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故鄉的人」熊培云：鄉愁告訴我這片土地缺少什麼、需要什麼      錢江晚報

本報記者 張瑾華 本報通訊員 馬正心

　　今年春天有那麼幾天，熊培雲在故鄉江西永修的老家，靜靜讀書，散步。他幾乎不上網，除了有重要事打電話。陪伴他的，是故鄉的一切。後來他在朋友圈寫道：「高枝啼鳥，小川游魚，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

　　即便是在現在的工作地天津，他也有很多時間是安靜地呆在他任教的南開大學的圖書館裡，看一整天的書。他說自己是「坐得住書齋，下得了田野」之人。

　　幾年前，《一個村莊里的中國》出版，熊培雲回到本土本鄉記錄了一個村莊的命運，也在關於故鄉的回憶里，點滴記敘了自己和身邊人成長的故事。

　　幾年後，《追故鄉的人》出版了。他記得寫完此書的那夜，他在永修鄉下，山風呼嘯。而今，同是那個走出故鄉的人，從青年走到了中年，似乎心境有些不一樣了。他寫的不僅僅是地理上的故鄉，也有精神上的故鄉。

　　在他16歲那年，祖母突然病倒，父親只能用推車推著祖母往醫院趕，因治療不及時，祖母在去醫院的途中就離世了。這件事對熊培雲的影響非常大，以至於他不僅在《一個村莊里的中國》中提到了這一巨痛，在《追故鄉的人》里，他再一次提到了這件事。

　　熊培雲是個很感性的人。他還寫兒時全家人經常在旁歇息的一棵古樹被樹販子挖走後，「我的傷心至今仍未平復。那是祖母過世以後，我最難承受的一次生離死別。當古樹帶著它的過去消失後，我一度覺得自己在這個故鄉已經沒有了未來。」

　　鄉愁這個詞，由近及遠，由遠及近，牽扯著過去與未來的時間線，有了更沉厚的內涵。

　　「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對一個追故鄉的人來說，卻不僅僅是一種感性。

　　4月下旬，熊培雲作為本報春風圖書勢力榜的評委來到杭州參加春風悅讀盛典，與錢報記者有了一番交流對話——

　　故鄉於我

　　慢慢變成了一個雙重的囚籠

　　錢江晚報：《追故鄉的人》這本書，你為故鄉拍下點點滴滴的照片，這件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熊培云：我不是攝影家，但有外出拍攝照片的習慣，一方面是為了記錄當時的情感與現場，另一方面也是為寫作積累素材，就像是在紙上做筆記。而就後者而言，尤其是一些文字性的東西，因為來不及抄寫，拍照便是最好的捷徑。這樣我在書寫回憶性的內容時就很少會有差錯。

　　這些年由於數碼相機的普及，我大概拍了幾十萬張照片，書中所選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錢江晚報：這本書聽起來是獻給生你養你的故鄉的，雖然你後來的足跡踏遍了世界各地，但故鄉是你出發的起點是吧？

　　熊培云：和許多人一樣，離開故鄉很多年，總難免受到思鄉之情的折磨。而我，因為寫作《一個村莊里的中國》不斷地回到鄉村，了解了故鄉越來越多的事情，這種情感就夾雜著更多歷史與現實的成分。

　　故鄉於我慢慢變成了一個雙重的囚籠。一方面我回不去故鄉，另一方面又走不出故鄉。

　　我的故鄉給我了許多精神上的養育，那不是知識性的，而是經驗式的。那裡不僅有寬闊的自然和樸素的生活，還讓我有機會了解生活在中國最底層的人們的艱辛與堅韌，這些經驗也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我的人格。

　　轉型期的鄉愁

是指向未來

　　錢江晚報：城與鄉，當下時代最受關注的話題，你怎麼看鄉村的凋敝，以及向城市的聚集?

　　熊培云：在城市化、現代化的過程中，許多鄉村的確衰敗了。但中國鄉村並非一個整體，有些地方衰敗了，有些地方也在成長。我盡情謳歌鄉村，但並不反對城市。我認為城市與互聯網一樣，都是人類偉大的發明。它們都符合人類合作的天性。中國還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口向城市聚集，但我希望這是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而不是造城的結果。

　　錢江晚報：你所謂「轉型期的鄉愁是什麼」？

　　熊培云：我所謂轉型時期的鄉愁，是時間意義上的。我走了世界上很多地方，在那裡看到過一些美好的東西，我希望我的故土家國也有那些好的東西，這是鄉愁並不是指向過去，而是指向未來。

　　在此意義上，有鄉愁不是一件壞的事情，它告訴我這片土地至今缺少什麼，需要什麼。如果我想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因此有了動力和方向。

　　錢江晚報：你從童年的、地理的故鄉，到未來的故鄉，有一個精神的跨越，「未來的故鄉」是一個確定的詞么？

　　熊培云：故鄉，如果從漢語詞源上來分析，它似乎是指過去的鄉土。這裡也彷彿有一個悖論，故鄉只屬於遊子，如果你沒有離開故鄉，你就沒有故鄉。我說的未來的故鄉，的確是精神層面的。作為一個詞它是確定的，但是其所指向，也有可能隨著我的精神生活而變化。

　　中國人以家為信仰

　　先救出自己，然後救起家庭

　　錢江晚報：你在自己的公號「思想國」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鄉村社會的「親情救助」，你談到家族間的救濟才是中國「超穩定結構」中最重要的一環。你也談到自己走出鄉村後成為救濟大家庭的主力軍，努力回報當年讀書時親戚們的相助，那麼你對「親情救助」的態度是什麼？

　　熊培云：在我家鄉鄉下，如果有兄長在外「賺大錢」，當弟弟妹妹要上大學時，父母通常不會考慮尋求國家的救濟，如助學貸款，而只是家族內部解決——他們甚至認為家裡有人在城裡工作還要找國家貸款是件十分羞恥的事情。究其原因，農民視本家族為一個命運共同體，有困難必須共擔當。

　　中國人以家為信仰，有責任心的人通常都會先努力救出自己，然後救起家庭，一旦完成了血緣上的救贖，他們改變社會的願望也就顯得不那麼迫切了。關於這一點，相信許多從鄉村走出來並且擔負起家族命運者都會有所共鳴。這種親情救濟首先得益於中國的傳統文化。

　　錢江晚報：你說「故鄉是雙重枷鎖，它既是一個回不去的地方，也是一個走不出的地方，而這恰恰是我的痛苦所在」，這是當下幾億中國人的普遍痛苦么？

　　熊培云：沒做過調查，不敢妄言幾億人。但我相信很多人會有類似的漂泊感吧。而且，從哲學層面說，漂泊也是人的宿命。

　　所以，一個聲音對我說此心安處是吾鄉，另一個聲音又對我說生活在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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