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委屈的科學家葉企孫

《民主與科學》編者按：葉企孫先生現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知道，他是九三學社前輩王淦昌、趙九章、陳芳允、葛庭燧等著名科學家的恩師。他對中國科學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也歷經坎坷。葉企孫最後的遭遇，是歷史、社會、文化等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文化大革命」的惡果。我們必須謹記，在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未來征途上，再也不能讓我們的傑出科學家受如此委屈和磨難，再也不能讓「文化大革命」的悲劇重演。

葉企孫先生的侄子葉銘漢院士最近說了一句話：要反思歷史，接受教訓。誠如斯言。歷史不僅僅是實際發生的事，而且還是人們對這些事件的思考，以及對這些思考的思考。人類歷史不斷進行自我反思，正是通過反思，歷史才是理性的，才能不斷探求更為合理的行進方向。

歷史本身沒有反思力，是賦予了理性思維能力的人在思考著。這種反省精神，永遠推動著人們超越自我，超越人類社會自身，愈來愈走向更高文明。反思「文革」的教訓，使年輕人了解「十年動亂」及其對我們民族科學文化的危害，對於曾經經歷了那些年風雲變幻的一代人來說，這是歷史莊重交給我們的責任。我們沒有權利迴避這個責任，每一個具有歷史責任感，對生活採取嚴肅態度，崇尚「愛國、進步、科學、民主」的人，都不能迴避這個責任。

讓歷史和未來記住他

他是中國最委屈的科學家。

長久以來，每當說起中國科技界的領軍人物，我們只知道中國科技界有「三錢」（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有「原子彈之父」王淦昌，有「航天之父」趙九章，有「光學之父」王大珩，知道中國「兩彈一星」的科技功臣，知道華人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知道著名的數學家華羅庚等等，卻不知道這些中國巨響和中國亮點實際上均和他有著巨大的關係。這真是一個令人扼腕痛惜的疏忽。

他就是葉企孫，中國近代物理科學的宗師，原清華大學首任理學院院長、物理系主任。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幾乎沒人認識他，更沒人知道他的價值。在長久的沉寂之後，葉企孫的名字，又重新被人提起。說他是大師中的大師，一點也不為過。他創建了清華大學物理系，並培養出五十多位院士；「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中，半數以上是他的學生。

他和我們的時代交臂而過——一個我們知道得最晚，了解得最少，然而卻對中國科學界貢獻重大的傑出科學家。

一

葉企孫出生在一個書香世家，3歲開始背誦《唐詩三百首》，習寫《三字經》、《百家姓》、《千家文》，6歲開始熟讀《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經》等等。如果在國學上繼續研習，或許可以成為未來的國學大師。

1911年2月，葉企孫考取了庚子賠款游美預備學校——北京清華學堂，入學不久，葉企孫就在自己的日記中這樣寫道：要想洗刷民族的恥辱，要祖國強盛，必須加強自身的學識和修養，努力學習科學知識。也就是從那時起，「愛國」和「科學救國」成為了伴隨他一生的理想和信念，即使在後來遭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時，也未曾動搖過，終生信守，至死不渝。

1914年，葉企孫和同學們一起籌措建立了「科學會」，並呼籲大家「聚數百英俊之士，如同一之目的，平日浸漬熏染，切磋琢磨；專科學者，從事研究……積之既久，必有出類拔萃者出乎其間」。他的見解代表了清華學子順應時事的發展方向，因此「科學社」得以百年流布，並成為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學術社團。

除參加「科學會」之外，葉企孫還參加了另外一個社團「明德社」，取自《大學》首章「大學之道，在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句，意思是彰顯美德，以達到一個完美的思想境界。學生時代的葉企孫就是被這樣一種文化引領著，一心一意去做全人格的學生，要成為一個完美的人。

就這樣，在清華的學習經歷，葉企孫既豐富了學識，又豐滿了雙翼，成為了那個時代所要求的「全人格」式的學生，1918年6月，葉企孫以優異成績結束了影響他一生的清華園學生時代。兩個月後，葉企孫和同學們在上海乘中國遊船公司新「南京號」船赴美。

二

葉企孫選擇了芝加哥大學物理系學習實驗物理學。在當時大批留美學生中，只有極少數青年高瞻遠矚地注意到物理科學的重要性而選擇了這一方向。

早在1915年1月14日寫的日記上，葉企孫第一次透露出他的思想，他深感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乃是祖國人民的血汗，自己他日留學必須從國家需要和自己的長處嚴謹思考，以圖報國。1915年3月4日，葉企孫的好友任鴻雋在《科學》創刊號上喊出了科學救國的呼聲：「然使無精密深遠之學，為國人所服習，將社會失其中堅，人心無所附麗，亦豈可久之道。繼茲以往，代興於神州學術之林，而為芸芸眾生所託命者，其唯科學乎，其唯科學乎！」葉企孫熟讀中西歷史，極易對此產生共鳴並付諸實踐，因此，他1918年赴美留學選擇物理是長期深思熟慮的結果。

葉企孫是以三年級插班生的名義進入芝加哥大學學習的，只學習了短短的兩年，1920年6月，即以優異的成績獲得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學士的學位。

同年9月，葉企孫轉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師從後來獲諾貝爾物理獎的布里奇曼作博士研究生。研究生期間，他與合作者改進前人的試驗方法，用射線方法重新測定普朗克常數，其測定的h值被認為是當時最精確的h值，正是由於這一數值的精確，在科技水平飛速發展的20世紀20年代後的16年內，無人再敢問津，這在現代科學史上是很了不起的。那一年，他才23歲。在這以前，還沒有哪一個中國人的姓名被載入現代世界自然科學學術著作中，並且如此廣泛傳聞。

葉企孫留美期間的另一個大成就是流體靜壓力對典型的鐵磁性金屬——鐵、鈷、鎳磁導率的影響，這項研究由葉企孫獨立進行，是高壓磁學的重要進展，因此他的博士論文《流體靜壓對鐵、鈷、鎳磁導率的影響》再一次受到了世人的矚目，成為歐美科學家爭相議論的焦點。他的導師P.W.Bridgman教授這樣評價葉企孫的這一成績「自從葉企孫的工作之後，R.L.Steinberger先生用類似裝置對一系列鐵鎳合金作了類似測量。」可見，葉企孫在這個領域作了開創性的工作。

在葉企孫的影響下，中國留學生在大洋彼岸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科研高潮。並且，繼葉企孫等第一代留學生為祖國爭得榮譽之後，又有更多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學生相繼在大洋彼岸獲得了成功，他們是王淦昌、施士元、王竹溪、趙九章、彭桓武、鄧稼先、錢三強、錢學森、李政道、楊振寧、吳健雄等等，但若溯本追源，追索誰是第一個在近代科學界為中華民族贏得榮譽的人，非葉企孫先生莫屬。

值得回味的是之後的那些人大都是葉企孫的學生，或者是他學生的學生。而葉企孫更大的貢獻則是為中華民族立於世界之林爭取了時間和為祖國完成了科學技術人才上的準備。

三

1923年，葉企孫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他婉言謝絕了恩師對他的挽留，決議回國。

留學期間的葉企孫當年除了敏銳地注意並吸取國際上科學前沿的成就外，還注意到人際交往的重要性，要與國際上站在科學前沿的科學家交往。因此，歸國前，他利用平時節省下來的錢去了一趟歐洲，先後參觀了德國、法國、荷蘭和英國的一些大學的物理研究所，拜會了那裡的物理同行，歷時4個多月，1924年3月，回到上海，開始了他曾魂牽夢繞的報國之路。

1924年3月，葉企孫被當時國內極負盛名的東南大學聘為物理系副教授，他本人如凱旋般受到大家的歡迎，因為在當時的國內物理學界，還沒有哪一個科學家能在世界自然科學領域獲得如此矚目的成績。1925年8月，清華學校開始籌設大學部，葉企孫被清華學校大學部聘為物理科副教授，並把東南大學剛畢業的學生趙忠堯、施汝為兩人帶到清華作助教。不久，梅貽琦因為教務長公務繁忙，就把物理科全部工作交給葉企孫負責，把科上升為系，並由教授會選舉葉企孫擔任清華物理系的首任系主任。從此葉企孫就把創建清華物理系作為他終生的事業，把歐洲學習、考察所得全部應用到這個事業上。他創建物理系不僅著眼於教書育人，而且還謀劃建立中國自己的科學事業，吸取歐美名牌大學及那些著名科學家的成功經驗。所以，在創系之初除了想方設法網羅名師之外，精心籌劃建立各種實驗室、金工間、木工間，同時帶領助教進行科研工作，通過實驗測量解決與實際應用有關的理論問題，這在當時的中國大學是首創的。

葉企孫總是把自己的高足安排在物理學之外的領域，讓他們用深厚的物理學基礎和物理方法在一些重要的新科技領域做開拓性工作，佔領世界科技的多個制高點。這種科學上的戰略決策是借鑒歐美科學史所得，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證明，葉企孫的戰略思想和實踐是極其成功的。「兩彈一星」功臣中的13位與葉企孫有師承關係，這絕不是偶然的。

在23位功勛科學家中，有9位是葉企孫的弟子。第一位就是王淦昌。王淦昌是物理系第一屆學生，葉企孫的大弟子。學生時代的王淦昌是一個熱血青年，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的當天晚上，葉企孫得知王淦昌參加了天安門遊行，又見到了王淦昌身上的血跡，情急之中脫口而出：「誰叫你們去的？！你知道自己的使命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為什麼會挨打？為什麼落後？你們明白嗎？如果我們的國家有大唐帝國那般的強盛，這個世界上有誰敢欺侮我們？一個國家與一個人一樣，弱肉強食是亘古不變的法則，要想我們的國家不遭到外國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學！科學，只有科學才能拯救我們的民族……」說罷，葉企孫淚流滿面，不能自已。王淦昌被老師發自肺腑的話所打動，從此暗下決心，獻身科學，走科學救國之路。王淦昌大一時酷愛化學，葉企孫看出這個學生轉學核物理更有前途，在「三一八」慘案後，用各種方法，使他把專業興趣轉移到了物理學。王淦昌家在江蘇，假期沒有錢回家，葉企孫就給他旅費讓他回家。後來又把自己穿的一件呢子大衣送給他，從此建立起不同尋常的師生情誼。

1930年，王淦昌被葉企孫推薦到德國留學，在柏林大學師從麥特勒教授，這位女教授是歐洲研究原子核分裂現象的三個源頭之一，曾參與發現鈾原子核裂變反應的實驗，後來又對此作出了正確的解釋。原子彈就是在此基礎上得以研製成功的。王淦昌的科學生涯從一開始就與原子核物理有緣，後來成為了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學家，長期擔任中國核物理學會理事長。由於他對我國的核能事業的重大貢獻，歐美報刊曾稱譽他為「中國的奧本海默」。（奧本海默是美國的原子彈之父）

王淦昌在柏林大學完成博士論文答辯即將回國時，一位德籍教授拉著他的手深情地說：「密斯特王，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中國很落後，實驗設備都不齊全，你在世界物理學界很有發展潛力，世界的物理城在西方，不在東方，你回去將會影響你的前程……」而王淦昌這時頭腦里閃現出來的是葉企孫先生的教導，王淦昌說：「先生，你說得對！世界的物理城在西方，科學也是沒國界的，但是我們科學家卻是有祖國的！我是中國人，在中國有我的妻子兒女，在這個國難當頭的時刻，我應該回去！我的國家需要我……」就這樣，像當年葉企孫婉拒恩師對他的挽留一樣，王淦昌也毅然回國與恩師葉企孫共赴科學救國之路。

為了祖國的強盛，王淦昌一生都在科學征途上奮鬥拼搏，鞠躬盡瘁，為中國的核科技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為了中國原子彈、氫彈的研製工作，王淦昌隱姓埋名17年，受命時慨然寄語：「我願以身許國！」在大漠中科研攻關時，王淦昌幾次留下擲地有聲的話：「不研製出來，我死不瞑目！」當原子彈爆炸成功時，王淦昌首先想到的是葉企孫老師：「在浩瀚的戈壁灘上升起光彩奪目的大蘑菇雲的時候，沙灘上的人群是那樣的激動……在這個時候，我不能不想起我的師長葉企孫教授。」只要細看看投身於「兩彈一星」的科技骨幹的名單，就會看出這些人大都是葉師創建的物理系培養的學生，或者是葉師學生的學生！

第二位就是趙九章。1970年4月24日，我國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1號，10億中國人都在那一天夜裡看到了這顆衛星奏著東方紅樂曲從頭頂迅速飛過，那一刻永遠定格在人們的記憶里。

趙九章是清華大學物理系第五屆（1933年）畢業生。在葉企孫眾多弟子中，趙九章是與他脾氣秉性最像的人。20世紀30年代的氣象學，即使在歐美，還只是停留在觀測和定型解說階段。1934年，葉企孫指引趙九章轉入高空氣象學領域，不僅考慮到高空氣象與航空直接有關，涉及國防空軍建設的需要，而且希望趙九章把數學和物理理論及物理方法引入氣象學研究中，使氣象學變為可以定量計算，從而可以預言氣象現象，也就是使氣象學成為真正可以預測的科學。葉企孫深情地對趙九章說：「這是一項有利於中國人的大事業，我相信你會很快領會其中的含義，你是一個熱愛國家又有很強事業心的人，相信你會在高空氣象學領域闖出屬於中國人的新天地，給子孫後代留下一片安全的藍天。」趙九章沒有辜負葉師的期望，考取公費留學名額後，1935年赴德國柏林大學研習動力氣象學、高空氣象學和海洋學。1938年秋，趙九章取得柏林大學博士學位，像老師葉企孫一樣，他也立即回到戰火紛飛的祖國，成為了我國地球物理和大氣物理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趙九章此後的事業，真切地印證了葉企孫超乎尋常的預見力。僅就科技領域預見力這一點，在當時的中國，沒有什麼人能與葉企孫相比。

1957年10月4日，蘇聯成功發射世界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標誌人類進入「空間時代」，趙九章立即指出「這是空間探測的里程碑」，並向領導積極建議籌組這項巨大的科研項目，1958年1月一個名為「518」的科研集體在中科院誕生，組長錢學森，常務副組長趙九章。在趙九章的領導下，這個研究集體研製出諸多火箭和衛星腔體中的各種儀器設備，進行了宇宙線、電離層的探測，解決了真空、高溫條件下衛星環境模擬實驗的一系列問題。1964年12月27日，當他看到我國火箭技術已具備發射人造衛星的能力時，又第一個寫信給周總理，正式建議開展我國的人造衛星研製和空間物理探索，並領導籌建了中科院衛星設計院。正當趙九章全面組織實施中國衛星的研製工作之際，文化大革命風暴席捲中華大地，趙九章慘遭迫害致死，使人們無比痛惜。1988年，由中國科學院上報的《「東方紅1號」人造衛星事業的開創奠基工作》這一重大成果被評為「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當按成就大小排名獲獎科學家時，趙九章名列首位，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國衛星第一功臣」，然而，他卻沒有等到這一刻的到來。

西北核技術研究所所長李真富在紀念趙九章90誕辰大會上這樣評價趙九章：「趙先生雖然沒能親自參加核試驗，但他的遠見、他的德高望重、他的支持和幫助使我們對核武器試驗中的幾個重要安全問題的解決是有貢獻的。」

1999年，國家追授趙九章「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再看「東方紅1號」人造衛星獲獎功勛科學家的名單，排在第三位的是錢學森，錢學森是火箭技術和空氣動力學的世界一流專家，是保證衛星上天的必須。他本是學習一般鐵道機械工程的，也是葉企孫的引導和安排才轉到新科技的前沿領域，在這個學科方向上，成為馮·卡門的博士生。

錢學森於1934年畢業於交通大學鐵道工程系，他怎麼會與火箭衛星打上交道的呢？這也與葉企孫有關係。清華改為大學後，於1933年恢復公費留學生，並向全國公開招考，主持這項留學生（不僅是留美，還包括留歐）考試的就是葉企孫。錢學森一畢業就參加了1934年的留學生考試，參加這一屆考試的有清華物理系畢業的趙九章、王竹溪，歷史系畢業的夏鼐，土木系畢業的徐芝綸，南開大學生物系畢業的殷宏章，交通大學土木系畢業的張光斗等共２０人。這些人出國留學學些什麼，到哪所大學，都由葉企孫會同各方面專家並結合留學生本人要求仔細考慮，所以他們出去後都學業有成，成為享有世界聲譽的一流專家。考慮到錢學森在國內學的是鐵路機械工程，出國留學卻是航空工程，兩者差異太大，所以葉企孫就安排錢學森在清華大學補修航空專業一年，變更留學方向需補專業基礎，專門補習專業和數學，於是葉企孫就承擔起了這項工作，為錢學森專門「吃起了小灶」，後來乾脆就讓錢學森住到自己的家裡以方便為其補習。

試想，如果沒有葉企孫的引導，改變錢學森的科技方向，在清華大學補修一年的新知識並推薦到馮·卡門的門下，就沒有後來的「火箭之父」錢學森。而經過葉企孫這位伯樂之手成為千里馬的科學明星實在太多了。

彭桓武，1938年赴英師從國際知名理論物理學大師玻恩。彭桓武在名師指導下打下了深厚的理論物理基礎，獲得了兩個博士學位，成為揚名海內外的科學奇才，回國後成為國內數一數二的理論權威。

錢三強，清華物理系第8級畢業生，師從居里夫人的女兒、女婿，專攻核物理並做出顯著成績。1948年，他決定回國時，約里奧·居里夫婦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在自己的得意門生的鑒定書上這樣寫道：「我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近十年來在我們指導下的這一代科研人員中，錢三強是最優秀的！」

王大珩，1938年赴英國留學，攻讀應用光學專業。為什麼改學光學，王大珩說：「在設置留學生的專業和名額上，葉先生有深謀遠慮。在抗戰前中國的光學工業是零，而國防需要光學機械，為此他設置了應用光學這個名額。」王大珩回國後成為我國現代國防光學技術及光學工程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陳芳允，清華大學物理系第10級畢業生，1938年畢業後被留在清華大學的無線電研究所任助教，該所是清華特種研究所下屬的五個研究所之一，而特種研究所委員會的主席就是葉企孫。陳芳允於1945年被派往英國一無線電廠研究室工作，解放前夕回國，他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實驗做出過重要貢獻，為人造衛星的貢獻更多，成為中國衛星測控技術的奠基人。正是王大珩與兩位清華校友王淦昌、陳芳允及畢業於交通大學的楊嘉墀一起，倡議開展了我國發展高科技的「863計劃」。此外，周光召、鄧稼先、朱光亞、于敏、程開甲、屠守鍔等「兩彈一星」元勛，都與葉企孫有直接和間接的師生關係。

從葉企孫麾下走出的清華物理學人，走向歐美科學界的尖端科學，他們按著葉師的教導，從物理跨到其他領域，原子熱核武器研製成功、衛星上天、電子技術、地震預報、氣象預測、國防工業等領域突飛猛進，為新中國的國防科技現代化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而這諸多重要學科的肇始，都離不開葉企孫的名字。

四

1993年，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在《紀念葉企孫先生》一文中，這樣評價葉企孫的一生：葉企孫先生「是我國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和我國物理學界最早的組織者之一，為我國物理學研究與理科教育、科學事業和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葉企孫對國家「突出的貢獻」，不僅表現在「兩彈一星」方面，更表現在對中國近代物理學事業的建立上。

以葉企孫在讀書時的成績和靈性，他是完全可以躋身世界頂級科學家的行列的，但是，科學家會為國家創造出「國之利器」，而教育家會為國家培養科技人才，中國需要一個科學家群體，而不是僅靠一個科學家去改換天地。正是源於這層考量，葉企孫放棄了近在咫尺的科學家桂冠，放棄了自己的專業研究，以一個教師的身份完成了他與祖國簽立的科教興國的承諾，而且自始至終從不懈怠。

他是清華物理系首任系主任，也是清華理學院的第一任院長。理學院下設六系，在葉企孫任首任理學院院長期間，他聘請的各系主任是：算學系熊慶來、化學系張子高、生物系陳楨、地理系翁文灝、心理系沈有乾、土木工程系盧恩緒。理學院下屬各系聘請的教授有吳正之、楊武之、鄭之蕃、薩本鐵、陳省身、任之恭、吳韞珍、黃子卿、高崇熙、孫光遠、施嘉煬等等，皆一時之選。可謂群賢畢至，從各系主任的名單上就可以看出他們是國寶級的人物。

不僅如此，抗日戰爭及戰後國家發展變化，葉企孫也總是從大局出發，不斷向外輸送人才，又同時培養大師級人才。如1937年薩本棟去廈門大學任校長，並帶去本系優秀畢業生周長寧。1945年吳有訓去中央大學任校長，趙忠堯則去中央大學任物理系主任。

1929年到1937年，葉企孫擔任了9年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在《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一書中，蘇雲峰先生評價這個時期的理學院，「在校園西部興建物學館、博物館、氣象台及有關特種技術研究，使理學院成為校園中面積最廣、建築最宏偉、設備最精良的部門。生物館獲洛克菲勒基金會之半數捐助，是此時校園內最大的館系」。1931年後，理學院又「在校西南興建化學館、水利館、機械工程館、電機工程館、航空工程館、改建發電廠，新建男女宿舍4座及教職員新住宅40所」。1934年後，理學院「58個實驗室和研究室，大多安置最優良的儀器設備」。在圖書和儀器設備方面在國內可謂首屈一指，無人可與之匹敵。

陳岱孫先生談到葉企孫對清華大學的貢獻時說：「他是清華大學物理系的創建者，同時又是清華理學院各系發展的奠基者。他為清華大學在短期內躋身於名大學之林，做出了貢獻……在短短的幾年的時間內，清華從一所頗有名氣而無學術地位的學校，一變而為名實相副的大學……企孫先生，在這一方面做了重要貢獻。他，為創建清華的物理學系和理學院，羅致了一批造詣較深的學者……充實了理學院的師資隊伍；為物理系積極籌備、組建了研究工作所必需的實驗室，配備了各種儀器設備。清華物理系，在抗戰前近十多年的時間，培養出一批優秀人才；他們對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近代物理學從20世紀20年代之初開始萌發，吳有訓、趙忠堯、薩本棟、王淦昌、彭桓武、錢三強等人都為中國近代物理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都是它的奠基人，葉企孫只是這許多奠基人之一，但是與這些奠基人相比，他所起的作用也大不相同，葉企孫是鼻祖、是主心骨，是伯樂，是人才階梯的設計師。他是這個事業的典範，值得我們後人永遠銘記。

五

因為他高尚的師德和磊落人品，因為他君子之風和至善至美的奉獻精神，葉企孫一直為昔日清華師生所愛戴。

吳有訓當年到學校時只不過是一個普通教師，資歷年紀都不如他，他把吳有訓的工資定得比自己還高，1934年，葉企孫把清華物理系系主任一職薦引吳有訓接替，四年後1937年又力主吳有訓接替他的理學院院長一職，而那時的葉企孫尚未滿40歲，正當盛年。多年之後，清華園裡，每每談到求賢若渴禮賢下士的例證，人們援引最多的就是葉企孫的舉動。

馮秉銓畢業的時候，葉企孫對他們說：「我上課上得不好，對不住你們……但有一點對得住你們的就是，我請的教你們的先生個個都比我強……」

抗戰期間，西南聯大教授們都掙扎在飢餓線上，生活極端艱難。他卻省出錢買了兩包糖果糕點，在昆明的圓通公園舉行茶話會招待聽他的熱力學課的全體同學，50多歲的他在狂轟濫炸中親自跑腿給學生買糖果，還鼓勵學生說：「目前困難是暫時的，抗戰一定會勝利。……你們一定要鍛煉好身體，努力學習，將來為祖國爭光。……一定要大公無私，不計名利。……」當年的一位學生半個多世紀後還深深銘記此事，他回憶說：「茶話會結束了，他送我們，我們走了，他也走了。我回頭看到他的背影，就想起我大學一年級時的國文老師朱自清寫的《背影》一文，那是父親的背影。」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許多學生患了浮腫病，葉師時常將自己的特供牛奶節省下接濟學生。張之翔先生在回憶葉師的文章中說：「1961年困難時期，吃不飽，我患浮腫，葉先生見我臉色不好，曾讓我到他家喝牛奶。我去時，還有他的的研究生蕭國屏等也在，他還切了麵包給我們吃。葉先生很愛學生。我們畢業時，他分批請我們到他家，拿糖果點心給我們吃，一面聊天，一面讓我們寫下姓名和通信處，以便以後聯繫。他教過的學生中，不少與他有聯繫。他關懷他們，愛護他們。他沒有結婚，住房比較寬裕，有時就讓他的學生住到他家的空房裡。如在清華時，讓孫良方住到他家；在北大時，讓楊海濤住到他家，院系調整後，北大住房困難，葉先生主動把房子讓給梁寶洪住。」

他就是這樣從心底關心他的學生，真心實意地為國家培養人才。華羅庚從一個只有初中學歷的無名小卒，脫穎而出，成為數學大家，也是由於葉企孫的力排眾議、慧眼識才，全力舉薦，當時葉企孫說：「清華出了華羅庚是好事，不要為資歷所限制。」時任理學院長和校務委員的他當時就拍板決定，破格給華羅庚提升為教員，到大學講授微積分課程。後來葉企孫還打破常規，送華羅庚到英國深造，使其躍上世界第一流的數學家隊伍。新中國成立後，華羅庚可謂名揚四海，許多人只知道華羅庚，不知道葉企孫，而對於華羅庚來說，他沒齒難忘葉企孫的提攜之恩：「道及葉企老，不覺淚盈眶，他對我的愛護是說不盡的，而他的千古奇冤我竟不能設法尋根究底，恕難為人。」李政道大學二年級就被破格推薦去美國做博士生，後來獲得諾貝爾獎，也跟葉企孫有很大淵源，李政道後來撰文寫到：「葉師不僅是我的啟蒙老師，而且是影響我一生科學成就的恩師。他在西南聯大給我的教誨和厚愛，對我後來在物理學研究方面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我非常敬仰他，永遠懷念他。」

在他執教生涯的幾十年時間裡，他對每一個學生的發展和工作情況都十分關心牽掛。1963年夏天，中國物理學會在北京開學術會議時，他的1949級畢業生龍期威也前來開會，在分組會上，龍期威見到葉師，由於畢業後第一次見葉先生，相隔14年，龍期威怕桃李滿天下的葉先生不認得自己，便主動上前自報家門。沒想到已經65歲的葉企孫連聲說道：「記得記得，你是葉銘漢的同班，和陳篪一道去東北的。」

或許這個時代已不記得葉企孫是何許人，但是葉企孫卻永遠記得自己的學生，記得他的教書育人的崗位，記得科學救國的使命。

六

葉企孫終生未娶，他的學生就是他的親人，其中有一人叫熊大縝，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如果沒有那場意外，熊大縝應該和他的同門師兄弟一樣走上「兩彈一星」的功臣榜，一同接受世人的鮮花、掌聲、讚譽和永遠的景仰。

熊大縝自幼讀書，1931年由北師大附中考入清華大學，第二年入物理系。熊大縝非常聰明能幹，因此深得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兼物理系主任的葉企孫先生的器重和賞識。熊大縝1935年畢業，1937年考取了赴德留學名額，學業一帆風順的他即將啟程開啟人生新的一頁，「七七事變」突然爆發。「七七事變」發生後，清華大學南遷，與北大、南開合併成立著名的西南聯大。在這個過程中，葉企孫負責搶運圖書館資料和儀器設備，這時的熊大縝毅然放棄出國的機會，成為了葉企孫的重要助手。

1938年熊大縝投筆從戎，到呂正操將軍領導的冀中抗日根據地，他組織了技術研究社，利用專業知識為部隊製造烈性炸藥、地雷、雷管等軍需品。他在冀中根據地的工作深得呂正操的賞識，被任命為軍區供給部部長。這期間，熊大縝的抗日壯舉也得到了葉企孫的技術支持，葉企孫在天津，在日軍的嚴密監視下，冒著生命的危險組織大學裡的愛國師生秘密生產TNT炸藥、裝配無線電收發報機等，偷運至冀中供應抗日部隊。

我們在電影《地雷戰》里看到的地雷和炸藥的種種巧妙運用，全部是農民的身影，其幕後英雄正是以葉企孫為代表的這些清華師生們。

有了地雷，冀中地區的抗日如虎添翼，打得日本軍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們在軍報上寫道「八路軍有反坦克地雷」。美國外交官曾深入抗日根據地考察，回國後在報紙上撰文說：「你們真有本事啊，和美國的火箭一樣啊！」呂正操回憶說：「他們在外國報紙上說他們美國的技術中國的晉察冀全都有了。」

葉企孫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在平津兩地的各種關係，聯絡、動員、舉薦了許多技術人才到冀中根據地去。他的學生葛庭燧、汪德熙都由他安排赴冀中根據地去進行軍工研製工作，冀中抗戰，葉企孫和他的學生們功不可沒。

1939年春天，形勢急劇惡化，根據地發起了鋤奸運動，熊大縝被誣陷為特務而遭逮捕。當時的呂正操也正在被懷疑，自身難保，無力營救。在日寇掃蕩，軍區機關轉移途中，鋤奸隊擅自決定槍決熊大縝，臨死前的熊大縝深知子彈對於抗戰的重要性，而且他也不能死在自己親自研製的槍彈下，要求省下子彈抗日，最終被石塊打死，時年26歲。

47年後，1986年，熊大縝終於平反昭雪，認定他「是葉企孫教授推薦的好大學生，是有志青年，懷著一片報國之心，為冀中抗戰做出過卓著的貢獻」。在今天清華大學的校史館裡，熊大縝的名字銘刻在「清華烈士」的群像中。

七

「文革」的暴風雨席捲而來，「熊大縝特務案」又被重新提出，並展開進一步調查。

這一次，厄運降臨到葉企孫先生身上。因為他與熊大縝的師生關係，也因為在熊大縝被捕時，葉企孫冒著被株連的危險多方呼籲，一直要求為熊大縝平反，雖然沒有結果，但是卻為他在「文革」時的蒙冤，打下了深深的伏筆。

「文革」式的推理可以說毫無任何邏輯可言，先是呂正操受審查，熊大縝「特務案」又被重新提出，因為熊大縝是特務，所以他的老師葉企孫就被推理成特務頭子，更為弔詭的是，連普通國民黨員都不是的葉企孫竟被誣為國民黨中統在清華大學的頭子，而熊大縝是受他的派遣打入抗日根據地的。他向抗日根據地提供的技術援助與支持也被說成是來自國民黨反動派。

在那個顛倒是非黑白的混亂時期，這樣的罪行可想而知會給葉企孫帶來什麼。

從1967年6月開始，紅衛兵小將們以革命的名義對葉企孫揪斗、關押、抄家、停發工資並送往「黑幫勞改隊」，暴風驟雨般的折磨與批判，使這位恨不得把生命獻給科學、獻給黨、獻給祖國的科學家精神受到強烈刺激，並一度精神錯亂，出現幻聽，他總認為有電台在監視他，「一舉一動都有反應，他喝一口茶，電台就說他喝茶不對，他走出門，電台就叫他馬上回去」。他侄子看著他，「甚覺悲哀」，說「你是學物理的，你知道電波透不過牆，根本沒有這種事，是幻覺」，他說「有，是你耳朵聾，聽不見」。1968年，已經70歲的他，因為熊大縝的事，涉嫌「國民黨C.C特務團」被捕，關入北京衛戍區監獄，還戴上了手銬，關押了17個月。

後內審外察，葉企孫在受盡多次人格侮辱，飽受多次肉體折磨後，因均無罪證實據，1969年11月，才被釋放回學校。蝸居一間斗室。昔日神采奕奕、風度翩翩的名教授，腰已彎到90度，並且當時的病情已經非常嚴重，小便失禁，雙腿腫脹如小桶，腳腫得穿不上鞋襪……

那時人們常看到海淀中關村街頭有位行將就木的老人踽踽獨行，或迎著北風仰天獨坐，穿著一條露出破棉絮的破棉褲和一件捉襟見肘的舊棉襖，腰間紮根繩子，腳上趿拉著一雙鑽出腳趾的老棉鞋，花白鬍子及頭髮上結了冰，這就是培養出一大批「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的一代宗師葉企孫。

有一次，錢三強在中關村的馬路上碰到他，趕緊走過去跟老師說話，他卻輕輕地對錢三強說：「以後你再碰上我，不要跟我說話了，省得連累你。」說完馬上離開了。

王淦昌從四川九院出差來京，與龔祖同一道看望老師，葉企孫知道王淦昌化名隱身大山深處為了什麼，即使面對這兩位最親密的弟子他也絲毫不透露內心的痛苦，從不提工作內容，更不會以牢騷滿懷的姿態向學生訴說時代對他的不公。

困難時期曾經得到葉企孫的幫助，到葉先生家喝過牛奶的張之翔聽說葉先生從監獄放出來了，想方設法見了恩師一面。他回憶道：他坐在椅子上，多年不見，乍見之下，竟認不出來了。他氣色比過去差多了。他告訴我，他的腿走路很困難，是被紅衛兵打的。他拉起褲管給我看，他的小腿仍然腫著……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到葉先生。

錢臨照常常探望葉企孫，所談多涉及物理學和科學史以及中國古代詩詞，不涉及受迫害屈辱之事。僅有一次，葉企孫取出《宋書》，要錢臨照看范曄寫的《獄中與甥侄書》中的一段：「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否，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1977年1月13日，身患重病的他含冤去世，終年79歲。彌留之際，偶爾醒來，便口中喃喃：回清華……

據他的侄子葉銘漢回憶，葉企孫去世之前大喊了一聲「啊……」這一聲喊出了他的委屈，他的不解，一個性格如此溫良寬厚的人，最後用這樣的方式告別了他的人生，告別了這個他曾經那麼熱愛的科學、他的教育事業、他的學生。

而他去世的消息卻不曾見諸當時的報端。

在多方的呼籲和努力之下，直到1987年葉企孫才得以被稱為「不但是偉大的科學家，教育家，同時又是滿腔熱血的愛國主義者」。這份遲來的公正整整晚了十年。但葉企孫的學生和學生的學生們無法了結他們的懷念和追思，無法忘記這位為中國科學做出卓絕貢獻的一代宗師。1990年，清華大學理學院物理系校友決定組織「葉企孫獎」基金會，設立「葉企孫獎」。

1995年，葉企孫銅像在清華大學新區第三教學樓落成。

八

葉企孫的一生是科學的一生，為科學戰勝愚昧而奮鬥，但恰恰也是被無知和愚昧致死。他的悲劇深刻說明：在中國，必須培育適宜科學發展的社會文化土壤，形成有利於科學大師成長、生存、發展的社會文化環境。這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

「讀史徒知事實，無補也，善讀史者觀已往之得失，謀將來之進步。」——葉企孫

（本刊編輯部緯零、孟瑋根據《最後的大師》、《葉企孫》、《中國科技的基石——葉企孫和科學大師們》等資料彙編整理，感謝葉銘漢先生、虞昊先生的訪談對本文提供的幫助。）

原載九三學社主辦的《民主與科學》雙月刊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