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敏：代表製作為民主政治的核心 ——克勞德·勒弗的政治代表理論探析

學人簡介：

段德敏，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

內容提要：代表制是現代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一環，但理論界對代表制的態度卻大相徑庭，既有觀點認為代表制限制了民主，也有觀點認為代表制在民主政治中具有內在的、不可替代的價值。法國當代政治哲學家克勞德·勒弗(Claude Lefort)為這一討論提供了新的視角。勒弗從政治人類學的角度分析政治權力本身所包含的代表維度，認為代表與被代表之間的距離正是權力的基礎所在。由此，勒弗認為現代民主政治中的代表機制，代表與被代表之間距離的可見性成為現代民主政治的核心特徵，並構成開放的民主社會與極權主義社會之間的關鍵區別。代表制不僅是民主政治之必要，更是其核心，這正是勒弗政治代表理論的最重要貢獻。

　　 代表制(representation)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在現代民主中幾乎成為必不可少的一環，有趣的是，理論界對代表制的態度卻大相徑庭。近代以來，在關於民主的討論中，代表制總是被認為或多或少地「限制」了人們對政治的參與，代表與被代表之間的距離也經常被認為妨礙了人民「自己統治自己」這一至高目標的實現。但在最近十幾年中，不斷有學者質疑這種對民主與代表制之間關係的傳統認識，如戴維·普洛特克(David Plotke)和娜迪亞·烏碧娜蒂(Nadia Urbinati)等。對這些學者來說，代表制並非民主政治中「不得已為而為之」的權宜之計，它對民主政治來說具有內在的、不可替代的價值。正是在這一論辯的背景下，法國當代政治哲學家克勞德·勒弗(Claude Lefort)的代表理論具有很強的影響力，許多人因此將他與哈貝馬斯並列為當代兩大民主理論家。然而勒弗並非從民主選舉中的代表體制本身出發去理解代表制，他對「代表」這一概念的理解超出選舉和議事體制之外，認為所有政治權力都具有「代表」這一內涵，民主政治中的代表體制只是政治權力之代表內涵在現代社會的體現之一。本文試圖從勒弗關於政治權力與代表之間的關係著手，展示勒弗對代表制在現代民主中的角色的理解，從而為我們重新思考政治代表制提供幫助。

　　 一、權力與代表

　　 勒弗關於權力與代表之關係的系統理論闡釋最早出現在他的《馬基雅維利著述之道》(Le Travail de l』oe uvre Machiavel)一書中。勒弗以一種近乎人類學的視角觀察馬雅維利關於權力的分析，試圖展示權力在人類社會中的角色和地位，而代表則是理解權力的關鍵。

　　 勒弗首先用「解讀」(interpretation)一詞來解釋「代表」的含義。在《馬基雅維利著述之道》一書的開頭，他用大量筆墨分析了文本解讀中的「解讀」到底是什麼意思。勒弗認為，解讀是一種對文本的把握，但這種把握既不是根據自己需要的任意發揮，也不是對所謂文本原始含義的忠實還原，它是一種解讀者與被解讀文本之間的一種微妙關係。事實上，幾乎所有解讀者都會宣稱自己對文本的解讀是「正確的」，即自己所讀即是原作者所寫，這一對文本含義確定性的聲稱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或必要的。但勒弗一再強調的是，閱讀者與文本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距離(gap)，閱讀者可以而且應該根據自己的理解和判斷來解釋文本，但同時也應對這一距離有著清醒的認識。文本不存在一個所謂確定的「本質性」的內涵，文本內涵必須也只能通過不斷的解讀才能顯現出來。解讀者和文本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是一種代表與被代表的關係，解讀者對文本的解讀實際上是對文本含義的「代表」。解讀者在解讀的過程中賦予了被解讀對象以「意義」，而這一意義一旦被賦予便立即與文本本身存在一個距離。這一若即若離的關係直接指向了勒弗對權力之代表維度的理解。

　　 在勒弗那裡，權力與社會的關係也是一種類似於「解讀」的關係。在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中，勒弗看到的即是這一關係：權力的性質在於其對社會的「解讀」，正如解讀者和解讀對象之間的關係一樣，權力所有者與社會之間也存在一種代表與被代表的關係。在勒弗看來，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對君主權力的分析開創性地揭示了政治權力內涵中的「代表」要素。在這裡，君主擔當著一個社會的「解讀者」角色，他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最恰當的途徑不是工具性地增強自身的力量(force)，而是為社會賦予一個合適的意義，對社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為社會提供一個指導性方針。君主建立和維護自身權力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其臣民接受他給出的「解讀」的過程，亦即臣民接受君主為其「代表」的過程。《君主論》全書的主旨即在於展示不同類型的君主如何有效地建立這一代表與被代表的關係，為此，君主需要在必要時成為獅子或狐狸，其目的在於使人們接受其對社會的解讀。

　　 然而，矛盾在於，每當一個君主(或任何形式的政治權力)給予社會一個貌似「確定」的意義時，這一意義本身馬上變得「可疑」，變得與社會相脫節。《君主論》中的君主面臨的一大問題即是如何維持統治，如何維護政治體的統一，其原因在於每當君主為社會提供一個統一的意義、從而謀求確立政治權力時，這一被賦予的意義立刻變得不穩定，變得與現實脫節。勒弗稱這一距離為「真實」(the real)和「象徵」(the symbolic)之間的距離。在勒弗看來，社會並不存在一個確定的一成不變的意義(或本質)，任何對社會本質或意義的聲稱只能是一種「代表」，它與社會本身之間有一個無法彌合的裂痕。所謂「社會的意義」只能在不斷地對這一意義的「代表」中顯現，它體現了社會本身的歷史性和不確定性。

　　 這一分裂在《君主論》中主要的表現為君主追求統一的需要與社會的分裂傾向之間的矛盾。事實上，任何形式的政治權力都本能地追求政治體的統一，以及用一個統一的意義來為社會提供指導和規劃。但是，政治權力作為「代表者」與社會本身存在距離，二者之間的代表與被代表關係不可能是完全的和絕對的，政治權力事實上無法對社會進行確定性的把握。一方面，社會本身是在不斷變化的，任何時刻都會有新的社會關係產生，因而社會的「意義」不可能一成不變；另一方面，社會在任何時候都可能產生不同的多樣的「解釋」，都可能被賦予不同的含義，不同的政治權力之間的角逐主要即是在「社會應該獲得什麼樣的意義」這一點上的競爭。《君主論》中的君主需要不斷調整自己的行為和政策，以避免權力崩潰，原因正在於此。因此，在勒弗那裡，統一和分裂之爭即是意義之爭，即政治權力追求確定的社會意義與這一確定性並不存在之間的矛盾。

　　 勒弗在《馬基雅維利和有效真理》(「Machiavelli and the Verità Effetuale」)一文中指出，馬基雅維利的革命性正在於他對這種確定性的消解：「他(馬基雅維利)宣稱要摧毀這樣一種思想，這種思想認為存在以自身為條件的美德和正義——或許事實上人們無法獲知它們，但據說它們構成了人們行為和社會組織的標準。」在這裡，馬基雅維利對「以自身為條件的美德和正義」的批評正是勒弗所說的對社會意義之確定性的消解。對勒弗來說，這一意義只能在被代表中存在。勒弗在其關於馬基雅維利的著作中說：「對確定性的必要的追求需要經過這樣一種經驗，即一種對所有政治都無法填補的空虛的經驗；也需要經過這樣一種承認，即國家不可能將社會納入統一。」馬基雅維利筆下作為社會的代表者的君主永遠不可能與被代表者合而為一，永遠不可能「佔有」社會的意義。而在《論李維》(Discorsi)中羅馬的成功也正在於，作為共和國，它能在制度上保證權力所有者對共和國的代表是多元的。共和國的政治原則建立在貴族和平民兩個群體持續的、和平的對抗之上，他們既是共同的統治者，也是共同的代表者，因而羅馬能不斷地改變自己政治組織的原則，從而不斷地成功應付社會內部產生的分裂和矛盾。

　　 二、代表制與現代民主

　　 勒弗代表理論的重點是其對現代民主政治中代表制的重新解釋。勒弗對現代民主的理解受託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影響極深，現代民主指向的不是一種政治制度，而是現代社會中的政治可能性之一。要理解勒弗的民主理論，必須首先從其關於現代社會與前現代社會之間的區別開始，而代表這一概念在這其中同樣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勒弗認為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特徵在於政治權力不可能再像前現代社會中那樣永久性地宣稱自己是社會的惟一代表。而在前現代社會，政治權力之所以能這樣宣稱，是因為人們將自身的存在想像為超越世俗社會之上的秩序的一部分，而統治者則被認為在這一神聖秩序中佔據著特殊的位置。勒弗利用中世紀史學家恩斯特·康托洛維茲(Ernst Kantorowicz)關於國王的兩個身體的比喻，將前現代社會的政治秩序描述為一個以國王為首的有機秩序。國王有「兩個身體」，一個是他的自然的會死亡的身體，另一個則是象徵性的不會死亡的身體，即作為王國統一性的象徵。勒弗說：「同時處於法律之下和超越法律之上，國王將孕育國家秩序的原則內化在他那既是凡俗的又是不朽的身體之中。他的權力指向一個絕對的、超世的點，同時，他自身又是國家統一性的保障者和代表者。」換而言之，國王的權力來自於上帝，國王代表上帝統治社會，而其身體又直接象徵著社會的統一。現代社會正是這一有機體形象在人們心中的瓦解，標誌性事件是法國大革命中路易十六的被斬首。與前代所有弒君事件不一樣，這一斬首既是國王肉身的被斬，又是國王象徵性之「首」的被斬，它標誌著國家有機體的形象不復存在，一個確定的超越性的秩序不能再在人們心中找到共鳴。

　　 現代社會正是傳統社會有機體之「首」被斬之後的存在。首已不存，秩序將如何維持?社會還如何成為一個整體?勒弗將這一狀態稱為「權力的空位」(「lieu vide du pouvoir」或「empty place of power」)，意即沒有一個權力能像以前的國王那樣永遠佔據社會之首的位置，社會之首將永遠處於象徵性的空置狀態。而現代民主則正是解決這一「權力的空位」所帶來的困境的結果。在沒有人能以上帝的名義統治社會的情況下，社會並不會四分五裂。大革命之後「人民」取代國王成為新的主權者，正如托克維爾所說，人民的統治是「法律之法」(law of law)。但人民以及人民的意志都是抽象的存在，人民作為整體不可能像國王一樣統治，人民意志的不確定性正是「權力的空位」的一個象徵。勒弗說，「民主將兩個看上去互相矛盾的原則結合在了一起：一方面權力來自人民；另一方面，權力不屬於任何人。」

　　 人民需要「代表」來進行統治，代表和人民之間的關係構成了現代社會中政治權力的基礎，政黨或政治家因對人民的代表而獲得權力。然而，在勒弗看來，並不存在所謂真正的人民的意志，也不存在一個能夠被客觀理性認知的「人民」這一主體。人民是誰?人民的意志是什麼?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被給定的，民主政治中的代表機制正是通過人為地給定「人民」和「人民意志」的內涵而存在。勒弗這樣定義他的「代表」的概念：「我用『代表』來指出，權力的本質在於將一種社會組織的模式展示(present)出來，並使之可見(visible)。」在勒弗看來，現代社會政黨正是起著這樣的作用，他們作為人民的代表，將人民的意志用可見的方式展示出來。更為重要的是，這種「代表」或「展示」是多元的，並不存在一個所謂絕對正確的人民的意志，人們也無法聲稱對一個絕對正確的人民意志的把握。

　　 在這裡，勒弗的觀點顯然不同於我們一般觀念中對代表制的認識。傳統上，我們傾向於將民主政治中的代表制理解為政黨或政治家對選民利益的代表，前者是後者利益的代理人，正如基金經理對投資者的代表關係一樣。但在勒弗那裡，首先，代表顯然具有更多的獨立性，政黨或政治家事實上是定義人民及人民意志的主體，在這一定義之前，並不存在人民及人民的意志。其次，政黨或政治家對選民的代表並不局限於後者的利益，也不局限於某一特定部分的選民。事實上，任何一個政黨或政治家要掌握權力，都必須聲稱代表全體人民。而根據勒弗的觀點，他們是在為整個社會給出一種可見的組織模式的過程中代表著人民。至關重要的是，民主政治中存在一個隱而未彰的「規則」，即任何一個政黨或政治家對人民的代表都是暫時的、可替代的，因而其權力也是有限的。政黨和政治家之間通過和平競爭的方式交替進行對人民的代表，而這一和平的衝突凸顯了本文所要強調的勒弗代表理論的重點：代表和被代表之間永遠存在、無法彌合的距離。

　　 極權主義則正是在現代政治權力中代表和被代表之間距離消失的結果。在勒弗看來，極權主義只有在現代社會才會出現，它的性質是試圖在現代社會恢復前現代的有機體政治，為不確定的人民的意志強行賦予一個確定的定義。勒弗在《身體的形象與極權主義》(「L』image du corpset le totalitarisme」)一文中說：「極權主義的基礎是人民作為一個整體(People-as-One)，分裂之內在於社會組成的事實被否認」。這裡的「分裂」即對人民的代表與人民本身之間的分裂。勒弗對極權主義的分析以斯大林主義的前蘇聯為對象，他指出，前蘇聯斯大林政權與德國納粹政權沒有本質區別，甚至在極權統治的手段上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分析斯大林政權的本質時，勒弗所用的標準仍是代表與被代表之間的距離。在斯大林政權下的前蘇聯社會，這一距離被強制性地否認，勒弗說道：「在這裡可以發現一系列的代表，其邏輯我們不能忽略。從人民到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到黨、黨到領導層、領導層到獨裁者的等同，在每一時刻，一個組織同時既是整體又是組成整體的部分」。

　　 因此，勒弗實際上為現代民主政治中的代表體制賦予了新的含義。在他那裡，代表制不但不是對民主政治的限制，而且是定義民主政治的關鍵。勒弗認為，在前現代社會，社會的意義存在於超越社會之上的神聖秩序中，社會的意義與社會本身之間的「原始的分裂」並不可見。現代民主政治第一次使這一分裂變得可見，而代表制正是此過程中的最重要因素。代表者的權力來源於對人民的代表，但二者之間永遠存在一個距離。正如一枚硬幣的兩面，現代社會有可能走向民主，也可能走向極權主義，而政治權力與社會之間的代表關係則是理解這兩種可能性的關鍵。

　　 三、革命政黨的政治代表困境

　　 勒弗關於代表的思考實際上與其早年的政治活動有關，對此有必要略加闡釋，以便更為全面和準確地理解其代表理論。在從事理論研究之前，勒弗曾經花了十年左右的時間參與法國的工人運動。從現有資料來看，這一時期困擾勒弗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為什麼革命政黨在領導民眾爭取政治解放的過程中，自己卻往往成為專斷性權力的來源?這一問題日後又貫穿其理論思考的始終。

　　 勒弗早年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1943年(勒弗時年19歲)即參與組建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政黨——國際主義共產黨(Parti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PCI)。該黨對前蘇聯斯大林主義持批判態度，認為斯大林領導下的官僚體制實際上扼殺了無產階級革命，官僚階層從無產階級的代表變成壓迫無產階級的一個新的力量。但是，在此組織內部，勒弗與來自希臘的活動家科內利烏斯·卡斯托里亞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都認為雖然托洛茨基主義對前蘇聯官僚主義的批判非常中肯，但他對前蘇聯政權的批判遠遠不夠。在他們看來，托派實際上是對前蘇聯政權持「批判+正面評價」(critical-positive)的態度，即認為雖然蘇聯政體缺乏民主，但仍然應該被看做是資本主義的對立面，它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階段」，因此需要批判性地維護。而勒弗和卡斯托里亞迪斯則對這一立場持強烈的懷疑態度，在他們看來，前蘇聯作為一個社會類型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並無本質上的區別，都是一種帶有強烈壓迫性的體制。由於這一分歧，勒弗和卡斯托里亞迪斯等人逐漸從國際主義共產黨中淡出，先是成立一個反對派「查留—蒙塔派」(Charlieu-Montal Tendency)，隨後分裂出來組建了著名的活動小組「社會主義或野蠻」(Socialisme or Barbarie)，並同時出版以該名字命名的學報。

　　 「社會主義或野蠻」並非是一個完全脫離社會主義運動的組織，它仍然以無產階級的解放為目標，但是它關心的一個核心問題與先前許多社會主義運動的政黨和小組都不同，即如何看待政黨在領導革命運動過程中自身權力的問題。在部分托洛茨基派和「社會主義或野蠻」成員看來，無產階級運動的一個悖論在於：運動往往需要一個政黨來領導，以達到共同解放的目標，但該政黨卻經常以「代表」或「先鋒」的名義自身集聚起強大的權力，最後政黨本身反而成為實現革命目標的最大阻力。這一議題是導致托洛茨基派在前蘇聯斯大林政權下成為異端的原因，也是「社會主義或野蠻」小組脫離國際主義共產黨的起由。同樣，在「社會主義或野蠻」中，這一爭論仍在繼續，並最終也導致它的分裂。

　　 「社會主義或野蠻」內部的爭論主要發生在卡斯托里亞迪斯和勒弗之間。卡斯托里亞迪斯在很大程度上接受黨在革命運動中的組織和領導的角色。而勒弗則對政黨組織無依賴的感情，勒弗甚至在「社會主義或野蠻」期間表現出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因此兩人在「社會主義或野蠻」這樣的小組如何起作用的問題同樣發生了爭執。「社會主義或野蠻」初衷是為反對官僚主義，反對不受限制的政黨權力，然而看似荒謬的悖論在於，這一反對本身仍然需要「領導」，需要一定的「權力」。兩人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認為工人階級自身——而非「政黨」本身——應該在反抗運動中起主要作用，但兩人在「社會主義或野蠻」是否應該是一個「先鋒」政黨上產生了分歧。卡斯托里亞迪斯堅持認為工人階級的組織性反抗仍然需要像「社會主義或野蠻」這樣的小組作為「代表」，來領導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和官僚制國家機器的革命任務④。但勒弗認為，問題的焦點不在於政黨領導的革命，而在於如何增強工人自身的權力。勒弗的立場是：必須通過加強工人的自我組織能力來增強他們的權力，從而使工人階級「自身」，而不是他們的所謂「先鋒」政黨在與資本主義與官僚制的鬥爭中起主要作用，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主義或野蠻」這樣的小組應該主要起宣傳、協調、收集並分析無產階級「經驗」，以及提供理論支持的作用。

　　 勒弗與卡斯托里亞迪斯的立場進一步分化，最終使「社會主義或野蠻」陷入分裂。勒弗和白領工人亨利·西蒙離開「社會主義或野蠻」組織了「工人信息與聯絡」(Informations et Liaisons Ouvrière)小組。不過，同樣的悖論仍然糾纏著新的小組，勒弗與西蒙之間還是因為小組的政治代表角色問題而產生分歧。但與前次分歧不同的是，這一次勒弗意識到無論如何，小組與工人階級之間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分裂」。或者說，任何以工人階級為「名」、聲稱「代表」工人階級的小組，無論它以何種形式存在和活動，都必然與被代表的工人階級存在隔閡，產生某種形式的權力和「等級」。僅以出版刊物、收集工人階級的經驗或提供理論分析而言，並非所有工人都能順暢地表達或閱讀，只有一部分(或少數)受過教育的人有此能力。在這一點上，西蒙認為小組組織的「理論」分析和辯論也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它們在無形中拉開了在工人階級運動中的等級距離，發言(speech)本身即創造了在發言者和聽眾之間的權力關係，在西蒙看來，權力關係即壓迫關係，所以應該徹底避免。而勒弗則認為這一代表與被代表之間的「距離」是無法消除的，甚至是必要的。在1975年他所接受的一次訪談中，勒弗針對西蒙的立場說道：「發言的權力使發言成為權力的表達，這的確是事實，但同樣是事實的是，這一問題無法通過沉默來解決。」

　　 至此，勒弗的立場其實已經逐漸超出馬克思主義範圍內政黨的角色問題，權力擁有者與它聲稱代表的對象之間不可彌合的「距離」成為一個更為普遍，也更為重要的問題。顯然，針對這一距離，勒弗認為既不能像斯大林主義或一些托洛茨基主義者那樣假裝它不存在，頑固地認為某一「真正」能體現馬克思主義精髓的政黨與人民的最終利益是一致的，也不能像亨利·西蒙那樣用取消權力的極端方式來回應。相反，勒弗認為，這一始終存在的距離應該被放在可見的位置，使它成為可辨別、可理解的東西。在上面提到的那次訪談中，勒弗說道：「這一矛盾是可怕的，但我認為它不可能被解決。當你認為政治是關乎所有人的事時，你會忍不住想為所有人而寫作；但你的語言必然地使你脫離大多數。我只是相信這一矛盾不應被掩蓋。馬克思主義者總是談論社會實踐，但他們必須接受一個非透明且暗示著文化空間分裂的領域。」

　　 這一早年的結論實際上已經給出了勒弗後來在權力與代表之間問題上的核心觀點。革命政黨的權力來自於它對群眾的「代表」，作為代表者的政黨需要告訴群眾革命應該如何展開，或者用勒弗自己的話說，它要為革命運動賦予一個「意義」(meaning)。但微妙而又關鍵的地方在於，在勒弗看來，這種意義的一旦被賦予，便立刻與革命運動本身產生一個不可彌合的距離。政黨一方面必須為革命運動如何展開提供知識，但它永遠不可能獲得關於革命運動應該如何展開的最終知識，這二者之間的距離也正是代表者和被代表者之間的距離。革命政黨在先鋒隊和專制者之間角色轉換的困境正是來源於此。

　　 四、結語

　　 代表制是現代政治的基本要素，如何理解代表制，特別是代表制在民主政治中的角色和地位，是現代政治學的一個重要議題。勒弗的主要貢獻之一即在於為理解代表這一政治現象提供了新的具有洞察力的視角。勒弗從政黨的權力出發理解代表制，在他看來，我們無須也不應避免權力中的代表機制這一話題。他認為，政黨在代表人民或革命運動的過程中必然會建立起權力結構，問題不在於權力是不是必要，而在於權力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其代表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在現代社會，政黨或政治家通過為人民提供定義的方式形成對人民的代表，但代表和被代表之間存在一個無法彌合的距離。在勒弗那裡，這一距離是否可成為開放的民主社會和極權主義社會之間的關鍵區別。顯然，有著馬克思主義背景的勒弗最終走向了對西方民主政治的重新理解。

　　 在這一理解中，傳統自由主義對代表制的理解顯然也受到了挑戰。以密爾為代表的傳統自由主義者認為代表制是公民人數眾多條件下保持政治參與的不得已之計，這一判斷至今仍影響著人們對民主與代表制之間關係的看法。包括本傑明·巴伯(Benjamin Barber)在內的許多當代民主理論家都認為代表制至少限制和阻礙了民主政治的全面展開。但在勒弗那裡，代表制則內在於現代民主政治之中，成為現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制度要素，這一全新的認識對後來的許多政治理論家都有著很深的影響。另一方面，勒弗的代表理論也並非沒有缺陷。從廣義上說，勒弗將國家視為社會的代表，而且認為這裡的代表和被代表之間存在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即國家一方面通過為社會「賦予意義」的方式代表了社會，另一方面它又不能同社會合而為一，這正是勒弗區別於其同時代人和英美傳統中的自由主義的重要方面。然而，這是否過度地削弱了社會本身所可能具有的自主性?勒弗是否在理論上給予了政治主體(主要是國家)過多的主動代表的功能?當代著名代表理論專家邁克爾·薩沃德(Michael Saward)即指出，在現代政治中，無論代表的主體還是代表的形式都正在趨向多元化，勒弗的理論理應得到相應的修正和完善。

原載：《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武漢)2015年第20151期第96-1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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