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羅伯特·D·卡普蘭，《大西洋月刊》資深記者，美國著名保守主義作家。20世紀80年代，卡普蘭是第一位指出未來爆發在巴爾幹地區戰爭的美國作家。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和喬治·W·布希都是卡普蘭的讀者。據說，柯林頓在讀了卡普蘭的《巴爾幹之魂》(BalkanGhosts)後決定不插手波黑的動亂局勢。而在「9·11」事件發生前半年，布希閱讀了卡普蘭的另一本著作《東進韃靼大地》(EastwardtoTartary)——關於從羅馬尼亞到裏海海岸一帶政經形勢的遊記。布希認為，卡普蘭對世界局勢所持的諸多論點與他本人的世界觀頗為吻合。卡普蘭在「9·11」之前預言，由於未來戰爭趨向於非傳統，且是「不宣而戰」，國際法規在這些衝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將愈來愈渺小。歐洲是陸緣政治，東亞則是海緣政治。兩者之間的區別至關重要，使得21世紀的地緣政治不同於20世紀：上世紀最富爭議的地區都位於歐洲乾燥的陸地，特別是德國東西部邊境的地勢平緩，陸軍可以長驅直入，防不勝防。不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地球的人口分頁和經濟重心有相當一部分已經轉移到了歐亞大陸的另一頭，而且重要人口密集區之間完全隔海相望。 由於地形的影響，制海權成了重中之重，這些東亞大陸地形特點預示著海軍世紀的到來。海軍世紀從廣義上還包含海戰和空戰陣形，因為如今空戰和海戰日益密不可分。為什麼這麼說？既然目前中國的陸地邊界比清朝在18世紀末最鼎盛時期還要穩固，那麼忽庸置疑的，中國的軍事力量就必然朝海上發展。也只有通過建立強大的海權，中國才能擺脫長達兩個世紀被外部入侵的心理陰影——迫使周邊國家作出相應舉措。 海戰跟陸戰有天壤之別，運籌帷幄的決勝之道亦然。陸戰講究人海戰術，從根本上把人的權利看作是一個影響戰爭進程的預兆。海戰則從理智和技術的角度研究，從而把戰爭簡化成了數學，這就跟以往戰爭上同時進行並決定勝負的心智較量顯然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與法西斯主義作鬥爭的道義之戰，法西斯主義殺害了數千萬非戰鬥人員。冷戰也是與共產主義作鬥爭的道義戰爭。共產主義跟法西斯主義同樣是壓迫性意識形態，蘇聯紅軍所佔領的廣袤地區都實行共產主義。緊接著冷戰之後是同發生在巴爾幹半島和非洲中部的種族滅絕進行道義鬥爭，這兩處地面戰和反人類的罪行難分彼此。再往後，同伊斯蘭極端分子開展的道義鬥爭把美國拖入了阿富汗的窮山惡水，人道對待數百萬平民成了取勝的關鍵。所有這些戰爭中，戰爭與外交政策不僅成了士兵和外交官的討論主題，也成了人文主義者和知識分子的探討內容。誠如反叛亂作戰代表著軍官與人權專家合作的巔峰。這就是現代條件下地面戰升級為全面戰爭的結果。 東亞，更準確地說是西太平洋地區正迅速成為全世界海軍活動的新中心，也預示著與以往完全不同的對戰過程。在這片戰場所遇到的道德困境相對於我們在20世紀以及21世紀初常見的要少得多，朝鮮半島發生地面戰的可能性極低，但是如果爆發的話將是個極大的例外。西太平洋將軍事回歸防衛專家的偏狹領域，不僅是因為我們應對的是寬廣的海洋不存在平民，而且東亞各國政權的本性，比如中國，雖然是強大的威權統治，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實行鐵腕治國或者說一點也不講人情。 在西太平洋爭奪主導權並不必然意味著爆發戰爭，這一過程將靜悄悄地在廣闊的海面上進行，過程緩慢得像冰川消失一般，逐漸適應超級經濟和軍事大國的存在，正如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那樣。戰爭未必不可避免，儘管必然會出現群雄逐鹿的形勢。倘若中國與美國處理好即將到來的角力，亞洲及至整個世界都會變得更加安全和繁榮。到了這份上，誰還會比誰更佔據道德制高點呢？要記住：服務國家利益的只有現實主義——而現實主義的目標是避免戰爭——從整個人類歷史來看，現實主義遠比人道干預救下的生靈多。 東亞地形廣袤無垠，彷彿向太平洋張開了「血盆大口」。這個口子幾乎從北極開到了南極——從庫頁島南下直到紐西蘭——期間點綴著斷斷續續海岸線和遼闊的群島。就算考慮到技術的進步大幅度縮小了空間距離，這片海域還是構成了抗禦侵略的天然屏障，至少同樣廣闊的陸地做不到這一點。大海與陸地不同，有著分明的邊境線，使得減少衝突的可能性很大。此外還要考慮到進攻速度，最快的戰艦走起來速度也相對較慢，比如說35節（一節相當於一小時行駛1海里，1海里約等於1.8公里——譯者注），這就減少了戰略誤判，讓外交官有更多的時間——甚至可以多想幾天——來作出決策。海軍和空軍不像陸軍那樣保衛國土。由於環繞東亞——全球製造業中心、軍事採購費用逐年上升——的海洋的存在，21世紀相對20世紀更有希望避免一場軍事大浩劫。<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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