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18張椅子，決定著諾貝爾文學獎

瑞典學院的會議室里擺著18張椅子，不同於每年12月20日學院大會的國王古斯塔夫三世御賜的院士椅。每周四下午三四點鐘，院士們會陸續來到學院會議室，一直到七點鐘，他們離開這裡去馬路對面的學院餐廳聚餐，這也是220多年的老傳統。 （南方周末記者 王軼庶/圖）

瑞典學院院士是終身制，一旦擔任，不能辭職，也極少被解職，除非去世。院士必須保守著諾貝爾的秘密，他們只能和同樣是院士的人討論秘密。

用前常任秘書恩道爾的話說：夫妻過得不好還能離婚，但院士不能，院士之間的關係比婚姻更持久。而當院士和院士之間的「夫妻關係」破碎的時候，他們只能選擇：缺席。

2012年12月13日，前常任秘書赫拉斯·恩道爾打開瑞典學院會議室的大門，指給南方周末記者看的是，業已布置停當的每年一度瑞典學院12月20日建院紀念日的會場。

會議室的北頭擺了8個王室坐席，那是18世紀的椅子，國王、王后及諸王子和公主屆時會在那些專座里入座。

中庭擺著長桌子，周圍是18張御賜的帶編號的院士椅，這些椅子每年只會在這一天使用。中庭的另三面是觀眾席，觀眾包括政府官員、大主教、瑞典文化機構的負責人以及一些普通觀眾，每位院士都可以邀請親屬和朋友參加儀式，總共有四十多人。

在學術界的活動中，慣常的情形是只有頒獎人和獲獎人才穿燕尾服，但在12月20日這天，甚至所有觀眾都要穿著燕尾服。從1786年至今，這項儀式從未做過任何改變，這項規定也寫在了古斯塔夫三世國王親自製定的瑞典學院章程的序言中。這也是惟一一項有國王王后參加、允許有人在國王和王后之後入場的儀式。國王和王后入場時，其他人起立致敬，國王和王后也站立等候，然後才是學院評審團入場。退場的時候也是一樣，院士們在國王之前離場，然後是國王，最後是其他人。通過這個舉動，國王想表示他對這個組織的看重。

「對我們來說，瑞典學院受到如此厚待，這非常重要。」

常任秘書：13、14、17、10

作為前瑞典學院的掌門人，赫拉斯·恩道爾坐的是古斯塔夫三世的寵臣阿姆菲爾特將軍坐過的第17號椅子。

他從會議室搬來了17號椅子，羅馬字母在椅背上，是傳家寶。這個椅子可以移動，但常任秘書辦公室的椅子不可移動，那張椅子對著敞開著的門。

按規定常任秘書需在70歲卸任。這是建立者古斯塔夫三世的設計，1780年代建院之時，瑞典人的平均壽命是40歲，而院士們有些活到六十多歲，有些35歲就英年早逝。在學院里，惟一需要限制的是領導人常任秘書的年齡，原則上，他必須在70歲退休。

但歷史上至少有兩任被允許留任：第14椅的佩爾·哈斯特龍（1866-1960）和第13椅的安德斯·厄斯特林（1884-1981），他們擔任常任秘書職務一直到七十歲以上。

厄斯特林是瑞典最早的詩人之一，也是他大力引進了外國文學，二戰後，他主導的瑞典學院把諾獎頒發給了諸多文豪：黑塞、艾略特、紀德、海明威、福克納、莫里亞克和加繆——因而提升了諾貝爾獎的威望。但在過去的四十年里沒有這樣的耆老了。

如果按照常規，恩道爾算是自1786年瑞典學院建院以來的第12任常任秘書，但如果算上19世紀那些短暫擔任了常任秘書的人，那麼他是第17任。

大約在1900年，學院內存在許多分歧，因為常任秘書採用一種獨裁式的管理方法。它還是「封建的組織」，1796年國王頒布的法令規定學院院士「必須得保守，不能太激進」。而現在，每一個人都是「為學院服務」，常任秘書所要做的就是把院士們組織起來，沒有什麼絕對的權力。

「常任秘書的重要職責只發生在當兩位候選人的票數相同的時候，如果院士們沒有辦法決定，那麼常任秘書可以做出選擇；同時他是我們對外的發言人。」恩道爾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恩道爾出生於1948年底，1997年被提名為瑞典學院院士，從1999年開始擔任常任秘書，2009年他61歲那年自願卸任。現任常任秘書彼得·恩格隆說，恩道爾61歲提前退休是因為「一開始就說只當10年秘書」。

退休後恩道爾將精力放在寫作和學術工作上。他仍然是五個諾貝爾獎文學委員會的一員，這份工作也佔用他一些時間。

恩道爾曾是一段時期內瑞典最權威的文學批評家，他還在1992年出版過一本英文版的舞蹈評論專著《瑞典芭蕾和舞蹈》。

恩道爾的畫像也掛在常任秘書辦公室的牆上，和前任斯圖·阿倫的畫像並列在一起，就在新的常任秘書恩格隆的辦公桌的上方。阿倫坐第號3椅，現在仍是瑞典學院院士。

瑞典學院第一任常任秘書尼爾斯·馮·羅森斯坦（在任年份1786-1824）的像也掛在常任秘書室，他是11號椅子的主人，因幫助瑞典學院在戰亂年代生存下來的功績受到尊敬。恩格隆認為瑞典學院迄今為止非常重要的一位常任秘書是1834年至1868年坐12號椅子的伯納德·比斯科沃：「他在關鍵階段鞏固了瑞典學院，無論從組織、財政還是內部狀況上。」而開始諾貝爾文學獎評選第一個時期的常任秘書是曼·維爾森，從1879年到1912年他是第8張椅子的主人，以專製作風和刻板地解釋「理想主義」原則著稱。

2009年，恩格隆接替恩道爾當選第13任或18任常任秘書，他的椅子號碼是10。雖然瑞典學院的主要興趣領域是語言學和文學，但通常至少有一位歷史學家。2002年，恩格隆就是以歷史學家和作家的身份繼承歷史學家艾立克·冷羅斯而當選院士的。

拿恩格隆的說法，常任秘書是「學院的領導和CEO」，這位新主人把妻子和孩子的照片擺在CEO的辦公桌上。2012年12月7日晚，他按理應該主持文學獎得主莫言的「諾貝爾演講」《講故事的人》，但因為妻子恰好在前一天生孩子，未能到場。

作為歷史學家，恩格隆業已變成一個「檢察官」——對於那些過度被簡單化的當代歷史事件來說。「這個世界同樣是用瑣事來展現的，我們太習慣去看那些宏大事件，以至於讓瑣事和細節都消失了。」恩格隆在2003年出版的《沉默的歷史及其他》中這樣闡釋他的「小歷史」觀。

在過去的二十年，恩格隆一直在關注著四場戰爭：1991年的克羅埃西亞戰爭，1994年的波斯尼亞戰爭，1996年的阿富汗戰爭，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而最新的書是2008年出版，「常任秘書是全職，不可能幹自己的事了」。

1957年出生的恩格隆還很年輕，他曾在瑞典電視台一檔關於歷史的節目中做過解說員。按照70歲退休的規定，如果不出意外，他可以在這個崗位上干到2027年。

瑞典學院的常任秘書是學院的CEO，恩道爾是學院二百多年歷史上的第17任常務秘書，2009年卸任，他在任10年，惹過兩起大風波，一是他為兒子租住學院的別墅而被媒體追問，一是因為沒有給瑞典德高望重的兒童文學女作家林德格倫頒發諾貝爾獎而被瑞典人視為「叛徒。 （南方周末記者 王軼庶/圖）

諾貝爾文學獎5人評委：14、18、17、12、16

「馬悅然先生是不是諾貝爾文學獎的五位評委之一？」

「不是，他從來都不是諾貝爾獎文學委員會的成員。他是我們的漢語專家，在語言方面十分活躍。」

「那他是瑞典學院的院士吧？」

「是的，他是18個院士之一，但他不是諾貝爾獎文學委員會的成員。」

2012年12月13日下午，諾貝爾獎文學委員會主席佩爾·韋斯特伯格在瑞典學院，跟南方周末記者告別時有如上一段對話。

馬悅然在瑞典學院坐第5號椅子，今年89歲，1985年成為院士，在官方網站上，他的頭銜是語言學家、文學史家、漢學家、翻譯家和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他繼承的是文史學家亨利·奧爾森的席位。

馬悅然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海外生活：中國、澳洲以及英國。1956至1958年他作為瑞典駐北京大使館的文化專員被派到中國。有資料顯示他早在1948年就到四川做方言調查。他翻譯了從老子、《水滸傳》、《西遊記》到老舍、李銳、曹乃謙等跨度頗大的中國文學作品。

「馬悅然」這個名字在中國差不多就等於「諾貝爾獎」，幾乎所有的中文資料都介紹他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他透露的中國「某文化官員」試圖給他送禮的新聞傳播得很廣。

2012年文學獎的五個評委是：委員會主席佩爾·韋斯特伯格，前常任秘書恩道爾、前委員會主席謝爾·埃斯普馬克，以及兩位女評委：克里斯蒂娜·隆和卡塔琳娜·弗洛斯騰松。

2006年克里斯蒂娜·隆繼承了於倫斯坦的第14號椅子。她在斯德哥爾摩經營了一個小獨立劇場，其黑色幽默的作品諷刺中年危機和犬儒主義，是近一二十年來瑞典最受歡迎的劇作家。她詩歌的語調也有觀眾所熟悉的她的戲劇的藝術成分：「生活是一場傷痛/如果你沒有看到這個/你永遠不會高興。」

坐18號椅子的卡塔琳娜·弗洛斯騰松也是一位詩人和劇作家，瑞典學院官網介紹她是「1970年代瑞典詩歌的一個異類」，出生於1953年的她，比克里斯蒂娜·隆小5歲，但比克里斯蒂娜·隆早14年坐上院士椅——1992年，39歲時她成為院士。

第一屆諾貝爾獎文學委員會成立於1902年，主席和委員都是每三年選一次，選票得過半數，但他們能無限制地重新當選。委員的選擇首先考慮的是他們的意願，因為這是一項困難而費時的工作，還要考慮他們的世界文學知識以及終生閱讀的興趣。主席並非18位院士輪流坐莊，至少從1920年代開始，主席都由已準備好接受任務的傑出作家擔任，有時這與他們的寫作有時間衝突。「主席職位按說沒有時間限制，但是他不可能一直當選——可能會被建議自動卸任。」韋斯特伯格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五個評委從18個院士中選出來，專事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他們的任務是每年2月到9月，集中閱讀來自世界各地的兩百多位被推薦作家的作品，從中篩選出25人，繼而再縮小到5個。有四個月時間，評委們閱讀這5位候選人的差不多所有作品，5個評委寫出對5個候選人的25篇文章，供其他院士閱讀並討論三周。10月份公布學院最後的決定。全年時間，每個評委平均每天閱讀一本書。

女院士及其他：1、7、13、14、18

除了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學院每年還擔負了瑞典60種左右的文學獎的評選和頒發的工作——包括北歐六國的「大北歐文學獎」、最佳芬蘭語文學獎以及數不清的小型文學獎項，獎金五千到一萬美元不等，還有一些按體裁分類的文學獎比如自傳、詩歌、散文等類——基本上每周都會頒出一個瑞典作家的獎項。

第一位女院士是1914年當選的塞爾瑪·拉格洛夫，她是《騎鵝旅行記》的作者，獲得諾貝爾文學獎5年後進入瑞典學院，座椅是7號。她是在「兇惡的敵人」常任秘書曼·維爾森去世後入選院士的。在埃斯普馬克看來，男女院士對文學獎的評選所發揮的作用「沒有任何區別」。

目前最後一位女院士是卡塔琳娜·弗洛斯騰松，1992年進入的。

13號椅子的于娜·瓦奎斯特是目前最年長的院士，生於1918年，信仰天主教，以關於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文章和翻譯《追憶似水年華》知名。1982年，她繼承了一百年來學院地位最崇高的領導人之一厄斯特林的坐席。

坐1號椅子的女作家洛塔·洛塔斯是1964年生人，2009年成為最年輕的一位院士。她的椅子的前主人是律師斯坦·路德赫爾莫。

院士的背景很多元。前任常任秘書阿倫是「計算機語言」專家，他在計算機語言以及詞典編纂上的開創性研究在1970年代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1975年阿倫成立了「語言銀行」，這個組織的目的是去收集、儲存、加工以及提供可以被電子化閱讀的文本。他沒有把「計算機語言系」歸入科技領域，始終強調「計算機語言系除了是一個人文學機構之外，其他什麼都不是」。

學院里還有語言學家組成的語言委員會，出版了一部條例，主要是規範瑞典語的使用情況，捍衛瑞典語的純粹性。語言委員會還在防止文學變化太迅速方面起著限制作用，比如1990年代開始在瑞典年輕人中興起的浪漫文學，語言委員會就對其發展進行了一定限制。「接受新事物需要一定時間，也許不是今天，但明天會行，需要一段時間成熟。」韋斯特伯格說。

18世紀的時候院士中有母語同為瑞典語的一部分芬蘭人，芬蘭那時是瑞典的一部分。現在全部院士是瑞典本國人。

委員會主席：12、16

每周四下午三四點，院士們陸續來到學院俱樂部，桌子上是一個星期送來四十種左右的書刊。5點鐘院士們聚會討論，一直到七點鐘，他們會到對面的瑞典學院餐廳聚餐。這是一間1722年的餐廳，周四例會的傳統延續到今天。

12月13日正是周四，佩爾·韋斯特伯格按常規來到瑞典學院的會議室，他指了指他的12號椅子。如果是開5人委員會的會議時，他會坐到背靠門口的主席位置，其他時候他坐回到自己的固定椅子上。

學院會議室陳列著院士們的作品和關於諾貝爾獎評選的書籍。也有一本韋斯特伯格的自傳，還有他寫的一本「中國人可能比較感興趣的書」《安德斯·斯巴曼的旅程》，傳主是一位牧師的兒子，在18世紀的時候曾經到過中國。

佩爾·韋斯特伯格大部分時間住在斯德哥爾摩市區的一棟別墅里——院士們都待遇不差。他的書房安靜，書架高大從地板直達天花板，他臉色不苟言笑，客人未走他即坐到了書桌前，打開了電腦。

他很年輕時就以日記體文學和評論成為瑞典文壇的重要人物，出版了超過50本書，在行動上他也堪稱一位鬥士：他曾是瑞典最大的日報Dagens Nyheter的總編輯；國際特赦組織瑞典分部的創建人；因發表反對種族隔離的《黑名單》，被羅德西亞和南非政府列入「黑名單」而驅逐出境，他重訪南非已是曼德拉獲釋以後的1990年代；從1979年到1986年擔任國際筆會主席。

1997年，因拉什迪事件憤而「出走」的維爾納·阿斯本斯特羅姆去世了，韋斯特伯格替補前者而成為12號椅子的主人。

韋斯特伯格的學術領域是非洲文學——撒哈拉以南的而不是阿拉伯文化版圖中的非洲文學——他通常能給學院一些關於非洲文學的建議，在他眼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文學現在基本上由三位作家代表：索因卡、南丁·戈迪默、庫切。他們分別獲得1986、1991、2003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2005年，75歲的謝爾·埃斯普馬克卸任諾貝爾獎文學委員會主席，比他小三歲的韋斯特伯格接任。「這個主席只是起到維護委員會成員之間的平衡和穩定的作用。」埃斯普馬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埃斯普馬克的椅子是16號。他1981年入選院士，1988年接替因拉什迪事件拂袖而去的前常任秘書和文學獎委員會主席於倫斯坦，開始擔任長達17年的委員會主席一職。

他是1950年代瑞典最重要的詩人，他早期的詩歌被認為有T·S·艾略特的影子。他自稱詩歌寫作是在做一種「靈魂翻譯」的工作。後來他轉向了歷史文學寫作。他曾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擔任文學院長。

就在他擔任文學獎委員會主席的前一年，他開始了龐大的七卷本系列小說《遺忘的時代》的寫作計劃。「忘卻（oblivion）和遺忘（forgetfulness）是全球性的現象。詩人艾略特和作家米蘭·昆德拉都有類似的說法。比如殖民地文化替代本土文化、基督教文化替代本土文化，還有比如在印尼，本土文化和歷史被穆斯林文化替代，這種遺忘和忘卻是全球有目共睹的。」埃斯普馬克2012年12月12日在忙完諾貝爾頒獎典禮後，回到他在瑞典學院的16號座位上，他面前的筆筒里插著鵝毛筆，不遠處放著評選諾獎得主用的投票筒——一個金色的廣口的圓桶，投票時，五個評委各自把小紙條投進去。

埃斯普馬克「主政」委員會的1990年代，有4位詩人得獎：1990年的帕斯、1992年的沃爾科特、1995年的謝默斯·希尼和1996年的申博爾斯卡。埃斯普馬克認為這跟他是主席無關，而跟評選標準的變化有關，「比如貝克特在1930年代就不可能獲獎」。新的標準關注創新者，「能夠獲獎的作品可能非常暢銷，但是有些毫無名氣的作品也有可能非常重要。」他的工作中的「不愉快」的地方，「就是當我發現一個我喜歡的作家，而其他人並不同意，或者也有可能我不同意大部分人的觀點。但我們必須做決定，這也是很困難的。」

1986年瑞典學院200周年的時候，他寫了一本《諾貝爾文學獎內幕》的書，書中表達了他對諾貝爾獎評選的某種猶疑態度。他列舉了比諾獎得主更長得多的大師級作家的長名單。「我希望諾獎沒有起到消極的作用，比如福克納獲獎之後直接影響法國、拉丁美洲甚至中國文學的發展。如果相反起到了消極的作用，比如沃爾科特的獲獎作品是《歐美羅斯》（Omeros），其他作家可能就會去模仿他寫史詩來討好委員會，這樣就非常不好甚至是危險的。但這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風險之一吧。」他對南方周末記者坦陳。

在瑞典讀者中知名度很高的中國作家余華說，「埃斯普馬克如果不當院士，他應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學院院士一共有4位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但自從1974年兩位院士埃溫特·約翰遜和哈瑞·馬丁松同時獲獎，學院招致了猛烈的抨擊後，院士就不允許獲獎了。前者坐第11號椅，後者坐第15號椅。

他從1982年以來五次到中國，認識了巴金，巴金當中國作協主席時沒有推薦任何人。埃斯普馬克也去過蘇州作家陸文夫的酒樓，他對陸文夫的廚藝至今印象頗深。

「我們不考慮政治因素，對我們來說高行健是個非常優秀的作家，我可以把他的作品和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相比。」埃斯普馬克當委員會主席的當年，沈從文就進入最後的名單，「非常接近獲獎」，如果不是當年5月份去世，「沈從文肯定會得獎」。12年後的2000年埃斯普馬克把文學獎頒給了另一個中國人——法國籍的高行健。再過12年，他見證了莫言的獲獎——在莫言的「諾貝爾演說」之前，埃斯普馬克代替常任秘書恩格隆充當主持人並簡短致辭。

埃斯普馬克能講法語和德語，能讀西班牙語和義大利語。「我不會漢語，但我教育我的孫子孫女去學習漢語。」他笑著說。

文學評獎標準111年來一直在變，甚至對諾貝爾遺囑的解釋也在變。

「諾貝爾最早遺囑是1896立的，諾貝爾沒有請律師來寫他的遺囑，很多地方非常模糊不易理解。甚至諾貝爾說的『學院』都不一定指的是我們瑞典學院。諾貝爾在遺囑中傾向於年輕作家，希望諾貝爾獎能夠幫助這些作家進一步發展，但這不是很現實的。除了外界針對諾貝爾遺囑有很多不同的解讀，瑞典學院自己也對遺囑有不同的解讀，這反映在不同的評選標準上，比如早期的解讀就傾向於『理想主義』作品，而那是很不準確的。」埃斯普馬克從他的16號椅子上站起身，帶上手提袋，去赴一個晚上的活動。他大步穿過燈光昏暗的瑞典學院的大會議廳，這棟前身是18世紀的股票交易所的建築。

他拐進諾貝爾圖書館，皮鞋無聲地踩過圖書館鋪著紅地毯的狹長走廊，偶爾落在地毯邊緣的木地板上，發出一兩聲咯吱咯吱——走廊兩邊的書架上，是「眾神殿」似的100多張歷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們的黑白照片以及他們各種版本的著作——2012年的新得主莫言的照片還沒有來得及掛上去。

瑞典學院會議室的桌子上，擺著一隻金色的圓筒，每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投票的決定命運的一刻，評委們會把自己中意的人選寫在一張小紙條上，投進這個圓筒中。 （南方周末記者 王軼庶/圖）

院士關係比婚姻更持久

通常院士在舉行重要會議的時候，彼此以「先生」「夫人」這樣的尊稱稱呼，而不能用像「尊貴的主教及負責人」等等這樣的稱呼——這是古斯塔夫三世定下的規矩。

「我會稱呼院士們：恩格隆先生或者常任秘書，弗洛斯騰松夫人。雖然我們都是老朋友了。」恩道爾說。

令恩道爾感到日常事務中最糟糕的情況是，「當機構內部院士之間有衝突的時候，事態就會比較嚴重，因為有些院士會違反保密的原則，選擇上電視或把內部消息透露給公眾。」

現在經常能從報紙上讀到院士鬧婚外情「有兩個老婆」的新聞，但大部分院士「還是有原則的，因為是學院精心挑選的」。今天和一百年前最大的不同是，那時的報紙對所謂的社會精英都非常尊重，報紙不會報道這些人的負面新聞，因為這屬於「低級趣味」，還可能因為誹謗被檢舉。

這種情況的改變主要出現在1980年代左右媒體的大規模擴張，電視、廣播、網路的出現，使得學院需要面對的狀況完全不同。黑客會來盜取信息。恩道爾經常叮囑院士，千萬不要在電子郵件里寫一些還沒有深思熟慮過的話。「諾貝爾獎候選人的名單從來都沒有在紙質文件上出現過」。

「冷戰期間的克格勃才會去監視別人，而現在的媒體就像秘密警察。」在這樣的監督和刺探面前，自稱有「強大的防火牆」的瑞典學院，「效果誰知道呢？」

不管怎麼說，公共傳播媒介的發達，對瑞典學院和諾貝爾獎都帶來「某種革新」。比如，一年一度的諾貝爾頒獎典禮，在給諾貝爾官員、各個皇家學院的院士、評委及其親友發放完入場券之後，大概還會有100至200張的余票留給公眾。人們須在指定日期通過電話獲取入場券。「只要你夠執著，還是有可能拿到票的，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從原則上來講，這是一場公眾典禮。」恩道爾說。

2011年諾貝爾頒獎典禮和頒獎晚宴第一次進行電視直播。那一年的文學獎得主是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瑞典和全球電視觀眾看到了這一幕：國王卡爾十六世古斯塔夫躬身擁抱了輪椅上中風後遺症的80歲的詩人。

在這之前，院士們之間有反對意見，他們不希望進行電視轉播。「我在擔任常任秘書時，為此爭取了10年，一直沒有成功。但去年終於成功了。」恩道爾顯得輕鬆起來。

轉播商瑞典電視台把信號賣給了CNN、BBC等電視機構，其中的商機可能越來越大。原來瑞典沒有多少人願意參加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現在票很難求。

無論如何，很多東西還是不變：諾貝爾評獎的檔案50年保密期不變，評獎和頒獎的禮儀照舊。

「我覺得之所以定了50年保密期，是因為50年後院士都會退休，所有的候選人也都不在了。但是我也不知道以後會怎麼樣。」恩道爾說。

（諾貝爾專題採訪感謝李宏宇、季星、閻彬、李旭、李卓遙、宋皓珏、胡甜甜、趙路夷、李輝、羅元婕、李倜、朱姝等的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