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納粹驅逐的愛因斯坦,如何成了美國民權運動先鋒

圖中最右是與愛因斯坦相識二十年的非裔美國人民權領袖、演員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最左是前副總統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右二是普林斯頓大學的路易斯·華萊士（Lewis L. Wallace）。（圖片：Bettmann / Getty）

編者註：在美國科學界人士仍在糾結要不要站出來對當前的政治環境表達意見時，他們的前輩愛因斯坦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已經做出了表率。這位世界上最偉大和最知名的科學家，從來都不只是關心科學這一件事，藉助自己家喻戶曉的名氣，愛因斯坦為美國反對種族歧視和民權運動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作者|Matthew Francis 譯者|苗苗 編輯|吳頔

對科學界來說，三月正鉚足了勁兒來勢洶洶，全美的科學家都在猶疑到底要不要放下實驗室的記錄本，然後走上街頭去張貼抗議的海報。

對於很多人而言，響應政治的號召是必要的。「當然，科學研究不應該迎合政治，但這次和以往有所不同。」科學雜誌編輯米里亞姆·克萊默（Miriam Kramer）最近在博客網站Mashable上寫道。正如海岸生態學家羅伯特·揚（Robert Young）發表於《紐約時報》的一篇頗具爭議的評論文章中所言，其他人會擔心舉行一次這樣的政治性遊行「只會讓之前就對科學持懷疑態度的守舊者們越發認為，科學家是一群會利用實驗室中的數據報告來包裝政治訴求的趨利者。」

關於科學家是否應該公開表達意見的爭論並不是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後才出現的。如今的科學家早已有一個參照的歷史原型：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從來都不是一個只關心科學的人。今天人們熱議科學家是否應該插足政治，在政治輿論場中還出現了同具話題性的科學家出身的活動家，如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其實早在此之前，這位享譽世界的物理學家就用自己的聲望為社會正義大聲疾呼，特別是為美國黑人群體。在世界大戰期間，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德國以外的國家，愛因斯坦都是反猶主義的目標。作為一名猶太裔科學家，他非常清楚種族歧視造成的危害，因此他常利用自己的聲望公開抨擊其他人受到的不公平對待。

1919年，在英國天文學家亞瑟·愛丁頓（Arthur Eddington）及其團隊證實了愛因斯坦具有開拓性的相對論之後，他成了（或許是）世界上第一個明星科學家。一夜之間，這個科學家——不僅僅是他的理論——佔據了全世界的頭條新聞。

11月20日的《紐約時報》頭條新聞是這麼寫的，「天堂的光線都不再是直射的了；科學家們幾乎都在為日食觀測的結果沸騰；愛因斯坦的理論勝利了。」《泰晤士報》表現出來的興奮程度不亞於《紐約時報》：「科學界的革命：牛頓定律被推翻了」。電子發現者約瑟夫·約翰·湯姆森（J. J. Thomson）稱讚愛因斯坦的理論「即使不是人類思想中最重要的，那也是最重要的之一」。由此，聲名大噪的愛因斯坦在社交圈子中廣結人緣，其中不乏查理·卓別林和比利時女王之類的名流。

1929年11月1日，法國巴黎，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被授予為索邦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

當聚光燈聚集在愛因斯坦身上時，他便開始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他在接受訪問時主張廢除軍國主義和德國的義務兵役制。但是他從來沒有完全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事業，他更多提及的是自己的猶太人身份。並利用自己的聲望為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籌款，這使他的公共形象並不只是一個科學家，更是一個猶太人。

愛因斯坦在1921年寫道：「我正在盡我所能為我飽受苦難的同胞們做我力所能及之事。」

他的身份政治激起了許多德國人的怒火，其中包括那些受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鼓動的人。後來成為納粹一員的諾貝爾獎得主菲利普·萊納德（Philipp Lenard）就曾在私下極力阻撓以確保愛因斯坦本人不會贏得諾貝爾獎。最終，諾貝爾委員會決定1921年不頒予任何人物理學獎，一部分原因就是來自萊納德和其他人的壓力。（次年，他們授予愛因斯坦這份遲來的榮譽，同他一起領獎的還有他的朋友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獲得了1922年的獎項。）

1929年，一家德國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為《一百位反對愛因斯坦的作家》的書，雖然這本書彙編的主要是反對相對論的論文，但它同時還包括了一些公開表達反猶主義的文章。

然而攻擊愛因斯坦的人並不僅僅是反猶的科學家。他的同僚和朋友也批評他過於熱衷在聚光燈表現自己。愛因斯坦的密友，同為物理學家的保羅·埃倫費斯特（Paul Ehrenfest）在1920年致愛因斯坦的信中寫道，「我強烈建議你在公眾面前對這個問題不要再多說一個字，大眾是一群貪婪的野獸。」愛因斯坦的另外兩個朋友，馬克斯· 玻恩（Max Born）及其妻海德維希·玻恩（Hedwig Born）對此態度更加堅決，他們催促愛因斯坦置身於公眾視野之外，並於同年在致愛因斯坦的信中寫道：「在這種事情上，你還是一個小孩子。我們都很愛你，你必須要聽從明智的建議。」

1931年2月2日，加利福尼亞洛杉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 Einstein），與他的妻子艾爾莎·愛因斯坦（Elsa Einstein）和查爾斯·卓別林（Charles Chaplin）（右二）在一起，出席卓別林的默片電影首映會。/AP

猶太人的身份既是愛因斯坦的軟肋，也是他的盔甲，反對者藉此大肆攻擊他的科學理論，愛因斯坦則利用其猶太身份進一步闡述自己關於社會正義和美國種族主義的觀點。他在一次和世交彼得·巴基（Peter Bucky）的訪談中說，「作為一個猶太人，或許我對深受歧視之害的黑人群體更能感同身受。」雖然愛因斯坦的政治主張使其倍受爭議，但是他的朋友們還是都被他感染了，因為他的言論比大多數人都更能引起共鳴。

1931年，在希特勒崛起之前，愛因斯坦第一次激烈抨擊了美國的種族主義。那一年，他加入了美國現代小說作家西奧多·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組織的委員會，抗議「斯科茨伯勒男孩案」（Scottsboro Boys）的不公正審判。

「斯科茨伯勒男孩案」已成了美國司法不公的一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在這樁錯案中，九名非裔美國青年被控強姦了一名白人女性。在一群持有武裝的白人暴民的施壓之下，其中八名黑人在沒有證據和充足法律辯護的情況下就被判了死刑。後來，這個案子在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ACP）和美國共產黨的支持下，成功上訴至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但最後，許多美國白人還是站在錯誤的一邊，除了種族主義的原因以外，許多人還帶有反共情緒。

1930年，德國柏林電台節目，物理學家愛因斯坦與米歇爾博士（左邊）在交談。

美國物理學家和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密立根（Robert Millikan）批評愛因斯坦在「斯科茨伯勒男孩案」中帶有左翼色彩，並稱他的政治主張是「幼稚的」（na?ve）。（他們的不同政見並沒有影響到密立根極力邀請愛因斯坦到加州理工學院。）其他美國人就顯得不那麼友好了：福特汽車公司的創始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就在德國發表了誹謗性的文章來反對愛因斯坦。

同樣是1931年，愛因斯坦接受了非裔美國社會學家兼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ACP）的聯合創始人威廉·愛德華·布格哈特·杜博斯 (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 的邀請，於其主辦的雜誌《危機》（The Crisis）發表了一篇文章。藉此機會，愛因斯坦讚揚了民權運動所取得的成果，同時還鼓舞非裔美國人莫讓自我價值為種族歧視所掣肘。「這…作為這個惡魔最可怕的一個面向，只要（黑人）少數群體能夠團結起來，並且意識到教育的啟智作用，就一定能戰勝它，」愛因斯坦寫道，「少數群體的靈魂也一定能夠得到解放。」

無論美國在社會不平等和種族歧視上存在何種問題，此時的歐洲自身也不好過。1933年，一份來自美國的工作邀請恰逢其時地出現在愛因斯坦面前，最終讓愛因斯坦成為了這個讓他愛到批評不斷的國家的公民。

愛因斯坦及其妻艾爾莎，攝於1921年第一次前往美國的旅程中。(AF archive / Alamy)

愛因斯坦及其妻子艾爾莎於1932年12月離開德國。雖然看上去他們只是一對帶著三十件行李前往美國度過三個月假期的夫婦，但他們心知肚明接下來德國即將發生的巨變：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及其政黨納粹黨全面控制了德國政府。

當愛因斯坦還在加利福尼亞州時，納粹政府頒布了一條禁止猶太人在大學任教的法令。「受到管制的不僅僅是科學，這同樣適用於科研人員及教師」，一名納粹官員寫道。只有「全心全意忠於國家，忠於普適性的種族劃分理念…才有資格在德國的大學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

在愛因斯坦夫婦離家期間，德國的警察以搜查武器之名將他們的公寓和度假住所翻了個底朝天。儘管他們一無所獲，還是沒收了愛因斯坦的財產，並且以5000美元的高價懸賞愛因斯坦的人頭，此外還到處張貼愛因斯坦的照片，照片上寫著一行字：「尚未絞死」。在1933年的春天，這個在世界上最具盛名的物理學家已淪為難民。

其實，愛因斯坦比大多數難民都要幸運。彼時他已有諾貝爾獎得主的榮譽加身，而且還是媒體的寵兒，全球範圍內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如此盛名讓德國新上台的納粹政府耿耿於懷，但這同時也保證了愛因斯坦仍有安全的去處。最終他落腳於美國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並在這裡度過餘生。

愛因斯坦視種族主義為阻礙通向自由平等之路的主要絆腳石。在他的科學理論和政治觀念中，愛因斯坦篤信個體享有自由的必要性：這是一種在遵循自己內心想法和掌控人生道路時，無需畏懼外在任何壓迫的能力。作為一名曾在德國工作過的科學家，他很清楚以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之名便可輕而易舉吞噬個人自由。1946年，愛因斯坦在美國擁有最悠久歷史的黑人大學——林肯大學的開學典禮演講中，義正嚴辭地譴責了美國的種族主義。

「在美國，有色人種與白人是隔離的」，這位著名的物理學家用當時常用的話說，「隔離並不是因為黑人出了毛病，而是白人出了毛病。我不打算對此保持沉默。」

1950年9月15日，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的家。(Keystone Pictures USA / Alamy )

在美國安頓下來後，愛因斯坦繼續公開譴責美國的種族問題。1946年，在美國城市聯盟大會（National Urban League Convention）的演講中，他甚至批評了美國的開國元勛們，他說：「必須經常指出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將一大群有色人種排除在原本應享有積極公民權利的群體以外，實屬打美國憲法的臉。」

普林斯頓當時是北美地區種族隔離程度最嚴重的城鎮之一，諷刺的是將未來安於此處並沒有對愛因斯坦的觀念產生什麼影響。當時美國沒有城鎮能夠免於種族主義的影響，在普林斯頓，學校與教堂也實行隔離制度，並且在其他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場合，人們就會自動遵守吉姆·克勞法 （Jim Crow laws）作出的相關規定。直到1942年才接受黑人學生的普林斯頓大學，對白人學生恐嚇城鎮上黑人鄰居並拆掉他們門廊來做年度篝火晚會燃料的做法視而不見。

愛因斯坦喜歡在思考的時候散步，經常會逛到普林斯頓的黑人社區，他在這裡結識了很多居民。許多人因為他常給孩子們發糖果而認識他——大多數孩子並不知道他是聞名天下的科學家——然後他會坐在前廊和孩子們的父母、祖父母聊天。在《愛因斯坦論種族與種族主義》（Einstein on Race and Racism ）這本書里，作者弗雷德·傑羅姆（Fred Jerome）和羅傑·泰勒（Rodger Taylor）描寫了許多愛因斯坦鮮為人知的軼事。

普林斯頓的黑人居民也邀請他加入他們的民權運動。愛因斯坦加入了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ACP）和由美國演員、歌手和社會活動家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創辦的美國反私刑運動(ACAL)。在羅伯遜的邀請下，愛因斯坦成了ACAL的聯合主席，在任期間，他曾遊說過美國前總統哈里·杜魯門（Harry S. Truman）。

他與羅伯遜成了摯友，後者是土生土長的普林斯頓人，他們在許多問題上一拍即合。正如傑羅姆和泰勒提到的那樣，「1946年之後，愛因斯坦支持的每場民權運動…羅伯遜幾乎都是領袖。」值得一提的是，愛因斯坦還加入了羅伯遜和其他民權運動領袖呼籲國家廢除私刑立法的隊伍中。

由於他積极參与反種族歧視運動，愛因斯坦受到了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領導的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監視。當時胡佛領導下的FBI拒絕調查三K黨（the Ku Klux Klan）和其他白人恐怖組織，但卻不放過對任何一個民權組織及其領袖的監控。直至愛因斯坦去世，FBI一共收集了1427頁關於他的調查文件，但其中沒有任何記錄能指控愛因斯坦犯罪。

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愛因斯坦自身的名望使他能免遭胡佛和其他普通反猶美國人的迫害。因為胡佛很清楚，公開與愛因斯坦為敵並沒有什麼好處。愛因斯坦還利用他的聲望與權威，在一次針對杜博斯(W.E.B. Du Bois) 的虛假指控中，作為關鍵的目擊證人出庭支持他。他的影響力收到了預期的成效：當法官聽說愛因斯坦要出庭時，便駁回了此案。

毫無疑問，愛因斯坦的聲望為他提供了比大多數人更大的發聲平台，也使他避開了許多黑人民權運動領袖會遭受的威脅。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愛因斯坦的職業生涯中，他不斷的為自己所認為的更高的道德責任全力奉獻。「我們應該負起更多的責任」，愛因斯坦在1933年於英國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的一次演講中說，「對我們擁有的事物中，什麼是永恆的和什麼是高尚的關心，將賦予生命重要的意義。當我們把這個世界交給下一代時，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會是一個比我們從前輩手中接下來的更加純粹與更加豐富多彩的世界。」

原標題：How Albert Einstein Used His Fame to Denounce American Racism

文章來源：http://www.smithsonianmag.com/science-nature/how-celebrity-scientist-albert-einstein-used-fame-denounce-american-racism-18096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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