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遺書《恪法師第一抄》初論

敦煌遺書《恪法師第一抄》初論

王大中

[內容提要] 本文以創作於盛唐時期的草書精品《恪法師第一抄》為代表的民間書法與孫過庭《書譜》、賀知章《孝經》為代表的正統文人書法進行比較研究。在對其創作背景及作品的共同點、不同點進行比較後，得出了敦煌遺書在書法表現上雖是以實用為目的，但其於書法藝術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它在書法藝術發展史上既是與正統書法同步共進、相互影響的，又是不完全追隨正統書法，能較多保留前代遺風的另一條脈絡。希望通過這種比較研究，能使研究者對敦煌遺書等民間書法不因其民間性而不加重視，且進一步肯定其在書法發展史中的地位。

[關鍵詞] 盛唐 今草

一

唐代的書法是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個高峰，肇端於東漢的新書體草書、行書、楷書在晉代為士族階層所接受，並且逐漸發展成熟起來，進而演進成主流書風。而唐代則是在延續晉人書風的基礎上，迎來了篆書、隸書的復興，並使楷書和草書發展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唐代得到極大發展的草書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一般認為是以張旭、懷素為首的狂草，他們繼承前人草書的精華，由一筆書發展成為奇險雄逸的狂草，為書法藝術的發展開一新境。而以孫過庭、賀知章等為人為首的另一派則是繼承了二王書風，將今草書法發展到更臻完美，更具理性。他們雖然沒能象張旭、懷素他們那樣高張創新的旗幟，但卻能在繼承晉人書風的基礎上於漫不經心中見奇崛，於平淡中見率真，對書法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和推動，其流風直至今日，仍是人們進行草書創作取之不盡的源泉。而在當時，以孫過庭為主的這種風格，無論在士大夫階層，還是在民間，都有著極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在敦煌遺書中不多見的草書作品有著具體的體現。

唐人草書寫本《恪法師第一抄》，原為敦煌藏經洞中的經卷，後流落坊間，直到1922年被羅振玉發現收藏，才進入文人們的視野，為士人所重視，流卷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恪法師第一抄》全卷長777厘米，高28.9厘米，通卷502行，行22到27字不等，書於白麻紙上，是敦煌遺書中不多見的草書作品。《恪法師第一抄》的書體為今草，通篇書寫流暢自然，無平常經生抄經的拘謹板滯之態，且其中章草遺韻突出，晉人法度神韻閃爍其間。該卷用筆率真卻不逾矩，筆勢迅疾卻收放由心，字字勻停，大小基本一致，虛實呼應，俊逸而不失渾樸，用筆與傳世的晉人名貼《平復貼》有較多的淵源，雖脫去了波挑筆法，但仍保留了章草的滯重古樸，顯示出作者嫻熟的用筆技巧和深厚的書寫功底，在藝術水平上不稍遜於負一時盛名的草書名家。

《恪法師第一抄》的書寫時間大約是在盛唐時期，「至於此卷的書寫年代，雖無明確記載，但估計至遲不能晚於盛唐。因為據日本學者藤枝晃的研究，敦煌寫經用的古麻紙在北朝時用破舊麻布為原料製成的，偶然紙中還留有較粗的麻條纖維。隋代則用麻、樹皮等製成的薄麻紙。初唐、中唐用麻、樹皮等製成的厚麻紙，這一時期紙的質量較好，一般見不得麻條纖維，到了吐蕃、歸義軍時期，則是用破麻布製造，麻紙呈灰白色，質地較差，可以看到麻條纖維。本卷所用的白麻紙質地厚實，色白、細膩，應是中唐以前之物。」①

「敦煌出土的唐代經卷文書，大多出自寫經生之手，多至四---五萬件。當時河西走廊一帶，有人專門從事寫經者隨著施主虔誠的求佛心理，一絲不苟地在烏絲欄中作真楷經文，因此敦煌遺書中絕大多數手抄本以楷書書寫經文，草書則為數不多，如此具有典型風範的長卷更不多見。」②《恪法師第一抄》的作者應該是盛唐時期敦煌的講經法師或經生，②其生平我們已無從得知，只能從其作品來判斷。「此卷的作者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河西走廊一帶的俗講大法師講解經義時的稿本，用『恪』字開頭表示法師本人的謙虛。」「另一種可能是大法師講解經義時，所講人的講錄稿，句首冠以『恪』字表示對法師的尊敬。」③該卷作者應該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生活較為優越，受過正規書法教育，有較高的藝術修養的人，他所抄寫的經卷與以謀生為目的的經生抄經有很大的區別。

二

《恪法師第一抄》在書法藝術上有以下幾點值得我們注意。

一、《恪法師第一抄》作為具有民間意義的書寫在受時風影響的同時，最大可能地保留了晉人的書寫狀態。

《恪法師第一抄》的書體為今草，通篇書寫流暢自然，毫無拘謹板滯之態，其中隱約可見的章草餘韻，二王、孫過庭的法度也明顯含在其中，它雖然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晉人由章草而今草過渡時期的筆意。但是，其受時風的影響仍是顯而易見的，它與孫過庭的《書譜》一路的草書在氣韻上息息相通。雖然在用筆上《恪法師第一抄》時有荒率之處，但它卻又因為較多地保存了章草的神采，並不時地運用章草的筆法而顯得渾樸古拙，氣勢充盈，是既能上追高古，又能涉取時風的高妙之作。而其對晉人風範的保留，雖不能說有直接來自於二王的地方，但將其於我們能見到的唯一一件晉代名人手書《平復帖》進行比較，其互證意義還是十分重要的，《恪法師第一抄》的作者雖名不顯彰，其發現又晚，對書法藝術發展的影響是不可能與孫過庭的《書譜》、賀知章的《孝經》等傳世名帖相提並論，但隨著書法研究者對其關注的不斷深入，其作為民間書寫隔代保存前代書寫原生態的價值與藝術性，都將會超越其文獻價值，被越來越多的人們重視。

二、《恪法師第一抄》的作者與《書譜》、《孝經》等傳世名帖的作者孫過庭、賀知章等都是宣揚個性的典型代表，他們雖然出身地位有較大的不同，但卻都潛心於傳統的延承，致力於藝術表現的完美，是真正具有創造精神的藝術家。

唐代初期的書法由於唐太宗李世民對王羲之的極力推崇，使學王到了空前的地步，一時間上行下效，二王書風無處不在。當時的草書盡師二王，意態追求高古渾脫，用筆雖然字字獨立，意卻是連連相屬，氣脈不斷，在綿綿氣勢中每個字又不失其獨立性。後來雖然有張旭、懷素的狂草席捲書壇，但是二王一脈的草書仍然佔據書壇的重要地位。孫過庭的《書譜》和賀知章的《孝經》，取法晉人法度，字字獨立，既時時顯現出章草書的高古隸意，又大張今草之神韻，意蘊儒雅，氣度非凡。有些地方用筆有趨疾傾向，但是還能收放自如，是盛唐時期繼承二王書風的典型作品。

《恪法師第一抄》的作者由於所處的地位，是不可能像孫過庭、賀知章那樣成為標領一代風範的人物，但其作為民間書法中具有最高水平的書法家，仰先賢而不失個性，守古法而求創新，在其局部地域的影響亦當不同凡響。他的草率不逾矩，筆筆隨勢生髮，因勢變化的特性處處表現出其在深厚的傳統功力下，不甘困守的創新精神，這在以實用為第一目的的敦煌遺書中更顯得難得可貴。

三、《恪法師第一抄》的作者與孫過庭、賀知章在用筆上都表現出了精絕的技巧，筆勢細膩而氣勢不減，都足以傲視書法史上的諸多名家。

《恪法師第一抄》與賀知章的《孝經》和孫過庭的《書譜》都有著極大的聯繫，它們息息相通，有著不可名狀的相似之處。賀知章的《孝經》雖然較孫過庭的《書譜》更顯得放縱，但是在筆勢上、墨法上都有著很多的類同，只是《書譜》更接近二王的原貌，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稱作王羲之的翻版，是「成篇幅而不變山陰家法。」「天真瀟洒，揮臂獨行；無意求舍，而無不婉和。」④而《恪法師第一抄》與《書譜》之相承更多的表現在表面上，如用筆的疾徐有致，字距、行距的大小俯仰，疏密虛實的相互呼應，整篇結構俊逸充實，用筆技巧嫻熟無礙等，都可以見到《恪法師第一抄》對孫過庭的《書譜》的繼承和發展。但是，《恪法師第一抄》在字態上仍然保留了濃重的章草態勢，並且在神韻上與章草有著比《書譜》更多一些不可割捨之處。故其雖然承延《書譜》的高妙之處，卻仍然未能脫開其由於地域特點形成的由簡牘直接傳承的章草一脈的血緣關係。賀知章的《孝經》雖然緊追二王，力逼晉韻，從容不迫，一派儒雅之氣，但他師法二王而不作二王的翻版，在極力宣揚個性的同時力主創新。達到「落筆精絕，芳嗣寡儔。如春林之絢彩，實一望而寫憂。雍容省闥，高逸豁達。」⑤的境界。

《恪法師第一抄》的用筆點畫靈活多變，表現極為豐富，在點畫上圓筆藏鋒，氣勢恢宏，魅力十足，這與其他敦煌遺書中常見的方筆側鋒，精光外耀有較大的不同，這也體現了其作者在受書法訓練時對古人書跡是深有體會的。雖然其書寫目的是為了抄經，但因其精良的筆法使之在抄寫中不自覺地展示出了較高的藝術水平；尤其是他在該貼中表現出的筆勢的緩疾相濟，在淳樸渾厚中仍能保持一瀉千里的氣勢，非技法嫻熟、功力深厚者難以達到，更非僅僅知筆筆謹嚴的抄經者所能達到。

四、《恪法師第一抄》與《書譜》、《孝經》的諸多相似之處中，尤以對章草神韻的保留上最為突出，但是其各自的個性特徵還是十分明顯的。

《書譜》和《孝經》中的章草意蘊是作者研習二王草書時自然融入進來的，已經不再是作者的刻意汲取，作者刻意而為的是對今草的再發展。這在《書譜》和《孝經》中前後的結字和行筆疾徐變化中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恪法師第一抄》則更多地在形態上表現出其與章草的自然關聯，雖然在字裡行間已經全然是今草的形制，也有效地汲取了二王的法度。但是，由於其所處地域形成的與章草的固有延承，使其不時流露出與章草無法割捨的關係。章草書的神采對書者來說是不需去刻意汲取的，而是其先天即已攜帶而來的。正是由於這種無法斷然割裂開去的歷史延續性，使《恪法師第一抄》為我們保留了更多的有別於時代意義的信息，使我們對其所屬領域的書法發展產生一些新的有別於正統書法發展史的認識。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恪法師第一抄》存在的意義不應該在《書譜》和《孝經》之下，所以對其進行深入的研究，有利於我們對唐代書法的發展有一個全面認識。

三

「唐代的書法藝術在僧侶和寫經生中是有著深厚的潛力的，這是因為當時的僧侶階層多與士大夫階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統治階級利用這些僧侶大力宣傳佛教教義，達到鞏固其統治地位的目的。所書寫的經文、講稿借書法之美，加強其佛學的感染力，從而收到珠聯璧合、相會相映的效果。」⑥通過對《恪法師第一抄》與《書譜》和《孝經》的比較，我們會發現：

一、敦煌遺書的書寫目的雖以實用為主，但它的書寫者中仍不乏致力於書法藝術審美的追求者。他們雖然不能象陸機那樣的文人那樣全身心地致力藝術追求，但卻能時時尋找到一些機會，展示一下自己對書法藝術的狂熱追求，對書法藝術的理解和和自己的創新意識。雖然這種創新一直沒有機會站在時代的前沿，但他們自身所保留的那種自然淳樸卻在其中發揮得淋漓盡致，為後人研究這時期的書法藝術留下較原始的信息。

二、在對待繼承與創新上，正統書法與民間書法是同步進行的。雖然民間書法在繼承傳統時，因其所見所識的限制無法盡善盡美，甚至會出現對傳統錯誤的理解，但其自身的原創卻使其在傳承傳統的同時為後人留下更多的原始信息。而在藝術創新上，民間書法因其表現機會的限制，基本上不可能成為主流，但其在尺素片紙間偶然迸發出的火花往往會被今天的書法家所接受，並使之發展成一種新的潮流，成為書法藝術發展史上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

三、雖然敦煌遺書早在1900年就已被發現，其書法藝術也早已引起人們的注意，但在我們這些年出版的各類關於書法史的著作中，都極少提及敦煌遺書的書法價值，「更有甚者，對於敦煌遺書要麼置之不理，要麼一帶而過。歷史證明，敦煌遺書的價值並不亞於二王墨跡，但是，其所遭遇的命運卻迥異於二王。即便現時諸多當代書家不遺餘力地對其加以研究，但是這種任意刪減仍然使得書法藝術本身遭遇了種種困境。這其中不可否認的是，敦煌書法遺迹大多是屬於民間性質的，而彼時民間書法的特質之一在於非自覺的審美意識，或許正是因此，許多書法史學著作對此耗費筆墨甚微，甚至全部刪減。」⑦

正是基於此，本文希望能通過將敦煌遺書與在正統書法史中佔有重要地位的書法作品進行一些比較，使讀者在欣賞其精湛的藝術的同時，對其在書法藝術史中的地位給予進一步肯定。

注釋：

①《書法叢刊》總四七期，王海萍《唐人寫本〈恪法師第一抄〉淺析。

②③同①。

④清孫承澤《庚子消夏記》。

⑤竇蒙《述書賦並注》，《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8月第一版。

⑥同①.

⑦魯明軍《書法史中的「加法」與「減法」》， 《中國書畫報》12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