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語境的斷想之二：什麼叫做實證研究？-陸沉的博客

如今中國的經濟學研究，一種所謂的實證主義方法大行其道。但是這種所謂的實證研究，讓我越來越看不懂了。一些成日埋頭學數學的年輕學者，對現實經濟問題完全不了解，更沒有什麼積澱，只要把數學學好，一朝橫空出世，發表論文，除了開頭和結尾，滿紙都是數學符號，便被稱為採用了實證研究的分析方法，對中國某某經濟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云云。而您要是像青年毛澤東一樣，費勁巴拉的寫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什麼的，卻很可能因為裡面沒有用數學符號，而被編輯以沒有實證研究的理由，加以拒斥。

其實我在日本的指導教官在十年前就為這個事情修理過我。當時我是要寫一篇關於日本勞動僱傭制度演化的論文，於是找了很多日本企業制度一百年來演化的史料，寫了個東西給他交上去。結果老師對我論文的史料發掘的充分不充分，引用合理不合理，得出的結論正確不正確，完全不置可否。只是冒出來一句話，你應該用實證研究。我聽了就是轉不過彎來，我發掘日本史料，用史料說話，這不就是實證嘛。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實證了？

多年以後，我才明白，中國的編輯和日本的教授所說的實證，就是數學模型。而歷史的資料，現實的調研感知，反而不是實證。

這完全顛覆了我心中對「實證」這個語詞的基本的常識性概念。實證嘛，給我的感覺就是貼近現實嘛，就是毛主席講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嘛。怎麼那些躲在空調間里成天研究數學模型，臉都給捂白了的年輕人，一出來就是實證；而像毛澤東一樣的在田野間寫個調查報告，卻反而沒有實證了呢？

結果前些天，我《微觀經濟學》課堂上的一個學生，非要讓我講講什麼是實證研究，什麼是規範研究。結果這一問，一下子點醒了我。我意識到，今日中國所謂的實證研究，實際上隱藏著一種嚴重的誤用，這是由於從西方引入實證主義時，不注意其背後的學術語境造成的。下面就來理論一下。

其實，西方的實證主義，與毛澤東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根本就沒有矛盾。經濟學的實證主義，是西方科學主義的推演，而西方科學主義的近代起源，就是科學實驗。中國人大概都知道著名的伽利略，在比薩斜塔上當場試驗丟鐵球，證明亞里士多德的一個錯誤推斷。再後來，還是中國人都熟悉的培根，大肆鼓吹科學實驗。近代西方科學實驗成風，用實驗反對宗教神學界的主觀臆想，推動了西方自然科學的進步。

自然科學中的實驗，與之相對應的就是經濟學中的調查研究，亞當斯密也罷，凱恩斯也罷，馬克思也罷。看他們的原著，都能強烈地感受到他們的理論，都以現實的扎紮實實的調查和感知緊密相連。

但是調查研究、經驗材料，不等於科學。還缺乏一樣東西，就是天才的猜想。一個所謂的科學理論，總是歷史現實的感知與理論假設的嚴絲合縫的融合，然後就形成了人們關於物理世界的規律的認識，化學世界的本質和規律的認識，生物進化的本質和規律的認識，人類社會的本質和規律的認識，市場運作的本質和規律的認識。

也就是說，實證研究，實際上包括第一手材料的搜集調研、對現實的感知，再加上理論的猜想和邏輯勾連。機械地說，現實調研感知是實證研究的一部分。

那麼，在當今的中國經濟學界，現實調研怎麼又被實證研究給排除在外了呢？

讓我找到問題的關鍵還在於那個學生的提問，這一問讓我注意到：西方經濟學裡面的「實證研究」，本來就不是相對於「經驗調查」而言的，「實證研究」的語境根本就不是針對「現實調研」而提出的。就好像我們說「人」的時候，我們不是相對於「胳膊」、「腿」而言的。

「人」這個語詞的語境對應物是「動物」，是「禽獸」。同樣，西方經濟學的「實證研究」，是針對「規範分析」而言的。翻開基本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都明明白白地告訴你，實證研究指的是，經濟運行的規律是什麼，按照這種規律，我們可以解釋經濟世界中的因果關係。而規範研究則涉及，一個經濟上的結果是不是我們想要的，我們應該要一個什麼樣的結果。簡單地來說，前者是認識經濟世界的本質和規律的科學，後者則是我們應該出於何種目的駕馭這種規律的問題。又好像愛因斯坦作為科學家，提出原子彈爆炸的基本原理；至於說原子彈該不該生產，該用於何種目的，這是政治家的事情。當然愛因斯坦也可以討論該不該生產原子彈，但他的這種討論，就不是在進行物理學研究，而是在進入政治生活。

那麼，實證研究到了中國，怎麼就把真正的實證調研（相當於自然科學中的科學實驗）給掃地出門了呢？恐怕沒人作過這方面的考證，但是以我在經濟學圈子裡這麼多年混出來的感受，大體情況應該是這樣的。

整個八十年代的經濟學界，還是遵從毛主席的教導的，從《經濟研究》上發表的論文就可以看出來，論文研究的主題全都是改革中呈現的具體財經問題，學者們說話，那一定要擺事實講道理，最好是深入基層調查了解，或者能夠從中央部委得到彙集起來的反應現實經濟的全面狀況材料，那你一定夠分量。能得到人們的尊重。

可是這種研究也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對現實經濟狀況雖然很了解，卻沒有一個理論分析框架來梳理它，讓人看清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容易流於就事論事。

按道理來說，所有的科學研究都一樣，必須有兩步，一個是了解現實，得到感性認識；第二步是根據現實感知，大膽假設，形成分析框架，梳理現實，呈現出現實的脈絡。可是當時的學術界，就是沒人能夠提出足以服眾的理論假設。

那時候的一種傾向就是，向西方學習，反正我們的路子就是走市場經濟道路嘛，那西方有大把大把的理論，我們學來就行了。結果到了九十年代，就是越來越多的出國回國人員，逐漸統治了中國的經濟學壇。這些人崇尚什麼？崇尚的是誰在西方經濟學院深造的時間長，誰掌握的西方理論多，誰鑽研的西方理論深。於是問題就變成這樣子的：比如吳敬璉，只是自己在國內自學了點薩繆爾森，出國呆了半年，外語也不過關，那個西經的水平，就相當於初級西方經濟學的水平。那他和張維迎比的話，就不能比了。張維迎在英國待了好幾年，還拿了個博士學位來，那自然比吳敬璉的功夫深。可是張維迎和什麼龔六堂、胡祖六，又不能比了。為什麼，張維迎的數學不好，本科學的是政治經濟學，他能講《高宏》嗎？能講《高微》嗎？不行吧！即使能講，錯誤也很多，功底不紮實。【張上課的時候，鄒恆甫天天跑去在底下給搗亂，一會這個講錯，一會那個狗屁不通。】所以寫的論文不能在西方一流刊物上發表。而人家龔六堂、人家胡祖六，人家數學功底紮實，人家年輕輕的就去美國深造，跑過去一心鑽研數學，人家把高宏高微都拿下了，人家能在美國發表論文。那你說是誰高呢？

《初級西方經濟學》、《中級西方經濟學》、《高級西方經濟學》，你能讀懂哪一本？你說吧，誰高？書名字都決定了誰高嘛！還有什麼好問的。這樣的比較，在今天的經濟學界，已經成了一種理所當然。

但是，這種比較，在西方也許是成立的，移植到中國，卻有一個微妙的然而是巨大的荒謬。西方經濟學的大廈，是幾百年來，西方經濟學這門從對現實經濟問題的感知，提升到理論假設，再不斷地與現實經濟衝撞，批判反思，修補的結果。所有對西方經濟學做出貢獻的學者，大體上來說，既有對西方經濟現實的深刻感受，又有足夠的學院素養，所以呈現在我們面前的西方經濟學，也就是所謂實證的科學，是學者們對現實的感知和理性的傳承與再造的結晶。

而中國的學者呢？特別是處在實證的最高級------《高宏》、《高微》------的年輕學者們，倒是迅速地把西方几百年來的實證主義科學結晶用幾個數學符號模型給迅速地吞下去了，傳承了西方理性的衣缽。但是現實的感知，經驗的感知，卻幾乎為零。既沒有中國的經驗感知，也沒有西方經濟世界的經驗感知。

如果我們從對現實的感知這個角度來說，再給前面提到的這幾位經濟學名人排排隊，我想應該是這樣的，胡祖六龔六堂不如張維迎，張維迎不如吳敬璉。

但是，在一種崇洋媚外，挾洋自重的學風之下，實證研究中的現實調研感知部分，卻被輕易地忽略了，被縮減成了僅僅是西方理論；而西方經濟學理論則又被進一步被縮減為數學模型。於是，實證研究就等於數學模型了。

其實，按照西方實證主義的傳統，數學化的西方理論的傳承者，應該非常急迫地渴望迅速地把他們得來的幾塊壓縮餅乾趕緊在中國經濟實踐中泡一泡，好好感受一下中國經濟的現實。也讓西方理論與中國的經濟現實來一個大衝撞，這才是實證主義的正解。可是，似乎這樣需要的時間要很長，路子要很辛苦。可惜啊。「人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十年寒窗，好不容易混來的學術地位，既然國內的傻帽們都把我們當神一樣供著，沒看出什麼端倪來，我們何必自揭其短，妄自菲薄，以一個小學生的身份，到田野中求賢問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