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曉勤：二十世紀隋代文學研究

　　 二十世紀的隋代文學研究，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無法與南北朝文學研究和唐代文學研究相比。據粗略統計，近一百年中涉及到隋代文學研究的論文共有三十多篇，其中專論隋代文學的只有十幾篇，專論隋代文學的論著則一本也沒有。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隋朝享祚甚短，其文學成就相對較小，更主要的原因是一部分研究者對隋代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認識不夠，願意集中精力深入探討隋代文學的學者寥寥無幾。然而，縱觀這一百年，隋代文學的研究還是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產生了一些優秀的學術成果。

第一節 綜合研究

　　 一 、隋代文學的總體評價

　　 隋代處於南北朝向唐代的過渡時期，享國又極短，故本世紀以來，學界對隋代文學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就見仁見智，爭議較大。

　　 本世紀的隋代文學研究是從肯定派開始發端的。現存的第一本《中國文學史》中，林傳甲論及隋李諤論文體之復古的功績。１９２５年徐嘉瑞在其《中國文學史》中，對隋代文學也大加稱讚，他認為「隋代是對於六朝文學革命的一大轉機，開唐代文學的黃金時代。革命的偉人，第一就是隋文帝，第二就是李諤。雖然當時沒有產生十分有價值的文學，但是楊素、虞世基、薛道衡等的詩，已經開了初唐四傑的先河。這是破壞時代的必然狀況呵。」稍候不久，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則以魏徵《隋書·文苑傳序》中對隋代文學的總體評價為基調，從南北文學思潮的統一，文帝、李諤、煬帝、王通等人對文體變革的貢獻，尤其是隋煬帝時新聲及律體的復盛幾個角度，肯定了隋代文學的歷史貢獻，書中所云隋時「新聲競作，為後世戲曲之萌芽；律體大進，又有以導唐人之先路」的觀點更為新警。三十年代，曾了若的《隋唐駢散文體變遷概觀》，也從「隋文帝禁止浮華」、「隋煬帝提倡典雅」、「顏之推折衷主張」、「王通之復古論調」 等四個方面，基本肯定了隋代文學的進步作用。

　　 自三十年代中期直至六七十年代，學術界對隋代文學的評價以否定居多（詳後），但稍後也有一些學者發表了肯定性的意見。如１９６２年第５期的《文學評論》就發表了廖仲安等人寫的《初讀〈中國文學史〉一文》，其中對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著的《中國文學史》把隋代文學置於《北朝作家》一章之中的處理，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他們認為，「編者對隋代文學這樣的處理，不僅埋沒了一代文學，而且也不符合這個統一帝國的歷史面貌。隋代文學不是北朝文學的尾聲，而是唐代的先驅。」１９６３年第１期的《文學評論》又發表了汪之明的一封來信，在此信中，汪之明首先對廖仲安等人的觀點表示贊同，然後又從三個方面加以補充論證：首先，隋代結束了將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統一了全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思想上都為唐代打下了基礎。其次，「......在南北朝詩歌的發展中，還逐漸呈現出南北文風互相交流的傾向。......隋代還企圖用政治力量來改革六朝以來的浮艷文風。最後，在詩歌形式上，像盧思道、虞世基的《初渡江》等也頗有唐代五絕的情韻，至於隋煬帝的《江都宮樂歌》似乎預示著唐代詩歌的發展的廣闊前途。」針對三十年代以後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對隋代文學的歷史地位一直忽視，對隋代詩歌大都持否定態度的現狀，宋景昌、王增文撰文發表了不同的看法，文章將隋代詩歌分為文帝、煬帝兩個時期，認為隋代前期詩歌大多有感而發，內容充實，題材也廣泛，「主要是繼承了北朝剛健詩風，但也表現出南北詩風開始融合的趨勢」；隋代詩歌的發展「出現了逆流」，但「也並非一無所成」。文章最後認為，「隋代詩歌就總的趨勢來講是沿著健康的道路向前發展的，同齊梁以來的形式主義詩風作了強有力的抗爭，並取得了較大的貢獻。」文章針對學界長期以來一直輕視、否定隋代文學貢獻的現象，還指出了當時研究中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一）應歷史地看待隋詩，（二）應全面地看待隋詩，（三）不能把《全隋詩》所收的詩歌都看作是隋代的作品，應以目前能夠確定的真正的隋詩為依據，（四）不能把隋代的一些愛情詩歌與梁陳詩風混為一談，（五）還應該注意不能因人廢言，（六）今天研究隋詩，應該主要以現存作品為依據，不能抽取史家的片言隻語就輕易否定了。這是本世紀對隋代文學總體上加以肯定的最全面、最深入的一篇論文。後來李星、鍾優民、王步高等人也都撰文從不同的角度肯定了隋代文學的成就，因其多以隋詩為考察重點，故留待下文評述。

　　 對隋代文學成就持否定態度，是從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開始的。鄭振鐸認為，「在隋代的三十四年間（５１８－６１８）差不多沒有什麼新的樹立。從煬帝楊廣以下，全都是無條件地承繼了梁、陳的文風的。劉大白《中國文學史》也認為，楊堅的文學復古運動是失敗的，楊廣等人的詩歌都是」浮華淫靡的余焰重揚「、」上承徐庾流風「，對隋代文學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誠如前文多次提到的，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對隋代文學的總體評價並不高，他們把隋代文學放到《北朝作家》一章中敘述，且認為」隋代文學基本上只是南北朝的尾聲，而不是唐代的先驅「，其理由是」隋代重要的作家都是由北周入隋。他們的作品入隋以後並無重大變化「而且他們也否認隋代有」南北文風交流「的傾向，與廖仲安、汪之明等人的觀點截然相反。到本世紀九十年代，一些文學史依然對隋代文學持否定態度。羅宗強、郝世峰主編的《隋唐五代文學史》就認為，」嚴格說，沒有自己的一代文學成就，沒有足以標誌一代文風的不朽作品。詩與文，都只是北齊、北周與梁陳文學的流波餘韻。「」這是一種沒有個性，沒有生氣的文學。「

　　 與基本肯定和完全否定態度不同，還有一些學者對隋代文學並未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評價，而是抓住隋代文學處於南北朝文學到唐代文學之間的過渡性特徵，較辯證地考察了隋代文學的優缺點。如周祖譔在其《隋唐五代文學史》中就認為，」儘管在隋及唐初的作品裡，由文學傾向說，南朝的文風占著統治的地位，但在不少的詩人的創作中，從軍、出塞這類題材是比較多地出現了。......這種南北文風的融合，是這一時期作家在其創作實踐上得到了更多的滋養，為擺脫南朝以來一些形式主義傾向的文風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游國恩等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也認為，隋朝」在文學上，直承南北朝的浮艷文風，依然占著統治地位「，但他們從盧思道 、楊素、薛道衡等人的作品中，也」看出隋初詩風的確多少顯示南北文學開始合流的一點新氣象「，總的說來，隋詩是從南北朝向唐詩過渡的最初階段。」劉大傑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論隋代詩人」時，首先肯定了隋文帝與李諤的文學復古運動，認為楊素的詩篇中可以看出運動的積極影響，而且認為薛道衡、虞世基的從軍、出塞詩，「已超越南朝，是七言歌行的發展。盧思道的《從軍行》，薛道衡的《豫章行》，都有新的成就，而成為初唐四傑的先驅。」倪其心《隋代的詩歌》一文也認為，隋代「在政治歷史和文學歷史上都是重要的朝代，結束前一個歷史階段，開始下一新的歷史階段。南北朝詩歌創作的形式主義思潮，齊、粱的綺麗和梁、陳的宮體，都在隋代迴光返照，再度泛濫；而光輝燦爛的盛唐詩歌，也是在隋代開始萌生出新的發展趨勢。」葛曉音《八代詩史》，首先認為隋代是一個「囿於融和而艱於創變的時代」，「使隋詩呈現出風格雜亂不一的狀態」，這種過渡狀態首先體現為「隋詩普遍有蒙氣」，「體現在齊梁影響的根深蒂固，更體現為經過隋初鑿雕為朴的改革後，融合北朝詩之清壯和西晉詩之雅正的傾向，這為初唐詩歌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而少數作家作品「在表現藝術上有所探索，顯示了向唐詩進化的趨勢。」應該說這些評價是相當公允、中肯的。章培恆等人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中冊，則在認為隋朝「在文化方面沒有太多的建樹」的同時，也承認了由北朝入隋的三位詩人──盧思道、楊素、薛道衡「仍舊留下一些頗有特色的詩作」，「多少也體現了北方文人重『氣質』的特色」。

　　 二、隋代詩歌綜合研究

　　 從本世紀初至七十年代，對隋代詩歌進行整體綜合研究的專題論文一篇也沒有。各種《中國文學史》中倒是有一些關於隋代詩歌發展狀況的敘述，然大多流於一般性的介紹，缺少深入研究。比較早地對隋朝詩歌進行深細探討的是鄭賓於的《中國文學流變史》他在該書中從「楊素的復古」、「統一文學與反動」、「宮體詩的作家」、「隋宮的女詩人」幾個方面，比較具體地討論了隋代詩歌的特點和成就。倪其心的《試論隋代的詩歌》是本世紀最早一篇對隋代詩歌進行全面系統研究的專題論文，本文涉及面廣，從隋文帝論到煬帝時，從薛道衡等文人之詩論到民間歌謠、無名氏的小詩，文章最後認為，「在文學史上，隋代是一個新舊創作思潮開始交替的過渡時期。南北文風雖然合流，而齊、梁以及梁、陳的宮廷文學的影響仍很嚴重；不及根本的粗暴改革，反而導致變本加厲的惡果；但是文學不會停滯不前，必定會從人民群眾中創作出新鮮有生命力的優秀作品，推動文學創作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這就是隋代詩歌發展的基本情況和它提供的有益經驗。」葛曉音的《八代詩史》，則在研究深度上超越了前人，她首先指出，「隋代的政治 文化狀況在文帝和煬帝兩代不同的統治方式下，呈現出極大的差異」，這是隋朝前後詩風發生變化的原因。接著，她又在與梁陳齊周詩 的比較中，歸納出隋詩「時有蒙氣」、「普遍缺乏創新精神」的特點。同時她又對隋詩這種特點產生的原因作了進一步的探討，認為「隋詩普遍缺乏創新精神，當與作者多為朝臣、前期受文帝儒家教條的壓制，後期又受平庸嫉才的煬帝的壓制有關」，「還與這一代作者大多才情不高有關，就連水平較高的詩人也缺乏雄厚的才力和突破的氣魄。」八十年代後期，又出現了一篇綜合研究隋代詩歌的論文，即章壯余的《試論隋代的詩風》，文章論述了隋代邊塞詩、愛情詩、抒情詩等題材的變化和特點，一方面指出了這些詩作的清新剛健詩風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揭示了隋代詩風向唐代過渡的痕迹，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到九十年代，對隋代詩歌進行綜合研究的論文多了起來，而且角度更多、方法更新，取得的學術進展也就更大了。鍾優民的《隋代詩歌的嬗變軌跡與基本特點》從「餘音裊裊的浮靡詩風」、「新風漸開的緩慢蛻變」、「激烈抗爭的民間歌謠」、「繼往開來的隋代詩論」等四個方面，詳細論述了「隋代詩歌在中國詩史上的過渡性特點」。賈晉華的《河汾作家群與隋唐之際的文學》一文，受羅宗強先生《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一書「論隋代文學發展而以作家群分」的研究方法的啟發，對「一個從未為研究者所注意的重要作家群──河汾作家群」及其作品進行稽考和評述，並探討了其對隋唐之際文學發展的影響，文章首先斷定王通及其講學活動是真實可信的，繼而稽考出「隋大業中，以王通講學為主要背景，在河汾一帶聚集了一批作家，可考者有王通、王度、王績、薛收、杜淹、凌敬、薛德音、陳叔達、仲長子光。作品現存有王通一首詩、王度一篇傳奇、王績十三首詩文、薛收二首文賦、薛德音一首詩、陳叔達二首詩、凌敬可能一首詩，以及《中說》文論數則。」文章認為，「河汾作家群不同於隋代其他作家群的最突出特徵，在於他們表現出一種對於隱士風範和田園詩及自然率真風格的新興趣」，進而認為，「河汾作家群以其特有的創作風格和業績，不但在隋代文學中獨樹一幟，佔有不容忽視的地位，而且對初唐文學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甚至延及初唐的第二代詩人」。應該說這是本世紀隋代文學研究中極為難得的一篇力作，文章不僅角度新，開掘深，而且立論穩，考評結合，相得益彰。賈晉華同年發表的另一篇文章《隋唐五代類書與詩歌》也是一篇視角新穎的佳作，唯文章以唐代為考察重點，隋代只是一筆帶過，故留待後文再加評述。王步高是繼賈晉華之後又一位對隋代詩歌進行系統、深入研究的學者。其《斫雕為樸及隋代南北詩風的融合》認為「隋代是扭轉齊梁詩風、拓寬詩的題材、進一步推進詩歌格律化進程並使六朝詩向唐詩過渡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隋詩斫雕為樸，摧柔為剛，重乎氣質，則對矯正齊梁以來的淫靡詩風起了巨大的作用。」其《略論隋代詩體的格律化進程》，則認為「隋詩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處於一個新老交替時期，舊形式（如五言古詩、樂府詩）不僅仍然存在，而且依然是詩歌的主要形式，四言詩主要只存在於宗廟祭祀等場合（如《隋書·音樂志》中的那些詩作），一般文人已很少寫作。......隋代的樂府詩，較多用於寫邊塞詩。這種舊瓶裝新酒的辦法，賦予了樂府詩以新的生命力。這與南朝樂府多擬古之作而非直接反映現實生活有所不同。它上承漢樂府、建安樂府，並下啟唐代的邊塞詩派及新樂府運動。」文章還認為，「隋代統一使南朝詩人把追求形式、格律化的作法傳統帶入隋朝，而原先就受過王褒、庾信等南來詩人影響的由北朝入隋的詩人，也自覺向南方詩人學習，使隋詩的格律化進程繼續發展。」文章最後總結說：「從中國詩歌發展史的角度來看，隋代是一個很有成就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中，五言近體絕句已基本成熟，五言律詩已近於成熟，七言律詩、七言絕句也已具雛形，甚至類似五言排律的形式已大量出現。」其《略論隋詩對唐宋詩詞的影響》則又從一個新的角度對隋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作用進行研究，文章認為，隋詩轉變了齊梁以來的淫靡詩風，推動了詩歌的進展。隋詩的麗詞雅體及其優美的語言風格，對唐宋詩詞的興盛產生了積極影響。初唐詩人深受隋代詩人的影響，他們化用隋詩詞句的情況時時可見。盛唐受隋詩影響最大，如邊塞詩、田園詩等。連大詩人李、杜也不例外，尤其是杜甫，受隋詩影響最大。中唐也沒有忘記在隋詩中吸取養分。晚唐受隋詩影響較小，但在溫庭筠、李商隱等重要作家作品中，也是有跡可尋。宋代詩詞受隋詩影響要小得多，但隋詩中一些高度凝練的詞句，仍是宋人樂於吸取的。歸結上述種種，以「起衰中立」四字來歸納隋詩在文學史上的作用則是公允的。這篇文章的出現，標誌著本世紀隋代文學研究已經趨於全面和系統化，因為前此的研究多是就隋詩而論隋詩，幾無一人涉及到隋詩對後世的影響，故本文在隋代文學研究史上顯得尤為重要。

　　 三、隋代文的研究

　　 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從質量上說，本世紀隋代文的研究都不及隋詩研究，但也取得了一些進展。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第十三篇有兩節是論述隋代文體的，他在該篇第十七節「隋李諤論文體書之復古」中稱讚道：「卓哉李諤，蓋深知文體之要矣。詞人典故，多為借用，移步換形，張冠李戴。所記不過瑣瑣細事，而懵於大體，李諤欲盡使之鑽仰墳素，棄絕華綺，其識亦卓矣哉。」其於第十八節「隋王通中說之文體」中也對王通之文學主張大加稱頌：「隋煬帝時，文體又趨浮艷，經術棄而不講，王通乃取《論語》及《詩》、《書》、《春秋》，字摹句仿，亦賢矣哉。」曾了若《隋唐駢散文體變遷概觀》對隋之散文考察甚細，他認為在南北朝後期，「有志洗革江左浮靡，能為徹底致力的，當以楊堅為第一人，後之繼此而起者，亦不能無受其影響，李諤一書，尤足珍異也。」在論及隋煬帝時，則認為，「其可議者固多，其可紀者亦不能謂無，前人之論，每流於過甚其詞，故遺其功耳！即以其提倡典雅文體一事而言，功亦不少；蓋廣初著文為庾信體，及見柳 以後，文體遂變雅正。閑嘗思之，隋代二主，後先相踵，致意矯正頹風，數為難能可貴，即非空前絕後，亦當曠世難逢，以故唐初魏徵顏師古提倡典雅之體，亦不能否認。」此文認為顏之推雖然主要生活在北齊，但其卒於隋朝，故亦視為隋人，而論及其所著《顏氏家訓》：「有《文章》一篇，主張折衷古今，保存音律之美，......唐代所產生之新文體，不駢不散，亦古亦今，與顏氏主張，當有間接關係也。」此文可謂是第一篇全面、系統，也比較中肯的評價隋代散文成就的論文，言之有據，見解獨到，至今仍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六十年代掀起的對隋代文學評價的爭論中隋代散文也是其中的一個話題，汪之明認為，李諤和隋文帝「企圖用政治力量來改革六朝以來浮靡文風的行動，儘管由於條件尚未成熟，收效不很顯著；但它是繼北周蘇綽的復古運動失敗後的又一個重要回合，在古文運動的發展中是值得注意的。」與此同時，余冠英則發表了針鋒相對的看法，他認為李諤《上隋高帝革文華書》「顯然是代表了北朝統治階級對文體的看法」，「和北周的蘇綽確是一脈相承」，但似乎不足以說明隋代散文之成就。

　　 進入八、九十年代，一些專門的散文史方面的著作的出現，使隋代散文的研究更細緻了。姜書閣《駢文史論》較系統地論述了隋代散文家和他們的駢文，他首先論及顏之推，認為顏之推的《觀我生賦》「文辭較為平直，不及《哀江南》之豪健雄肆也」，「句法也比較單調而少變化」。說《顏氏家訓》「雖用駢文，卻不以文為重，而以意為主，故駢不求麗，辭不務妍，可對則對，不偶便散，無所固執。」該書還指出李諤「請革文華」的上書，「本身也還是競奇爭巧的駢體文章」，並為「終隋代三十餘年並未稍有變革，只不過駢文已被徐、庾作到頂點，也就是帶到絕路，此後只能效顰學步，每況愈下而已。」而稍後一年出版的馬積高的《賦史》，則述及隋之賦，然系一筆帶過，未作深論。郭預衡的《中國散文史》中冊，在論述隋代散文方面最為深細，他認為，「當時的某些文人學者，雖有復古的傾向，但從總體上看來，隋世文章，是並不統一的。」故該書將隋代散文分為「歌頌新朝之文」和「提倡復古之文」兩大類，雲隋初「易代之際，一些文人並不憑弔故國，而多歌頌新朝。盧思道、李德林、薛道衡、許善心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者。」又謂「隋朝統一，為時雖短，學風文風變化雖然不大，但有幾個作者，如牛弘、李諤、劉炫、王通等，學風文風都有復古的傾向。這是同『斫雕為樸』的政治傾向一致的。」

　　 值得一提的是，羅宗強等主編的《隋唐五代文學史》上卷，一改以往文學通史、斷代史很少論及隋代散文的狀況，特設一章專論「隋文風貌」，這無疑推動隋代散文研究走向深入。該書首先認為，隋代的散文是在「一種駢體既難進一步發展、散體又未重新振起的局面」中產生的，而「它也未能打破這種局面」，「依然維持著南北朝散文發展的局面」。具體說到隋代散文的成就，該書認為，「隋文中值得一提的，幾乎都是駢體。」但若將這些「有隋一代散文之傑構」，「置之於文學發展史上，則仍甚為平庸，實無稱道之必要。」應該說，這些論斷還是比較客觀、中肯的。

　　 四、隋代文論研究

　　 本世紀關於隋代文學思想的專題論文幾乎沒有，倒是一些文學批評史、文學思想史、文學理論史涉及到隋代文學理論和文學思想，現擇要介紹如下：

　　 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第十六章介紹了「隋代之文學批評及『文中子』」，其中引述了李諤上書中「評論前代文體」等語，又援引了陸法言《切韻序》以證隋初改革文風之收效甚微。其論王通《文中子》文學理論頗有發明：「其論詩，一破齊魯毛韓之師說，認為白黑相渝，是非相擾，又舉季札之言，力攻其失，此種識力正自不凡。」「其論文獨重約以則，深以典二者；至於急以怨，怪以怒，此則狂狷之文，亦非所棄；若夫傲冶碎誕，淫繁捷虛，此則小人之文，蓋所忽取矣。要而言之，蓋以儒家宗旨，評論文學者也。」又云：「唐韓愈之言文，元白之言詩，其義先發於此。」對《文中子》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價值加以肯定。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對隋代文學批評也極為重視：「隋代時間雖短，但在文學批評史上卻是一個轉變的關鍵」，他認為李諤的《上隋文帝書》「話雖則很平常，但對唐代的思想卻有很多影響」魏徵《群書治要序》、武后時薛登上疏請「斷浮虛之飾詞，收實用之良策」、肅宗時楊綰條奏貢舉之弊、賈至對考文之議論均與李諤之論一脈相承。對於王通，該書則比較強調其復古的主張：「《中說》中首先對於南朝文學施一總攻擊，這即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先聲」，謂《天地篇》中的「貫道」說「即是後來韓愈《送陳秀才彤序》所謂『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二語之所本」，並謂「《中說》雖不顯於當時，但到了中唐以後卻是相當的影響。」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二冊第四章《隋唐文學批評史》在論及隋代文學批評時，則著重李諤、王通的攻擊六朝文，他認為「李諤攻擊六朝文的『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稍後的王通則又攻擊六朝文，進而攻擊文人」，其實質都是在提倡「以理義化民」，「但李諤所言，不及王通的更為周密。此蓋一由於李諤在先，故所言甚簡；王通在後，故所言較詳。一由於李諤本不是了不起的人物，其上書似對文帝的希意承旨；王通則是以道統自負的學者，對這方面的言論當然要比較深刻。」

　　 羅宗強的《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儘管認為隋代在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上無所建樹，「提出了反對齊梁文風的主張，而又完全否定文學的藝術特點，以一種偏頗去反對另一種偏頗，帶著明顯的形而上學的性質。這一時期在文學思想發展史上並無多大意義。」但還是化了相當多的筆墨來闡述隋代的文學思想和文學主張。該書首先將隋代作家分為兩大群體，認為楊廣周圍的一大批文人，如柳 、虞世基、虞世南、王胄、諸葛潁等人，「在文學創作的主要傾向仍沿梁、陳之舊」；「另一作家群楊素、盧思道、薛道衡、元行恭、孫萬壽、尹式等人」，「他們的創作都表現得比較質樸剛勁，情思亦較濃烈真摯。重情思是這些作家的主要特色，但他們也有一些作品表現出南朝文風的明顯影響」；而「另一些作家，如劉炫及其門人，大抵崇尚質實。」在論及隋代文學理論時，該書認為「隋代值得一提的、也是僅有 的兩次文學主張，一是隋文帝的下詔改革文體，另一是王通的文學主張。」對於前者，該書探討了其起因、內容、方法和效果；對於後者，該書評價要高於前者，認為「王通的文學思想略不同於開皇四年文帝下詔改革文風的地方，是他並不反對詩歌」，「也沒有完全否定建安文學」。更為可貴的是，該書還對隋代這兩次改革文風的主張為什麼沒有為文學的發展指出一條正確的途徑，沒有完成文學理論理應完成的對於文學創作起指導作用的歷史使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這是一種違背文學發展規律的理論主張」，「是一種簡單地復歸的主張，即以文學獨立成科前的理論，來『引導』文學的發展。」二、「這是一種沒有反映文學發展趨勢的理論主張」，「他們把南朝文學的特點完全否定了」。三、「這種主張在方法論上，和它在認識論上一樣，也表現出了形而上學的特點」，「他們想借行政手段，以刑罰的威懾力量去改變文風，這當然不會有好結果。」而且此書最後指出：「有人認為，王通的主張開唐代古文運動之先河，韓愈的主張來自王通，此說不確」，這顯然與朱東潤、郭紹虞二位先生的說法針鋒相對了。總之，羅宗強此書雖極否定隋代文學思想、文學主張之價值，但論述深透、全面，故而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稍後問世的成復旺、黃保真等人編著的《中國文學理論史》第二冊，則將李諤、王通的文學主張放在隋及唐初「政教中心論的再起」這一發展線索中進行考察，他們認為李諤上書「對批判浮艷文風具有極大的尖銳性，而對文學規律的認識又具有嚴重的片面性」，認為「王通的文學理論是作為魏晉南北朝以來審美中心的文學理論的對立物、批判者而出現的。其特點主要表現為文學觀念的全面復古，即對什麼是文學，文學的本質、特徵、社會作用等問題重新作出解說，重新強調文須以政教為中心，」該書最後給王通以很高的評價：「在中國古代以政教為中心的文學思想的發展史上，王通起了上承秦漢，下啟唐宋的歷史作用。」

　　 王運熙、楊明著的《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其論隋代文學批評也頗多新意：首先，該書對「隋代文學批評風氣」的特點和社會文化原因進行了探討，而且還從《隋書》列傳中發掘了一些從未被人注意的、反映隋代文學批評風氣的材料。其次，在論「王通與《中說》」時，也能結合王通的其他著作，從整體上把握王通的思想體系，為《中說》中反映的文學主張張本。該書在幾乎逐條評述了王通《中說》有關文學主張後認為：「王通的文學思想是相當偏激狹隘的。不過他由於強調文學的政教作用和功利性質，從而重視詩歌之反映社會、傳達人民情緒，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這個評價應該說還是比較公允的。該書最後特地指出：「儘管他的文學思想有重大缺陷，但他的一些觀點，確可視為唐代某些詩文理論的先聲。」這個觀點顯然又與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相左，而與朱東潤、郭紹虞等人看法近似。

　　 曹道衡、沈玉成編著的《南北朝文學史》雖然沒有專門論隋代的文學批評，但對李諤上書指斥「江左齊梁」文風的研究卻頗為新警：「這篇文章是駢體，所以他所反對的不全是駢文這種文體。從『雕蟲小技』、『先制五言』的提法來看，矛頭針對的是南朝人潛心專志的詩賦」。文章認為，「李諤的這種看法代表了北齊一些世家大族的觀點」，因為李諤出自北齊大族，而「北齊境內一些世家，確實比較堅持正統的儒學而不大講究詩賦」。這種追本溯源的研究比一般的文學批評史顯然要深刻得多。

第二節 作家作品研究

　　 一、楊廣及其作品研究

　　 隋煬帝楊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由於歷史學家對其政治品格、生活作風等毀譽不一，使得文學研究界對其文學成就和文學史上的地位的看法也互為軒輊。

　　 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是本世紀較早對隋煬帝文學成就進行評價的一本書，該書首先援引魏徵《隋書·文學傳序》，認為煬帝即位之初的詩文作品，尚能「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對煬帝後期創作之評價也是否定中有肯定：「煬帝踐祚，驕暴日甚，東西遊幸，窮極侈糜，所至流連聲伎。其《清夜遊曲》，猶陳後主之《後庭花》也。於是當時文士，復好麗詞，雅制終廢，然新聲競作，為後世戲曲之萌芽；律體大進，又有以導唐人之先路。」

　　 與謝無量不同，劉大白在其《中國文學史》中對隋煬帝楊廣詩文創作則全盤否定，而這又是與其否定楊廣之人品聯繫在一起的。劉大白先是將隋代與秦代相比，說「楊廣（煬帝）底荒淫，過於胡亥（秦二世）」，又說「他底為人，是最善於矯飾的」。用這種有色眼鏡看楊廣的詩文創作活動，評價自然就不會高了：「當他做晉王的時候，陰謀奪嫡，曾有種種矯情飭貌的作偽的行為。所以他底非輕側之論，安知不是一種藉此迎合楊堅心理的詐術？就是即位以後的詞無浮蕩，也許只是塗飾臣民耳目的。」「像《春江花月夜》之類，也跟陳叔寶底《玉樹後庭花》相差無幾，可知也不見得絕對地詞無浮蕩了。」「後來東西遊幸，流連聲伎，新聲競作，艷曲連篇，於是浮華淫靡的余焰重揚，終於亡國殺身」。

　　 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雖然對楊廣的政治大加撻伐，然對其詩文創作才華則揄揚不已：「（楊）廣雖不是一個很高明的政治家，卻是一位絕好的詩人」，「他雖是北人，所作卻可雄視南士。薛、盧之輩，自然更不易與他逐北。像他的《悲秋》（略），又像他的《春江花月夜》（略）都是置之梁祖、簡文諸集中而不能辨的。又有『寒鴉飛數點，流水繞孤村』的數語，曾為秦觀取入詞中，成為絕妙好詞。」

　　 曾了若在其《隋唐駢散文體變遷概觀》一文中也對劉大白過分貶抑楊廣表示不滿，他認為「（楊）廣之崇尚典雅，原有所本，非一時矯偽之行，近人劉大白著《中國文學史》詆其非出真意，寧不過苛？」並引魏徵《隋書·文學傳序》對楊廣之評價，說「此語出反對者口中，顯見公道自在人心，為良心上不能抹煞者。」

　　 在《中國文學流變史》中，鄭賓於雖然也認為楊廣之提倡雅體是矯情之舉，但他並未全盤否定楊廣的詩歌創作成就，而是從詩歌藝術發展的角度對楊廣諸多作品給予肯定，他認為「煬帝在文學上最大的貢獻是『新聲』」，並專列出一小節「隋煬帝的新聲──《泛龍舟》和《春江花月夜》」，討論其在中國樂府文學史上的貢獻。與鄭賓於類似，羅根澤的《樂府文學史》、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也著重強調了煬帝對樂府文學的貢獻。

　　 到本世紀五六十年代，學界對隋煬帝的文學成就基本持否定態度，而這種否定也是和指斥其荒淫、矯情聯繫在一起的。如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學史》就認為：「他的詩與他的荒淫生活是極相合拍的。『喜游春歌』『江都宮樂歌』『春江花月夜』等詩都可證明這一事實。『隋書』『文苑傳序』中說他的作品『意在驕淫，詞無浮蕩。綴文之士，得以取正』。除第一句話合乎事實外，其他三句都是阿諛之詞。隋煬帝楊廣以帝王之尊來提倡這種艷情詩，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臣僚中自然有不少人來附和他，使得詩歌領域中的本來就很有力量的梁陳遺風復熾，這就多少阻礙了詩歌更快地向健康的道路發展。」劉大白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也認為「隋煬帝（楊廣）的荒淫，與陳後主無異」，認為《隋書·文學傳》說楊廣「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又說他「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那是並不真實的」。

　　 相對說來，羅宗強等人主編的《隋唐五代文學史》對楊廣的評價是比較辯證的，對詩歌作品的研究也比較深細。該書首先看到：「楊廣的詩比較複雜」，「他的詩與他的人似有某些不吻合處」，並認為「這是一種很值得研究的文學現象」在對楊廣詩歌具體分析時該書比較客觀的指出了其藝術成就：「他的樂府寫得頗為清新明快，《江都宮樂歌》：『風亭芳樹迎早夏，長皋麥隴送余秋』一句，便把江南秀色輕輕帶出，把『綠觴素蟻流霞飲，長袖清歌樂戲州』的宮體格調沖淡了。《四時白紵歌》中的《江都夏》也有類似情形，雖寫飛樓綺觀、花簞羅緯的宮廷生活，但是『梅黃細雨麥秋輕， 楓葉蕭蕭江水平』的江南明瑟水木的清新氣息還是沖淡了宮體格調，給人以愉悅之感。《春江花月夜》則連宮體格調也沒有，完全是一種清新明麗的美」。該書還進一步指出，楊廣的詩與其人不完全吻合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一可能是「春水、春花、夜霧、月色，與傳說中的動人故事，這些江南風物的美，以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進入到楊廣的樂府中來，帶來清新、明快和純美。」另外可能與楊廣「這個人的複雜性也不無關係」，認為楊廣雖然有殘暴的一面，但「他即位以後，敕修新律，減文帝之苛政；恢復學校，倡進士之舉業；他愛讀書，能著述，藏書籍求窗明凈幾，善詩文而亦溫文爾雅，這是他的另一面。或者正由於這另一方面，他接受了江南的人情之美，在他寫他的淫靡奢侈生活的時候，常常不知不覺的帶出這種美，使人忘卻他是一位暴君。」這些評價和分析就比較能揭示出楊廣這一歷史人物特有的複雜性，因而也就比較能使人信服了。

　　 曹道衡、沈玉成編著的《南北朝文學史》對楊廣的研究也比較深入、細緻。他們對《隋書·文學傳》中所說楊廣「非輕側」、「歸於典制」的現象，有獨特的理解：「第一，煬帝和南朝的幾個亡國之君不同，並非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開皇元年（581）十三歲即出鎮并州，封晉王，《隋書》本紀稱其『沉深嚴重』，輔導他的又是以剛毅著稱的王韶、李徹。後來歷經戎馬，建功立業，即位後又『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可見他的性格中具有進取奮發的一面。同時，文帝崇節儉，獨孤皇后又『性忌妾媵』，煬帝在文帝生前不蓄聲伎，不聽音樂，即位之初還下詔『卑宮菲食』，不論是巧於自飾，還是嚴於自律，總之在他前期的詩文里體現的『人君之度』，是可以理解的。只是由於他後期的荒淫無度，濫用民力，再加上筆記、小說的渲染，在後人心目中的形象才變得十分惡劣。第二，煬帝青年時期就愛好文學，柳 、諸葛潁、虞世南、王胄等人都是晉王府中學士。......從他的生活經歷來看，平陳後久居江南是他沾染華靡的轉折點。不過由於隋文帝還在，他大概不會公開寫艷詩。及至即位後久被壓抑的精神和物質慾望乃無限擴張，一方面嚮往『秦漢之規模』，一方面又溺於享樂無度而不能自拔。這兩種因素在作品中此起彼伏，所以既有《冬至乾陽殿受朝詩》、《飲馬長城窟》、《雲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賦詩》這樣的『雅音』，也有《四時白紵歌》一類『鄭聲』。」在對楊廣詩作進行具體評價時，該書也多新見。如評《飲馬長城窟》「寫得頗為勁健」，《白馬篇》「比王胄的同題之作要更加壯麗」，「不論作為最高統治者如何昏暴，但他詩里所呈現的氣度格局卻遠非南朝的君主所能比擬。」而且本書還認為，「南朝從謝朓以來下開唐音，主要是從風韻、格律著眼所作的論述；真正在氣格上可以作為閎麗壯闊的唐音前奏，還只能是這個昏暴之君的作品。」這樣評價隋煬帝的詩文和在文學發展史上的作用，才是真正的不以人而廢言的客觀態度。

　　 在本世紀研究隋煬帝楊廣的專題論文不多，羅庾嶺的《亡國之君多有才藝──評陳後主、隋煬帝的文學成就》，就陳後主、隋煬帝兩位亡國之君的文學成就予以集中討論，既實事求是的肯定了陳、隋二帝在文學創作、促進詩體進步等方面作出的貢獻，又論述了隋煬帝所作的五言八句形式的詩歌在音律、對偶和辭藻方面與唐代五律相通的一面，論述了七律在隋煬帝手裡得到發展進步的情形。

　　 二、盧思道及其作品研究

　　 盧思道是由北齊入周、由周入隋的詩人，其人及其作品一直受到學界的關注。儘管本世紀探討盧氏的專題論文為數不多，但各種文學史、斷代史、分體史多少化了一些筆墨對之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討。

　　 本世紀上半葉編著的各種《中國文學史》對盧思道大多一筆帶過，如劉大白的《中國大文學史》說「盧氏五七言兼長，如《聽鳴蟬》、《從軍行》等篇，或為時人所推重，或為後代所傳誦」，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說「思道所作，情思頗為寥落」，鄭賓於《中國文學流變史》謂盧思道「能用極新鮮的格調寫出詩人複雜的情緒，這就是他唯一的特色了」。五、六十年代編著的文學史、斷代史對盧思道及其詩歌作品的論述稍稍具體了，如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學史》說：「盧思道創作就總的傾向說來，仍受著梁陳詩風的支配，這在他的擬樂府如『日出東南隅行、』美女篇『等作品裡表現得很清楚。......但就個別詩篇看來，盧思道的作品還有幾篇是比較進步的。如』從軍行『、』聽鳴蟬篇『等。在』從軍行『里，一方面反映了閨中婦女對於徵人的懷念之情，意思雖不很新奇（這種內容在同時的作家如楊素等的作品中都有），但語言比較清新，情感也比較真實，無太多的雕琢之弊。......』聽鳴蟬篇『可以說是盧思道的代表作。在這首詩，作者通過鳴蟬來發抒他在官場淪窒不得意的積憤，也諷刺了無功受祿的權貴們，不但感情真，而且意思深刻，也有較多的含蓄。就這一時代說來，確是一篇難得的作品。」游國恩等先生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主要介紹了盧思道的代表作《從軍行》，認為「詩中抒寫了徵人思婦互相思念的痛苦，並對追求功名的將軍作了委宛的諷刺。語言清麗流暢，句法多用對偶，具有早期七言歌行的特色。」

　　 八十年代以後出版的各種文學史、斷代史、分體史對盧思道的研究更加深入。如姜書閣的《駢文史論》論盧思道的駢文：「今存之文，獨《勞生論》刺世態之炎涼，慨人生之艱虞，頗多感憤」，並謂「盧思道有此一篇，已足高踞有隋一代駢體文壇之魁首」。葛曉音《八代詩史》論盧思道詩尤深細，該書認為盧思道的「樂府詩明顯受到齊詩普遍好尚綺艷詩風的影響，除少數寫遊仙、宴飲以外，大多是模仿南朝艷情詩，比魏收學得更地道，也更圓熟。他本是個土生土長的北方人，這些詩寫的卻是南方的風情，連』湘水『、』桂林『等地名都照搬不改，風格之華艷軟媚自不待言」，在論及《從軍行》時，該書認為這是「他樂府詩中唯一的佳作」，「全詩一氣運行而轉折多姿，詞意蒼涼而深情綿邈，雖無艷語，卻自有柔婉輕情的情調隱含在剛健勁逸的氣勢中。較之庾信和王褒的《燕歌行》將南方的綺詞麗語和北方的荒涼景色交互穿插和相加的辦法，盧思道這首詩南北兩種風格融合得更為自然，無論是思想境界和藝術水平都大大提高了一步。」在評論盧思道的古詩時該書認為「盧思道的古詩大多為贈別、應酬、詠物，內容並無新意。但善寫蒼山落照，平野遠峰、暮煙空庭一類荒寒清疏的景物。」對盧思道的《聽鳴蟬篇》，該書也作了相當中肯的藝術分析：「前後兩部分內容表面上沒有關聯，但蟬聲的酸嘶與客子的悲鳴何其相似，蟬質的高潔與塵世的鄙俗又恰成對照，這就以內在的聯繫組成了完整的結構。這種由詠物或詠景起興，長篇大論抒發感慨的寫法，為雜言歌行創造出一種新的結撰方式，後來在李白的《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中又得到發展。全詩駢儷中有流逸之氣，聲調朗暢，導初唐盧駱長篇古詩和歌行之源。」羅宗強、郝世峰主編的《隋唐五代文學史》首先對盧思道入隋之後所寫詩作進行分析，他們認為盧思道的《游梁城詩》「由鄒陽上書而聯想及季札掛劍，又觸發起對於知己難逢的嘆息。原野初寒，亭皋落照，空城歸鳥，古樹荒涼，種種落寞蒼涼之景色，完全表現出他此時的悲涼心境。詩是寫得很深摯真切的。」他們又認為，盧思道的詩，表現最出色的就是「這種真摯樸厚的悲涼情思」，而「這種情思的最為出色的表現，從現存作品看，要算他那篇作於北周的《聽鳴蟬篇》。」

　　 曹道衡、沈玉成編著的《南北朝文學史》中對盧思道的研究是諸「文學史」中最深入的，該書對盧氏生平作了比較詳細的介紹，進而論述了其詩文成就。他們認為，「他現有的作品中較好的詩大抵作於齊、周之世，而較有價值的文則多為隋初所作。」在評述盧思道最著名的詩《從軍行》時，該書除了初步考訂了此時的寫作背景，還與庾信、王褒的《燕歌行》進行了比較；在分析其《有所思》詩時，也探討了作意和題旨，並謂此詩「受南朝詩人的影響最深」。在評述盧思道的文時，該書認為盧思道的《孤鴻賦》「對了解作者的生平有相當大的史料價值，但作為文學作品，卻不見突出的長處」；認為「他的駢文《北齊興亡論》、《後周興亡論》和陸機《辯亡論》類似，目的在總結齊、周二代歷史經驗，可能想以此作為進身之階，企求隋文帝任用自己」；謂盧思道的《勞生論》「以自己一生中仕途經歷為線索，假設主客答問，對當時士大夫的趨炎附勢、詐偽反覆作了深刻的揭露和諷刺。」郭預衡的《中國散文史》對盧思道諸多散文作品論述較為深刻，認為「《勞生論》是思道現存文章的一篇代表作品，以主客問答之體，發為』指切當時『之論」，「其中對於世態人情揭露的相當深刻。可以說是筆墨淋漓、不留情面的文章。」還認為盧思道的《北齊興亡論》《後周興亡論》「恐是一篇文章，後人裂而為二」，「作者歷仕三朝，飽經世故，興亡事迹，都曾目睹。故列舉事實，了如指掌。而且行文於易代之後，對於前朝也無顧忌。或褒或貶，相當客觀。以齊周為鑒，對於大隋，亦不無規勸之意。這樣的文章是寫得比較真率的。」針對張溥過分指責盧氏 的言論，本書最後鄭重指出：「總的看來，盧思道歌頌新朝而貶損故國，並沒有背離史實而求榮希寵，其人品文品，未可厚非。」

　　 本世紀研究盧思道的專題論文只有一篇，即倪其心的《關於盧思道及其詩歌》。該文對唐初以來人們一直把盧思道劃為隋代詩人的做法提出異議，經過考證，該文認為，「盧思道並非如張說《齊黃門侍郎盧思道碑》所說，是卒於隋開皇六年（586），而是卒於開皇三年或約開皇二年，則他應是北朝作家，不宜為隋朝代表詩人。」該文對盧思道的詩歌寫作時間也進行了考證，認為「今存盧思道詩歌，大多作於北齊，少數作於北周及隋。而其傳誦當時的名篇，也都是北齊及北周時的作品，而非入隋後所作。」文章最後得出一個結論：「盧思道應歸入北朝，其詩歌具有北朝詩歌的特點，他是北朝後期的一位代表詩人。」

　　 三、楊素及其作品研究

　　 楊素是隋代詩壇一位頗引人注目的詩人，其詩歌創作帶有鮮明的剛健質直的風格特徵，是南北詩歌交融的產物，因而在本世紀也獲得學界較多的青睞，人們除了在各種文學史、詩歌史中對其文學成就加以描述，還出現了幾篇很有見地的專題論文。

　　 鄭振鐸在其《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十分推崇楊素，他認為「在北人里，較有才情者還要算是一位不甚以詩人著稱的楊素」，認為其《贈薛播州十四首》「非齊、梁所得範圍」。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也認為「楊素雖是一位武將，卻也有文采」，「他的詩雖也講求對偶和詞藻，但絕無南方那種脂粉輕薄的氣味，處處顯出一種質樸的風格，在當日總算是難得的。」游國恩等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社科院文學所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羅宗強等編著的《隋唐五代文學史》以及章培恆等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對楊素也有較高的評價，唯不太深入，故不再贅引。

　　 與上述諸文學史不同，葛曉音的《八代詩史》和曹道衡、沈玉成編著的《南北朝文學史》對楊素及其詩歌成就作了較深入的探討。葛著認為楊素「本有文才，卻一生以武功為事，以名將著稱。這種經歷和氣質決定了他的詩歌』骨格高老『、筆力橫壯的特點」。在對其作品進行藝術分析時，也頗具體而獨到：如評《出塞》第二首「能從作者身為統帥、長年征戰，備嘗艱辛的體會出發，將懷古的悲慨和憂國的激情融合在朔方荒涼凄寒的景色中。寫景用排偶全面鋪陳雖是北朝和隋詩的熟套，但此處集中塞外生活中最令人愁慘的各種情景。使一個個片斷結合成完整的境界，悲涼慷慨，尚無堆砌之感」；再如謂其《贈薛播州十四首》「雖多用排偶，而有漢魏古意，聲調已近唐人五古」，亦為的評。在論及楊素為人、為詩異趣時，葛著認為「楊素位高權重，貴盛無比，在政治作威作福，善搞陰謀。但頗有才藝風調，他的詩有一種超塵拔俗的氣格，表現了他在政治生活之外的另一種性情面目」，並舉《山齋獨坐贈薛內史二首》為例。葛著最後認為，「楊素詩歌典型地反映了隋詩詞清調雅的一面，而其骨格蒼老、章法新穎的長處，則是他能在當時超出一格的主要原因。」這種觀點由於是從具體作品分析得出的，便顯得新警而令人信服。曹道衡、沈玉成對楊素詩歌成就的評述也頗具新意。如他們謂《山齋獨坐贈薛內史》二首「尤為出色」，「寫山中景色幽靜秀麗，極盡刻劃之能事，其觀察細緻，色彩綺麗近於張協和謝朓之作；表現山林寂靜氣氛，則又近似左思《招隱詩》與郭璞《遊仙詩》。這兩首詩對景懷人，寫出了從朝至暮的山色，遠景近景、動態靜態，無一不是獨坐者眼中所見，就自然綰合到』故人不在席『。」針對沈德潛《古詩源》中「武人亦復奸雄，而詩格清遠，轉似出世高人，真不可解」的議論，他們認為，「其實這並不奇怪，詩歌和道德本來不是一回事，風格與人格常常可以分離，而人的思想又是複雜的多元體。弘農楊氏在北朝本是大族，楊素從小好學，文化修養比較高，後來又有多方面的生活經歷。詩中體現的氣格，正是位極人臣之後思想中另一側面的表現。」在分析楊素一些壯美風格的作品（如《出塞》之二、《贈薛播州》十四章等）之後，他們提出，「撇開舊的道德尺度，可以發現楊素和曹操的氣度不乏有趣的相似，差別在於異代不同時，所以表現的形式也各有自己的特殊性。」這種比較是饒有趣味的。

　　 本世紀研究楊素及其詩歌的專題論文只有喬正康的《略談隋代的楊素及其詩歌》一篇，喬文出自一位中文系學生之手，顯得有生氣。該文首先針對舊史家對楊素的歷史貢獻的貶低，認為，「南北統一是符合歷史發展趨勢和廣大人民的願望。而在隋文帝完成統一事業過程中，起很大作用的是楊素。」「隋文帝時期，突厥曾兩次大規模入侵，都被擊退。這兩次鬥爭的勝利，保衛了國家，保衛了邊疆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在這兩次反侵略鬥爭中，起很大作用的也是楊素。」針對當時某些文學史家在其著作中沒有給予楊素的作品以公正的評價，該文繼而又發抒己見：在隋代「成就較大，能推動隋代詩歌朝著剛健清新的方向發展，並對唐代詩歌起一定影響的作用不是別人，而是楊素。」文章認為，楊素的風格是剛健沉雄、蒼涼悲壯。楊素的兩首《出塞》「表現了詩人』憂國不憂身『的愛國主義情緒，真實而形象地寫出了邊塞征戍的生活」，「可以看作是盛唐邊塞詩的先驅」，「它給予盛唐這一方面詩歌的影響是很明顯的。仔細讀一讀高適、岑參、王維的有關作品，就能體會出他們那高亢的歌聲、雄渾的風格是和楊素的《出塞》一脈相通的。」通過對楊素贈薛道衡十七首詩的分析，文章又認為，「楊素的這些詩歌對唐代邊塞詩和王、孟一派的山水田園詩的影響是顯著的。楊素是大力改革齊梁詩風的第一人。」文章最後得出一個大膽的結論：「楊素的確作出了他同時代人所未作出的事業，寫出了同時代人所未寫出的詩歌。』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他不僅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軍事家而且是傑出的詩人。」儘管這些評價有抬高楊素之嫌，但這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和敢於另闢蹊徑、探求真知的治學品格仍是值得讚揚的，更何況這是本世紀唯一專論楊素及其詩歌成就的文章，就顯得難能可貴了。

　　 四、薛道衡及其作品研究

　　 薛道衡是隋代詩壇又一位重要詩人，自唐代以來一直受到歷代詩評家的關注，但在本世紀，除了一些文學史、詩歌史對他及其作品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外，尚未見有人專門撰文對他作全面的評價。

　　 本世紀上半葉出版的幾部文學史對薛道衡多一筆帶過，很少有較深入的研究。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認為薛道衡的「空梁落燕泥」一語，「並不見如何高妙」，至於《昔昔鹽》全篇，「更為不稱」，唯獨《人日思歸》「頗不愧為短詩的上駟」。鄭賓於《中國文學流變史》則認為薛道衡「既能於詩句中表現出那極其幽深的境界，而用字造語又很巧飾，如此奇才，安能不為煬帝所忌？」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對薛道衡的樂府詩分析較細，如其論《豫章行》，先引馬縞《中華古今注》、《晉書》、《西京雜記》及《隋書·本傳》，對該詩之典故、史實多有發明，在評其藝術成就時，又認為：「按七言樂府，鮑照以前，多每句押韻，與五言無異，而氣體始暢。然猶時雜硬語，罕用虛字，文句亦不尚排偶也。至道衡此篇，則幾於無句不偶，虛字之呼應，尤蟬聯而下，如』空憶『、』無復『、』誰用『、』自生『，』從來『、』況復『，』當學『、』莫作『，』不畏『、』只恐『之類，實為七言歌行演進中之又一階段。」其論《昔昔鹽》時說，「亦可視為填詞一類」，並援引眾家之說，考定此曲調實與《夜夜曲》意近，「所帶南朝色彩甚濃，當作於煬帝朝。」

　　 六十年代出版的幾部文學史對薛道衡的研究稍有深入，評價也較高。如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學史》就認為「薛道衡在隋代是成就最大的一個作家」，「他的詩仍以愛情為主題，而文辭也華麗，不脫梁陳遺風，但這些愛情詩卻很少色情成分，感情比較真摯，風格也較自然」，「他的詩在風格上逐漸朝著清新的方面發展，反映生活的內容雖還狹窄，但感情總還健康；他的創作態度比起過去的一些宮廷詩人來是要嚴肅多了。在薛道衡的詩里，我們可以看到宮體詩風轉變的痕迹。」此書顯然已經把薛道衡放到文學史演變的過程中加以考察。相較之下，游國恩等先生編著的《中國文學史》雖然也認為薛道衡「是隋代藝術成就最高的詩人」，但對薛道衡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認識不足。

　　 對薛道衡及其作品進行比較深入、細緻的研究，是從八十年代後期開始的。在文學史中，葛曉音的《八代詩史》是第一部對薛道衡花費較多筆墨進行論述的著作。該書首先對薛道衡詩歌風格形成原因進行了探討：「薛道衡雖生於北朝，但在北齊就受到好尚輕艷的詩風的影響，加之多次接對南使，後又經年出使陳朝，因此比一般北朝詩人更善於吸收南朝詩歌的藝術技巧。」該書認為，「他的主要成就是能在融合南北詩風的基礎上創造自己的風格，尋找新巧的構思方式和新穎的藝術形象。尤其樂府，對於當時沿襲舊題舊意的格套有較大的突破。」在對薛道衡詩作藝術分析時，該書也新意頗多，如其析《昔昔鹽》詩；「這雖是一首華麗輕靡的艷詩，卻以』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一聯超出齊梁的熟詞熟境。......結尾』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以民歌式的流暢語調串成時間和地點的工整對仗，表現連年征戰無休無止，一反全篇以艷詞麗語鋪寫怨情的主旨，轉而以』那能惜馬蹄『為行人的』一去無消息『開脫，怨而不怒，一氣悠揚。」該書在分析《豫章行》時，則著眼於情調和構思的新奇之處：「梁陳時期，閨怨詩漸與邊塞詩融合，以邊塞的苦寒和京洛的陽春對照以烘托思婦的怨悵，追求悲涼綺靡的情調，遂成為這類詩的共同特點。隋代統一天下，收復東南，為文人們開闢了新的生活視野。《豫章行》中的女主人公思念的不是出征漠北朔方的俠少，而是遠下江南閩越的徵人，正是這種新的時代內容在閨怨詩中的反映」，「這首詩前六句設想山東與江南之間千重山巒，萬里驚湍，只有楓葉和文魚不受關河之阻，輕盈地自由來往，乃是誇大了楓葉所能飄過的距離，以及文魚所能游過的範圍，以寄託無法傳遞的兩地相思。選擇形象新巧美麗，想像也很天真奇特。以下隨著思婦視線的移動，逐一寫出徵人留下的種種痕迹：以室外的春意反襯室內的冷落，掇取可以證明兩人昔日恩情的細節，強調思婦對盪子欲罷不能的思念，以及終生相隨的誓願，卻是為了在結尾將思婦的一腔痴情化為滿腹猶疑，突出』不畏將軍成久別，只恐封侯心更移『這一新穎的立意，......這就透過一層，從封建社會婦女所處的可悲地位表現了思婦深長的離怨。結句深刻有力，產生了四兩壓千斤的藝術效果。」該書最後對薛道衡在隋代詩壇的地位和文學史上的作用也作了較客觀的評價：「薛道衡詩與大多數隋詩一樣，樂府鋪陳條暢，取自傳統題材，古詩風格清雅工麗，多為應景之作。但他善於用新奇的形象和奇妙的構思使同樣的內容和主題表現的更透徹新穎，更有概括力，這就在蒙氣籠罩的詩壇上找到了一個突破口。」

　　 羅宗強等編著的《隋唐五代文學史》對薛道衡及其作品有他們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薛道衡的詩，在當時聲譽甚高，而在情思之真摯沉深上遠不如楊素等人」，「他的最有名的詩，大概要數那首樂府《昔昔鹽》，而此詩之所以有名，則大概因為其中的佳句』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其實，此詩在情思和意象、表現上與類似題材的樂府並無多大區別，佳句之外，未見有新的創造。他的較好的詩，是《敬酬楊僕射山齋獨坐》和《夏晚》。前者中有些寫法，影響了盛唐詩人孟浩然。......後者則頗見錘鍊之工」。

　　 曹道衡、沈玉成編著的《南北朝文學史》對薛道衡的論述也比較深入。該書首先對薛道衡的生平、歷仕作了較詳細的考證，然後將薛道衡與其他詩人進行對比，以突出其詩歌特色，如「他的《出塞》二首和楊素，作於開皇后期，當時他已從楊弘到過北方邊塞，因此寫戰場景色比盧思道《從軍行》更多親身感受，......』絕漠『以下四句，已頗近盛唐邊塞詩人之作，形象具體，這和取資於漢樂府和《漢書》而寫詩的情況不同。」再如，他們在分析《昔昔鹽》時說，「風格更近於蕭繹的《蕩婦秋思賦》和庾信的《盪子賦》。」對薛道衡的《敬酬楊僕射山齋獨坐》詩，他們則比較推重，認為此詩「詩風比較素淡輕雋不似梁陳而近於永明體」，「從全詩看來，雖然有謝朓的影響，但像』岳高『二句，已與南朝人所寫景色不同，正如《重酬楊僕射山亭詩》中』吹旌朔氣冷，照劍日光寒『等句，都是以南朝的辭藻寫出了北朝的風光，形成新鮮 的風格。這些詩已與唐代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的某些作品頗為接近。」

　　 五、其他作家作品研究

　　 隋代還有一些作家及作品雖然在後世並無很大的影響，但在當時詩壇上也曾佔有一席之地，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本世紀學界對他們的關注雖然不夠，但隨著研究的深入，也多少有所涉及。

　　 孫萬壽是北方詩人中比較突出的，其聲名雖然不及盧思道、楊素、薛道衡，但詩歌創作也頗具特色。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就認為「他所作亦多北人勁秀之氣，直吐憤郁，不屑作兒女之態，像《東歸在路率爾成詠》」。鄭賓於《中國文學流變史》也說「其贈京邑知友五言詩，盛為時人所吟誦，......外如《早發揚州還望鄉邑》，《庭前枯樹》，《東歸在路率爾成詠》......等，都是好詩」。羅宗強等主編的《隋唐五代文學史》對孫萬壽的《遠戍江南寄京邑親友》詩作了詳細的分析，評價也頗高：「全詩雖大量用典而內義脈注，感情樸質濃烈，以敘述之方式抒情。此種寫法，對後來的杜甫實有影響。」認為「他後來北歸路上寫的《東歸在路率爾成詠》也寫得好」，「沒有事典，樸質真實，感情格調與上一首同。」曹道衡、沈玉成編著的《南北朝文學史》對孫萬壽評價亦甚高，說《遠戍江南寄京邑親友》詩「基本上是對偶句，已近於後來的排律，從體制上說，梁代的陸倕和劉孝綽相贈答的詩，就是這種幾乎全用對仗的長詩。但劉、陸之作綺麗而比較平板，不像北詩自然流暢。」「像這樣的長篇巨制，難免使用典故，雕琢辭藻，但作者的氣勢足以駕馭全篇，讀來有一氣呵成之感。」「但同一個孫萬壽，也能寫一些漂亮的詩句，如他的《東歸在路率爾成詠》，......又如《行經舊國》中的』日斜山氣冷，風近樹聲秋『，《別贈詩》的』酒隨彭澤至，琴即武城彈『也都是很見工力的對偶。」章培恆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將孫萬壽劃歸「宮廷圈子之外」的詩人，他們認為《遠戍江南寄京邑好友》詩「隨意抒寫，不事浮華，而情意真切」，又「《東歸在路率爾成詠》一篇，則以寒士的失志不平為題旨」，並認為「這類詩，與宮廷文人的繁縟作風迥異，而以質實真切取勝。雖成就有限，在當時也未能形成氣候，卻昭示了詩壇變革的主力必來自宮廷之外的重要事實。」這些議論都是很有見地的。

　　 由梁陳入隋的詩人在隋代詩壇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但由於他們的詩歌創作較之梁陳並無特別顯著的發展，所以一直未受學界重視。然而本世紀人們在論述隋代詩壇時，仍給予了他們一定程度的關注。如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中論隋代「律體之進步」時，將虞世基、王胄等南方詩人與薛道衡、孫萬壽相提並論。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也論及北上詩人王胄、虞世基、虞世南，及南人留北者許善心，並說「這幾個人的詩，風格都不甚相殊，可以王胄的《棗下何纂纂》為代表」。鄭賓於《中國文學流變史》對入隋南人論述稍多一些，如他說庾自直「也是一個創作的詩人；無如現在所存的一篇《應詔詩》太沒有生動活潑的氣息了」認為「（王）胄詩頗有佳篇，亦能於同時作家之外另備風格，如《奉和悲秋應令》詩云......的是雅淡灑落，餘人不易做到者。即如《棗下何纂纂》二首，亦是好詩，......又如《為寒床贈夫》......等類的詩，皆是自成一種境界，非步人後塵者可比。」他說從當時詩壇評價看，虞世基「似乎真是一個極工緻的詩人」，「然而他今日所遺留的詩」，「還去乃弟虞世南很遠了」羅宗強著《隋唐五代文學史》將入隋的南人視為一個詩人群體加以研究，他認為「柳 詩文，唯用力於繁辭麗句，供消遣玩樂而已」，「史書所載他在楊廣身邊的情形，實在是被當作俳優蓄之的。」虞世基「現存的十首詩中，渡江北來的那幾首如《初渡江》等篇，稍有真情實感，而北來之後，備受禮遇，又復如其舊，雕琢文辭了。」虞世南的詩作「亦大率如此，講求詞采，而少有情思。他寫得最好的一首《奉和月夜觀星應令》......在修辭上是下了許多工夫的，......終覺做作，有詞采而無情思。」諸葛潁的詩「亦如此，然詞采更其華美，如《春江花月夜》，......寫江中月色花影，詞采是很美的，然其中並無動人情思在。」王胄的作品，「與華美詞采之外，更時有庸俗情趣」，「但王胄有一點與楊廣周圍的其他文人不同的，就是他也有一些情思凄涼、而且詞語亦較清新的詩作，如《言反江陽寓目灞涘贈易州陸司馬》、《酬陸常侍》諸篇，大抵皆嘆人生之無常，從情思與詞采看，頗受北朝詩風影響。」最後該書總結說：「這一作家群，在文學創作的主要傾向上仍沿梁陳之舊。」羅宗強在後來與郝世峰共同主編的《隋唐五代文學史》中對上述由南入隋的詩人亦作如是觀，唯更具體些，但他們又認為，「從南朝來的作者中，有兩位作者與楊廣周圍作者詩風不同，一是褚亮，一是陳子良。褚亮有《在隴頭哭潘博士》一詩，作於大業九年，寫得甚為質樸真摯」，「陳子良有《於塞北春日思歸》詩，作於仁壽二年春」，「詩寫得深沉而又流暢，也是沒有任何雕飾的。」最後認為，「褚亮和陳子良這部分詩作，反映了一部分士人處於下位時的心態。他們作詩主要的是為了發泄悲涼情思，而無心於雕琢詞藻。」曹道衡、沈玉成編著的《南北朝文學史》專列一節論「隋代的南方文人」，故分析更細緻、探討更深入，如其論許善心，「詩風不像別的南方詩人著意雕彩。如《太常寺聽陳國蔡子元所校正聲樂詩》，......用典甚多，類似徐、庾體詩風，只是由於內容的要求，所以很少使用華麗的辭藻。」論虞世基，「《出塞》二首為和楊素之作，內容偏重歌頌楊素的勛業，用語重而典，像』上將『、』懍懍『、』耿介『諸聯，以及另一首中的』廟堂千里策，將軍百戰威。轅門臨玉帳，大旆指金微『，已經出現了後來杜甫詩中的某些氣象。但這種題材究竟非其所長，他的幾首寫去國懷鄉的小詩或許正是他的本色（指《初渡江》、《入關》、《晚飛烏》）。」其論王胄頗深細：「他為人恃才傲物，在仕途上很不得志，因此詩中頗多愁苦及牢騷，如《賦得雁送別周員外戍嶺表詩》......借雁比喻周員外，兼以自比，感傷身世，情真意切。這種以』賦得『為題的詠物詩，梁陳以來數量很多，但像他這樣深刻的表現作者內心感情的卻很少見。他還有兩首篇幅較長的詩《白馬篇》和《言反江陽寓目灞涘贈易州陸司馬》，都寫到了長安的遊俠。......詩中的遊俠少年，意氣風發，在吳均以後，這樣的少年形象在詩中還很少出現。」

　　 另外，鄭賓於的《中國文學流變史》曾論及「隋宮的女詩人」，他說，「侯夫人吳絳仙及大義公主丁六娘等，並工為詩，而侯夫人尤惋艷，例如《妝成》、《自感三首》之一和《看梅》曲、《自傷》、《自遣》等，並皆佳妙」，「而丁六娘的《十索》，亦復纏綿悱惻，凄婉動人」，同時，對無名氏的《送別詩》（「楊柳青青著地垂」）也讚嘆不已。蕭滌非的《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也提及隋末民間歌謠《挽舟者歌》、丁六娘的《十索》。葛曉音的《八代詩史》對《挽舟者歌》在樂府文學史上的地位頁作了闡述，謂「這首民歌採用主人公自述的口氣，在抒情中敘述人物命運，並稍作景物點綴以渲染悲愁氣氛，與南北朝樂府民歌和漢樂府的表現方式均有不同，其表現藝術為唐張謂的《代北州老翁答》以及杜甫、張籍、王建的某些新題樂府提供了更直接的借鑒。」曹道衡、沈玉成編著的《南北朝文學史》則專列一小節論「民歌和農民起義的詩文」，他們說《挽舟者歌》「出於唐人小說《海山記》所載，本事不一定可靠，但這首詩確系下層勞動者在虐政下訴說痛苦之詞，語言很質樸，純用白描手法，個別詞句也許經過文人加工。像這樣激憤的民歌，歷來很少被收集記載，因此是詩歌史上很值得重視的作品。」另外，他們還論及《大業長白山謠》和隋末農民起義領袖李密的一首詩，贊後者「氣格則慷慨剛勁，不事雕采。」都擴大了隋代文學研究的領域。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鄭振鐸先生曾於本世紀二十年代撰的《中國文學者生卒考》，其中對隋代文人陸瑜、李德林、諸葛潁、明克讓、魏澹、陸爽、薛道衡、盧思道、劉焯、劉炫、柳 、牛弘、楊素、陳叔寶等14人的生卒年都作了儘可能的考訂，且附傳略。對後來隋代文學研究的深入當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其中許多結論至今仍為學界普遍採用。劉德重的《中國文學編年錄》對隋代文學史實初步進行了編年，對了解隋代文學發展脈絡有一定的幫助。吳文治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大事年表》充分吸收了學界的有關考證成果，對隋代文學史實進行了較詳細的編年，且與當時重大時事對比排列，對分析隋代文學產生的社會政治文化因素，探討詩歌作品與現實的關係，隋代文學演變的軌跡，甚至作家行年和交遊，都有極大的幫助。

　　 綜上所述，二十世紀的隋代文學研究無論在研究深度上還是在研究廣度上都取得了不小的進步，但大部分成果尤其是優秀成果是在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產生的，從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這四十多年的時間內，隋代文學研究幾乎沒有多少突破和深入，其中原因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本文是《二十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綜述》第一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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