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人何以承受各自悲苦的人生？聽聽尼采怎麼說

尼采很年輕時就當上了大學教授，而且寫出了第一本著作《悲劇的誕生》，很多哲學人評價此書說，這是一本「不可能」的書，有些評論家認為此書是一個瘋子寫的，而同時代的歌劇音樂家瓦格納卻對它無比推崇、讚賞，為何呢？因為在瓦格納看來，它寫出了有關人的美學，揭示了生與死中所蘊含的偉大的悲苦力量，即人活著就要忍受悲苦。

在《悲劇的誕生》中，尼采藉助希臘悲劇來討論了藝術文化及生命的本質，極力推崇把「阿波羅元素」（就是太陽神）與「狄奧尼索斯」（就是酒神）這兩種原始力量交集、融合，從而建立一個以古典希臘為模範的宏大文化理想，雖然尼采看向的是過去，但其目的卻是為了面向未來，開啟現在。

尼採在書中提出了一個命題：即用藝術家的透鏡來看待科學，用生命的透鏡來看待藝術。他認為，生命是一個過往，一段路程。我們不僅要用審美的眼光看待自我的生命，更要以哲學、甚至形而上學的眼光去理解我們的人生，通過悲劇意識和對人生悲苦的理解、升華，我們最終獲得一種美學意義上的「達觀」和「喜悅」，達到古希臘悲劇中的那種「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

尼采反對過於簡單的「明朗」和無知的「樂天」，他指出，科學的樂觀主義完全脫離了希臘藝術文化的真相，更歪曲了人生此在的本質。藝術理想、悲苦人生絕不是簡簡單單的「明朗」或「樂天」，而是二元緊張和衝突，人的一生無論如何看，都不是單純明快，其樂融融的，而是悲喜交加、充滿著痛苦和矛盾的交織體，生命在發展、完善的過程中，經歷並承受悲苦是一種必然。要想解決文化和人生的根本問題（即活著就會悲苦），就必須藉助「夢」和「醉」這兩種本能。

在《悲劇的誕生》中，尼採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講的是古希臘時期的弗吉里亞國王米達斯曾長久地四處追捕西勒尼，卻一直沒捉住。後來終於把他捉住後，國王就問西勒尼：對於人來說，什麼是最妙的東西？西勒尼剛開始默不作聲，後來在國王的逼迫下，只好道出了下面這番驚人之語：「可憐的人呀，無常憂苦之子呀，你為何要強迫我說出你最不想聽的話呢？那最妙的東西你根本就得不到，不要生下來，不要存在，要成為虛無。快快死去，就是我們作為人最妙的事情。我告訴你，人生來就是一副『苦相』，人所經歷的生老病死都是苦。對人來說，最糟、最壞的事就是活著」。

藉助這個故事，尼采終於說出了隱藏他內心很久的一個沉重無比的哲學命題：活著是如此痛苦，人生是如此慘淡，我們將何以承受「此在」的巨大壓力？在存在的永恆沙漏面前，我們該如何做才不至於使自己變得像一粒微不足道的塵埃？簡而言之，就是我們該如何承受各自悲苦的人生？

對於這個問題，尼采並沒有直接作答，而是通過蘇格拉底的知識文化、沉迷於藝術之美的審美文化與古希臘時期那種偉大的悲劇文化對比，提煉出了現代信仰體系的缺點和不足。他認為，人們對蘇格拉底的「知識即德性」的認知，暴露了現代人對這種科學樂觀主義的文化類型所持有的盲目、片面和虛妄的本質。尼采指出，「知識即德性」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是對的，但是隨著社會的變化發展，這個論斷越來越不適應了，因為種種跡象表明，科學和知識並沒有給人們帶來德性上的巨大進步或提升，而是把人們往一種屬於非文化的方向引領，這種引領使得我們的人生看起來很自由，但是實際卻是更加地悲苦和困惑。

無論是知識文化，還是審美文化，都無法徹底解決「人何以承受悲苦」這個問題，而只有那種隸屬於古希臘的、形而上的悲劇文化才能解決，他說「真正的悲劇以一種形而上學的慰藉釋放我們，在悲劇文化中，儘管現象千變萬化，但在事物的根本處，生命卻是牢不可破、強大且快樂的。這種慰藉清晰而具體地顯現為自然生靈的大合唱，他們生活在所有文明的隱秘深處，儘管時代變遷、民族更替，他們卻永遠如一」。

悲劇文化具有夢（太陽神）與醉（酒神）的二元交合的特性，它一方面是夢的顯現，另一方面又是迷醉狀態的體現。進入悲劇意識使得個體在面對悲苦的人生時，變得堅不可摧，獲得一種永恆的生命意志。悲劇或悲觀意識讓人回歸原始母體，進入到最原始的存在，即生命與意志的統一。就如同佛教所提倡的「大慈大悲」，我們一旦獲得這種意識或境界，我們的生命將會得到質的升華，人生也將由此變得不同，我們將會以一種全新的視角看待周圍的一切。那時，我們經歷的悲苦、劫難，將會變為一種精神上的快樂，變為一種能夠提供自我創造性的材料。

至此，尼采完成了他對悲劇文化的論述和形而上的飛躍，而隨後一戰二戰的爆發，也非常正確地驗證了他對人類悲苦命運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