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在乎「多數人的意見」，而應該考慮「最出類拔萃者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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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所成：蘇格拉底與「眾人的權力」

——《克力同》44b5—47e4發微

選自劉小楓《王有所成》

小編按：很多人指責劉小楓好為帝王師，但如果你是一位同情哲人王理念的人，那麼就應該對劉小楓的觀點抱有寬容之心。小編並不完全同意劉小楓的觀點，但很喜歡劉小楓對古希臘政治哲學的理解。無疑，小編認為劉小楓的理解力是很強的。民主並非沒有任何漏洞，而小編從劉小楓那裡學到的就是民主與哲人統治之間的一種張力，這種張力是很微妙且非常脆弱的，一不小心，就擦槍走火。如果對一個民主社會居然還是由精英把控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話，那麼，我們理應要給劉小楓的理解點一下贊。

哲人蘇格拉底之死首先是一個歷史的政治事件，然後才是一個思想史事件。由於柏拉圖和色諾芬的傳世作品對這一事件的記敘，蘇格拉底之死是西方歷代思想者一直得面對的基本問題。然而，無論柏拉圖還是色諾芬，都不是如今意義上的「史學家」。他們通過記敘蘇格拉底之死來呈示屬於哲人的基本問題，畢竟，僅僅陳述歷史事件並不意味著理解事件。如果當今的史學家要重寫蘇格拉底之死，與柏拉圖和色諾芬攀比的不可能是所謂史料，而僅僅是理解能力——蘇格拉底之死考驗的始終是後世之人對蘇格拉底事件的理解能力。我們要對自己的理解能力有所認識，首先需要認識柏拉圖和色諾芬對蘇格拉底事件的理解所達到的精神高度。通過識讀柏拉圖在《克力同》中記敘的一段蘇格拉底的臨終談話，本文力圖探究我們與柏拉圖在理解蘇格拉底上的思想距離。

一、蘇格拉底面對民主的「不義」

　　蘇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政制的公審法庭判處有罪，依據的是有人對他提出的兩項指控： 「不敬城邦神和敗壞青年」。在《回憶蘇格拉底》第一捲起頭，色諾芬用兩章篇幅分別駁斥這兩項指控；駁斥「不敬城邦神」指控的第一章很短，駁斥「敗壞青年」指控的第二章篇幅多兩倍。色諾芬是這樣結尾的：

　　與那人控告他［蘇格拉底］敗壞青年相反，他明明是在引導同伴們離棄低劣的慾望，勸勉他們欲求最美好、最偉大的德性，憑靠這種德性才能治國和齊家。（卷一，2.64）

　　色諾芬反駁了對蘇格拉底敗壞青年的指控，但沒有否認蘇格拉底勸勉青年追求治國齊家的德性——換言之，色諾芬沒有否認蘇格拉底搞政治。色諾芬承認，蘇格拉底從事的教育是政治教育。蘇格拉底並非要教育人民大眾，而是僅僅教育少數人——教育他們懂得何謂「王者」的德性。用現在的話說，蘇格拉底顯得是要做「帝王師」。在法庭上為自己申辯時，蘇格拉底承認自己的確在搞政治。他說，他覺得自己身屬的城邦有如一匹高頭大馬，由於太大難免慵懶，需要一隻牛虻來驚醒，於是忙碌奔波。但是，他始終只願做一隻私下的牛虻，從不肯置身公眾之中，他知道民主的公眾意味著什麼（柏拉圖：《蘇格拉底的申辯》 ，30e1—31d1）。民主政制的法庭接受了有人對蘇格拉底「敗壞青年」的控罪，表明蘇格拉底「私下」教育青年犯下的是政治罪。如今的我們以為，在有自由民主的地方不會有政治罪。柏拉圖和色諾芬讓我們看到，在民主的雅典仍然有政治罪，表明自由民主政制仍然有自己的政治敵人。在一個國家中，誰在教育青年始終是個政治問題。控告蘇格拉底「敗壞青年」的那些人，自己同樣在通過教育搞政治。民主政治家一旦看到城邦的優秀青年被蘇格拉底吸引，甚至自己的學生也被蘇格拉底吸引過去，他們除了指控蘇格拉底「敗壞青年」別無他法。

　　任何指控都有可能是誣告，控告變為定罪還需要法庭的裁定。蘇格拉底被判刑，關鍵在於民主的法庭裁定對他的控罪成立，這等於裁定蘇格拉底是民主政制的敵人。這個裁定顯然會讓後世所有把蘇格拉底視為精神楷模的人坐卧不安——尤其讓如今的我們寢食難安，因為，如果我們以一個公然有違如今的普世價值的人為精神楷模，此人同樣可能被判政治罪。事實上，蘇格拉底的學生色諾芬已經遭遇這樣的不安。《回憶蘇格拉底》開篇第一句是：

　　我常常感到驚訝，那些指控蘇格拉底的人們究竟用了一些什麼理由說服了雅典人，以至於據說他該當被城邦判處死刑。

　　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不僅經過了合法程序，而且經過的是民主的合法程序——指控蘇格拉底的那些人「說服了雅典人」。畢竟，蘇格拉底雖然智性極高，卻絕非與民隔絕，「相反，蘇格拉底既十分貼近民人百姓，又熱愛常人」（《回憶蘇格拉底》，卷一，2.60）。換言之，雅典百姓對蘇格拉底絕無成見。然而，人民「被說服」也有可能是「被蒙蔽」（比較《普羅塔戈拉》328e—329b）。因為，有民主政治就會有「公知」（demegorikoi），他們往往會影響「法官」的判決（《回憶蘇格拉底》，卷一，2.48）。無論在民主的雅典還是如今，這樣的情形絕不少見。經過民主的合法程序作出的判決，未必就是正義的判決。至少，蘇格拉底並不認為民主法庭對他的判決是正義的。據色諾芬記敘，蘇格拉底接到死刑判決時，他對弟子阿波羅多洛斯表明了自己對判決的態度。

　　一個名叫阿波羅多洛斯的當時在場，他熱切地追隨蘇格拉底，不過此人心地單純。他說：可是，蘇格拉底，我覺得最難承受（或譯：最讓人生氣）的是，我看到你將被不義地處死！據說，蘇格拉底撫摸了一下他的頭，然後說了這樣一句話：我最親愛的阿波羅多洛斯哦，你寧願看到我被正義地處死，抑或被不義地處死？這時，蘇格拉底笑了。（色諾芬：《蘇格拉底針對陪審團的申辯》，28）

　　蘇格拉底以超級幽默的言辭表明，這個民主的判決是不義的判決。然而，蘇格拉底對這一判決一笑付之，坦然接受。為何蘇格拉底坦然接受這一不義的判決，成了西方思想史上的一個問題。問題並非在於，自由民主的雅典對政治犯也判處死刑，而如今的好些法學教科書都主張「廢除死刑」。蘇格拉底當然懂得，死刑不僅是城邦權力的體現，更是城邦正義的體現，城邦需要通過對危害共同體生活秩序的人判處死刑來實現城邦正義。廢除死刑無異於廢除了城邦正義的實施，因此，蘇格拉底不會像如今的法學人士那樣主張「廢除死刑」，即便錯判的死刑落到了自己頭上。蘇格拉底區分了「正義地處死抑或不義地處死」，並沒有由於有「不義的」死刑判決而推論出所有死刑判決都不義。

　　蘇格拉底為何坦然接受不義的判決之所以是個政治思想史上的問題，關鍵在於他為何如此面對民主的「不義」。蘇格拉底心裡清楚，指控他的不是雅典人民，而是少數民主派知識人，雅典的民主法庭不過對少數人提出的政治指控作出了裁決——而且是在聽取了蘇格拉底的申辯之後作出的裁決。從而，蘇格拉底面對的問題是，雅典人民是否有能力分辨少數民主派知識人提出的政治指控與蘇格拉底的申辯誰對誰錯。蘇格拉底在法庭申辯中說，自己始終不願意麵對人民。可是，民主派知識人的政治指控使得蘇格拉底不得不面對「人民」。在柏拉圖的蘇格拉底紀事作品中，有四篇直接涉及蘇格拉底如何面對雅典人民。首先是著名的《高爾吉亞》，這篇作品記敘了蘇格拉底上民主法庭之前與幾位哲人私下討論應該如何面對民主的審判。更為著名的是《蘇格拉底的申辯》，我們在這篇作品中看到，蘇格拉底如何面對代表全體雅典人民的陪審團。篇幅不大的《克力同》和《歐蒂德謨》記敘的是蘇格拉底與作為個體的雅典人民的關係。由於其中沒有談「相論」之類的哲學問題，這兩篇作品在柏拉圖研究中一向受到冷落，尤其是《歐蒂德謨》。然而，如果柏拉圖作品的總體性質具有政治哲學的品質，那麼，這四篇作品及其相互之間的內在關聯就是理解柏拉圖所有作品的基礎之一。在題為《柏拉圖式政治哲學研究》的自編文集中，施特勞斯從自己的大量柏拉圖研究中僅僅選取了這四篇柏拉圖作品，絕非偶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施特勞斯把《蘇格拉底的申辯》和《克力同》放在一起來識讀。要搞清蘇格拉底如何面對雅典人民，就得把這四篇作品連貫起來看，這需要一部專著的篇幅。不過，我們可以通過關注《克力同》中蘇格拉底與克力同的一段談話來接近這樣一個問題：為何他認為對自己的民主判決是不義的？

二、克力同的勸告

　　蘇格拉底一生中有許多朋友，克力同是他的一位特殊的朋友，甚至堪稱「摯友」。克力同不是如今所謂的「知識人」，他熱愛蘇格拉底，喜歡聽蘇格拉底談話，不是為了成為好智的哲人，更不是為了成為「公知或法官」，而是為了成為「美好的人」，也就是對城邦和公民同胞有益的人（《回憶蘇格拉底》，卷一，2.48）。在人世生涯中，克力同成了蘇格拉底最信賴的人：蘇格拉底臨終前把自己的家事託付給克力同（《斐多》，116b1—3）。蘇格拉底服刑飲鴆而死之後，是克力同替他合上了死不瞑目的雙眼。蘇格拉底與克力同的關係表明，好智的哲人與不好智的常人可以超乎尋常地親密無間，這種親密甚至超過智性的朋友。

　　然而，蘇格拉底與克力同的親密無間不等於他們之間沒有思想上的差異。蘇格拉底被判刑後，克力同覺得如果不救蘇格拉底，就沒法對自己交代。於是，他打算花錢救蘇格拉底逃離判決。《克力同》記敘的是，蘇格拉底服刑前一天，克力同一大早到監獄探視蘇格拉底，勸說他越獄。克力同提出的理由是：作為自己「再也找不到的摯友」，他不能坐視蘇格拉底被處死。何況，「多數人根本不會相信」，如果有機會逃命，蘇格拉底會不願意（44b5—c6）。克力同僅僅從個人情誼和「多數人［眾人］」的看法出發勸告蘇格拉底越獄，沒有涉及蘇格拉底遭受的判決究竟是正義還是不義的問題。蘇格拉底沒有對克力同的前一個理由提出異議，僅僅對後一個理由表示異議：不必在乎「多數人［眾人］的意見」，而應該考慮「最出類拔萃者的意見」（44c7—9）。

　　蘇格拉底與克力同在獄中的談話有兩大主題——前一個主題是：聽從「多數人［眾人］的意見」還是聽從「最出類拔萃者的意見」。後一個主題是：是否應該寧可遭受不義的法律判決也要守法。法庭依據「多數人」的意見作出了不義的判決，克力同現在又依據「多數人」的意見勸蘇格拉底逃避判決，可見，何謂「多數人」依情境而定。「多數人」（polloi）也可譯作「眾人」，「最出類拔萃者」的譯法則頗難拿捏，有人建議譯作「賢能之士」、「出類拔萃之士」或「明智之人」。按柏拉圖自己的用法，這個語詞有兩個基本含義：首先指見識卓越的人（《蘇格拉底的申辯》，22a5），這種人在任何時代的任何一個政治共同體中總是少數；其次指有統治資格的人，這意味著統治者應該是「最出類拔萃者」——《王制》卷六著名的航船喻（488a 以下）說的就是，誰在德性上最出類拔萃，誰才有資格成為城邦這艘航船的掌舵人。蘇格拉底在那裡說，「最出類拔萃者」在民主城邦中的處境往往十分艱難，因為，水手們（多數人）總想要代替「最出類拔萃者」當船長掌握城邦航船。如果聽從誰的意見意味著服從誰的領導，那麼，蘇格拉底在這裡提出的聽從「多數人［眾人］的意見」還是聽從「最出類拔萃者的意見」的對立，實際上暗含著政體觀念的對立：多數人施行統治是民主政體，少數「出類拔萃之人」施行統治是賢良政體（舊譯「貴族政制」 ），［單個］「最出類拔萃者」施行統治是君主政體——這個形容詞的最高級或絕對級形式標明，他是「唯一的那個［最出類拔萃之］人」。蘇格拉底對這樣的問題心知肚明，但他知道，克力同是個常人，他不會考慮到這樣的政體問題。因此，蘇格拉底僅僅提出「多數人」與「最出類拔萃者」的對立來回絕克力同，並沒有打算同他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

　　克力同出於友情要救蘇格拉底，既是人之常情，也可以說是「多數人的意見」。因為，按多數人的看法，好朋友就得出手救自己的好朋友。蘇格拉底說不用在乎「多數人的意見」，也就等於回絕了克力同出於友情的建議。然而，克力同說，眾人的意見不可不在乎哦，「眼下事情是明擺著的，這樣一些眾人能夠做成的恰恰恐怕並非是最小的壞事，倒是最大的壞事」（44d3）。這一說法無異於在說「多數人」的壞話：「眾人」沒有腦筋，他們往往會幹不義的事，尤其是如果還有「公知」煽動的話。克力同顯然沒有意識到，蘇格拉底被判刑後，他出於友情要救蘇格拉底，從法理角度講，已經是在做不義的事情。蘇格拉底聽了之後輕描淡寫地說，眾人要是既能做大壞事也就能做大好事，但眾人未必有這麼大的能耐。這話顯得是在敷衍克力同，因為蘇格拉底心裡清楚，眾人的確可能做大壞事——除非有英明領袖的帶領才可能做大好事。蘇格拉底似乎不想與克力同討論這樣的問題，他含蓄地說，「眾人」既沒能力讓人變審慎，也沒能力讓人變愚蠢。這話其實也可以反過來理解：「眾人」既能讓一個人變審慎，也能讓一個人變愚蠢——至於是哪種情形，取決於個人的德性（44d10）。蘇格拉底溫和、含蓄而又堅定地堅持自己的觀點：不在乎「眾人的意見」。

　　克力同顯然沒有明白蘇格拉底這話的意思，他見蘇格拉底仍然不為所動，就把問題提到行為是否正確［正義］的高度。他說，「我們」冒險救你蘇格拉底「才正確［正義］」 （45a2）。克力同以為蘇格拉底拒絕越獄是擔心會牽累朋友，於是向蘇格拉底擔保，儘管這事兒會擔風險，但為了自己的摯友他願意冒險。他讓蘇格拉底也別擔心破費太多，錢不是問題。何況，願意出錢的外國朋友不少，他們也願意接待蘇格拉底。看來，克力同打算安排蘇格拉底潛逃國外，做一個流亡人士（45b8）。如果蘇格拉底不接受這個建議，就是明知道自己能獲救卻願送死，這顯然是「不正確［正義］的」（45c5）。畢竟，這等於撇下自己的兒子們不管，放棄撫養、教育他們的責任……克力同敦促蘇格拉底好好考慮，而且得儘快作出決定，否則時間就來不及了。其實，克力同沒有明說的一個理由是，如果他不救蘇格拉底，難免會受到「眾人」的指責（45e1）。換言之，克力同自己也受到「眾人的意見」的壓力。蘇格拉底說，既然克力同提到了「正確」（46b2）對待自己的生命這一嚴肅的問題，就更不能違背自己的原則，因為自己這一輩子都在考慮自己的行為是否正確［正義］。在考慮這一問題時，蘇格拉底說，他遵循的原則始終是：僅僅聽從經自己的思考得來的「最好的道理」（46b5—6）。蘇格拉底說，他不會屈從於「眾人的權力」（46c4），甚至輕蔑地把「眾人的權力」說成只能「嚇唬小孩的妖怪」，儘管他清楚地知道，「眾人的意見」具有置人死地的政治「權力」。

三、蘇格拉底服從「唯一那一個人」

　　蘇格拉底說，他只服從自己通過思考得來的「道理」，「眾人的意見」不等於有「道理」。克力同認為自己也有「道理」，這道理就是：「眾人的意見」就應該服從。於是，蘇格拉底邀請克力同一起來「討論這個道理」（46c7）。蘇格拉底把做人的「道理」看得比生命本身還重——即便死在臨頭，也不應該頭腦發暈。

　　因為，即便就人事難料來講，並非是你明兒就得要死，眼下的際遇不至於會讓你糊塗起來罷。想想看，你認為這樣的說法不好嗎？也就是不必看重人們的所有意見，勿寧說，有些要看重，有些則不要看重，也不必看重所有人的意見，勿寧說，有些人的要看重，有些人的則不要看重。你說呢？這話說得不好嗎？（46e2—47a5）

　　蘇格拉底並沒有一概否認多數人的「意見」有「道理」，也沒有一概否認應該聽從「多數人［眾人］的意見」，而是說先得辨識多數人的「意見」是否正確。比如，先前按多數人的「意見」判了蘇格拉底死刑，現在按多數人的「意見」蘇格拉底又應該逃避死刑，究竟哪個「意見」正確呢？如果多數人說了相反的「意見」，他們的「意見」不能每次都正確吧。因此，並非多數人的意見都值得看重，更不用說必須看重——蘇格拉底對克力同說的是常識性的道理。

　　克力同：說得好呵。

　　蘇格拉底：那麼，就是該看重有益的意見，不看重有害的意見？

　　克力同：沒錯。

　　蘇格拉底：有益的意見豈不就是明智的人的意見，有害的意見豈不就是糊塗人的意見嗎？

　　克力同：怎麼會不是呢？（47a5—47a12）

　　蘇格拉底採用自己慣常的方式引導克力同一起探究「意見」。蘇格拉底首先把意見分解為「一些意見和另一些意見」，進而區分為「有益的和有害的意見」。「意見」總是某種人持有的看法，區分不同的意見也就意味著要對含混的「所有人」作出區分：一些人「明智」，一些人「糊塗」。這個道理是常識，說起來誰都明白，然而，要在生活中實際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畢竟，一個人如果有能力區分「明智的人和糊塗人」，進而區分「有益的和有害的意見」，首先自己得是「明智」而非「糊塗」人——可是，「我」怎麼知道自己「明智」而非「糊塗」呢？接下來，蘇格拉底就把話題轉向了這樣一個問題，他仍然從常識出發：

　　那麼好吧，下面這種說法又怎樣講呢？一個人若搞練身，［47b］而且以此為業，他會在乎所有人的稱讚、責備和看法，還是在乎唯一那一個人的，此人無論是誰，只要碰巧是個醫生或師傅？（47a12—47b3）

　　如果誰要健身，肯定會在乎「醫生或師傅」的意見，不會在乎「所有人」的意見。這裡的所謂「意見」帶有訓導的含義，從而體現了一種權威。就健身而言，誰都會服從「醫生或師傅」的權威，而不會服從「所有人」的權威——這是常識。如果誰服從「所有人」的意見，所有人都會認為他「糊塗」。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人的」意見與「唯一那一個人的」意見的對立，延續了前面提到的「眾人的意見」與「最出類拔萃者的意見」的對立。

　　所有人施行統治是民主政體，「唯一那一個人」施行統治是君主政體。我們能夠把健身的常識道理挪到政治共同體生活的道理上來嗎？難道能說贊成民主政體的人「糊塗」，贊成君主政體的人「明智」？這樣的聯想未免讓人覺得跨越太大，有過度詮釋之嫌。然而，蘇格拉底是被民主政制的法庭判處死刑的，難道不可以設想他會認為，這個判決是「糊塗人」的判決？無論如何，用練身類比政治，在柏拉圖筆下絕非罕見。在《王制》一開始，忒拉敘馬霍斯提出，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蘇格拉底說自己不懂這是什麼意思：難道運動員比我們都強，他得頓頓吃牛肉對身體才有好處，所以他吃牛肉就算正義，我們吃牛肉就不正義么？（338c3—d2）可見，蘇格拉底隨口就用醫生對運動員的訓導來類比正義問題。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意味著，正義就是強者的權力。通過這個吃牛肉的比喻，蘇格拉底對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這一意見提出了令人生疑的質疑。

　　克力同顯然不能產生這樣的聯想，他回答說，當然只能聽從「唯一那一個人」的意見。克力同腦子轉得慢，他不能很快把蘇格拉底問的這個問題與前面的話題聯繫起來。蘇格拉底進一步發問：

　　那麼他就應該畏懼唯一那一個人的責備，擁護此人的稱讚，而非眾人的責備和稱讚？

　　克力同：顯然如此。

　　蘇格拉底：那麼，那個搞練身的人就得按唯一那一個人，也就是主管和內行認為好的方式去做，去練身，去吃和去喝，而非按所有其他人認為好的方式？（47b5—11）

　　蘇格拉底看似在重複前面的問題，其實不然。他不僅加進了「應然」（一系列情態形容詞）的要求（應該服從「唯一那一個人」），而且用「主管和內行」替換了「醫生或師傅」——這種人的身份意味著必須服從他們，從而增強了「唯一那一個人」的權威。言下之意，如果「醫生或師傅」有如君主式地訓導，也「應該畏懼」（47b5）地服從。蘇格拉底還添加了做事乃至吃啊喝的，不動聲色地把練身比喻引向一般的生活常識。

四、生活常識與政治常識

　　「主管和內行」連用看起來是疊詞修辭法，即後者僅僅是強化前者，含義都是對行為的規範和指導，其實不然。「主管」（epistates）這個名詞來自動詞epistamai［懂行、深知、精通］，可以譯作「深察著微者」，但這個名詞也可以來自動詞epistateo［主持、主管、當主席］。「主席」或「主管」就是「統治者」（《治邦者》311c 將「統治者」與「主管」並列連用），由此可見，蘇格拉底的確用練身規矩暗喻政體。「內行」這個語詞承接上文的「醫生或師傅」，與「主管」連用強調的是，無論在哪方面都應該服從知識（比較《王制》443e）。統治者首先應該是個「深察著微者」，即「深知、精通」何謂好的政治生活或好的行為，這也是常識。由此我們可以感覺到，蘇格拉底的說法意味深長：政治共同體的統治者應該是政治生活的內行。正因為「唯一那一個人」是政治生活的「內行」，他才有資格擁有統治權力，並要求「其他所有人」必須服從。相反，多數人的意見在政治生活中並不具有支配權。人世中的事情分門別類，如果某人要想成為某類事情的明智者，就得聽從這個方面懂行的那一個人的看法，而非聽從「多數」外行的看法。

　　克力同憑常識懂得，在練身問題上應該服從「唯一那一個人」，但在政治生活方面，他卻未必會這樣認為。誰真正對某類事情有知識（所謂懂行），誰就有權力——這堪稱常識。然而，在民主政制的語境中，這個常識已經被民主觀念的「政治正確」取代。在《普羅塔戈拉》中，蘇格拉底曾這樣描述民主觀念的「政治正確」 （319b5—d8）：

　　［319b5］我看啦，每當我們聚在一起開大會，倘若城邦必須解決的涉及城建，就招集建築師們來商議建造方面的事情；倘若必須解決的涉及造船，就招集船匠；其他所有事情也這樣，這些事情［319c］被認為可習得和可教。要是有誰也要插進來給雅典人出主意，而他們卻並不認為他是個有專長的能匠，那麼，就算這人儀錶堂堂、腰纏萬貫、門第很高，雅典人也不會接受，反倒會譏笑，［c5］起鬨，這插嘴的傢伙不是被轟，灰溜溜走人，就是大會糾察奉城邦民大會主席團之命把他拽走或攆出去。涉及被認為屬於技藝的事情時，他們就這樣子解決。不過，一旦必須考慮的事情涉及［319d］城邦治理，那麼，一個木匠兒也會站起來就這類事情為雅典人建言，同樣，鐵匠、鞋匠、商賈、水手，富人也好窮人也罷，出生貴賤統統不論，任誰都一樣，沒任何人會因此像［d5］先前那種情形那樣出來呵斥，誰誰誰壓根兒就沒從什麼地方學過，從未拜過師，居然就來出主意。

　　民主的雅典人在涉及建房、造船或其他涉及技藝的事情（比如練身）時都服從「內行」，涉及城邦治理時就不分「內行」與外行，是因為城邦的每個自由民在城邦治理方面個個是「內行」？顯然不是。事實上，在所有人間事務中，最難的行當是治理城邦——這包括處理內亂和決斷對外戰爭。涉及技藝的事情都需要拿捏分寸，在政治事務方面拿捏分寸遠比在建房、造船或健身方面拿捏分寸難得多。設想每個自由民在城邦治理方面都是「內行」，顯然有悖常識。然而，按照民主的觀念，每個自由民在城邦治理方面個個都有權利發言。在涉及技藝的事情上，人們自然而然地服從「唯一那一個人」，在城邦治理方面，則應該服從多數人，否則就成了服從「專制」。從而，在城邦治理方面，民主的權利觀念取代了政治常識。

　　蘇格拉底的提問從健身常識入手，暗中引向治國的常識，無異於質疑了民主政治的權利觀念。自克力同提出要在乎「多數人［眾人］」的意見以來（44c4），蘇格拉底一直以少數人甚至「唯一那一個人」的權威來抵抗「眾人的權力」。眾人是無名的雜眾，少數人甚至「唯一那一個人」則有明確的界定。蘇格拉底先後用了三種表述：「最出類拔萃者」（44c6）、「明智的人」（47a9）、「主管和內行」（47b10）。首先出現的「最出類拔萃者」這個語詞的反面是「平平常常的人」（比較《蘇格拉底的申辯》22a），蘇格拉底用的是複數，但我們憑常識都知道，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最出類拔萃者」只會是少數——即便如今的美國人民也並非大多是「最出類拔萃者」。「明智的人」仍然是複數用法，與「最出類拔萃者」顯得是同義詞，但明顯增加了智性成分，這類人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也只會是少數。如果城邦由這樣的少數人來治理，城邦政體就是賢良政制。「主管和內行」的說法出現時變成了單數用法，多次出現的「內行」一詞僅一次用到複數（47d9），與「唯一那一個人」相匹配。倘若如此，蘇格拉底的說法無異於暗中從賢良政體轉向了君主政體，這一轉變基於單數用法的「碰巧他是醫生和師傅」（47b3）。

　　「最出類拔萃者」和「明智的人」與「主管和內行」的確有明顯的語義差異，因為，前兩種人的意見值得接受甚至值得敬重，卻未必有強制力［權力］。「主管和內行」的意見則有強制力［權力］，人們要麼服從，要麼不服從［反抗或造反］。我們顯然不能說，凡「最出類拔萃者」和「明智的人」一定有機會做「主管」，反過來說，做「主管」的人未必都是「最出類拔萃者們」和「明智的人們」。如果要保障做「主管」的人都是「最出類拔萃者」和「明智的人」，就得依靠一種政制安排。那麼，何種政制安排能保障這一點呢？賢良政制的方式是通過特定的教育及其考核制度（比如中國古代的科舉制），民主政制的方式是普選及其多數決定製。顯然，後一種方式還需要這樣一個前提：城邦的全體自由民都是「明智的人」。否則，不可能設想他們能選出「最出類拔萃者」做「主管」。

五、如果找不出一個「內行」

　　克力同承認蘇格拉底說的是實情，蘇格拉底接著說：

　　［47c］很好。但要是他不服從這一個人［的說法］，看不起他的意見和稱讚，卻看重一竅不通的眾人的說法，那麼，他豈不要遭殃？

　　克力同：怎麼會不呢？

　　蘇格拉底：那麼，這遭殃是什麼呢？殃及何處，殃及這個不聽話的人的什麼？

　　克力同：明顯殃及身體，因為他會毀掉身體。

　　蘇格拉底把「眾人」與少數「最出類拔萃者」和「明智的人」的對立最終定格在「眾人」與「這一個人」的對立：「這一個人」是「主管和內行」，因為他「最出類拔萃」和「明智」，「眾人」則是「一竅不通的」外行。蘇格拉底迫使克力同承認，不服從「這一個人」，人們就會「遭殃」。所謂「遭殃」僅僅指「殃及身體」嗎？外行指的僅僅是在城邦治理方面外行嗎？蘇格拉底緊接著說：

　　說得好。那麼，其他事情是不是也如此呢，克力同？那樣的話咱們就用不著一一枚舉了。這麼說來，正義與不義、丑與美、好與壞，這些我們眼下正在考慮的事情是不是也這樣？對這些事情，我們應當聽從眾人的意見， ［47d］對它誠惶誠恐，還是應該只聽從那一個人，如果有誰是內行的話，人們對他應該畢恭畢敬，誠惶誠恐，而非對所有其他人如此？如果不聽從那一個人的，我們殃及和損害的將是那個因行義變得更好、因行不義而毀滅的東西，難道不是這樣？

　　克力同：我也這麼認為，蘇格拉底。

　　所謂外行指的並非是在城邦治理的具體事務方面外行，而是對何謂正義與不義、丑與美、好與壞之類人世生活的基本品質方面外行。由於「主管」一詞的基本含義是「深察著微者」，「內行」強化的是「深察著微」，現在我們得知，所謂「深察著微者」指深察共同體生活品質的人，他是何謂正義、美好的生活的「內行」。蘇格拉底說，對「這一個人」應該「畢恭畢敬，誠惶誠恐」，無異於說應該把「這一個人」尊為王者，服從他的統治，否則，我們無從判斷城邦是正義還是不義。聯繫到蘇格拉底遭受的判決，情形就是：我們沒法判定蘇格拉底遭受的判決是正義還是不義。反過來說，由於眾人對何謂正義與不義、丑與美、好與壞是「外行」，蘇格拉底也就有理由質疑民主的判決。

　　克力同承認蘇格拉底說得有道理，但他沒有問：難道真的有這樣一個懂得何謂正義、美好的生活的「內行」嗎？如今的我們一定會問這個問題，因為，如果找不出這樣一個「內行」，就不能說君主政體是最佳政體。克力同沒有問這個問題，不等於蘇格拉底心裡沒有這個問題。施特勞斯敏銳地注意到，當說到「應該只聽從那一個人……對他應該畢恭畢敬，誠惶誠恐」時，蘇格拉底插入了一個條件從句： 「如果有誰是內行的話」 （47d1: if there is such an expert）。換言之，蘇格拉底已經考慮到，要是人們找不到這樣一個人該怎麼辦？要回答這個問題顯然需要很長的篇幅，在《克力同》中蘇格拉底沒有談這個問題，並非因為篇幅所限，而是因為克力同並非討論這個問題的合適對象。在《王制》中，這個問題得到了最為細緻的討論：最出類拔萃的人當王才是最佳政制。然而，哲人—王雖是應然，的確難乎其難——儘管如此，這絕非沒有可能。從邏輯上講，即便我們沒有碰到或歷史上沒有出現過哲人—王，也不能否認哲人—王的可能——正如據說從邏輯上講，即便太陽每天升起也不能證明太陽明天必然會升起。在這裡，蘇格拉底僅僅迫使克力同承認這樣一個道理：人們應該服從的是懂得何謂正義、美好生活的「內行」的權威，而非服從「眾人的權力」。即便找不出這樣一個人，也不等於應該得出這樣的結論：必須服從「眾人的權力」。就眼下的語境來說，即便還沒有找到這樣一個人，蘇格拉底也不能認可民主的判決是正義的，並屈從於「眾人的意見」。

　　「如果有誰是內行的話」這個條件句還表明，蘇格拉底決沒有把自己視為這樣一個「內行」，他僅僅表明，自己應該服從這樣一個「內行」的意見。在法庭上申辯時，蘇格拉底認為自己算得上是個「出類拔萃之人」（《蘇格拉底的申辯》，36b9—c1：「我認為自己的確很出類拔萃」）。然而，蘇格拉底是「出類拔萃之人」甚至「明智之人」不等於他是「主管」，是「唯一那一個人」——他不是王者。因此，蘇格拉底的意見至多值得別人思考甚至敬重，卻沒有權威強制人服從。儘管如此，蘇格拉底卻在這裡強制克力同服從了這樣一個道理：人們應該服從「唯一那一個」懂得何謂正義、美好生活的「內行」。在法庭上申辯時，蘇格拉底並沒有提出這樣的強制要求，因為，他沒有權威提出這樣的要求——他是被告。在私下面對「眾人」的時候，蘇格拉底展示了自己依據常識道理的強制。通過這段談話，蘇格拉底強制克力同服從他所講的道理。在法庭上的申辯中，蘇格拉底受到某種強制並被迫服從，顯然，克力同的被迫服從與蘇格拉底的被迫服從不可同日而語。

　　蘇格拉底最後說，「如果不聽從那一個人，我們殃及和損害的將是那個因行義變得更好、因行不義而毀滅的東西」——這裡的指示代詞「那個」雖然有關係代詞引導的關係從句的界定，「那個」究竟指什麼，從字面上看仍然不清楚。不過，如果我們繼續讀下去就會清楚，這指的是一個人的「靈魂」。這意味著，應該服從懂得何謂正義、美好生活的「內行」還是服從「眾人的權力」，涉及人的「靈魂」安危。倘若如此，我們就被迫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一旦服從「眾人的權力」成為一種制度，人們的靈魂難免因行不義而敗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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