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量化寬鬆加劇兩極分化 全球貧富差距達臨界點

　　華夏時報 5-27 本報記者 王曉薇 北京報道

　　當那場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已經過去7年，人們都在迫切地尋找一個答案——一切是否都已經變得更好了?

　　如果從全球各國政府投入巨額流動性所激發的經濟增長率上看，如果從有「經濟晴雨表」之稱的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創紀錄的股市數值上來看，答案似乎應該是肯定的。

　　但是在這些繁榮景象之下，另一些令人不安的跡象卻正在將答案引向另一個方向。

　　5月21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了一份題目為《為何減少不平等有利於所有人》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OECD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冰冷的數字——在經過此輪金融危機後，貧富之間的差距已經攀上到30年來的最高水平。

　　OECD在追蹤了其34個成員國的收入數據後發現，2013年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是最貧窮的10%人口收入的9.6倍。「我們已經達到一個臨界點，OECD國家的不平等已經達到有此紀錄以來的最高點。」OECD秘書長安赫爾·古里亞說。從1980年起，OECD成員國的貧富差距就呈現擴張態勢，富裕人群與貧困人口的收入差從1980年的7倍增加至1990年的8倍，又增加至2000年的9倍。雖然在金融危機爆發初期，這一現象有所緩解，但是伴隨著各國為挽救經濟而實施的量化寬鬆政策，貧富差距又一次被拉大。這也讓外界對於量化寬鬆政策的效果產生了質疑。尤其是在進行了三輪量化寬鬆政策的美國，這種質疑曾引發了那場著名的「佔領華爾街」活動。而OECD的最新數據也似乎為這種質疑提供了一些佐證。

　　OECD數據顯示，2013年美國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是最貧窮的10%人口收入的18.8倍，這一數值已經是OECD平均數值近一倍。而在30年前，這一貧富收入之比則為11倍。

　　美國雖然是OECD成員國中第四位收入最不平等的國家，排在智利、墨西哥和土耳其之後，但它卻是G7國家中貧富分化最大的國家。

　　儘管美國整體家庭收入比加拿大高出14%，比德國和法國高出25%，但是美國最貧窮的10%的人口收入卻比加拿大低42%，比德國和法國低50%。「導致美國貧富分化加劇的主要原因是美國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下降。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餘波。」OECD在報告中寫道。自1985年以來，美國最貧窮的10%的人口收入不僅沒有增加，反而降低了3.3%。

　　與收入差距相比，資產差距之間的鴻溝則更加難以逾越。數據顯示，在OECD整體中，10%的富裕階層佔據著近50%的社會財富，而50%的中產階級擁有47%的社會財富，其餘40%的貧困階層所掌握的資產僅為3%。而這一比例在美國則表現得更為極端。全美最富有的5%的家庭所擁有的財富是美國普通家庭擁有財富的91倍。最富裕的10%的人口控制著76%的社會財富，而60%最底層的人群則僅擁有2.5%的社會財富。而更令人感覺到貧富兩極化嚴重的是，40%的社會財富都集中在美國1%的富人手中。「當如此大的一個人群只能從經濟增長中收穫如此小的成果時，社會結構就會受損，對制度的信任也會減弱。」OECD在報告中寫道，「貧富差距的日趨擴大帶給我們的有可能是另一種危機。」

　　OECD在分析了其成員國中21個高收入的發達國家經濟自1990年到2010年的經濟狀況後發現，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顯現，恰恰是阻礙這些國家獲得新的經濟發展動能的主要「元兇」。OECD以紐西蘭為例，紐西蘭將最高收入人群里的稅收減半，又大大削弱了普通工人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權，導致成千上萬的工人丟掉工作轉移海外。在這些因素下，紐西蘭在1990至2010年間損失的潛在經濟增長達15.5個百分點。而美國、義大利和英國也因貧富差距問題失去了6至9個百分點的潛在經濟增長。

　　OECD報告認為要解決收入不平等問題需要一個綜合的制度改革。政府不僅應當促進公平教育，還應該推進更為公平的勞工政策、更好的兒童福利政策和更完善的勞動保障系統。

　　與此同時，除了上述政策之外，解決貧富不均問題的關鍵還集中在了一個更為複雜的「數目字」管理問題上——即稅收制度的改革。

　　OECD成員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了三十年來的峰值。而這一現象的加劇似乎與上世紀80年代「涓滴經濟學」的盛行不無關係。按照這種經濟學觀點，政府給予財團、資本家更多的優惠和有利政策，將能夠吸引投資，改善整體經濟環境。最後經濟上的效果就會順流而下，讓社會中的勞動貧困階層因大環境的變好而受惠，生活最終得到改善。因而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不平等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他們卻忽略了這種經濟學理論在「涓滴」過程中的差異化，從而導致了社會貧富分化的加劇。為了彌補「涓滴經濟學」理論的缺陷，許多國家都採取通過稅收手段對收入進行二次分配以實現社會公平。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如何既保證公平又兼顧效益則成為了另一個難題。

　　法國巴黎經濟學教授、《21世紀資本論》作者托馬斯·皮凱蒂認為可以通過在全球範圍內對資本徵稅，或是通過某種形式的「富人稅」來實現「均貧富」的目的。

　　美國總統奧巴馬也將改革稅收制度作為了消除貧富差距的主要途徑。奧巴馬稅制改革核心內容之一就是提高目前的資本增值和紅利稅稅率，從目前的23.8%提高至里根總統時期的28%，並用這些提高稅率所獲得的額外收入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的補貼。

　　皮凱蒂與奧巴馬改善貧富差距的共同之處就是都更傾向於通過對富人加稅的形式來對社會財富進行再次劃分。而這種分配方式也有著另一個「後遺症」，那就是有可能會降低這些群體生產財富的意願。

　　今年1月在皮凱蒂的故鄉——法國，政府剛剛取消了實施了三年的「富人稅」。這一稅種不僅沒有達到「均貧富」的目的，還導致了法國大量的富人移民。而據美國國會研究服務中心數據顯示，過去十年來，已經有47家美國企業將他們的納稅申報地址由美國遷移至了海外。

　　就在OECD報告出台的同一天，素有「股神」之稱的美國投資大師巴菲特也加入到了如何削減貧富差距的論戰中來。在巴菲特看來，貧富差距拉大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後果，富人有錢並非窮人之所以貧窮的原因。「解決貧富差距更好的答案是精心設計的顯著擴大勞動所得稅抵扣制(EITC)範圍。這個制度對有工作的人提供獎勵，並鼓勵人們提升技能。」巴菲特說。

　　EITC是一種針對低收入家庭所制定的「負徵稅」制度。在這種稅務制度下，有工作收入的低所得家庭，不但不會被課以稅負，反而還會獲得金額不等的退稅補貼，用以幫助這些經濟弱勢家庭擺脫貧困。但是該種稅收制度的難點是有可能會引發「稅收欺詐」。

　　顯然並不存在一種完美的系統，可以徹底消除貧富分化現象，但是縮短貧富差距，讓每個人過上體面的生活卻應該是每個國家政府的共同追求。

延伸閱讀：柏南克：富人稅 很難課到

　　美國聯準會前主席柏南克今日來台與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對談，兩人雙雙分享對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克提寫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讀書心得。

　　柏南克認為，「富人稅不實際」，他認為，稅制是有效改善財富不均的方式，但富人稅行不通，因為財富會流動、會移轉，只要有開曼群島這種免稅地的存在，就很難課到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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