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語與客家話

粵語與客家話，是廣東境內最重要的兩種方言，因為這兩種方言的中心與主要分布地域都在廣東，而且關係最為密切。據著名語言學家徐通鏘對基本辭彙的統計﹐在全國七大方言中﹐粵語跟客家話的基本辭彙最相似。本文將粵語與客家話進行對照，分析其關係及異同。

一、從漢民族共同語的演變談起

中國是個幅員廣闊、民族民系眾多的大國，「五方之民，語言不通，嗜欲不同。」歷代皇朝為了維繫「大一統」的格局，都制定本朝的「官話」（官方語言），並通過行政手段推行，使之成為共同語。音韻學家鄭張尚芳指出：「『官話』就是官場的辦公用語，是教學讀書唱誦用語。先秦稱雅言，以後叫正音，到明代才叫官話。」

雅言形成於西周，以其國都王畿一帶的「夏語」為基礎。春秋戰國，諸侯割據，雅言成為各諸侯國之間往來的官方語言，如果官員不會說或者說不好雅言，出使時就必須帶會講標準雅言的「象胥」（翻譯）。《論語》說：孔子「詩書執禮皆雅言」。雅言也就逐步成為儒家學說的載體，隨著儒學的傳播而推廣，成為社會各界交際的共同語。

秦滅六國之後，「焚書坑儒」，作為儒家學說載體的雅言也就失去了共同語的地位。直至漢武帝「獨尊儒術」，雅言的地位才得以恢復。

東晉至南北朝，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隋書》載：「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後魏統治者是鮮卑人，這裡的「夷語」就是鮮卑語，它後來逐漸融入中原漢語，中原漢語也因此而發生變化。與此同時，大批士人南遷，將雅言傳播於金陵（南京）一帶，稱為「士音」。隋初，一批學者經過討論，由陸法言執筆，根據南方士大夫顏之推、蕭該所承用雅言、書音，折衷南北的異同，編著成音韻學著作《切韻》。音韻學家周祖謨指出：「切韻的音系是嚴整的，是有實際的雅言和字書的音讀做依據的。」與兩漢雅言相比較，除「輕唇歸重唇」、「舌上歸舌頭」已經消失之外，兩漢雅言的其他特點，包括嚴格區分尖團音，有一整套全濁音聲母，有唇、舌、牙三個部位的鼻音韻尾與塞音韻尾，有平、上、去、入四種聲調等，都完整保存。

唐朝安史之亂後，北方游牧民族語言對中原一帶的漢語帶來新一輪的衝擊。北宋定都汴京（今開封），其官方語言以開封至洛陽一帶的語音為標準，稱為「正音」。南宋遷都臨安（今杭州），官方用語依然是中原正音。與雅言相比較，正音的最大變化是：全濁聲母清化，塞音韻尾歸併和弱化。

1279年，南宋與蒙古軍隊在廣東新會崖門海域展開最後的決戰，南宋全軍覆沒。古詩云：「崖山之後無中華」，也就不再有漢民族共同語。直至明初，樂韶鳳等修《洪武正韻》，才將當時首都建康（南京）市民中通行的「官話」定為官方用語。明成祖遷都北京，大批江淮人北移，官話隨之而傳到北方地區。清朝，北京官話成為官方用語。雍正年間，為了推廣北京官話，在粵閩等地設立「正音館」，正音教師多系駐防旗人，這一事實表明，當時的北京官話已經加入許多滿語因素，成為滿漢的共同語。與正音相比較，它的特點是：尖團音不分，塞音韻尾全部失落，入聲變為平、上、去聲，鼻音韻尾-m併入-n，出現翹舌聲母和兒化韻，同音字大量增多，單音節詞大量減少。民國時期的國語，今天的普通話，保持著北京官話的基本特點，而跟古代的雅言及正音差異很大。

二、「方言足證中原韻」

作為早期漢民族共同語的雅言和正音，其音系在今天中原一帶已不復存在，但從全國各大方言來看卻並沒有消失，它們的大量因素保存於今天的粵語和客家話。正如晚清廣東詩人黃遵憲所言：「方言足證中原韻」。

粵語保存著雅言的大量因素，有其歷史原因。粵語形成的漢代，儒家學說處於「獨尊」地位；而粵語的形成地廣信（今廣東封開及廣西梧州），正是當時的嶺南首府和儒家經學中心。從中原遷徙至此的士人傳播儒家經學，便傳播了雅言；沒有文字的百越土著在接受儒家經學時，也就接受了雅言，雅言逐步成為漢族移民和百越土著的交際語言。而百越土著在轉操雅言時，必然將他們語音、語序等方面的習慣帶到雅言中來，同時夾雜著一些百越語詞，這樣就形成一種具有百越語的色彩的雅言，這就是早期的粵語。六朝期間，中原戰亂，進入嶺南的漢族移民激增，不少中原望族舉家南遷，落腳於百越聚居之地，以儒家禮儀之道教化團結當地土著民眾，他們當中一些人還成為威震一方的土著首領。隨著儒家禮儀文化的傳播，粵語也就逐步在西江流域和兩廣交界地區通行，並形成自己的音系特徵與分布格局。與此同時，中原一帶的雅言受到游牧民族語言的影響而發生變化，到唐朝安史之亂後便逐漸消失。而粵語沒有受到游牧民族語言的衝擊，因此保存著古代雅言音系的主要特點。

客家話則保存著正音的大量因素。客家先民也是中原移民，但他們遷徙的時代、線路與方式跟廣府先民有所不同。廣府先民南遷始於兩漢盛世，且一次到位，正如羅香林所述：「沿漢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粵桂交界。」客家先民南遷雖然始於西晉永嘉之亂，但他們大部分先落腳於穎、淮、汝、漢諸水間，也有部分遠達鄱陽湖平原甚至進入粵東北，例如劉宋史學士程旼，舉家從義陽郡（今河南靈寶）遷至粵東北，成為有史記載的第一位廣東客家先賢，南齊以其姓在此新置程鄉縣。在唐末及北宋末年中原兩次戰亂中，客家先民繼續南遷，幾經輾轉，彙集於當時比較平靜的贛閩邊界地區，以寧化石壁村為中心生息繁衍。南宋末年，元軍攻破臨安，文天祥在贛閩邊界集聚力量，繼續抗元，大批客家人投身戰場。宋亡後，他們為免遭元兵血洗而移至粵東北山區，以梅州為大本營。此後，中原漢語因滿蒙語的成分加入而發生裂變，客家人清楚地知道這種裂變，因而牢記「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的格言，始終不渝地固守祖宗傳入的正音，拒絕接受帶有滿蒙語言色彩的官話同化。

辭彙是語言中反映社會生活最直接的要素。粵語與客家話都脫胎於古代漢民族共同語，因而基本辭彙比較相似，尤其是所保存的古漢語詞比較一致，例如「佢」（他）、「著」（穿）、「頸」（脖子）、「面」（臉）、「翼」（翅膀）、「屋」（房子）、「幾多」（多少）、「舊時」（過去）等，都通用於粵語與客家話。然而，由於它們通行於不同地理環境，因此其中的一般辭彙則有著不同的特色。客家人自稱「中原之舊族，三代之遺民」，定居于山區，注重保持母語的純潔，因而客家話的辭彙系統相對比較單純，吸收其他語言和方言的詞語較少。粵語通行於珠江三角洲及粵西、桂東的沿海沿江地帶，在形成發展過程中不斷吸收古百越語及外來語言的因素，因而其辭彙系統凸顯多元化的特色，本地與外來交匯，傳統與流行交融。其中外來詞語和流行詞語之多，在各大方言中首屈一指。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外來詞語和流行詞語風靡全國，成為粵語的標誌之一。

三、互相交錯、互相兼容的分布格局

粵語與客家話有著不同的分布特點和擴展方式。粵語沿江分布，其擴展呈現推進式；客家話沿山分布，其擴展呈現散髮式。因此，隨著使用人口的增長與流動，兩種方言在分布上便出現相互交錯的情況。上世紀90年代，筆者參與《廣東省志?方言志》的編撰工作，負責《概述》部分，為此對全省方言進行一次全面的調查。在調查中發現，粵語與客家話交錯分布的區域遍及全省有40多個市縣。其中清新、佛岡等縣，幾乎每個鄉鎮都有「廣府村」和「客家村」。粵語與客家話在分布上不僅互相交錯，而且隨著時代變遷而互相更替。例如南雄珠璣巷本是廣府民系的「祖宗故居」，元朝之後，那裡的原住民大部分遷往珠江三角洲，贛南的客家人隨即進入，這一帶也就變成客家方言區；封開古屬廣信，是粵語發祥地和早期中心，及至明清之交，客家人不斷向西遷移，因而在該縣的平鳳、江川、漁澇、七星等鎮出現大小不等的客家方言島；珠江三角洲自唐朝以來一直是粵語的中心區，清朝康熙頒布「遷界令」，強迫沿海居民內遷，此令解除之後，一些客家人便來到曾經堅壁清野的南海之濱，於是在深圳、東莞、珠海、中山、江門乃至廣州、香港都出現新的客家方言區以及星羅棋布的客家方言島。進入近代，珠三角商品經濟飛速發展，粵語呈現前所未有的強勢，這一帶的客家方言區又逐步演變為「客粵雙方言區」，內部生活使用客家話，對外交際則使用粵語。隨著粵語的不斷推進，這種「客粵雙方言區」從珠三角一直延伸至北江、東江流域及粵西山區許多城鎮，成為廣府文化與客家文化互相兼容的見證。

毋須諱言，廣府與客家兩大民系也有過衝突。如在清咸豐、同治年間，四邑地區就發生過一次「土客械鬥」。這裡的「土民」即廣府人，他們多數在宋元時期從珠璣巷一帶遷來，與原住民融合，他們的方言也融入這裡的粵語而形成一種新的次方言——四邑話。客家人則是清朝康熙「遷界令」解除後進入的，他們以宗族為單位聚居，形成許多「客村」，大部分佃種土民的田地。咸豐四年（1854年）爆發洪兵起義，官府發動當地士紳招募客家佃農對付洪兵，於是出現了多支「客勇」。這些「客勇」對土民素有積怨，趁機報復，「佯托官軍，誣土著為匪黨，肆行殺戮」。土民不堪其害，群起「逐客」，從而引起械鬥。洪兵起義被鎮壓下去之後，官府轉而清剿「客匪」。直至同治六年（1867年），這場歷時十餘年的土客械鬥才告結束。民國《赤溪縣誌》記載這場械鬥時稱：「只因方言不同，積年尋仇劇斗，兩敗俱傷。」顯然不合事實。回首千年，廣府人與客家人共處於嶺南這片土地，固守各自的母語，但從來沒有要求他人放棄自己的方言。雖然出現過「土客械鬥」這樣令人遺憾的事件，而兩種方言互相交錯、互相兼容的格局並沒有改變。語言多樣性是文化多樣性的基本要素之一，正因為珠江文化由多個民族、多個民系文化構成，具有多元兼容的鮮明特徵，所以保持著歷久常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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