向中國的轉移，這就意味著中國經濟崛起的趨勢必然同美國霸權發生矛盾，這不是由中國希望和諧的善良願望或「惹不惹美國」決定的，美國為維護世界霸權利益必然千方百計遏制中國崛起，中國作為一個有影響的大國無法置身與世無爭的世外桃源。

2010年4月22日，美國不顧國際社會反對太空軍事化的輿論壓力，進行了具有全球快速攻擊潛力的「宇宙戰機」試飛，表明美國在擁有核武器和常規武器優勢的情況下，仍在企圖獲得當年大英帝國曾擁有的絕對軍事技術優勢，其目的顯然不是為了防禦和保障美國自身安全，而是為了打擊任何威脅美國霸權的國際對手的攻擊性需要，以確保美國能憑藉世界霸權獲取源源不斷的壟斷尋租利益。當前美國正竭力開展太空武器的高科技軍備競賽，不斷進行「宇宙戰機」和激光武器攻擊洲際導彈的試驗，一旦獲得軍事技術絕對優勢就隨時可能選擇發動戰爭，正像當年大英帝國通過工業革命獲得軍事技術絕對優勢後，不斷發動對外擴張戰爭建立世界霸權並掠奪大量財富。中國必須高度重視發展高科技軍事技術和國防建設，確保美國無法獲得像當年大英帝國一樣的軍事技術絕對優勢，否則鴉片戰爭時代遭受西方列強掠奪的悲慘經歷還會重演。與此同時，中國還必須警惕美國運用謀略發動攻擊國際對手的隱蔽戰爭，因為，現已暴露出大量證據表明美國在越戰失敗後為維護霸權衰落，進行了運用軟政策武器攻擊國際對手的戰爭形式創新，通過隱蔽戰爭打擊了包括前蘇聯甚至日本等盟國在內的眾多國家，扭轉了越戰後美國霸權一度衰落的不利國際實力對比格局。

人們普遍認為美國的冷戰遏制戰略一直持續到前蘇聯解體，忽略了美國在越戰失敗後進行的國際戰略重大調整。十年前，筆者撰寫的專著《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指出，「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統治階層鑒於越南戰爭的慘敗，意識到了美國的『冷戰』政策已遭到失敗，被迫開始醞釀一系列國際戰略的重大調整，主動放棄『冷戰』轉向了『緩和』戰略。但是，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開始實施的『緩和』戰略，並不是『放棄對抗』或採取『防守戰略』，而是採取的一種隱蔽的攻擊性『軟戰爭』策略」。筆者的分析推論主要依據1983年留學日本研修國際關係時，接觸到的美國高層智囊提出的「 緩和」戰略構想。美國國際戰略專家明確提出「冷戰」遏制政策效果不好，越南戰爭的軍事冒險付出的代價更大，主張利用經濟槓桿培育戰略依賴性，通過軟政策籌碼作為美國支配世界格局的新式戰略武器。

隨著對此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筆者發現歷史事實證明美國高層領導人確實採納了這種戰略構想。尼克松曾明確指出「從冷戰開始直至1969年，美國的政策是遏制，企圖以一系列聯盟組織包圍蘇聯，這一政策使美國疲於奔命並陷入極其被動境地，從長遠來說，遏制是個失敗的政策，」「從1969年開始，美國奉行的是講究實際的緩和政策」 ，「講求實際的緩和要求胡蘿蔔和大棒兩手並用」。[1] 美國從「冷戰遏制」轉向「緩和」戰略，重視利用各種經濟槓桿培育戰略依賴性，通過經濟、金融、貸款、能源、糧食等籌碼，形成維護美國全球霸權的新政策武器網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基辛格提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貨幣，你就控制了全世界」 ，清楚表明尼克松政府已開始將經濟金融政策籌碼，視為影響、控制別國和維護美國霸權的重要戰略手段。[2]

筆者所論述的運用謀略攻擊國際對手的「軟戰爭」，雖然超出了狹義的經濟學和軍事學的研究範圍，但完全可以涵蓋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廣闊視野。兩千年前誕生的世界權威軍事經典《孫子兵法》，就是從廣義謀略角度而不是狹義軍事角度來看待戰爭。孫子將謀略博弈、外交博弈均納入廣義戰爭範疇，提出「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將廣義謀略博弈列在比狹義軍事博弈更為重要的位置，將其稱之為「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之所以如此強調國家謀略博弈而非攻城掠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實力接近，這種實力均衡格局條件下戰爭代價特別殘酷。春秋時期各諸侯國所掌握的軍事技術差距，不像列寧所處的帝國主義時代那樣懸殊，西方列強通過工業革命獲得的先進軍事技術，相對於亞非拉民族的落後武器擁有壓倒性優勢，亞非拉民族的長矛弓箭在西方堅船利炮面前不堪一擊，西方進行軍事侵略的風險代價很小而掠奪財富巨大，因而西方列強總是優先選擇軍事侵略進行殖民擴張，沒有太大必要考慮非軍事的謀略攻擊手段，特別是軍工壟斷財團獲利同發動戰爭存在著密切聯繫，更不願意考慮戰爭給國家和民眾帶來的殘酷代價，直到社會主義陣營和核武器出現才改變這種局面，大規模軍事戰爭逐步降溫為冷戰、局部戰爭和軟戰爭。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為避免戰爭兩敗俱傷的殘酷代價，普遍重視運用謀略作為爭取生存和攻擊對手的手段，管仲曾輔佐齊桓公運用糧食武器征服了魯國、梁國。因此，孫子強調「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貸，則諸侯乘其弊而起」，意思就是發動戰爭攻城掠地是不得已的辦法，長期戰爭消耗國力會導致財政困難，軍隊裝備損耗、銳氣挫傷，物資匱乏、資金短缺，實力對比就會發生不利於本國的變化。美國發動越南戰爭遭到失敗後陷入的困境，同孫子所論述濫用軍事手段招致的困境極為相似，恰恰是因為社會主義崛起改變了世界格局，世界人民運用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作為武器，彌補軍事裝備劣勢並成功抵抗了帝國主義侵略。但是，美國壟斷資本的貪婪本性不會因此而改變，為維護世界霸權不會放棄攻擊國際對手，必然尋求運用謀略攻擊並進行戰爭形式創新，這就意味著在新國際形勢下帝國主義的戰爭形式，必然依照孫子所論述的受經濟因素制約的戰爭規律，發生從赤裸裸軍事侵略轉向謀略攻擊的戰爭形式變化。

尼克松顯然重視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謀略思想，才能在《1999年，不戰而勝》等政治著作中，提出要將經濟聯繫變成捆住國際對手的繩索，將貿易、先進技術等當作武器而不是禮物，這些由美國總統親自構想並付諸實施的國際博弈謀略，無疑符合孫子所論述的廣義謀略戰爭博弈的範疇。歷史事實表明，「軟戰爭」的確是孫子強調的不可不察的國家存亡之道，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指使情報、外交、經濟部門策劃秘密戰略，發動了旨在瓦解前蘇聯的「冷酷無情的經濟戰爭」，令人遺憾的是，前蘇聯解體時戈爾巴喬夫對布希沮喪地宣稱美國「贏得了冷戰」，他全然不知道美國早就輸掉了「冷戰」並轉向「緩和」戰略，導致前蘇聯解體的是美國策劃的軟硬兼施的「軟戰爭」。

美國在越南戰爭失敗後實施的「緩和」戰略，其本質是國際格局發生不利變化的新形勢下，帝國主義為維護世界霸權進行的戰爭形式創新，即以政治、經濟、外交政策籌碼作為武器進行的「軟戰爭」。列寧曾作出了帝國主義就意味著戰爭的著名論斷，他指出「帝國主義戰爭，即爭奪世界霸權、爭奪銀行資本的市場和扼殺弱小民族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3]由於謀求世界霸權尋租和超額壟斷利潤具有排他性，帝國主義為獲得世界霸權必然採取各種攻擊性手段，遏制、削弱國際對手的崛起和經濟軍事實力，在擁有軍事優勢時就會選擇戰爭作為攻擊手段，倘若國際均衡格局發生變化導致軍事衝突代價高昂，壟斷資本貪婪本性也會驅使帝國主義進行戰爭形式創新，運用各種謀略武器作為攻擊國際對手的手段。馬克思、列寧雖然沒有直接論述運用謀略攻擊的戰爭，但是，根據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卻可以推導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必然出現這種戰爭形式的創新。

2010年3月，美國國會一百多名議員聯名呼籲將中國定為匯率操縱國，美國民主黨議員舒默還提出一份對中國採取懲罰措施的議案，威脅要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全面徵收27.5%的懲罰性關稅。[4]這意味著美國對中國核心利益的挑戰正迅速升級。數年前美國也曾對中國揮舞「匯率操縱國」的大棒，但是，事實證明施壓人民幣升值的結果適得其反， 2007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分別比2005年底和2004年底升值了14.17%、16.28%，2007年度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分別比2005、2004年度增長了43%和103%。[5]美國毫無疑問清楚地知道這些客觀事實，但卻依然頑固地堅持施壓推行毫無效果的政策，從維護兩國正常貿易利益的角度來看實在令人匪夷所思，但是，倘若從謀求世界霸權的金融戰爭角度來考察卻令人豁然開朗，可以很好解釋許多令人感到困惑的國際政治經濟現象。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披露在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前夜，美國華爾街重要金融機構曾在華盛頓召開了會議，主要議題是利用金融戰爭遏制中國經濟崛起，謀劃金融戰爭的幕後力量包括美國政界和金融財團，充分證實了列寧論述的金融壟斷資本與國家壟斷的交織、勾結，美國政界策劃對華實施金融戰爭攻擊的幕後力量，就是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以及該委員會的掌舵人——凱洛琳?巴塞洛繆。當時美國施壓中國實施人民幣升值和金融開放已初見成效，國際熱錢湧入中國利用人民幣升值套利收益頗豐，而且成功操縱股市暴漲暴跌獲取了巨額暴利，中國沿海出口中小企業陷入困境並紛紛停產倒閉，華爾街壟斷財團躊躇滿志採取半公開會議的形式進行謀劃，準備乘勝追擊擴大戰果加快中國金融自由化進程。

這次會議提出由金融機構與對沖基金組建所謂的「金融快速反應部隊」，針對中國發動一場「沒有硝煙的金融戰爭」。美國金融界專家認為，一個國家金融市場逐步開放的5年到8年時間內，實施金融襲擊相對脆弱的金融體系的成功可能性最大，因而未來3年到5年內是爭取「延緩中國崛起」的機會。美國策劃對華金融戰的重點是通過施加壓力和政策誤導，迫使中國實行匯率自由浮動和開放資本賬戶政策，為美國金融投機熱錢進入中國創造有利條件，同時誘迫中國實行刺激泡沫經濟的宏觀貨幣政策，向西方資本開放銀行領域和商品期貨、金融期貨等市場，通過炒作股市、樓市暴漲暴跌攫取投機暴利，然後趁泡沫破裂之機控制中國的銀行和戰略行業。儘管美國深知施壓國際對手實施匯率升值無助於解決貿易逆差，但實踐證明能夠產生破壞國際對手經濟的實實在在效果，因此，美國政界才不厭其煩地以消除中美貿易失衡為借口，頑固堅持毫無消除逆差成效的施壓匯率升值政策，以實現其維護世界霸權和遏制中國經濟崛起的國際戰略。

美國華爾街敢於以半公開的形式策劃這次會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覺得雖然已有大量類似信息曝光，許多中外學者也曾著書揭露美國的隱蔽經濟金融戰爭，如日本著名銀行家竹內宏的《日本金融敗戰》，美國地緣政治家恩道爾的著作《石油戰爭》，美國前國際金融家約翰·帕金斯的《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施瓦茨關於里根政府瓦解前蘇聯秘密戰略的著作，筆者十年前撰寫的《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宋鴻賓先生風靡中國的暢銷書 《貨幣戰爭》等等，但是，這些著作關於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的披露和預警，並未引起中國輿論界和有關方面的充分警惕和重視，許多人將其視為「極左慣性思維」甚至貶低為「陰謀論」，即使美國次貸泡沫瀕臨破裂跡象日趨明顯之後，美國還能順利地施壓中國匯率改革和人民幣升值，成功誘惑中國購買了大量次貸衍生金融有毒資產，誤導有關方面承諾金融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推進金融自由化政策」，華爾街金融財團紛紛成為中國金融機構的戰略投資者，美國壟斷企業紛紛收購大中型國有企業，滲透中國戰略行業並獲得許多行業的市場控制權，因此，美國華爾街金融機構才不敢於顧忌引起中國的警覺，有恃無恐地以半公開會議形式策劃遏制中國崛起的金融戰爭。

20世紀80年代美國施壓日元升值未能消除日美貿易逆差，但卻成功誘發日本泡沫經濟並打擊實體經濟，導致日本陷入二十多年停滯至今無法康復，從而成功挫敗了日本經濟崛起對美國霸權形成的威脅。前幾年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也沒有消除中美貿易逆差，但是，卻打擊了中國沿海出口工業並導致大批中小企業破產，迫使大量資金從實體經濟流入投機領域催生各種資產泡沫，同時向國際熱錢發出謀利信號大量湧入中國，通過人民幣升值套利和炒作股市樓市攫取了巨額暴利，推動原材料、食品價格大幅度上漲干擾了中國宏觀調控，大大加劇了國際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造成的衝擊和困難。中國應清醒地認識到匯率武器的殺傷力遠遠超過關稅大棒，匯率波動不僅涉及成千上萬種商品的國際貿易，而且還涉及被列寧稱為國民經濟神經中樞的金融領域，能夠為國際金融投機資本帶來巨大套利收益，向國際金融大鱷、鯊群發出對中國進行金融襲擊的信號，吸引數千億甚至上萬億美元國際熱錢湧入中國，推動中國股市、樓市、期貨等各種資產泡沫膨脹，為國際資本利用更為複雜的各種金融武器攻擊創造條件。

從隱蔽戰爭的視角考察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能夠幫助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當代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預測爆發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危險並且防範其產生的強烈衝擊。美國金融風暴引發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嚴重程度，幾乎完全出乎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的預料。英國女王責怪名聲顯赫的西方經濟學家，竟然無法預見到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國際媒體將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等著名金融專家發表的盲目樂觀言論列為2008年美國最糟糕的經濟預言之一。美國政府高官稱無人能預見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其實是他們對這樣的預測有意採取置若罔聞的態度。筆者十年前撰寫的專著《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就指出美國面臨著發生嚴重金融危機的危險，可能導致貨幣金融體系崩潰並引發嚴重全球經濟衰退，還論述了中國應如何未雨綢繆維護金融安全並防範全球危機衝擊。

2008年爆發的全球危機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具有新特點，危機首先從金融領域爆發並逐步向實體經濟領域擴散，而不是像19世紀那樣由工業生產過剩逐步擴展為金融信用危機；當前美國金融壟斷財團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人為操控危機的能力，能夠通過借貸槓桿、金融衍生品和宏觀貨幣政策，蓄意製造各種經濟泡沫的膨脹並控制泡沫引爆過程，能夠暫時緩解、推遲危機並促使其合併成更大的危機，這樣就能將具有巨大破壞威力的危機作為武器，有選擇地定向攻擊國際對手以謀求世界霸權尋租利益，掠奪各國廣大民眾財富並通過各種途徑轉嫁危機損失。這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起因是美國次貸危機，但是，歐洲遭受危機衝擊的程度反而超過了危機發源地美國，2009年末美元遭遇信譽危機出現大幅度貶值之時，美國金融壟斷財團不失時機發動了金融戰爭攻勢，大肆炒作自己參與孕育的迪拜和希臘債務泡沫，美國權威金融評級機構也驟然調高了迪拜和希臘的風險評級，促使迪拜和希臘借貸成本大幅度上升並引爆了債務危機，扭轉了美元大幅度貶值的勢頭並出現了強勁反彈，美國雖然是金融危機的發源地但經濟形勢反而好於歐洲，將一度威脅美元霸權的歐元經濟拖到了分崩離析邊緣，顯示了美國有能力通過金融戰爭向別國轉嫁巨大危機損失。

由此可見，倘若人們從金融戰爭的獨特視角進行深入考察，就能更加清晰發現當代資本主義危機與馬克思所處時代的不同特點，識破美國金融壟斷資本為製造泡沫和提前出貨套利，蓄意散布的種種虛假理論、統計數據和媒體輿論的誤導，認清其製造泡沫性經濟復甦和繁榮的種種假象，預見到危機爆發危險並採取措施防範衝擊避免財富損失。2010年4月16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以欺詐罪名起訴高盛財團，揭露的大量證據清楚表明高盛財團曾積极參与製造次貸泡沫，推動泡沫性經濟復甦和繁榮以挽救網路泡沫破裂衰退，許多次貸金融衍生產品都是高盛財團首先設計和推廣的，高盛財團顯然清楚知道次貸蘊含巨大危險並遲早爆發危機，但是，高盛大肆製造輿論宣揚次貸泡沫刺激的復甦和繁榮，串通美國的權威金融評級機構將次貸衍生品包裝成3A級債券，積極向美國養老基金、投資基金和歐洲、亞洲的金融機構兜售，還操縱政府施壓中國人民幣匯率改革和大幅度浮動升值，通過中美高層戰略會談施壓金融自由化改革和大中型國企私有化，誘騙中國購買了數千億美元「兩房」債券和次貸衍生債券。與此同時，高盛財團卻悄悄為次貸危機爆發定向轉嫁損失作準備，購買大量信用違約保險蓄意作空其兜售的次貸衍生債券，操縱壟斷財團控制的主流媒體壓制關於危機的預測，等待其周密布局並順利拋售持有的高風險次貸債券後，再選擇時機利用其競爭對手雷曼的破產最終引爆次貸危機。值得指出，美國壟斷財團還蓄意操縱政府製造假象掩蓋危機，甚至在次貸危機的各種跡象日趨明顯後仍歪曲統計數據，壓低通貨膨脹數據將能源、食品漲價排除在物價指數之外，製造出2008年頭兩個季度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假象，直到2008年9月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後才修改了統計數據，宣布早在2007年第四季度美國實際上已經步入了經濟衰退。2009年1月26日，英國《衛報》曾撰文指出美國次貸危機是一場人為製造的災難，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花旗、高盛等華爾街大銀行的高管都是核心參與者。

國內外成功預見到美國金融危機的少數學者和研究機構，他們所採取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運用了從現實出發的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方法，將現實經濟問題與國際政治、國際戰略密切聯繫起來，與不同利益集團為追求經濟利益進行的博弈、鬥爭聯繫起來，正視美國金融壟斷財團將金融戰爭作為掠奪財富手段的現實。風靡全國的暢銷書《貨幣戰爭》的作者宋鴻賓先生，從新型戰爭的高度考察金融壟斷資本的博弈謀略，論述了金融壟斷財團如何通過控制私有中央銀行，操縱貨幣政策蓄意製造資產泡沫和金融危機掠奪財富，對發展列寧關於金融壟斷資本的理論有重要意義。不少人僅將《貨幣戰爭》看作茶餘飯後消遣的暢銷書，其實，該書中包含著關於美國將會爆發次貸危機的準確預警，倘若參透該書價值可幫助人們避免巨大經濟損失，中國富豪慘遭美國大投行金融衍生品集體屠殺的悲劇，或許正是他們不理解、輕視《貨幣戰爭》價值所付出的代價。美國著名地緣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恩道爾，以基辛格重視的控制世界的石油、糧食和貨幣武器為主線，撰寫了《石油戰爭》、《金融海嘯》等一系列著作，以豐富翔實資料揭露了美國全方位軟戰爭並引起了國內外廣泛關注。恩道爾先生曾在2005年撰寫文章預見到次貸危機迫近，他還在2008年石油價格高峰期時指出其泡沫性質並預見到暴跌來臨。

倘若有關部門重視宋鴻賓、恩道爾對次貸危機的預警，並且組織人力對「兩房」的真實經營狀況進行深入調查，而不是簡單輕信美國政府和權威機構提供的數據和評級，就能更好確保中國外匯儲備安全並避免蒙受巨大損失，中國眾多企業就能避免輕信高盛並且簽訂一系列對賭協議，因石油價格驟然暴跌而蒙受高達數百億元的損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以欺詐罪名起訴高盛財團之後，歐洲金融機構也紛紛起訴、追討高盛欺詐造成的損失，默克爾甚至聲稱將發動一場打擊金融投機的「戰爭」，中國也應動員政府、民間和輿論力量追究高盛等美國金融機構，通過兜售次貸債券和各種金融衍生品給中國造成的巨大損失，這樣有利於阻止美國金融壟斷財團利用其控制的主流媒體，將全球經濟失衡、金融危機和大量失業的責任嫁禍給中國，挫敗其將美國民眾對華爾街的憤怒情緒轉嫁給中國的企圖，挫敗其通過施壓人民幣升值遏制中國崛起的金融戰爭，防止美國製造輿論為今後右翼政府上台推行更加強硬反華政策進行鋪墊。

馬克思曾預見到資本主義金融制度將會演變為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6]，列寧也指出金融壟斷資本必然貪婪追求壟斷利潤和世界霸權，其重要手段就是使 全世界的競爭者在金融上處於依附地位[7]，從事投機欺詐活動的金融天才將獲得大部分利潤，並且破壞實體經濟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作用[8]，這就意味著馬克思、列寧已經預見到在特定條件下，帝國主義將會採取金融欺詐作為攻擊國際對手的手段。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以不現實假設為前提，完全不考慮包括欺詐在內等任何道德風險，還將考慮到現實存在各種欺詐的理論，統統貶低為不符合所謂學術規範的「陰謀論」，因此，無法預見華爾街大量欺詐行為誘發的金融危機，更無法揭示美國施壓背後隱藏的軟戰爭謀略，究其深層根源在於維護資本利益有意迴避客觀弊端。馬克思主義理論從維護廣大人民利益的立場出發，深刻揭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必然導致帝國主義戰爭，當然更不應該迴避研究在世界格局改變的條件下，金融資本操縱國家運用欺詐手段進行的金融戰爭。馬克思主義才能提供一個科學的理論框架，客觀考察壟斷資本貪婪所誘發的種種道德風險，包括運用暴力手段發動戰爭謀求世界霸權，通過欺詐謀略掠奪財富並攻擊國際對手等等，為中國維護國家利益和金融安全提供有力的理論武器。

十年前筆者的專著《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曾指出，「美國的泡沫經濟顯示了超常的持久性，原因之一是美元擁有特殊國際地位，國內儲蓄率為負並存在著巨額貿易逆差，也能吸納全世界的物質財富來維持泡沫，儘管泡沫維持和破滅的趨勢同時存在，很難準確地預測泡沫膨脹何時發生逆轉，但是，這種不正常狀況最終是難以持續的，我國必須作好防範最壞情況的準備」。9美國著名金融評論家吉姆格雷特指出，當前美國政府採取的財政、貨幣刺激力度，達到了二戰後歷次危機的十倍以上的前所未有規模，當前美國為挽救一個百分點的經濟衰退，付出的救市代價相當於大蕭條時期的54倍，也就是說為治病代價遠遠超過了疾病本身損失。[9]顯而易見，判斷美國經濟衰退的病症究竟是好轉還是惡化，不能僅僅觀察一、兩項指標的上升或下降，還必須觀察為挽救病人採取了多少急救措施，採用大量輸血換來臉色稍微好轉並不意味著病情康復，美國為促使經濟狀況略顯起色的代價正在激增，當美國經濟嚴重依賴輸血措施時根本談不上真正復甦。2009年底召開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眾多企業界、金融界的巨頭談論世界經濟前景時，也不得不承認當前危機並未消除而是僅僅被推遲了。有人認為宋鴻賓、恩道爾關於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可能升級的預測不準確，其實，這正是金融壟斷資本具備一定程度的操縱危機能力，將製造泡沫和引爆危機作為金融戰爭武器之後呈現的新特點。恩道爾曾準確預見到次貸危機和石油價格暴跌的來臨，但他同時也指出很難準確預測危機爆發的具體時間，因為，壟斷財團暗中操縱著泡沫膨脹和破裂的過程，往往蓄意製造大量迷惑人假象再出人預料地引爆泡沫，這樣有利於壟斷財團誘惑投資者落入騙局並提前出貨謀取暴利。

據全球最大的財經通訊社彭博新聞社報道，截止2009年2月，美國為挽救次貸危機出台的各種救市計劃金額高達9．7萬億美元，相當於2008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近70％，美國政府8000億美元救市計劃的巨大規模引起了世人關注，但是，這只是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美國付出救市代價的一小部分，美聯儲通過貼現窗口、收購不良資產等方式提供資金高達5．7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政府的8000億救市計劃的六倍多。[10] 美聯儲向私人銀行機構提供資金不需要徵得國會同意，它承擔了美國各種救市計劃累計成本的絕大部分。據路透社2008年9月25日報道，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引發危急形勢時，美聯儲一周內平均每天向金融體系注資高達1880億美元。[11]美國注入巨資挽救華爾街金融資本的各種救市計劃，本質上是華爾街金融資本挾持政府和公眾，為繼續獲取超額利潤進行的一種新的剝削形式創新。2008年美國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之後，華爾街將挾持政府注資救市視為千載難逢的賺錢機會，美國政府向國際集團（AIG）注入八百億美元資金後，該公司的高層經理集體到海濱度假狂歡，盡顯騙局得逞的狂喜而絲毫沒有愧疚之情。美國華爾街金融資本以公眾銀行存款和養老金等為人質，還以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為人質要挾參與共同救市，收穫豐厚贖金的效應已經產生了嚴重的道德風險，這就更加促使美國金融機構沉溺於虛擬泡沫經濟。統計數據顯示美國金融機構利潤更加依賴於投機賭博性交易，高盛的高風險投機性日均交易額達到2.45億美元，同次貸危機前2007年第一季度的數據相比增加了一倍，顯示出美國銀行業潛伏著比次貸危機前更大的風險。[12]

美國政府宣布2009年第四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呈現較大幅增長，似乎意味著美國經濟已經觸底反彈並進入復甦階段，但是，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更多反映虛擬經濟而非實體經濟狀況，2009年第四季度美國的失業人數仍在持續攀升，美國勞工部發布的10月份就業報告顯示失業率突破10%。2009年11月1日，美國擁有百年歷史的最大中小企業貸款機構CIT陷入破產，標誌著作為實體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小企業，其經營狀況和償還貸款能力仍在不斷惡化之中。2009年10月，美國最大的商業房產融資公司Capmark金融集團，因經營狀況持續惡化宣布即將申請破產保護，也反映了美國商業及其相關的金融業仍未擺脫嚴重困境。

儘管美國政府宣布2010年第一季度失業率出現了下降，但是，宏觀數據與微觀數據之間存在著明顯矛盾和差距。2010年1月份，美國372個城市中有 363個城市的失業人數上升，美國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亞的27個城市之中，幾乎所有城市的失業呈現惡化而僅有一個城市好轉，這個城市恰好屬於加利福尼亞失業最嚴重的城市，其失業率剛剛攀上27.3%的高峰後才出現小幅回落。據美國某些媒體分析，美國失業率下降同眾多失業者喪失領取失業救濟資格，以及長期失業人口喪失信心並不再尋找工作有很大關係。2010年6月26日，由於美國國會的延長失業救濟期限的法案未獲通過，美國有一百二十萬失業工人喪失了領取失業救濟的資格，同時美國勞工部宣布上周新申請失業救濟人數達到47萬人，反映出同政府宣揚的經濟復甦不協調的惡化就業狀況。[13]2010年6月23日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受美國政府購房退稅補貼政策到期影響，美國5月份新房銷量暴跌32．7％，跌至近五十年來的最糟糕水平，從側面反映出美國經濟復甦嚴重依賴於政府「輸血」，一旦拔掉輸血管病人康復的假象就會破滅。[14]

美歐政府的反危機政策是用新的債務泡沫挽救舊的債務泡沫，債務泡沫可以推遲卻無法阻止最終清算日的來臨，不斷膨脹的債務泡沫最終將導致危機以更加猛烈的形式爆發。美國金融家索羅斯認為當前金融危機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1929年大蕭條，主要原因在於各種債務總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遠遠超過了1929年，1929年大蕭條時美國未償付債務的總額是GDP的160%，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時美國未償付債務的總額是GDP的365%，而且隨著美國消費者和企業陷入困境將會上升到500%，倘若考慮到金融衍生品未償付債務總額還將會大幅度擴大十多倍，這就意味著美國蓄積的經濟危機能量遠遠超過大蕭條時期，正處於一個隨時可能噴發的巨大債務泡沫火山口之上。[15]人們深入考察一下網路泡沫破滅後美國的強勁經濟復甦，就會發現美國媒體廣為吹噓持續數年的經濟繁榮，其實也不過是虛假的次貸及相關金融衍生品泡沫膨脹，從廣泛欺瞞世人的眩目繁榮到震驚世界的金融風暴，充分揭示了泡沫性經濟復甦、繁榮的不可持續性。

美國通過寬鬆貨幣政策只能製造危機緩解和經濟復甦的假象，促使經濟危機從「自然發作狀態」轉變成「人為壓抑狀態」，就彷彿將沸騰的水裝入密封容器一樣變得更加危險，最終無法壓抑利滾利形成的巨大債務泡沫更加猛烈地爆發。美國為挽救網路泡沫破裂僅僅發放了三、四千億美元次貸，但是，2009年7月20日，美國財政部「不良資產援助計劃」特別督察長巴洛夫斯基表示，聯邦政府各項挽救危機計劃的總金額將高達23.7萬億美元，遠遠超過了美國14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增值，相當於2002年美國挽救網路泡沫代價的一百多倍，[16]這意味著當前美國注入巨資出現的危機暫時緩解跡象，並不表明美國經濟已經觸底反彈並恢復健康狀態，而是通過債務泡沫膨脹蓄積著更大的金融風險隱患，下一次債務泡沫破滅時挽救危機的代價就會出現成百倍擴大，美國延續這種天量信貸挽救危機辦法遲早將導致惡性通貨膨脹。中國不應效仿美國的天量信貸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因為籠統的寬鬆貨幣政策的副作用很大，難以有效甄別實體經濟與樓市、股市的投機泡沫，倘若美歐泡沫經濟破裂再次引發全球經濟危機之時，中國繼續延續這種天量信貸政策刺激經濟，就很可能同外部衝擊發生共振引發惡性通貨膨脹，為美國製造輿論嫁禍各國央行和主權貨幣提供借口。美國積極誤導世界各國央行發放天量信貸刺激經濟，其戰略目的是準備利用民眾對惡性通貨膨脹的恐懼，嫁禍各國央行並徹底剝奪各國的貨幣發行主權，推行由少數金融寡頭控制的超主權世界貨幣，為濫發貨幣導致美元衰敗後繼續控制世界金融作鋪墊。

中國必須警惕當前美國濫發貨幣刺激泡沫性經濟復甦的情況下，效仿美國誘導各國央行實行的天量貨幣政策格外危險，美國製造的更大債務泡沫不可持續並且將會遲早破裂，更猛烈的金融風暴衝擊將會引發國內外泡沫破裂共振，相互疊加形成遠遠超過單一泡沫破裂造成的破壞。中國還將面臨宏觀貨幣政策陷入失效境地的難題，中國繼續擴大信貸可能面臨惡性通貨膨脹風險，緊縮信貸則會加劇國內外泡沫破裂共振的雙重打擊，屆時中國應立即對銀行存款實行通貨膨脹貼息保護，防止廣大民眾的儲蓄存款遭到通脹侵蝕甚至化為烏有，導致社會財富和購買力蒙受重大損失加劇經濟衰退，同時果斷實行嚴格的物價管制阻止輸入性通貨膨脹，實行謹慎甄別的區別性信貸政策嚴格抑制泡沫經濟並大力扶植實體經濟，等待生產增長足以遏制通貨膨脹之後再考慮逐步放開物價。《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十年前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建議，對於應對美國金融風暴引發全球經濟危機的複雜局面仍有重要意義。

中國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關於國民經濟均衡發展的理論，繼承陳雲同志運用「四平」理論治理經濟的寶貴經驗，避免受到西方加劇經濟失衡的宏觀貨幣財政政策誤導，防止中國陷入宏觀調控失效和「衰退通脹」的兩難困境。中國應清醒地認識到美國宣揚的所謂經濟復甦的泡沫性質，利用危機緩解的短暫平靜時期抓緊調整經濟結構，建立起常備不懈抵禦西方危機衝擊的經濟機制，切不可盲目輕信美國經濟復甦並收購美元資產，不可效仿美國誘發了次貸危機的濫發信貸失敗貨幣政策，不可長期實行西方誘發了主權債務危機的財政赤字政策，必須做好充分準備迎接更加猛烈的金融風暴來臨。

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實施「緩和」戰略之後，新自由主義思潮開始逐漸在全球範圍流行，並在美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的支持下，具體化為「華盛頓共識」的結構調整和改革方案，作為提供經濟援助和貸款的重要附加條件，向發展中國家和前蘇聯東歐轉軌國家推薦，其核心內容包括金融、貿易、投資領域的自由化，在戰略行業、自然壟斷行業推行國企私有化等等。十年前筆者撰寫的專著《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曾指出美國倡導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政策，其實就是釀造金融和經濟危機攻擊國際對手的厲害暗器，中國應謹防「華盛頓共識」誤導中國金融改革和國企改革。筆者的分析判斷為國際形勢發展所證實，特別是阿根廷金融危機和拉美反新自由主義浪潮的興起。中國領導人出訪考察拉美各國期間也意識到新自由主義危害，中央指示加強研究新自由主義的負面影響，中國社科院專門成立了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彙集眾多著名專家學者科研成果的課題報告和專著《新自由主義評析》，深刻剖析了「華盛頓共識」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弊端，標誌著中國對新自由主義的研究跨上了一個新台階。[17]

隨著深入進行研究筆者發現了越來越多的確鑿證據，表明新自由主義流行同美國奉行的國際戰略之間也存在著密切的聯繫。冷戰時期迫於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壓力，美國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周邊國家實行特殊政策，允許韓國、台灣等戰略盟友推行國有化，通過政府干預措施保護民族工業發展，但是，美國為維護壟斷財團在全球範圍的經濟利益，限制其它他發展中國家實行政府干預政策，不少拉美國家一搞國有化就被中情局策劃政變推翻。為了遏制社會改良思潮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政府就將傳播新自由主義作為對拉美國家進行經濟文化滲透的重點，如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堡壘的芝加哥大學，1957年—1970年在美國政府資助下為智利培訓了數百名經濟學家，智利前外交部長瓦爾蒂斯稱此為「有組織輸出美國意識形態影響別國的驚人例子」。[18]

根據福特執政時期美國參議院調查披露的事實，為了阻止智利社會民主黨的阿連德執政，美國政府、中情局和大公司捲入了策劃軍事政變活動。早在根本沒有石油危機滯脹和「凱恩斯失靈」的1971年，中情局就資助芝加哥培養的經濟學家協助密謀政變的智利軍方，擬定軍事政變成功後按新自由主義改造經濟的詳細計劃，有意將智利扶植成第一個推行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樣板。1975年美國參議院的調查報告披露，「中情局合作者參與了一項全面經濟計劃的初步制定，該計劃成為智利軍政府最重要的經濟決策的基礎。這份長達500頁計劃的作者有80%曾在芝加哥大學接受培訓，75%以上的資助資金來自中央情報局」。[19]20世紀70年代，美國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義初期遇到很大抵抗，在智利、阿根廷等國都是由中情局策劃軍事政變開路，通過被稱為「骯髒戰爭」的大規模暗殺清除社會抵抗，然後在軍事獨裁政權支持下推行新自由主義，充分表明新自由主義根本不是中性的學術理論，實質上是美國謀求全球利益的國際戰略工具。[20]西方經濟學的其它學派或多或少承認市場失靈，唯有新自由主義頑固拒絕承認任何市場失靈或缺陷，反對實施任何形式的政府監管和經濟干預政策，可以為華爾街遊說取消金融管制提供理論依據，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在誘發拉美、亞洲和俄羅斯的金融危機，醞釀美國金融衍生品和次貸泡沫膨脹的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

金融自由化是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和主要政策武器，倘若關於新自由主義和金融自由化的重要研究成果，受到有關方面重視必然影響美國實施對華國際戰略。2005年美國大金融財團深知次貸泡沫繁榮正逐步走向破滅，就加緊施壓中國推行金融自由化並推銷各種有毒資產，通過施壓中國金融開放打開輸出、轉嫁金融危機的大門。時任美國前財長的前高盛總裁保爾森指責中國存在「反金融改革力量」，策動公關力量壓制中國反對金融自由化的聲音。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當年就製造了中國高儲蓄影響美國經濟的論調，為今後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後將罪責推脫給中國埋下伏筆。國內某些經濟學家不知內情也配合推動金融自由化，指責反對「華盛頓共識」就會干擾改革開放大方向。某些經濟學家還表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新自由主義，但是贊成「華盛頓共識」的非國有化、全球化和自由化政策，中國應「堅定不移地推進金融自由化改革」。他們根本不知道「華盛頓共識」政策的理論基礎就是新自由主義，獲諾貝爾獎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深刻指出，「華盛頓共識的政策有時也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政策」， 「華盛頓共識」的私有化政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實質上是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讓發展中國家下地獄」的誤導政策。他們對新自由主義給拉美、俄羅斯造成的災難視而不見，還竭力阻撓國內了解新自由主義在全球實踐失敗的真實情況。

值得關注的是，某些學者在主張推行「華盛頓共識」的金融自由化的同時，也提出應該在中國推行「普世價值」和多黨制，中國政治改革應該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自覺不自覺地扮演了美國對華輿論攻勢的配角。他們不知道新自由主義是靠獨裁軍事政變才在拉美推行開來，即使崇尚民主社會主義的西方社會黨國際，也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代表大資本的極右政策，深感「正面臨著新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的威脅」，[21]2005年社會黨國際發表的聖保羅宣言中明確提出「社會民主主義的原則要求反對新自由主義市場意識形態、新保守主義和單邊主義的道路」。倘若中國的學者和官員反而對新自由主義的威脅毫不知曉，對其危害採取一種視而不見、麻木不仁的態度，那麼中國改革開放可能像俄羅斯一樣滑向權貴資本主義的邪路。從這種意義上說，深入批判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的經濟政策，恰恰有利於繼承和發揚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維護受到舉世讚揚的「北京共識」的成功改革道路，捍衛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不受新自由主義侵蝕、威脅，防止中國重蹈俄羅斯等經濟轉軌國家的災難覆轍。

由於受到「華盛頓共識」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的誤導，有關方面完全忽視了美國金融泡沫趨於破滅的大量跡象和預警，甚至在危機跡象日趨明顯後還大量購買兩房債券，花費巨資收購瀕臨破產的美國投行、基金的股份，蒙受了假如重視關於美國經濟金融戰爭的研究成果，吸取拉美推行新自由主義教訓就完全能夠避免的不必要損失。由於在美國施壓下人民幣匯率浮動升值過快，數萬家中小型出口企業因難以適應紛紛停產，同時吸引大量國際熱錢通過各種途徑潛入中國，在中國的股票、房地產、期貨等各種市場上興風作浪，通過製造各種投機泡沫和大漲大跌掠奪了大量財富，令廣大股民、基民在滬深股指遭受暴跌中蒙受慘重損失，大大增加了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難度。直到美國金融危機猛烈爆發後的今天，美國政府高官還竭力將金融危機的責任推脫給中國，警告中國不要背離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道路，指責中國操縱匯率並繼續施壓迫使人民幣升值，高盛亞洲區總裁還公開撰文表示中國不應放棄金融自由化和資本主義改革道路。

自由主義是代表十九世紀統治階層利益的經濟政策，與之對應的是政治領域的保守主義政策，國際領域中奉行的帝國主義政策，對亞非拉民族實行的殖民主義政策。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在全球範圍流行，同樣伴隨著右翼的新保守主義政治潮流崛起，臭名昭著的帝國主義政策死灰復燃，搖身變為英美右翼政客公開鼓噪的「新帝國主義」，以及對亞非拉國家實施的隱蔽新殖民主義。有些中國經濟學家對新自由主義的極右本質茫然不知，誤認為「批判新自由主義就是搞極左回潮」，殊不知新自由主義與舊自由主義同屬「極右」，舊自由主義是昔日帝國主義國家推崇的經濟政策，新自由主義則是今日新帝國主義謀求經濟利益的工具，無論新的還是舊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都代表昔日和今天帝國主義經濟利益，倘若我們為了糾正以前「極左」的錯誤，將新自由主義誤當作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其所犯荒謬錯誤的「極右」程度，就好像為了糾正王明的極左錯誤，乾脆追隨汪精衛投靠日本帝國主義，出現這種錯誤傾向的主要原因是受西方的影響和誤導，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和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

2004年底，美國出版了一本引起轟動的暢銷書《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清晰地揭露了美國策劃經濟金融戰爭破壞別國的內幕。該書作者約翰·帕金斯的公開身份是經濟學家、國際金融顧問，但他實際上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秘密僱員。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是比中央情報局(CIA)規模更大、更秘密的龐大情報機構。CIA和NSA招募經濟學家來充當「經濟殺手」，然後把他們派遣到跨國銀行、金融諮詢公司、國際貿易公司、跨國製造企業等等。約翰·帕金斯以國際金融顧問的冠冕堂皇身份，穿梭往來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向當地的政府、銀行和民間企業提供金融諮詢，暗地裡卻是扮演著美國「經濟殺手」角色。帕金斯揭露，「經濟殺手」的目標和任務就是採取一切手段，千方百計建立和維護美國的霸主地位。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儘力讓更多的資源和資金流入美國，進入我們的大公司。我們以最少的軍事力量投入，做到了最成功。只有到了萬不得以的時候，政府才考慮動用武力，比如伊拉克。我們現在的『美帝國』 ，不同於歷史上的強大帝國，主要是以經濟操縱別國，而非武力。『經濟殺手』 無所不做，通過製造虛假財務報告、操縱選舉、賄賂、敲詐、色情和暗殺等手段，拉攏別國的精英」。經濟殺手大量滲透厄瓜多、巴拿馬等拉美小國，當然更不會放過中國這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國。[22]

約翰·珀金斯揭露的關於美國經濟殺手的大量事實，表明列寧關於壟斷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論述沒有過時，由大銀行和跨國公司融合而成的金融工業壟斷財團，仍然背後操縱美國政府和國際權威金融機構，通過擴大勢力範圍和建立全球帝國來謀求壟斷利潤，但是，隨著核武器出現大大增加了發動戰爭的風險成本，傳統軍事戰爭越來越多為隱蔽的經濟金融戰爭所替代，採用武器越來越多從堅船利炮變成了誤導性的經濟金融手段，包括經濟殺手慣用的經濟模型騙術、遊說公關、賄絡等，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提供的經濟援助和貸款，美國政府和國際權威機構達成並竭力推薦的「華盛頓共識」，特別主張取消政府金融監管的金融自由化化政策，誘迫發展中國家盲目開放為國際熱錢進入敞開大門，通過培育泡沫經濟蓄意醞釀金融危機，趁機打擊和控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金融命脈，等等。由於美國花費大量金錢作為隱蔽經濟金融戰爭的偽裝，通過各種基金會慷慨資助文化交流和經濟研究項目，人們很容易誤以為當代資本主義已改邪歸正發生本質性變化，列寧關於帝國主義、金融寡頭和戰爭的理論已過時了，實際上，倘若人們揭開經濟殺手和國際貨幣基金提供貸款援助的偽裝，認識到國際貨幣基金推薦的所謂規範改革方案和貸款援助，其實就是當代美國謀求全球霸權的軟戰爭武器，隱蔽經濟金融戰爭乃是當代帝國主義謀求霸權的新戰爭形式，也是壟斷資本謀求超額利潤和掠奪財富的新剝削形式，就會更加體會到馬列主義理論仍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