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代表是這樣產生的

——一個草根對中共黨創建史的探討（二十四）

「一大」代表是這樣產生的

出席「一大」的代表是如何產生的？那時，中國共產黨正處於年幼階段，還沒有很完善的制度。對於「一大」代表的產生，作為代行中央職能的上海黨組織，在至函各地黨組織時，也沒有明確規定與會代表如何產生。李達回憶說，「於是由我發信給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也就是說，由各地黨組織自行委派代表到上海參加「一大」的召開。

各地黨組織是如何推舉、委派代表的？至今只能在一些先行者的回憶錄中了解到一些情況了。

北京代表是這樣產生的：

作為北京黨組織代表參加「一大」的劉仁靜，在《回憶黨的「一大」》中說：「一九二一年暑假，我們幾個北大學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辦補習學校，為報考大學的青年學生補課。張國燾教數學、物理，鄧中夏教國文，我教英文。

「正在這時，我們接到上海的來信（可能是李達寫的），說最近要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要我們推選出兩個人去參加。我們幾個人——張國燾、我、羅章龍、李梅羹、鄧中夏就開會研究，會議是誰主持的我已記不清楚。李大釗、陳德榮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會前是否徵求過李大釗先生的意見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氣，就是徵求他的意見他也不會反對。

「在會上，有的人叫鄧中夏去上海開會，鄧中夏說他不能去，羅章龍也說不能去，於是就決定由我和張國燾兩個人去出席『一大』。」

劉仁靜在一九七九年八月，曾對來訪問者談 「一大」代表是怎樣產生的問題時說：「１９２１年暑假，我們幾個北大學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辦補習學校，為報考大學的青年學生補課。不久接到上海來信，要我們派代表到上海參加一大。張國燾、羅章龍、我、鄧中夏、李梅羹五六個人一起討論，推代表，開始叫鄧中夏去，鄧在長辛店辦工人學校，丟不開，不願去；叫羅章龍去，羅章龍當時在搞鐵路工作，也丟不開，不願去，後來就推張國燾和我兩人去。」（李良明：《中共一大最年輕的代表——劉仁靜》·《黨史天地》２００５年第７期）

以後劉仁靜還對訪問者補充說："北京小組選舉一大代表時，最初是張國燾和鄧中夏，可是鄧中夏當時又要兼管長辛店工人補習學校，有事去不了。羅章龍在鐵路工會工作也很忙，我當時沒有職務，結果補選我去上海出席一大。可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一大會有這麼重要。"

為何鄧中夏說他不能去呢？劉仁靜說鄧中夏「在長辛店辦工人學校，丟不開」，而且還「在保定師範學校教書」 ，但這可能不是主要原因。可能是他要參加七月一日至四日，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召開的少年中國年會。在這年會上，將爆發一場激烈的辯論。焦點是，少年中國學會應是一個什麼性質的團體。以鄧中夏、劉仁靜、高君宇等為一方的，主張少年中國以確定馬克思主義為共同主義的社會主義團體；以左舜生、陳啓天為一方的則主張為以從亊社會活動的團體。同樣參加年會的劉仁靜，為何又能赴上海出席「一大」，而鄧中夏卻不能？原來，參加年會後，鄧中夏還須到四川的重慶，出席主持夏令營講學會的講學。

至於羅章龍為何也說不能去呢？他在《亢齋回憶錄——記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說：「我亦往返長辛店、南口之間，忙於工人運動，張國燾已在上海，乃推選張國燾、劉仁靜二人出席。」

還有一個原因，使得羅章羅無暇出席「一大」，很可能是由於他正忙於編輯《工人周刊》有關。在一九二一年的四至五月間，北京黨組織在一次討論會上，談到需要創辦一份工人刊物的必要，因而有人提議恢復原先停刊的《勞動音》，但羅章龍則建議另創辦一份新的工人刊物《工人周刊》，得到大家的贊同。為了籌辦這份刊物，北京黨組織的所有成員都捐款贊助，李大釗捐了五十元，一些工人群眾還幫助購買到便宜的紙張。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福羅姆別爾戈也贊助了部份。《工人周刊》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出版。

廣州代表的產生，包惠僧在回憶錄說：

「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支部派兩個人出席會議，還寄來二百元路費。

「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去，因為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人去出席會議，陳公博是辦報的，又是宣傳員養成所所長，知道亊情多，報紙編輯工作可由譚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黨組織的人，開完會後就可以回去。其他幾個人都忙，離不開。

「陳獨秀年長，我們又是他的學生，他說了以後大家就沒有什麼好講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見。」

濟南黨早期組織是由王盡美、鄧恩銘作為代表參加「一大」。因為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就為王盡美、鄧恩銘倆人。既然是要派倆人出席，所以，可能就由他們自行決定作為代表出席「一大」。

武漢黨早期組織代表是董必武和陳潭秋。至於是如何推選的，還沒能看到有關資料的記載。

旅日代表是這樣產生的：

施存統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中說：「日本小組只有兩個人，即我和周佛海。我們二人互相擔任黨代會的代表，最後由周出席（因為周已多年未回國）。」施存統所說讓周佛海當「一大」代表，是因為他多年未回國了，所以對他有些照顧。但周佛海自一九一七年到日本留學後，在一九二0年六、七月暑假期間曾回國，但由於湖南發生戰亊而無法回老家。

周佛海在《往矣集》說：「接著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間要開個代表大會。湊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

明明有兩個代表的名額，而且旅費也不成問題，為何施存統沒有作為代表出席「一大」 呢？這很可能與他此時正受日本警方的調查有關。據石川禎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稱：根據1921年4月23日警方報告《外秘乙第523號需特別注意中國人施存統之行動》稱，施存統近來「與我國社會主義者堺利彥、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彌等交通，翻譯彼等著述宣傳該主義之雜誌及其它宣傳品等，向支那（按：中囯）內地人介紹。」「有同上海該主義者鶴某（按：即李達，又名李鶴鳴）與我國社會主義者共謀近期於上海召開秘密會議商議該主義之宣傳方法之疑。括上述鶴近來寄予該人信件觀之，現正與日本社會主義者準備發行秘密出版物，並有商定寄送該出版物之亊實。」施存統之所以被日本警方盯上，是源於無政府主義者梅景九等人，在當時在上海發行的無政府主義刊物《自由》第一期（一九二0年十二月）上，刊登了施存統在日本的通訊地址：「東京府高田村一五五六、三崎館存統」 。一九二一年一月，就為擔任防範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在中日兩國間暗中活動的日本警視廳外事處所注意，後他們查明，施存統就是那個以無政府主義立場發表《非孝》的作者，而且他來日本之後，還與國內的無政府主義者聯繫。從此時起，日本警視廳即對施存統進行監視，他的來往信件受到秘密拆閱。施存統在該年五月八日給邵力子的信就說：「我近來每天都遭到日本警察的騷擾，真可惡。」六月十七日，日本警視廳外亊科還派人對他進行訊問。（見石川禎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第四章·第三節〈年輕的黨員們——早期黨員施存統的歷程〉》）

很可能基於此，施存統不便於回國參加「一大」 。他一走，無疑受柄給日本警視廳，因為他對日本警視廳一再否認，他和國內及日本的社會主義人士沒有任何交往，他雖然研究社會主義，但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從未宣傳過社會主義。

中共旅法早期組織，也沒有派代表回國出席「一大」 。據張申府在《中國共產黨建立前後情況的回憶》稱：「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一大」召開前，我曾收到國內寄來的通知，並在黨小組內進行討論，但因時間緊，路途遠，不能回國出席。我即給陳獨秀寫信，作了答覆。不久，我們便知道中國共產黨已經正式成立了。」

的確，無論是六月二十日或七日二十三日召開「一大」，中共旅法早期組織的代表都無法如期赴會。但問題是在「一大」召開前後，是否有中共旅法早期組織的存在？張申府說他收到國內寄來的通知，並在小組內討論。但作為負責發函通知的李達就稱：「據我的記憶，當時國內和東京七個小組，共有黨員四十餘人，巴黎的小組不詳。」他在《七一回憶》中說「巴黎小組與國內各小組當時的聯絡很欠缺。」他在《給中央檔案館的一封信》還說：「又當時由陳獨秀通知巴黎的朋友組織中國共產黨，但當時並沒有聯繫，故一大開會沒有代表出席。」也就是說，陳獨秀的確吿知巴黎的張申府組建中共旅法小組，但旅法小組並沒有和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發生聯繫。據張申府解釋說「但由於黨小組是不公開的秘密組織，因此，在整個籌建工作中，我們從未用黨組織的名義。」 因而，張申府去法國之後，一直保持著和陳獨秀的聯繫，但這種「聯繫」 很難認為是組織之間的聯繫，更似是個人、朋友、同志之間的聯繫。

從這些先行者的回憶中，可以看出在推選「一大」代表時，當時他們還沒有我們以後感到的那種神聖使命感和隆重感，說明了在當時，還沒有意識到中共「一大」的召開，在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偉大意義，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煥然一新，使中國革命有了勝利的保證，是開天劈地的偉大事件。所以，當年參加一大的代表們，竟然沒有一人記得「一大」開會的具體日子（陳公博在他的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中說是七月二十日開幕，但這時間是錯的），而且他們每個人回憶開幕的時間都各不相同，最後，經毛澤東與董必武商量後，把每年的七月一日，定為中共黨誕生的紀念日。

陳獨秀為何沒有參加「一大」

「一大」開幕的時間越來越近了，但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領軍人的陳獨秀，卻一直沒有來到上海。上海黨組織一再電函陳獨秀，請他儘快赴滬主持「一大」的召開。張國燾在《我的回憶》說：「大會預定舉行的日期逐漸接近，但陳獨秀先生仍未趕到。我們函電交馳，催促他和廣州的代表速來出席。這樣等了好幾天，作為廣州代表的陳公博攜著陳先生致各代表的信件終於趕到了。陳先生的信中除說明他辭職尚未獲准不能抽身出席外（按：這裡，張國燾又弄混了。陳獨秀職辭未獲準的亊，是指「一大」開過之後，馬林要求陳獨秀辭去廣東教委的職務，回上海主持黨中央局的工作，陳獨秀即向陳炯明提出辭呈，而未獲准。陳獨秀從未有因為參加「一大」而提出辭呈的亊），並向大會提出關於組織與政策的四點意見，要求大會在討論黨綱黨章時予以注意。」陳獨秀所提的四點為：1、一曰培植黨員；2、二曰民權主義之指導；3、曰綱紀；4、曰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按：這即為1、如何發展黨員；2、如何以民主集中制來指導黨的工作；3、制訂黨的政治綱領；4、著重如何爭取群眾以便奪取政權。）

陳獨秀只委託陳公博給「一大」帶來「四點意見」的信，他本人是實在太忙而不能來了。那末，陳獨秀正忙些什麼呢？

包惠僧的回憶錄給出了答案：陳獨秀作為廣東大學預科學校的校長，正在爭取一筆修建校舍的款子，假若他一赴上海開會，這筆錢就立即泡湯了，所以他不能走。包惠僧還在一九六一年一月給中共廣州黨史組的信補充說：大約在六月底七月初，在他第二次參加廣州黨組織的會議時，陳獨秀會上說「上海來了一封信是張國燾和李漢俊聯名寫的，據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來了代表，他們建議中共應該在上海舉行一次全國代表會議，他們同意這個意見，並請各支部各選出出席代表會的代表二人，特別要請陳獨秀回上海去主持這次會議。陳獨秀把來信的大意說了之後，接著說：我為了廣州大學預科籌備工作，我暫時不能離開廣州，這裡出席代表我想派陳公博、包惠僧兩位同志去。」

對於陳獨秀沒有到上海出席「一大」的原因，陳公博說：是「邇時仲甫以主持廣東教育會的關係，且為上海租界當局所注意，故未來滬。」（見《寒風集·我與共產黨》）

周佛海在《往矣集·扶桑笈影溯當年》稱，由於陳獨秀在廣東擔任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所以不能來赴會。

陳獨秀不能來上海參加「一大」，也就是工作太忙，或因為是身為廣東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到上海，會引起北京政府當局的注意，給會議惹來不必要的麻煩。

李大釗沒能出席「一大」 的原因，竟然是中共北京支部的成員沒有通知他

而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另一位領軍人——李大釗也沒有出席「一大」，這是什麼原因呢？

對此，史學界學者大都認為原因有三：

一、李大釗當時作為北大的教授擔任很重的教學方面的工作，當時是兩個學年中間，因為這次會議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份，正好是放暑假，前一個學年和後一個學年之間有很多的教學工作安排，工作比較繁重，這是第一個原因。所以張國燾在《我的回憶》說，李大釗不能來上海赴會是由於：「而李大釗則尚主持北大圖書館，也未南來。」

二、有些學者說，是因為李大釗要參加一九二一年七月在南京召開的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故不能赴上海參加「一大」。

劉清楊在《回憶建黨初期黨領予北方人民進行的英勇鬥爭》一文中認為，李大釗沒有出席「一大」 的原因是：「第一，因為他是北京大學教授，不便公開參加共產黨的成立大會；第二，因為他正在北京主持著一個進步青年的會議。」（見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北京革命回憶錄》）

但經查閱有關資料，李大釗那時在北京參加索薪鬥爭，並沒有出席少年中國學會年會。

三、導致李大釗不能出席「一大」會議的主要原因，是他擔負北京八校聯席會議的工作，參加索薪鬥爭。此次索薪鬥爭，從三月十四日罷教罷工鬥爭開始，直至七月二十八日勝利結束，在這近四個月的時間，李大釗一直是從開始到結束都站在鬥爭的第一線。而「一大」的召開，是在六月初決定的，但此時正是李大釗擔當鬥爭要職的時候，他是難於中途脫身赴上海參加「一大」。

羅章龍在《亢齋回憶錄——記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說：

「1921年暑假將臨的時候，我們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時獨秀亦從南方來信，不在上海）要我們派人去參加會議，我們對會議的性質並不如事後所認識的那樣，是全黨的成立大會。時北方小組成員多在西城辟才衚衕一個補習學校兼課，就在那裡召開了一個小組會議，會上推選赴上海的人員。守常先生那時正忙於主持北大教師索薪工作（原索薪會主席為馬敘倫，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這次索薪罷教亘十個月之久），在場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長辛店、南口之間，忙於工人運動，張國燾已在上海，乃推選張國燾、劉仁靜二人出席。」

索薪鬥爭是由於一九二一年春，直系軍閥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因為財政困難，竟然斷絕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八校的教育經費和教職員工薪達三個半月之久，而且對以後的經費，也不能保證有確實解決的辦法，至使北京國立八所高等學校的正常運轉無法維持，教職工的生活難以為繼。八校的教職員被迫於三月十四日舉行罷教罷工。三月十六日上午，八校教職員代表二十人在美術專門學校開會，決定由每個學校選派三名代表組成「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馬敘倫被推選為聯席會議主席，李大釗和美術專門學校的代表徐瑾被指定為新聞幹事。後由於馬敘倫生病，此期間，即自四月二十六日起李大釗代理八校聯席會議主席，參與領導了這場鬥爭。這次索薪鬥爭歷時四月余，幾乎天天有會，李大釗總是每會必到，他還數次率代表到教育部和國務院請願。

六月三日，李大釗率領八校教職員索薪團至北洋政府總統府交涉時，遭到反動軍警毆擊，頭部受了傷。據六月五日的北京《晨報》報道：李大釗被打得「昏迷倒地，不省人事」，後被送進了醫院。待李大釗傷愈出院後，聯席會議主席馬敘倫仍在治療中，所以仍由李大釗代任主席，因而無法脫身參加「一大」。

把李大釗不能參加中共黨的「一大」 的原因，是由於「索薪鬥爭」 使李大釗不能分身，但這一原因很可能是不能成立的。在胡適的日記里，有這樣的一段記錄：《胡適日記》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載：「四川朋友邀我們去重慶講演，已允去的有陳惺農、陶孟和、高一涵、李守常、文范村諸位。我因時間上的關係，辭不能去。」

假若「索薪鬥爭」 真的很忙，讓李大釗不能分身參加「一大」 ，為什麼李大釗卻能答應赴重慶講演，而不能去上海參加「一大」會議？看來，所謂由於「索薪鬥爭」 工作太忙，而不能赴上海參加「一大」 ，不是李大釗缺席「一大」 的原因。

導致李大釗沒有參加「一大」 的原因，是由於當時中共北京黨早期組織的成員沒有預見到「一大」的歷史意義。他們接到李達自上海寄來的通知後，認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沒有將「一大」 召開的消息告知李大釗，他們召開推舉出席「一大」 代表的會議，也沒有通知李大釗參加，因而造成了李大釗缺席「一大」 。

對此，劉仁靜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撰寫的《一大瑣憶》說：在推舉一大代表時，「我依稀記得，那天李大釗沒有出席。當時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開會，但並沒有誰想到是出席一個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也沒有誰想爭當這個代表。」「李大釗、陳德榮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會前是否徵求過李大釗先生的意見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氣，就是徵求他的意見他也不會反對。」「我記得會上沒有選李大釗。」後來，劉仁靜對此解釋說：「張國燾在其回憶錄中說李大釗因校務繁忙，不能前往。這也許是他和李大釗事先研究時得到的印象。」正是由於對「一大」召開的偉大意義認識不到，所以「既然會議不是很重要就沒有必要去驚動李大釗這個小組的重要人物，因為李大釗要利用假期時間忙於索薪鬥爭這樣的大事。」劉仁靜在回憶中還說：「由於對一大的意義認識不足，一般習慣於在組織活動中不驚動李大釗，因而沒有選舉他是並不奇怪的。」劉仁靜《回憶黨的「一大」》中還稱：

「李大釗先生當時沒有參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估計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脫；另一方面，當時我們北京小組開會研究誰去上海出席『一大』時，也沒有推選到他。」

由此看來，陳獨秀和李大釗沒有出席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一大」， 無論對會議，對他們本人，不能不是一件大憾事。

何叔衡來到「一大」的會場，卻要他提前走了

何叔衡作為湖南黨早期組織的代表參加「一大」，這是歷史亊實，從未有過疑問。問題是他來到上海後，只來到「一大」的會場，並沒有參加「一大」會議，就要他提前離開了。

這亊是張國燾乾的，也是他說出來的。在《我的回憶》中，張國燾說：「在大會召開之前，幾位主要代表還會商過代表的資格問題；結果認為何叔衡既不懂馬克思主義，又無工作表現，不應出席大會；並推我將這一決定通知毛澤東。他旋即以湖南某項工作為理由，請何叔衡先行返湘處理。因此，後來出席大會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最具權威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證實：「參加大會的有十二名代表，他們來自七個地方（包括上海），兩個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個地方各有兩名代表。」

從現在公布的資料看到，參加「一大」的七個地方黨組織中，來兩個代表的有：上海、北京、濟南、武漢、長沙、廣州；來一個代表的是中共旅日黨組織。這樣，就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所說的「兩個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個地方各有兩名代表」不符，說明除旅日組織外的來兩個代表的六個地方黨組織中，應有一個地方的黨組織只有一名代表參加大會，這才符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所說的情況。到底「一大」 代表是十三人還是十二人？這成為黨史上的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問題歸結為到底是何叔衡提前離開是亊實？還是包惠僧根本不是「一大」代表？

焦點就這樣對著了包惠僧。

由於包惠僧原是武漢黨組織的成員，他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之後被李漢俊派往廣州向陳獨秀彙報工作，而留在廣州黨組織工作。因而就把他不算作廣州的代表，這樣就符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所說的十二名代表出席「一大」 的情況了。

對包惠僧參加「一大」的身份，就有各種不同的說法：1、他不是廣東代表，是陳獨秀委派的代表，代替陳獨秀出席「一大」；2、是以新聞記者身份列席大會；3、串門的機會碰巧列席大會；4、是自行跟隨代表參加大會，由於大家都是同志，無法拒絕。

其實是冤枉了包惠僧，他確實是作為廣東黨組織派出的代表參加「一大」，並在大會中行使一個代表應有權力，是名正言順的「一大」 代表。

問題又回到何叔衡身上。那末，何叔衡有沒有被提前離開「一大」？

由於說何叔衡沒有出席「一大」，是出自張國燾之口。張國燾是一名叛徒，他說的每一句話，自然令人都會先審核這是不是污衊？造謠？何叔衡是中國共產黨的先烈，又有證據證明，他是與毛澤東一道從長沙出發參加「一大」的。所以張國燾說何叔衡「既不懂馬克思主義，又無工作表現，不應出席大會」的話，當然是污衊之詞，不足以憑信。

劉仁靜《回憶黨的「一大」》 稱：「 湖南兩個人，即毛澤東、何叔衡。何叔衡有沒有參加完會議，我記不清了。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說，他不夠代表資格，就借故叫他提早回去了。我那時年紀小，有的事我不知道。」

但是，何叔衡的確沒有出席「一大」。

證據？

證據就是董必武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給何叔衡的信：

叔衡同志：

二十六日的信，今日午後接到一張欠資的通知後，才往郵局去取回來……不過關於第一次代表大會，我已記不甚凊，只能儘可能寫出來供你們參考。

一、大會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開會。

二、參加會的有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劉現為反對派）；上海代表李漢俊、李達（二李早已經開除出黨）；廣東代表陳公博（早經開除）、包惠僧（一九二七脫黨）；湖南代表何叔衡、毛澤東；湖北代表陳潭秋、董必武；山東代表（姓名忘記了）；留日代表周佛（早經開除）。此外有兩個國際代表，其一是馬林（荷蘭人，聽說也是反對派一分子），另一個的姓名忘記了。

三、議亊日程中有職工運動，對別黨的關係，和在政府做亊務官等問題，都有爭論。職工運動有的主張職業組合，有的主張產業組合，決議是產業組合（誰是怎樣主張，記不清楚）。對別黨的關係，有人主張共產黨員必須與其他政黨脫離關係；有人主張共產黨員非得到黨的許可，不可兼充其他政黨的黨負；決議是不準黨負跨任何黨籍。關於在政府做亊務官的問題，有人主張絕對不允許，有人主張得黨部允可才可做亊務官，決議是絕對不允許。後面兩個問題，大約是上海方面代表和決議案的精神不甚一致。

四、會場是借李漢俊的住宅，開到最後一次會時，忽被偵探所知，未及成會，李寓即被搜檢。隔了一日，我們到嘉興東湖船上將會開完。

以上是我能記著的。國燾同志還能記得許多，請問問他，當更知道詳細點。

此致

革命敬禮

弟 必武 十二月三十一日

董必武這封信，寫於一九二九年底，這時他在莫斯科列寧學院英文班學習。何叔衡也在莫斯科勞動大學（即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其前身為中山大學）學習。董必武這封回信，是對何叔衡來信的回答。現在雖然沒能看到何叔衡寫給董必武的信，但從董必武回信的內容，可以推測出，何叔衡知道董必武參加了黨的「一大」，故而寫信給他，詢問「一大」的情況。

正是董必武這封回信，證實了何叔衡沒有參加「一大」會議。理由非常簡單，這封信回答「一大」的情況，可謂從會議開始至結束的全過程、參加會議的代表、會議中發生的爭論，大體全都介紹了。假若何叔衡參加過「一大」，他只可能對某個情況不知道，或了解不清楚，而對此提出詢問和了解。但他提問的卻是「一大」的全部情況，說明他對「一大」情況是一無所知，證明了他沒有參加「一大」會議。

毛澤東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在保安對來訪的斯諾也曾談起參加中共「一大」代表的情況，他說：「在上海這次有歷史意義的會議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個湖南人（按：應為三個湖南人：毛澤東、李達、周佛海）。其他出席會議的人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我們一共十二人。」

毛澤東的話證實了：1、出席「一大」的代表是十二人，這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所說的代表人數一致。2、包惠僧就是這十二名代表中的一員。證實了何叔衡的確沒有出席「一大」會議，假若何叔衡真的出席了「一大」會議的話，代表人數就應是十三人。所以，可以這樣認為：「一大」 代表人數為十三人，出席人數為十二人。

何叔衡沒有出席中共黨的「一大」，這無損於他的偉大和光榮，當他為革命獻出生命的那一刻，他的名字，就永遠定格在中國革命英烈榜上，永受後人的景仰！他用生命實踐了誓言，從而也折射出那些非議者的淺薄與無知！

王會悟是「一大」的「後勤總務」

「一大」在上海召開，到會代表的宿膳、會場等問題，都需要有人張羅、聯繫。這重擔就落在王會悟的肩上，她擔當起「一大」的後勤總務的工作，尤其在「一大」會場被搜查後，她提議改址到嘉興的南湖繼續開會，因而被譽為「一大」的幕後功臣。

在「一大」召開的前夕，李達就把落實「一大」的會場和代表住宿的地方交給王會悟完成。因為對於上海的情況、社會關係，王會悟都比李達熟悉。王會悟在《我為黨的「一大」安排會址》說：「我當時參加了上海女界聯合會，擔任《婦女聲》的編輯，與黃興夫人王宗漢、博文女校校長黃紹蘭等熟識。我想到博文女校已放暑假，有空教室，便找到黃紹蘭校長，稱說要借教室開個『學術討論會』，她答應了。我買了葦席子，鋪在樓下的教室里。毛澤東、何叔衡、陳潭秋、鄧恩銘、王盡美等代表抵滬後，就住在博文女校。關於會場，我想到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到外地避暑去了，房子空著，就去找李漢俊商量借用。李漢俊一口答應了。於是，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就在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三十號李書城家中召開了。」（見《革命史資料》2008·2·14）

博文女校，「一大」代表住宿處和一大開幕會址

據朱順佐的《邵力子傳》稱，租借博文女校為「一大」 代表的住宿地，這個主意是邵力子向王會悟提出的：「邵力子想到博文女校校長黃紹蘭，思想傾向進步，又值暑假，師生都已離校，代表住在那裡容易保密，行動也方便，於是就托王會悟去商量。」

但據包惠僧的回憶錄稱，向博文女校租房子是以北京大學暑假旅行團的名義，而不是王會悟所稱「要借教室開個『學術討論會』」。包惠僧還說，是由他直接交了兩個月的租金給黃兆蘭校長，雖然這房子只住了二十天左右。

「一大」會場被法租界的巡捕搜查後，無法在上海繼續開會了，經王會悟的提議，大會轉移至嘉興的南湖遊船上繼續開會。王會悟說：「上海已不能開會了，到哪兒去繼續把會開完呢？代表們意見不一。我想到我家鄉嘉興的南湖，遊人少，好隱蔽，就建議到南湖去包一個畫舫，在湖中開會。李達去與代表們商量，大家都同意了這個意見。我便作為具體安排事務的工作人員先行出發，與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乘頭班車去嘉興。到嘉興後，我去鴛湖旅社租了房間，作為代表們歇腳之處。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畫舫，要了一桌午餐。代表們上船前，我還

出主意，讓他們帶了一付麻將牌。 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遊船上開了一天，就勝利結束了。」

對於誰是南湖的租船人，孔海珠稱「一大」南湖遊船，是她父親孔另境聯繫租借的。孔另境是茅盾的夫人孔德沚的弟弟，而王會梧又是茅盾的表姑，故他們之間是親戚關係。

《桐鄉名人》第二期刊登了孔海珠於二00八年七月寫的文章《錯過的歷史：嘉興南湖租船人》對此亊作了說明。孔海珠說，她在韋韜、陳小曼所著的《我的父親茅盾》一書的第八頁上，發現寫有：「黨的一大召開時，臨時把會址轉移到嘉興南湖，就是王會悟的主意；而在嘉興租借南湖的遊船，則是父親的內弟孔另境（當時他正在嘉興中學念書）出力聯繫的。」孔海珠回憶起一九六四年四月父親（孔另境）與她特地去南湖煙雨樓前留影，孔另境看著遠處的南湖船說：「那時我在嘉興二中讀書，課餘經常和同學來南湖遊玩。幫助王會悟去租船，由我出面租船比較方便。」孔海珠還回憶起，一九五九年左右，嘉興南湖紀念館曾寄去兩張照片，請孔另境看看修復的南湖紀念船實景。孔海珠認為，「王會悟在回憶中突出了她個人的功績，這是她應該有的光榮。別人似乎不便補充和更正當時鮮活的情況。父親生前不用文字記載下來當時的有關細節，大約也出於此心，不掠人之美。為了準確無誤，二00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我撥通了北京韋韜家的電話，向他核實情況。如今八十四歲高齡的他，再次肯定他在書中記述是準確的，是他們家父母親在世時講述的史實，他耳熟能詳並記憶猶新。」

王會悟，李達的新婚妻子，他們剛在這年的四月份喜結連理。她是浙江省桐鄉市烏鎮人。父親王彥臣是晚清秀才，由於父母思想比較開明，王會悟沒有像其它舊社會婦女一樣，被封建思想禁錮在家中，而是外出求學，接受新知識、新思想。後來她父親因涉訟蒙冤，發配東北關外，最終客死他鄉。這樣，家中生活全靠母親繡花的收入度日，因而家道中落，只得從省立(嘉興)二中師範科輟學回家。

回到烏鎮後，王會悟向本鎮寶閣寺的和尚借了一間殿堂，獨自辦起了桐鄉縣第一所女子小學。但開辦沒過多久，由於王會悟受新潮思想影響，在她辦的女子小學校宣傳反對童養媳，倡導新風俗，鼓勵女孩子剪辮子、放腳、破除纏足等陋習，引起了鎮上保守鄉紳的不滿，王會悟的女子小學遭到了當地頑固勢力的激烈反對，學校被迫停辦。

一九一七年，王會悟以半工半讀的方式進入湖州湖郡女校讀書。這是一所由美國人創辦的教會學校，以學英文為主。王會悟進了這所學校，一邊學習英語，一邊兼做清潔工作以補貼學費，後來經過考查，校長決定讓王會悟為在校牧師的夫人們教習中文，這樣王會悟便有一份比較適宜的勤工儉學工作。

五四運動以後，王會悟結束了湖郡女校三年(一說四年)的學業，來到了新思想薈萃、先進人物聚集的上海，經上海學聯介紹，王會悟在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擔任文秘工作。這是她真正從事婦女解放工作的開始。

一九二0年，王會悟在上海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最早加入青年團的成員之一。由於她思想進步，又是青年團成員，深得陳獨秀賞識。陳獨秀派夫人高君曼來接王會悟參加他們的工作。由於工作關係，她經常出入陳獨秀的寓所，在這裡，她遇到了對她一生影響最大的人——李達，以後他們終於牽手走進婚姻的殿堂。從此王會悟陪伴李達，走南闖北，過著流離顛沛、擔驚受怕的生活。一九四0年春，李達因失業返回湖南老家。由於種種原因，王會悟最終與李達分手了。後，李達與家鄉女子石曼華結婚。

建國後，王會悟在法制委員會任職，後因多年勞累，體弱多病，因於離職休養。一九九三年十月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