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慈善與基督教信仰

基督教並不把個人的財富看做是福報，而是認為金錢財富都是上帝委託自己管理的，並不永遠屬於自己，除了自己生活基本所需，將來應該歸還上帝---全部捐出去。因此窮人不會羨慕富人，富人也不會鄙視窮人。 對於基督徒而言，做善事是榮耀上帝，並不期求回報，而是愛神及愛人如己的體現。《聖經·使徒行傳20：35》「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最近幾年美國人捐款的數字是：1991年，美國人捐出1,108億美元；1992年，增加到1,243億美元；1996年，則上升到1,507億美元；1999年是1,380億美元；2000年增至2,030億美元。即使在美國經濟衰退、科技股票縮水70％的情況下（54％的美國人擁有股票），2001年美國人的捐款額仍高達2,120億美元（80％是個人捐的，70％來自普通人）2005年，全美私人捐贈總額為2603億美元，以當年美國境內總人口2.964億計算，人均捐款878.20美元，在全球屬於領先水平。而2005年中國全部私人捐贈僅相當於人均0.2美元。中國人均GDP與美國相差38倍，但是中國人均慈善捐款和美國相差7300倍。而且中國慈善捐款總數中，大約75％來自國外，10％來自平民百姓，只有15％來自國內的富人階層。中國人均慈善捐款數額僅是美國人均慈善捐款數額的1/5500。統計顯示，進入2010年以來，美國每年近3000億美元捐款中，15%來自企業和大機構，85%來自私人捐款，而私人捐款中約七成來自普通民眾。2007年為例，美國民間慈善捐贈總額為3064億美元

和我們有些對9.11幸災樂禍的人相比，美國人的愛心值得我們回味。

一直以來，有相當多的普通美國人不遠萬里到中國領養了成千上萬個被親生父母遺棄的孩子（其中絕大多數是女孩子，相當一部分是殘疾兒童）。在911事件發生的當年，僅911事件受害最嚴重的紐約城區一地就領養了一千多來自中國的女嬰。在911事件之前，平均每一個月都有數百名中國女嬰橫渡太平洋來到美國。由此估計，現在美國家庭領養中國孩子的總數已經達到數萬人。

這些博愛的美國人在申請領養一個中國孩子之前要經過很複雜的審查手續和焦急的等待。他們要向負責國際領養活動的機構提出申請，機構再派人對到他們進行調查：包括教育程度，健康狀況，財政收入等等。他們還要交納數萬美元，並耐心等待半年至一年時間。在收到領養通知書之後，他們來到中國，到各福利院詳細了解孩子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被人檢到的。他們把孩子出生地詳細情況，甚至特地到檢到孩子的地方去用照相機和錄像機拍攝下來，到孩子長大之後給她們看。他們花這麼多心思領養一個中國孩子的目的只是「希望有一個孩子來和他們分享充滿慈愛的生活」。

據國際領養問題專家說，在發展中國家的1.43億孤兒中，美國領養的人數超過所有其他國家的總和。

美國除了由政府支出的對外援助以外，還有無數民間組織向世界各國提供巨額援助。這和美國人的慈善文化（當然還和捐款額免稅）有密切關係。

如果說中國的富人在慈善捐款方面興趣不高，比起美國企業家來，中國企業就更是「鐵公雞」。

根據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王克英向記者提供的數位：目前中國工商登記註冊的企業超過了1000萬家，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足10萬家，也就是說99%的企業從來沒有參加過捐助！

美國成功的企業家功成名就之後大手筆慈善捐獻，絕對不是個別現象。英代爾的創辦人，還有零售業巨頭沃爾馬公司創辦人華頓家族等，每年都有數億美元的捐款。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慈善基金會至今都在發揮重要的作用。

美國各地的許許多多公共圖書館，都是用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的捐款建立起來的。卡內基早年生活貧困，依靠頑強打拚，掙得億萬家產，但他認為，自己的所有財富都是來自社會，因此這些財富必須回歸社會，才是正道。

卡內基有這樣一句名言：一個人死的時候如果擁有巨額財富，那就是一種恥辱。

美國是一個崇尚個人奮鬥的國家。很多通過艱苦創業而積累了大量財富的美國企業家都和卡內基一樣，認為把巨額財富傳給後代不但不道德，而且不明智。他們知道，富家子弟容易養成揮金如土、逍遙度日的不良習氣，金錢不但不會給子女帶來幸福，反而可能造成傷害。

比爾.蓋茨公開表示，他不會給子女留下很多錢，因為這對他們沒有好處。巴菲特也曾說過，他不相信王朝世襲式的財富。他表示，只要給子女留下足夠的生活費用就可以了。

美國慈善活動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歐洲的基督教教會。基督教教義中的「普世」思想使教會把扶貧濟窮視為己任，經常舉行捐款等慈善活動。值得注意的是，現代美國的慈善文化主要基於這樣一種理念：富人只是社會財富的管理者。也就是說，就法律意義而言，個人財富屬於私人所有，但在道德和價值觀的層面上，超過生活基本需求的財富應當屬於社會。

一般來說，美國人對生活抱著務實和進取的態度，一方面捨得消費，同時也很少鋪張浪費。他們對社會有著普遍的責任感，把慈善捐助看做一種義務、權利和精神寄託。可以說，美國人是一邊賺錢，一邊通過慈善捐款來回報社會。不但富人是這樣，普通民眾也是這樣。

美國《世界日報》評論說：「慷慨捐獻，是美國億萬富翁的一種不成文傳統，一種成功企業家必備的素質，一種有錢人得到社會認同的標準，一種具有終極誘惑力的精神風範。」

捐款已經成為美國人生活的一部分。在美國，你可以聚斂財富，但必須回饋社會。美國孩子們從小就為各種事情捐錢，他們認為幫助有需要的人是理所應當的。美國人非常強調個人主義，強調個人奮鬥和競爭、淘汰；另一方面，又非常具有公益精神，這是美國社會越來越強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美國慈善基金的透明度很高。稅法規定它們每年要向稅務局作報告，陳述它們做了哪些項目，花多少錢，資產是多少。因此它們每年都有年鑒，在網上也可以查到，任何一個公民都可以去查賬。

從事慈善事業回饋社會的良善也是互相傳染和影響的。據美國媒體報導，巴菲特的舉動，就受到美國微軟公司總裁比爾蓋茨的影響。美國第一富豪，微軟總裁比爾蓋茨在此前一個星期宣布急流勇退，辭去微軟公司總裁的職務，專心從事慈善事業。

美國《慈善紀事》雜誌估計，沃倫巴菲特這筆捐贈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慈善行動，其捐贈將被用來戰勝人類的疾病和促進教育事業。《三藩市紀事報》報導說，巴菲特的捐贈，有助於人類研製防止愛滋病疫苗的科研工作。蓋茨表示他希望人類能夠攻克愛滋病以及其他二十幾種人類疾病的防治難關。

不讓錢潮淹子女

為什麼美國富豪不把財富傳給自己的孩子呢？美國是一個年青的國家，崇尚個人奮鬥打天下，不像其他一些國家尊崇世襲的爵位和財富。很多通過艱苦創業而成功的美國企業家不相信財富可以傳代。他們知道，由於富家子弟在鈔票堆中長大，一輩子不愁吃喝，無憂無慮，容易養成揮金如土、逍遙度日的不良習氣。金錢不但不會給孩子帶來幸福，反而有可能對孩子帶來傷害。

巴菲特和蓋茨都相信「再富不能富孩子」的教育原則，寧願將錢捐獻給社會也不願多給錢讓孩子去揮霍。蓋茨曾經說過：「當你有了1億美元的時候，你就明白錢不過是一種符號，簡直毫無意義。」

蓋茨對社會如此慷慨大方，然而對子女則「吝嗇」。蓋茨曾經公開宣布：「我不會給我的繼承人留下很多錢，因為我認為這對他們沒有好處。」

巴菲特也對世襲財富的概念不屑一顧。他說：「我從來不相信王朝世襲式的財富。」中國俗語中把那些出身豪門不務正業的富家子弟稱之為「紈挎子弟」，而巴菲特則把那些從小生長在富裕環境的人比喻是「幸運精子俱樂部的成員」(members of the lucky sperm club)。

巴菲特在回答記者有關為什麼不把資產留給孩子的問題時說，他相信財富來源於社會，最後也要回饋給社會。他說，他已經給孩子留下足夠的生活費用了。

慈善是一種社會事業，是需要信仰的。中國人的傳統就是為子女賺錢。中國是一個「國家」。「國家」就是家、國不分，這是我們幾千年的政治傳統。中國曆來都是官商不分的。中國的富豪絕大多數都是依仗或者藉助政府的公共權力，而發家致富的。中國富豪之所以搞不了慈善，其原因是一目了然的：中國富豪們的財富是「取之於權力，用之於權力」的。沒有權力的一聲令下，財富就只能藏在自己的口袋之中。只要權力為你安排一下，就可以讓你從赤貧變成暴富，而且，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樣，權力也可以讓某些人巨大的財富在一夜之間蒸發得一乾二淨。中國從來沒有真正自治的社會組織，所以，即使那些比較幸運到賺了一些錢的民營企業家好不容易想搞一點社會捐贈活動，往往也是出師無名的，這個國家歷來就有清理富人中的出頭鳥的傳統，弄不好，可能會背上「擾亂社會秩序」或者其它的罪名。作為普通中國人，我們也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沒有政府或自己的單位組織，我們很少搞什麼社會捐贈活動。幾乎每個中國人的捐贈行為都是「逼捐」的結果。所以，中國沒有真正的社會慈善活動，而只有國家的、政府的「慈善」。但就算國家有什麼「希望工程」之類的東西，中國每年的捐助數量也是相當有限的。以2007年為例，美國民間慈善捐贈總額為3064億美元，中國則為223.16億元（摺合約為30.53億美元），美國捐贈總額是中國的100倍，而人均捐款金額則是中國的436倍。

到底是什麼力量使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強國？表面看，是繁榮的經濟，和強大軍力，但實際上，支撐它的是一種文明價值，或者說是一種美國精神在釋放能量，它的核心是「自由」和「人道」。

只要細心觀察美國社會，幾乎每天都可以感受到這種精神的力量。例如，捐獻，就是體現它的一個方面。

美國人的捐獻幾乎是天文數字，每年捐獻的錢，相當於丹麥、挪威、沙特．阿拉伯這類國家的一年的生產總值。

1991年，美國人捐出1168億美元。1992年，增加到1243億美元。到1996年，則上升到1507億美元。這個數字是當年土耳其的全年生產總值，並相當於中國的全部外匯存底。而這僅僅是美國人一年捐出的錢。

美國人的捐獻像是在進行一場冠軍賽，七十年代，數額最大的捐獻來自「家庭用具公司（Home Depot）總裁，是1500萬；到了八十年代，是商業大亨郎埃圳（Eugene Lang），捐出3000萬；九十年代，CNN總裁特納（Ted Turner）一鳴驚人，捐給聯合國10億美元。他總共才有30億美元資產，捐出了三分之一。

在20世紀結束前，美國的捐款冠軍是微軟總裁蓋茨，他曾一次捐了20億美元，把美國所有中學圖書館的電腦更新。

●多數捐款來自普通人

初看到這些捐獻報導時，我以為美國的千萬捐款都是出自這些億萬富翁或名牌大公司，但我錯了。據統計，美國一年千億美元的捐款，80％是個人捐的，70％來自普通人。

在特納宣布捐出10億美元之後不久，83歲的黑人遺孀斯考特（I. Scott），走進舊金山市區她經常看病的醫生辦公室，遞上1000美元的支票，捐給這個醫生主持的「學生基金」。斯考特每月領取的養老金等才是851美元，這1000美元，是她省吃儉用四年的積蓄。

1997年12月，美國中部的哈堤斯柏哥（Hattiesburg）鎮經營洗衣店的麥卡提夫人（Oseola McCarty），把一生勞作積攢的15萬美元捐給了南密西西比大學，建立了「黑人學生基金」。

在這之前一個月，新澤西州薩莫威力（Somervilie）鎮的居民包葉爾（Eleanor Boyer）中了「六合彩」，金額達1100萬美元。這位從沒結婚的72歲老人，總是準時到教會，但這次她遲到了，教友以為她中了頭獎，不會再來教會。但彌撒開始20分鐘後她蹣姍走進教堂，解釋說她的老舊汽車半路拋錨，送去車行修理。隨後宣布，她把六和彩的獎金，一半捐給教會，另一半捐給當地救火志願隊和救急隊。她連輛新車都沒買。

兩個星期前，紐約曼哈頓的一位廚師中了六和彩，金額創了記錄，達一億美元。這位廚師表示，他會把相當部份捐給他家附近的三家中學。報上說，他和妻子住在曼哈頓上區的公寓，月租是589美元。這個錢數在曼哈頓只能租到極簡陋的公寓，可見他們相當不富有，但中了彩，仍想到公益事業。

1998年8月10日《時代》周刊公布的民意調查顯示，在被問道中了「六和彩」怎樣花這筆錢時，92％的人回答，將與親屬和朋友分享（而不是獨用），有33％的人回答，要把大部份金額捐給慈善事業。

●打破國界的捐贈

但絕大多數的美國捐款，既不是來自大富翁，也不是來自六和彩中獎者，而是來自千千萬萬的普通人的每月幾元、幾十元的固定小額捐款。

柏瑞德默小姐（Pridmore）每個月給一個環保組織捐五美元，她25年前去Galapagos島旅遊過，從那時起就一直定期捐款給「生態平衡基金」。她說「捐獻是我和世界的聯絡渠道。」

碰上災難性事件，美國人捐款更是踴躍。像幾年前的俄克拉荷馬州聯邦大樓被炸事件發生時，加州矽谷的一位26歲的金融分析師葛洛斯捐出了他一年的薪水53,874元零8分，他所在的公司老闆也捐出相同數額。全公司幾乎人人捐款，金額達到100多萬。全國各地捐款、物品和要求獻血電話之多，使當地賑濟機構無法承受。「美國紅十字會」收到的捐款太多，以至遊說捐款者把錢捐到其他項目上。

像特納捐給聯合國10億美元一樣，美國人並不是都把錢捐給自己國家，而是捐給了世界各地需要的人。海地的饑民，索馬利亞的災民，波士尼亞和科索沃的難民，還有台灣的地震，中國的洪水┅┅都是美國人捐贈的對象。去年春天，在我住的公寓大院里，就有為科索沃難民捐獻物品的標牌，旁邊堆著大小箱子的衣物、用品等。

以1996年為例，那一年平均每戶美國人捐出了1017美元，等於平均每戶把一年全部收入的2.1％捐了出來。

●遺產不給子女，捐社會

紐約一位研究捐獻的心理分析學家說，事實上，是否捐獻，和人的經濟條件沒有必然關係，有的人富得流油，但就是一毛不拔。很多美國人捐獻，因為他們有一種回饋社會的意識，並認為很多事不應該由政府管，而是應該交給社會，實現大社會，小政府。

例如，美式教育就是一例。美國的主要名牌大學都是私營的，靠捐款運轉。像哈佛、哥倫比亞、普林斯頓等長春藤名校，每年的預算都達幾千萬美元，絕大部份來自各界捐款，其中很大部份來自該校畢業的學生。這些私營大學的校長，一半以上的時間用於募捐，由於預算額度大，捐款額超過一百萬的人，校長才能親自接見。

中國人的觀念是，人死了，財富要留給兒女、親屬，但美國人則有不同。1986年，居住波士頓的81歲的史坦利．紐伯格去世時，立下遺囑，把全部560萬美元的財產捐給美國政府。這位猶太老人當年為逃避納粹來到美國。他的妻子已去世，有三名成年子女，但沒有獲得任何遺產。雖然對於年度預算高達一兆五千億元的美國政府來說，500萬美元只夠政府維持運作兩分鐘，但紐伯格在遺囑中說，「我感激能夠生活在這個偉大的國家。」

1994年，89歲的著名出版家唐納．米勒死後留下高達9000萬美元的財產。在他的遺囑中，除了留給妻子100萬之外，全部捐給了慈善基金會。而對三名成年子女，則未留分文。他說，「我已栽培他們，他們目前的境遇都不錯。」

正是這種無私的捐獻精神，不僅使小政府、大社會的美國模式成為可能，而且支撐起讓世人羨慕的精神文明。

●聯合國靠美國養活

中共政府的宣傳上，總是譴責美國在世界各地推行霸權，但事實上美國每年向全球各地捐助大量金錢。僅從1992年到1998年，就捐助了巴爾幹國家17億美元，還有盧安達、索馬利亞、北伊拉克地區、海地等，捐助額高達31億美元。

聯合國僅1999年資助的國家就有13個，包括巴爾幹國家、蘇丹、索馬利亞、安哥拉、阿富汗、剛果、烏干達、坦尚尼亞等，年度援助金達15億美元，被援助人口達四千萬。而聯合國運作經費的三分之一來自美國。

中共的報紙總是指責美國拖欠應交聯合國的分攤經費，但卻從不報導為什麽美國拒絕交付。真實情況是，從1945年聯合國成立以來，美國一直在擔負聯合國所有花銷的33％。而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就有五個。

美國國會提出把美國分攤的費用減到25％，並要求聯合國改革龐大的官僚機構，但沒有得到積極迴響，這才導致美國國會拒絕批准可林頓政府向聯合國交費。即使減到四分之一，也是相當大的比重，因為畢竟聯合國有187個成員國。憑什麼美國要擔負三分之一的費用呢？當美國管事的時候，那些像中國一樣不交錢的第三世界國家們就大喊大叫「美國霸權」，而故意遺忘美國向聯合國交了多少錢，向全世界捐了多少錢。而實際上美國又佔領了哪個國家呢？在世界任何地方需要援助的時候，北京從來都是鴉雀無聲。當流氓國家做惡的時候，總是有中共的影子在後面。

北京曾經給臭名昭著的南斯拉夫種族清洗政權提供了一億美元援助。

●貢獻時間：另一種捐獻

美國人不僅捐獻金錢，更捐獻時間。義工，即提供義務服務，早已是美國一個普遍現象。例如，在1993年的「國際海岸清潔日」，全美有22萬義工，在幾千裏海岸線和河邊，清掃掉2400噸垃圾。1996年紐約「清潔日」，有7000名「義工」，在全市300個公園和公共設施清理垃圾。

1993年冬天，舊金山北部小鎮帕塔魯馬（Petaluma）12歲的女孩克拉斯（Polly Klass）失蹤，成為全美大新聞。那個小鎮民眾自發地成立了「尋找中心」，義務人員上千人。我看到報上的消息時，腦子裡閃過的念頭是，這都是些家庭主婦等閑散人員，才有時間做「雷鋒」。

很巧，正好那年的「感恩節」，我去那個小鎮參加一個會議，在那裡得知，這個小鎮全部居民才4600人，而參加尋找小女孩的義工有1500多人，其中絕大部份不是家庭主婦，而有的是餐館老闆，把餐館暫時停業；有的是公司職員，提前休了積攢的假期，還有工人，請了事假。他們印製了300萬份「尋人啟事」分發到全美各地的圖書館、加油站、旅館，教會等公共場所；還建立電腦網站，通過全國聯網查詢；並幾百人一組，在附近山裡過篩式尋找。

1995年7月初，來美國康州麥迪遜鎮參加「殘障人運動會」的尼泊爾運動員馬利（Mali）溺水失蹤。當地有上千名居民，手拉手組成人牆，在海岸邊水裡進行過濾式篩找。

我不知道有多少美國人知道尼泊爾這個喜馬拉雅山下的小國，但美國人看重的是這個失蹤者屬於整體的「人類」。強烈的人類「同類意識」和「生命意識」，促使他們自發地去救人。

●物質豐富，才能有精神文明

幾年前「金色冒險號」運載的近300名中國人偷渡進美被捕獲，大部份關押在賓州約克鎮的監獄。當地的美國人社區，馬上成立了營救這些偷渡者的組織，為他們募款請律師，捐贈衣物和中國食品（他們吃不慣監獄的美國飯），還定期到監獄裡教他們學英文。我曾去監獄採訪那些偷渡者，發現這些來自福建鄉下的農民連中國話都表達不清，真得佩服那些美國人的耐心。

那些營救者還每周在監獄對面的馬路邊舉辦一次燭光祈禱會。我去採訪的時候，正碰上他們在祈禱，當時氣溫起碼有攝氏零下20多度，我這個黑龍江出生的東北人都很難堅持住，而祈禱者中還有70多歲的老夫婦。這個祈禱活動共堅持了182次，整整3年半，直到那些難民獲釋為至。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能夠這樣虔誠、持久地做一件無私利人的事。

中國人向來強調，中國物質貧乏，但精神富有。西方人物質豐富，但精神空虛。但事實證明，真正的精神文明一定建立在高度的物質文明基礎上。今天，美國人向全世界的捐獻更證明了這一點。

（註：文中事例和數字取自《紐約時報》、《時代周刊》和《新聞周刊》；載香港《開放》月刊2000年2月號）

中國人並非不可能有信仰，我們的社會流行權力崇拜教與商品拜物教。它們比宗教迷狂還厲害！

其實，中國人的信仰是多元的。至少有很多很多人信仰孔子的聖人理論，或者，老子的「道法自然」，等等。當然，還有7000多萬人信仰馬克思主義。

不過，我這樣說，已經犯了中國人最容易犯的、幾乎與生俱來的毛病，即，我們沒有意識到「信仰」本身是一個外來語。中國傳統的、本土的漢字漢語所反映的漢思維是沒有「信仰」這個維度的。這就像中國人所用的「哲學」一詞，同樣是舶來品。我們今天談什麼「中國哲學」、「中國人的信仰」，其實都是在求助於西方。

所以，我又認同「中國人沒有信仰」的說法。上面的那些名為「信仰」的東西，實則是「迷信」而已。不過，我並不認同「中國人不可能擁有信仰」的說法，實際上，很多中國人一旦走出大陸，他就不得不尋找到某種信仰，例如宗教，例如自由、民主等等普世價值。

我的意思是說：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中國的大陸人是不可能有「信仰」的！即使你想擁有「信仰」，也不過是一個無法實現或實踐的「理想」。「信仰」對於我們，只能是一個空中樓閣！儘管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正在學習「仰望星空」，然而，結果總是一樣的：我們的頭頂上陰霾密布。

如果以「信仰」這個舶來品從西方輸入中國作為分水嶺，我們不難發現：在輸入之前，中國人沒有信仰；在輸入之後，中國人無法信仰。這就是說，一些中國人所孜孜以求的「信仰」，既無文化傳統的支撐，亦無政治現實的基礎。所以，中國人的「信仰」只能處於一種期待著的未來狀態，你不可能將它落到實處！談「信仰」，頂多只是理想主義。

轉自磐石的新浪博客 作者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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