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監獄的周作人

周作人是1945年12月因漢奸罪被逮捕入獄的。

1949年1月，南京解放前夕，暫由李宗仁任代總統的國民黨政府決定疏散監獄在押人員，有期徒刑的犯人可以擔保釋放。周作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重新獲得了自由。

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走出了老虎橋監獄，第二天，即由尤炳圻父子陪同，乘火車去上海。那時北平已被解放，南京、上海仍控制在國民黨手中，兵荒馬亂，京滬之間不能通車，他一時無法回家。尤炳圻曾留學日本，在抗戰期間，他與周作人一樣，未能保持氣節。僥倖的是，戰後的尤炳圻並未被當作為漢奸對待。周作人被關進老虎橋監獄後，尤炳圻曾經給他很多的接濟和幫助。這次尤氏父子找到周作人，是想把他接到上海自己的家中。

據周作人後來回憶，他們進了車站，看見有一列火車停在那裡，就擁了過去。車上早已擠滿了逃難的人，周作人是被尤氏父子從窗戶拉進去的。上車之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座位，安頓周作人坐下，尤氏父子只能站著。已經65歲的周作人這一回真切地體驗到了「逃難」的痛苦滋味。

第二天趕到尤炳圻家，天已經快黑了。那天正是陰曆戊子年的除夕，噼噼啪啪的鞭炮聲陸續響起。從這一天起，周作人成為尤家的食客，白吃白住，直到同年8月15日回到北平。

在上海待的這半年時間，周作人當時真實的心緒怎樣？他自己沒有明說。我們或許可以從他的詩作中窺知一二。1949年3月19日，周作人為友人作題花鳥畫詩四首，分別是《月季花白頭翁》、《牡丹雞》、《野菊雞》、《木蘭芙蓉鳥》。

詩雖是詠物，但是言為心聲。那種迷惘、惆悵、思歸和無奈的心境一目了然。

從1949年4月起，周作人重新開始寫日記，恢復了正常生活狀態。為了能多掙點錢糊口，周作人陸續從事一些寫作和翻譯工作。

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給中央領導人周恩來寫了一封五六千字的長信。周作人在信中，一開始談的是自己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共產主義的認識和支持，實際上是在表明他擁護黨、擁護共產主義的態度。接下來，周作人則談到了問題的重點，即自己那個怎麼繞也繞不過去的「過去」。他介紹了自己那段就任偽職的不光彩的經歷，並辯解是迫不得已才擔任偽職的。而且，他對於日本方面，也並非真心實意的附逆，而是敷衍塞責，等等。

周作人委託自己的學生把這封信送給董必武，請他轉交。據有關人士回憶，毛澤東曾看過這封信，看完之後說：「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周作人後來的命運似乎就由毛澤東的這番話決定了。

1949年8月12日，周作人終於結束了他寄居上海的生活，歸心似箭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8月14日，周作人一行抵達北平。因為不了解八道灣的情況，不敢貿然回家，所以他暫時住在太僕寺街尤宅。

兩個月後的10月18日，周作人在兒子周豐一陪同下，回到他闊別三年多的八道灣家中。經歷了抗戰勝利後的被捕、坐牢、逃難之後的周作人，終於又可以安坐在自己的家中了。

回到熟悉的環境，周作人又恢復了往常的生活方式。開始重新翻譯英國作家勞斯的《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此書在老虎橋監獄時早已譯出，後交正中書局印行。沒想到書還沒有印，譯稿卻毀於一場大火中，10月27日，《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再次翻譯完成，改名為《希臘的神與英雄》。

從1949年起，周作人作為「專政對象」的身份從來沒有改變過。1949年11月17日，即周作人回到八道灣的一個月後，北京市最高法院便傳他問話。11月28日，北京市最高法院又來人調查房產。1951年2月，他又上書毛主席，希望能重新處理自己在北平淪陷期間出任偽職一事，結果還是未能如願。他仍舊不準用周作人這個名字發文出書。1953年12月法院決定，自即日起褫奪他的政治權利。1958年4月25日，周作人向法院寄去申請書，要求恢複選舉權，最終被駁回。派出所還不斷要他寫自傳、寫材料、寫改造計劃，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

從1955年1月起，為了養家糊口，周作人不得不勤奮譯書。在其後的10年時間裡，他共交人民文學出版社譯稿11部。1965年在翻譯完了路吉阿諾斯的《對話集》以後，他感覺自己的心愿已了，精力也已消耗殆盡。於是4月26日，他重立遺囑：

余今年已整80歲，死無遺恨，姑留一言，以為身後治事之指針爾。死後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隨便埋卻。人死聲銷跡滅最是理想。餘一生文字無足稱道，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愿，識者當自知之。

1966年，「文革」開始了。在掃蕩一切牛鬼蛇神的風暴中，周作人立即被「橫掃」而揪出。8月22日，一群紅衛兵小將衝進了八道灣，砸爛了家中供奉的周作人母親的牌位。8月23日，周作人寫下了他此生最後一篇日記：「晴，廿二度。上午閱《毛澤東論文藝》，下午吉宜為寄耀辰信。」

8月24日，82歲的周作人被紅衛兵拉到院中大榆樹下用皮鞭、棍子抽打，進行批鬥，家也被查封。後經兒媳張菼芳向紅衛兵求情，總算在廚房裡給周作人搭了個床鋪，讓渾身是傷的他躺卧在那裡。「壽則多辱」，周作人兩次向派出所遞交「呈文」，懇請恩准他服用安眠藥，進行「安樂死」，早點結束對他來說是痛苦不堪的生命。當然無人會理睬他的「卑微」的要求。他拖著老病之軀，居然熬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走到了生命的終點。那天中午，老保姆為他端來熬好的玉米粥，他照例吃得乾乾淨淨。下午兩點多鐘，鄰居隔窗發現他趴在鋪板上一動不動，姿勢極不自然。家人被叫回來後，發現周作人已經渾身冰涼，沒有了氣息。（摘自《知識分子在1949》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