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回歸十年看香港

曹景行曹景行先生在復旦大學的演講我在香港待了二十年，回歸前十年，回歸後十年。這個十年，對香港是一個重要的調試期和過渡期。十年香港不容易，不容易在於許多變化，大學就是其中之一。回歸後十年，我覺得在打破香港人、香港社會與內地之間的心理界限方面，大學起了重要作用。十年之間，兩地大學之間的交流比1997之前提高了層次，擴大了範圍，特別是香港的大學開始招收內地學生，可看作香港社會、香港人開始突破對內地的心理障礙很重要的一個動作。我們知道，從1999年開始，香港在馬會的資助之下，開始招收內地本科生。在此之前，香港的大學根本性問題就是優秀的生源不足。但是香港能否到其他地方招生，特別是到內地去招生，一直以來都是個問題，每次提出來都遭到社會和輿論的強烈反對，理由就是「憑什麼我們納稅人的錢要被拿去支持大陸學生讀書」，最後被壓下來。這樣一種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形成的心理障礙，回歸之後得以逐漸突破。由怕到愛，從拒絕到認同如果現在對香港人進行調查，要求他們對特首、議員和解放軍進行評分，得分最高的肯定是解放軍。印象的改變，實際上也是對一國兩制和內地體制的了解和認識。這種心理上的變化還體現在其他一些事例上。我從三個方面來說明。第一，對內地人心理障礙的突破。如果你問一個香港人，1997年最怕誰，他會告訴你最怕艾敬。艾敬有一首歌叫《我的1997》，歌詞讓香港人極為害怕，他們認為「九七」回歸就是內地人全部要來香港，所以在香港人的心裡，這首歌成了一個很不好的符號。我到香港的時候，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時是香港和內地差距最大的時候。在很多香港人眼裡，內地是落後的、不文明的、貧窮的，所以他們用「阿燦」這個詞來形容內地人。「阿燦」是當時一部反映從廣東偷渡香港的電視劇中的人物，後來成為了從內地去香港的人的代號。即使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內地人去香港也不受歡迎，被戲稱為「表叔」、「表嬸」。這種心態在當時是十分普遍和強烈的。這種情況在十年之中改變了。現在香港人歡迎內地人到香港。特別是「自由行」實行三年來，每年到香港的內地人數由60萬增加到了600萬，相當於每六個香港人中，就有一個內地人來支持香港的消費。在所有到香港的遊客之中，內地遊客是人均消費最高的。在香港經受了金融風暴和非典打擊之後，這是內地支持香港經濟復甦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就給香港人帶來了機會，要獲得這個機會必須會使用普通話，於是香港人開始講普通話。據1997年的調查顯示，在五歲以上的香港人中，只有四分之一會說普通話，而2006年的調查顯示，40%的香港人會說普通話。十年之間，會說普通話的香港人增加了一百萬！還有一個變化就是，對解放軍由怕轉為愛。「九七」之前，香港人把解放軍當成一個政治符號，所以在香港回歸前夕，解放軍要進入香港是一件大事，所有媒體都對此做了很多報道。香港人擔心什麼呢？多少年以來，香港人把解放軍看成是內地制度的一個象徵，他們擔心解放軍進駐香港，會不會成為香港變成內地體制的一種象徵。「九七」之前，進駐香港的解放軍的一點點風吹草動都會引起特別的關注，但是過了十年，香港人對內地各個方面，印象改變最大的即是解放軍。如果現在對香港人進行調查，要求他們對特首、議員和解放軍進行評分，得分最高的肯定是解放軍。平時香港民眾根本看不見解放軍。解放軍基本上不出軍營，如果出軍營，完全遵守香港的法律。就是負責軍隊運輸的司機，在軍營與深圳的往返之間，不到萬不得已，他們連腳都不會著地。除了嚴格遵守紀律，每到「八一」建軍節或者「七一」香港回歸的日子，香港解放軍就會開放軍營，讓香港民眾進去參觀，觀看軍隊表演，與市民聯歡。為了領取到一張觀看解放軍表演的免費入場券，香港市民甚至通宵排隊等候。十年中，對解放軍印象的改變，實際上也是對一國兩制和內地體制的了解和認識。第二，由怕到愛的兩個符號。除了對人由怕轉到愛，還有兩個由怕轉到愛的符號，其中一個就是護照。「九七」回歸之前，香港人的護照叫「英國海外屬地公民護照」，英文簡稱為「BNO」，但是持該種護照的人並不擁有英國國籍。在國際上，雖然該種護照可以在部分地區免簽證，但是一旦發生意外，不受英國領事館的保護。儘管如此，在香港回歸前的三個月，最後一次英國人頒發「BNO」護照的時候，有20萬香港人排隊領取，最後一周的最後一天，通宵排隊的大概有54000人，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搭末班車新聞事件。大家認為拿一個「BNO」護照是一道護身符。十年之後，這個護照差不多到期了，但再去續期的人很少很少，因為大家知道，特區護照要比這個護照好用的多。現在的香港護照在全世界130多個國家免簽證，而且受到全世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機構保護。這是對自己的一個身份的認同。再有一個符號就是人民幣。十年前，人民幣貶值很厲害，深圳到處使用港幣，黑市上也瘋狂兌換港幣。但是現在，香港到處可以看見店鋪張貼著告示「歡迎使用人民幣」。而在深圳，很多店反而貼著「本店不收港幣」的告示。這又是一個很大的變化。當人民幣的幣值開始超過港幣的時候，對香港是一個心理壓力，甚至有人提出我們以後的港幣匯率不再與美元掛鉤，而與人民幣掛鉤。這種說法在十年前不敢想像。十年前雖然有人認為回歸後港幣可能消失，但是更多的人認為，港幣還是能夠保持它對人民幣的優勢。現在看來，這兩種貨幣至少是同等的價值，同等地使用。第三，香港人本身的變化。在「九七」之前，香港出現了一個移民潮。移民到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美國去的，大概是五六十萬，而且很多是社會中的精英、專業人士。但是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那些移民出去的人，可能至少有一半，在這十年當中又移民回來了。這些迴流的移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也很具諷刺意味，但這就是現實。這個現實就是在「九七」之後，人們慢慢認清了一國兩制確實能夠實現，香港沒有太大變化。最新的情況是，就連香港移民出去的第二代也開始回來。之所以會發生這些變化，很重要的一點是，一國兩制政策從理論變成實際，並且在回歸十年中得到了香港社會的公認。與之同等重要的，是中國內地在這十年中的發展。「舞照跳，馬照跑，股照炒」《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給香港民心打了一支穩定劑。但真正讓香港人信服五十年不變的，是中國內地實行的改革開放。十年之中，一國兩制能夠做到如此的成功，很不容易，這就如同當年香港順利回歸十分不容易一樣。我個人認為，十年前的順利回歸，就保證了一國兩制順利實施的開始。十年前的順利平靜回歸，超出了很多人、尤其是西方媒體的預料。他們預料中的回歸應該伴隨著大規模的抗爭，大量的市民遊行示威。而實際上，香港社會是以一種平順的心境來面對了香港回歸。那麼，這樣的心境是如何來的？這還得追溯到回歸前十多年所經歷的變化曲折。收回香港這件事情，一開始的時候很奇特，因為最早提出香港回歸問題的不是中國方面，而是英國方面。我們知道，香港和九龍的南部都是割讓給英國人的，但是九龍北部的新界只是租借，到期日是1997年6月30日。離「九七」回歸還有十多年，香港政府因為發展需要批地進行工程建設，於是就開始試探北京，問能否批准「九七」以後的工程地，遭到了北京的拒絕。正是英國人的這種試探，才使香港的回歸正式提上了北京的議事日程，並開始研究具體的解決方案。到1981年左右，意見成熟。這時候也正是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1982年9月，當撒切爾夫人到人民大會堂與鄧小平談香港問題的時候，英國人的底線就是主權換治權。但是鄧小平在會見時的幾句話讓以鐵娘子著稱的撒切爾夫人輸光所有底線。鄧小平講話的大意就是，第一，不談主權問題，主權問題很明確，那就是收回香港的主權，要談的就是如何收回的問題。第二，有關主權問題的談判，時間為兩年，如果談判沒有結果，中國將自行解決香港問題。第三，在1997年之前，英國如果在香港製造動蕩，那麼我們不排除在另外的時間、以另外的方式來解決香港問題。在中方明確的態度面前，撒切爾夫人不得不接受了將香港歸還給中國的現實。在此後的談判過程中，英國一再希望能夠從主權問題上對中國有所削弱，但統統失敗了。比如說英國人在談判過程中就希望香港回歸後是完全自治，而不是高度自治。英國希望在1997年之後的香港能夠設立高級專員公署，這也遭到了中方的駁斥，最後只能設立總領事館。其中爭議最激烈的就是香港駐軍問題，英國人要求解放軍駐在深圳，不進入香港，但遭到了鄧小平的斷然拒絕，因為軍隊就是主權的象徵。如此一來，談判的幾個關鍵問題都解決了。1984年9月，中英雙方達成了最後的談判結果，時間剛好是撒切爾夫人與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見面後的兩年。所以在整個收回香港的過程中，鄧小平功不可沒。面對香港的回歸，當時一部分香港人確實是惶惶不安的，可是《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以後，香港社會就安穩下來了，最主要的就在於《中英聯合聲明》中確定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原則。鄧小平對這一原則的概括就是，香港回歸之後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也不用變。更形象的說法就是，香港回歸之後「舞照跳，馬照跑，股照炒」。按照《中英聯合聲明》，接著就是制定《基本法》。《基本法》廣泛徵求了香港社會各界的意見，於1990年由全國人大高票通過。在香港，《基本法》也得到了廣泛的贊同，其中關於香港的政治體制以漸進的方式走向民主的規定已經超出了《中英聯合聲明》中的承諾。最近，香港資深文化人陳冠中撰文指出：「《基本法》是香港的幸運，因為這樣的條件是當時可以給香港的最好的一個架構，即使現在再重新寫《基本法》也未必有這麼好。」可見《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確實給香港民心打了一支穩定劑。但這些畢竟還是只是紙上的文件，是口頭承諾的五十年不變。真正讓香港人信服五十年不變的，我覺得最重要的因素是從中英上世紀80年代談判開始，直到1997年之間，中國內地本身的變化，這就是中國內地實行的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為香港順利回歸奠定了基礎。否則，無論怎樣，對於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香港都不會那麼容易接受。回歸前後的波折與香港的未來香港要轉型，要發展，要找到新的發展動力和方向，唯有與中國內地融為一體。這是香港金融危機之後，大家形成的一個共識。在回歸之前，也出現過許多問題。其中1989年最為嚴重，香港人心再次浮動。三年之後，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說道：「只要我們把經濟再搞上去，就能夠收復香港。」此後，一部分人心浮動的香港人穩定下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1992年之後，內地加快了市場經濟的步伐，這就為香港的回歸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如果說《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確定了香港回歸的架構，那麼，能夠實現這個架構的卻是改革開放。1989年之後，英國方面始終對於香港回歸難以釋懷，於是試圖改變《中英聯合聲明》中的承諾。為此，他們採取了兩個大的措施。第一個就是衛奕信任總督時，提出玫瑰園建設方案，包括修建新機場，以及從新機場到香港市區的新馬大橋等等。香港需要這些大型的建設工程，可是這些工程建設跨越「九七」，加之投資不封頂，如果事先不與中方商量，一旦工程在「九七」之前耗盡政府的財政資金，那麼「九七」之後建立的特區政府將無法運作。因此中方反對英國的做法。最後雙方經過談判達成協議，英國為未來的特區政府留足各項財政資金。這一協議達成之後，香港有了一個基本的保證，也保證了後來特區政府擁有足夠的資金來應對回歸後的金融風暴。這是中英之間的一次小的交鋒，此後，英國各界認為時任香港總督的衛奕信對中方過於軟弱，過於順從中國。建議換一個更為強硬的人來接替總督之職，這便是末代港督彭定康。彭定康的使命非常明確，就是要改變《中英聯合聲明》，改變香港九七回歸的基本框架。從他1994年上任到1997年香港回歸，彭定康與中方展開了一個長達四年的較量。這主要體現在政治體制上。根據《基本法》，香港「九七」以後的政治架構與回歸之前的政治架構是銜接的，可是，英國試圖在這幾年中建立起一套普選的政治架構，企圖用這種政治架構迫使中國方面接受，然後在這種架構凝聚起來的支持者中實行政黨政治，並且使這些支持者成為政治架構中的主導力量，從而不與基本法銜接。在這種情形之下，鄧小平明確表示不能對英國抱有美好的幻想，如果他們這樣做，我們就另起爐灶，拒絕接受英方的做法。在回歸前的四年之間，中英之間就這個政治體制展開了非常激烈的政治較量。如果沒有這個波折，香港回歸會更加平順，政治對立和分裂就不會那麼嚴重。這種政治對立一直到今天仍然是香港社會的主要矛盾。不僅政治上有衝突，經濟上更是大風大浪。香港7月1日回歸，亞洲金融風暴7月2日就在泰國發生，10月份正面衝擊香港，此後差不多大半年時間，香港成為對沖基金最主要的攻擊目標。到1998年8月，香港政府決定和對沖基金全面交戰，進入市場拉升恒生指數，穩定香港房價，經過兩個星期，最後香港政府取得了勝利。在這次成功渡過金融危機的過程之中，中央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香港政府雖然成功應對了這次金融風暴，但也暴露出了香港經濟的體制性缺陷。製造業搬遷到內地後，香港經濟單一的以金融業和房地產業為主。在金融風暴中，金融和房地產都遭到了嚴重衝擊，股票和樓價分別下降了三分之二，失業率大幅度上升，香港經濟從未出現過如此困難的局面。就在經濟狀況剛剛有所好轉的時候，香港又遭到了「非典」衝擊，在香港這麼小的一個地方，共有290多人死於「非典」，甚至一幢樓里就有幾十人死於「非典」。那時候的香港非常恐慌，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但就在那個時候，香港人感覺到，香港經濟要轉型了，需要尋找新的出路。也是在那個時候，中央政府一系列支持香港的措施出台了，「自由行」就是其中之一，同時給予到內地發展的香港企業眾多優惠，還鼓勵內地的企業到香港上市，到香港集資。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給了香港信心，反過來也使香港認識到：香港要轉型，要發展，要找到新的發展動力和方向，唯有與中國內地融為一體。這是香港金融危機之後，大家形成的一個共識。所以，2003年香港更換特首後，特區政府加快步伐朝著這個方向前進，其中包括吸引內地人才，以及與南方部分省份合作制定「9＋2」發展戰略等。對於香港而言，回歸前有風浪波折，回歸後同樣有波折風浪，所以香港的人心是逐步地在接受，並不是所有的香港人立馬就覺得回歸以後是多麼的有利。也有一部分人至今仍然認為，在回歸的十年之中，自身的利益並未增加，社會地位也並沒有提高，甚至還有一種失落感和不滿的情緒。這些人主要是香港中產階層中的一部分。他們有一定經濟實力，主要是在上世紀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過程當中成為中產，是香港的第一代中產，也是所謂第一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金融風暴中，中產階層遭受了巨大的打擊，有的甚至出現負資產，而中下階層的人擁有比較優厚的社會福利保障，比如醫療、教育、住房等。正是在這種背景下，2004年7月1日，香港出現了一次50萬人的大規模示威遊行。最終的確切資料顯示，在參與示威的人員中，主要就是上述的中產人士。同樣也是這部分人，仍然是香港政治反對派的主要社會基礎。這些力量集中在香港的政治體制問題上，在普選等問題上不斷形成新的波折。普選與《基本法》不相符合，也很難確定是否對香港的現實有利。但是這卻成為了香港能夠走出過渡期，進入到「一國兩制」的穩定時期的一個遺留難題。遺留難題中，除了這樣的政治問題，還包括「23條」，即關於國家安全的立法。這也是上次示威遊行的主要矛頭針對點。《基本法》關於國家安全的第「23條」是留給香港人自己制定的，可是現在尚未制定，可以說是香港人到現在還欠著中央政府，每次提出制定時，就會遭到反對派的猛烈攻擊。這兩個遺留問題不解決，香港的政治體制還是會出現波動。馬上就會發生的是，特首將以意見書的形式提出他的普選方案。據說這個方案有三個選擇。我想這三個選擇，第一都不會違反《基本法》；第二選擇能夠讓中央政府接受；但是符合《基本法》，又能夠讓中央政府接受的方案，肯定不會被反對派接受，這樣的情況在2005年曾經發生過。所以，政治體制上的波折應該還會延續下去，可是無論怎樣，總體而言，只要香港社會保持現在這樣的繁榮穩定，特別是和內地整體結合的進一步加強，香港會看清楚利益所在和自己的未來所在。政治體制也必將適應這樣的大趨勢。（演講時間：2007年6月22日，肖福林根據錄音整理，本報有刪節）思想者小傳曹景行祖籍浙江，1947年生於上海。1968年下鄉到皖南的茶林場。1978年被複旦大學錄取，學歷史4年後，入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年逾四十移居香港，轉入新聞行業。初入《亞洲周刊》時當撰述員，後任副總編兼《明報》主筆，並為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華文報章撰寫評論。五十歲時再次改行做電視。1998年加入鳳凰衛視。2005年7月開始，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做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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