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筆談：為何要為兩岸年輕人寫一部新的中國通史？

十年前，台灣三民書局力邀大陸學者為台灣歷史專業學生撰寫一部中國斷代史教材，由王子今、王小甫、游彪、李喜所等學者分別執筆各卷，輯為《中國斷代史》叢書。近日，中信出版集團獲得大陸版權，重新編校修訂後，推出《新編中國史》六卷，並請幾位作者談談他們寫作此書的緣起、過程，以及書中的新內容、新觀點。

張鶴泉，《魏晉南北朝史》作者，中國魏晉南北朝學會榮譽副會長

這是一部通論性質的斷代史。寫作的出發點，就是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並將其編篡在這一著作中。這一著作，依然採取傳統的教科書的寫法，既要將複雜的朝代更迭展現出來，也要寫出不同時段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有很大的難度。寫作目的就在於，使讀者可以把握這一歷史時期社會演變的重要特點。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亂世」。先有魏、蜀、吳的三國鼎立，在西晉的暫短的統一後，由於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又出現了南、北方的大分裂。在南方，先後有東晉、宋、齊、梁、陳王朝的更迭；在北方則出現了十六國混亂的局面。後由拓跋鮮卑族統一了北方，建立了北魏王朝。這種局面維持一百五十年左右，北方又分裂為東魏、北齊和西魏、北周。最有由隋王朝滅陳，結束南、北的對峙，進而使中國又重新實現統一。儘管這是一段「亂世」，但卻有研究價值。

從政治制度史來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從秦漢的「三公九卿」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的過渡時期，也是由魏晉的「九品中正制」，向隋唐的「科舉制」演變的時期。；從兵制上看，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廢棄了秦漢的兵農合一的徵兵制，實行了世兵制。但在西魏、北周又開始實行府兵制，進而進一步發展為隋唐府兵制，又重新實現的兵農合一的徵兵制。；從土地制度看，曹魏時期，實行了屯田制。這種屯田制是西晉實行占田制的基礎。在東晉、南朝以及十六國都有實行占田制的蹤跡。北魏開始實行均田制。這種田制與隋唐的均田制具有前後相承的關係。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階層是複雜的。在複雜的社會階層中，世家大族和不同類別的依附人口對社會的影響是重大的。世家大族是這一歷史時期國家政權的依靠，但在南方和北方的不同時期的世家大族的勢力，卻存在差異。可是，要認識這一歷史時期的特點，就需要對世家大族的存在及其演變有明確的估計。

在這一歷史時期，不同類別的依附人口人數是眾多的。國家和私人佔有依附人口是合法的。而且，在這一時期，國家與私人在對依附人口的佔有和爭奪，也是激烈的，實際成為社會鬥爭的重要特點之一。

民族融合是這一歷史時期社會發展的重要特點。從西晉開始，北方少數民族開始入主中原，並建立政權，進而走上「變夷從夏」的道路。北魏時期，北方少數民族逐漸與漢民族融合，至隋唐時期，已經找不到原來少數民族的記載。民族融合的實現，使漢民族接受了其它少數民族的新鮮血液，因而，變得更為興盛和充滿活力。

關於魏晉南北朝，需要研究的問題很多，這裡不一一例舉。不要因為這一時期是「亂世」，而忽略它的研究價值。當然，對這一期期需要研究的問題很多，有一些問題前人已經做了很好的研究，但是，還需要深入研究；另外一些問題，還有待研究，只有在深入研究中，才能發現一些被忽視的問題。

《魏晉南北朝史》

《宋史》 ，游彪，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這本斷代史的寫作，前前後後持續了三年左右，其間甘苦自知。編寫大學生使用的教材，筆者首先要考慮的有幾個問題：一是不能如學術著作一樣過於專業，以免學生難以理解，因而要儘可能地以平實的語言進行客觀描述。二是必須嘗試一些新思維，以前出版過幾部宋朝的斷代史，內容大同小異，其最大的優點在於知識的系統性，基本上是將重點放在兩宋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以及相關的人物、事件等等，這種書寫歷史的手法是有其長處的。然而，這種模式亦存在明顯的不足之處，一是太過陳舊了，需要作出必要的調整。二是敘事相對簡略，表面上似乎面面俱到，實際上卻有面面都難深入之嫌。三是很難將諸多新的研究論題及其新領域納入作者的視野，也難以回應當今社會現實的很多問題。四是從中華文明的整體發展來看，一個朝代絕不僅僅只有過去設定的固定板塊的歷史，而是豐富多彩的。

我在2006年前後開始給台灣大學生撰寫兩宋時期的斷代史教材時特意設計了一種新方案，選取了我以為最為重要的若干議題進行創作，與傳統寫史「面面俱到」的敘事框架有所不同。基本的出發點是要更好地突出宋代文明的重大層面以及呈現宋人生活的真實狀況，同時兼顧宋代社會的大事件以及國家的制度設計。

此前我國的傳統史學幾乎都是王侯將相的歷史，畢竟歷史上流傳至今的多數史料都是與他們有關聯的，相對便於呈現和寫作。然而，這種撰寫社會上層菁英抑或是大人物的斷代史明顯忽略了絕大多數普羅大眾的實際生活狀況，為了改變這一現狀，筆者將筆墨更多地放在普通民眾的物質和精神世界，其中包括宗教信仰，等等，以便更好地回歸宋代的絕大多數人的歷史。

《宋史》

高壽仙，《明史》第二作者，北京大學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員

這本書的初衷，是給剛開始學習明史或對明史感興趣的青年朋友提供一本全面了解明朝的基本狀況和變化趨勢的基本讀物，帶有教材的性質。所以在撰寫時，首先考慮的是必須嚴守學術規範，無論是敘事還是議論都要有史實依據，不能隨意發揮，更不能戲說。當然在寫作時，我們也考慮了讀者的接受能力問題，語言盡量通俗明白，盡量避免大段徵引原始文獻。

這本書的框架，與已有的明史著作都不太相同，我們採用的是先師許大齡先生提出的四分法，就是把明朝歷史分為開創期、腐化期、整頓期、衰敝期四個階段，當然在細節上略有調整。因為帶有教材性質，所以內容上仍以政治史為主，目的是要完整地勾勒出明朝從開創到守成、然後逐漸腐敗又不斷整頓改革、最終走向覆亡的變化軌跡。當然除政治方面外，我們也盡量對明朝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的發展變化進行了梳理和勾勒。

在我們看來，明朝是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我們希望讀者從這本書中看到一個充滿矛盾和張力的明朝：既可以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空前強化，又可以看到市民階層政治意識的初步覺醒；既可以看到官僚群體的腐敗無能，又可以看到改革志士的勵精圖治；既可以看到結朋結黨的宗派混斗，又可以看到為國為民的政治抗爭；既可以看到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又可以看到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既可以看到舊思想舊風尚的因襲僵化，又可以看到新思想新風尚的萌生蔓延……

近幾年，我們引進了一些國外學者撰寫的中國通史，比如日本講談社的十卷本《中國的歷史》，美國的六卷本《哈佛中國史》，這些書確實都很優秀，有助於開闊讀者的視野，也受到讀者的喜愛。中國學者撰寫的中國通史，這些年雖然也陸續出版了不少，但社會影響度還有待於增強。這套書的作者都是中國人，無論大家自己是否意識到，其實寫出來的肯定是「中國人的中國史」，因為大家都是從21世紀中國現實情景出發，去認識和思考歷史。而且這些作者都是長期致力於自己那個斷代的研究，對不少問題可能都有自己獨特的看法。這套書究竟如何，有待於讀者的評判，我個人翻閱之後，覺得至少可以說，這是一套比較有個性的通史。

《明史》

李來容，《中國近代史》第二作者，任教於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近代中國史料繁雜，人物眾多，非少量歷史讀物和教材所能窮盡。再加上學者們分門別類的研究格局，真是見仁見智。具體在書寫一部斷代通史上，採用何種敘事範式，如何劃分歷史時期，如何編排章節，總是作者的一大難題。自建國以來，關於中國近代史的綜合性著述已有許多，敘事範式上也在革命史之外，引入了現代化、文明史、全球史等多種範式。但總體上說，主要還是以革命高潮立論，基本線索和整體框架多被概括為兩個過程、三次革命高潮、五大政治事件。當然，這有利於宏觀把握近代以來帝國主義侵華與中國人民頑強抗爭的歷史脈絡，但局限性也是明顯的，如偏重政治史，使得內容趨於單一；社會文化方面著墨不多，對於中國現代化轉型的複雜面貌難有清晰認識。

在繼承前輩學者研究優勢的基礎上，我們希望能夠稍稍有所突破。李喜所教授根據多年的研究心得和教學經驗，擬定了「古今中西之爭」這一主線。在寫作過程中，我們也力求能夠做到縱橫貫通，既釐清救亡、變革、革命、戰爭的歷史過程與階段性特徵，又多維度地展現社會、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現代化轉型。這在章節編排上體現得十分明顯，如談及洋務運動時期的城鄉變動和社會結構的更新中，對於類似僑民、教民等新興的社會群體就多有論述。

近代以來，中國學人對於「中國人的中國史」的渴求抑或焦慮，其實一直都存在，且愈益濃烈。如胡適看著域外漢學的蓬勃發展，雖然自覺暫無餘力，但也表示這「終須吾國人為之」。陳垣對於域外漢學的崛起和本國史學的邊緣化更是感到恥辱，一度號召「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傅斯年創辦史語所，也是立志要使「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這其中或許夾雜著民族主義情緒，但更多的則是近代知識分子的愛國主義情懷，是當時知識界學術獨立籲求的一個集中表現。

現在，我們大概都不太會提到學術獨立了，但前輩學人的志向會對我們形成一種鞭策和激勵。自改革開放尤其近二十年以來，中國近代史學研究無論在領域的擴充、觀念的改變、範式的轉移，還是在新史料的發掘、新視角的引入等方面都有大的突破，但其中西方的影子無處不在。當然，如陳寅恪的「預流」說一樣，我們既要緊跟時代，追上國際學術界的潮流，更要承擔理解和解釋近代中國歷史的責任。

《中國近代史》

《新編中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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