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東風：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中的異鄉與異客

　　 思鄉的基礎是離鄉，作客他鄉，處於流浪狀態中。在鄉的人不會思鄉，「鄉」作為價值形態無疑只對無鄉者或離鄉者(即流浪者)才有意義。只有當一個人在實際的存在狀態中陷入了無家可歸或有家難歸的困境，「鄉」才會成為一種補償價值成為流浪兒的精神支柱，成為思的對象。當一個人已獲得現實之家後，心中之家或夢中之家就將消失，因為補償已經沒有必要。

　　 這樣，思鄉就常常與作客相聯繫。中國古代有科舉制度和異地為官制度，知識分子大多有游的經歷，尤其是中下層知識分子要想發揮自己的政治才能，有所作為，就必須離鄉漫遊天下，尤其是遊歷「京城」(皇帝生活之處)。士大夫的命運完全掌握在京城一批統治者(尤其皇帝)的手中，他們必須通過種種途徑(首先是科舉)讓統治者知道自己的才能，這就必須離鄉。而一旦做了官以後，或留在京城，或充任各地的地方官，很少回到家鄉做官的。又由於中小地主出身的士大夫都有濃厚的宗法鄉土觀念，不以他鄉作故鄉，因而家鄉總是難以為他們所忘懷。林語堂指出：「關於中國社會所宗奉的五大人倫，其中四倫是與『家』有關的。此五大人倫即君臣之關係，父子之關係，夫婦之關係，以及兄弟和朋友之關係。其最後一倫朋友之關係可為之合併於家庭，因為朋友乃為那些可以包括進家的範圍內的人——他們是家族間的朋友。」（注釋1）家的這種核心地位使士大夫知識分子在其仕進階段總有一種流落他鄉(異鄉)之感，時時體驗到自己的作客身分和流浪狀態：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維作此詩時才十七歲，正當年少氣盛，壯志滿懷之時，本不應有思鄉病。但不，在王維的眼中，任何別的地方(他鄉、異鄉)都是異己的，都無法取家鄉而代之。「異」字突出表明了詩人所處的是一個陌生的、異己的世界。

　　 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

　　 ——王粲《登樓賦》

　　 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魚肥。

　　 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

　　 ——張翰《思吳江歌》

　　 江山信美非吾土，飄泊棲遲近百年。

　　 山舍墓田同水曲，不堪夢覺聽杜鵑。

　　 ——虞集《至正改元辛巳

　　 寒食日示弟及諸侄子》

　　 九月九日望鄉台，他席他鄉送客杯。

　　 人今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

　　 ——王勃《九日登高》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

　　 他鄉最美也是「異鄉」，而不是家鄉，可見家鄉的價值是精神性，與外在的美、與物質生活的富饒都無關。

　　 對於客子而言，異鄉與家鄉是敵對的，因而是「異鄉」；而反過來，異鄉中的遊子，對於這個異鄉而言也是異己的、敵對的，因而是「異客」。兩個「異」字充分揭示了「異客」與「異鄉」的敵對與距離，「異鄉」不認同「異客」，「異客」更不認同「異鄉」。在異鄉的人只能是客，永遠是客，「客」這個詞在表面的尊敬後隱藏著內在的疏遠和距離：客人不是自家人，更何況是「異客」。「客」的身分永遠是流浪者，是不能介入這個世界的「局外人」，是飄泊天涯的遊子。詩人杜甫經常用「客」這個詞來表明自己的流浪狀態和作客體驗：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

　　 ——杜甫《登高》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

　　 ——《冬至》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

　　 ——《歸雁》

　　 而早在杜甫之前，「客」這個詞已出現於文學中，並有相同的文化內涵：

　　 行客雖雲樂，不如早旋歸。(《古詩十九首》)

　　 吳會非我鄉，安得久滯留?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曹丕《雜詩》之一)

　　 從歷史上看，客的身分自覺(即對「異鄉」、「異客」的心理體驗)似是從漢代開始的。春秋戰國時代盛行養客制度，各國君主往往都養著一大批食客和游士(偶爾也用「遊子」一詞，但含義與後代「遊子」不同)。那時的「遊子」、「游士」僅指從事遊說活動的人，並無特定的文化心理涵義。如《商君書·農戰》：

　　 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糊口也，民見此三者便且利也，則必避農。

　　 又，《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具數百千人。

　　 可見游士指通過向君主陳述政治主張而干預社會政治的士大夫知識分子（注釋2）。他們雖在外遊說，卻並沒有思鄉念歸、孤獨飄泊的心態特徵。《史記·盂嘗君列傳》中記載的馮諼彈劍而歌「長鋏歸來乎!」只不過是發發牢騷，藉以提高身價，改進品流，而不是真正的思鄉。故余英時先生言：戰國時代的游士「不但輕去其鄉，甚至宗國的觀念也極為淡薄。」（注釋3）原因是：那時的遊子缺少宗族和田產的雙重羈絆。到秦漢以後，情形大變，一方面士與宗族緊密結合導致其「士族化」；另一方面由於擁有了田產而產生士的「地主化」。「其作用都是使士在鄉土生根。離不開鄉土的士當然就不再是『游士』了。」故余先生斷言：「秦的統一確已結束了古代的游士時代。」（注釋4）單純政治生活意義上的「游士」時代確已結束，但這並不意味著士族化、土地化了的士不再離鄉出遊，只不過他的離鄉後的心態與無宗無鄉的游士已大不一樣了，這就是由留戀鄉土而產生的思歸、孤獨、飄泊、失落之感，這已成為遊子的固定心態和表徵，一提到遊子，馬上想到思鄉，「遊子」一詞由是也就成為專有名詞了。

　　 這個意義上的「遊子」一詞可能最早見於《史記·高祖本紀》所載劉邦的一段話中：(沛公)「謂沛父兄日：『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這裡的遊子就已不再只是單純的在外之人，而特指離開家鄉又眷戀著家鄉的流浪者。他為了尋找另一種價值而離開了家鄉，但「鄉」作為原來的價值始終沒有消失，反隨時間流逝而增長，以至死後還將靈魂歸鄉。這就是一般士大夫及一般民眾均普遍懷有的「落葉歸根」觀念，「根」作為家鄉的代名詞，最典型地表明家鄉是一個人(不管他如何在外功赫一時)的最終歸宿。此後，「遊子」一詞就以其特定的文化價值涵義屢見於古代詩文中：

　　 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

　　 ——古作蘇武詩

　　 翩翩飛蓬征，愴愴遊子懷。

　　 ——古八變歌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

　　 ——古作李陵詩

　　 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悢以傷懷。

　　 ——李白《送友人》

　　 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

　　 ——韋莊《菩薩蠻》

　　 在這些例句中，「遊子」一詞已具有對自己的作客身分、對自己與環境之異己、疏遠關係的清醒意識和深刻體驗。他們是些被自己放逐的流浪者。既認識到自己是無法與環境認同的客子；但又無法回到家鄉，因為家鄉不能滿足他的另一種需要——建功立業。一旦在家鄉久住，他們又要躍躍欲試地離開故鄉，重新走上自我放逐之路。離開了家鄉，就決心擠進官場，在此之前不願也不敢回鄉(「未老莫還鄉」)。因此對古代士大夫來說，與其說是無家可歸，還不如說是有家難歸。所謂「遊子行不歸」、「遊子不願歸」(漢魏古詩)；所謂「欲去不得去，薄游成久游」(李白《秋浦歌》之二)。都是這種矛盾糾結心態的寫照。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二重人格和矛盾心態的表現。游是為了仕進，為了干番事業，為了治國平天下，為了出人頭地；但這似乎又不是他們的最後目的和最終歸宿，因為官做得再大到頭來還是不忘落葉歸根，告老還鄉，功成隱退。前者是政治的人生、社會化的人生，而後者則是審美的人生、個體化的人生。

　　 注釋1：林語堂《吾國與吾民》，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第163164頁。

　　 注釋2：余英時說：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漢以後則是「士大夫」，參見其《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頁。

　　 注釋3：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第78頁。余先生對士階層的演變、興起有很詳的論述。

　　 注釋4：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第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