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道德也是一種隱權力

海瑞：道德也是一種隱權力吳鉤【載於本刊（紅版）2009年第8期】一 萬曆十四年四月和七月，留都南京的提學御史（相當於主管教育線的監察部巡視員）房寰因為自負材諝，又受同僚鼓動，兩度上疏彈劾他的頂頭上司南京右都御史（監察部長），抨擊這位都御史「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蒞官無一善狀，唯務詐誕以夸人，一言一動無不為士論所嗤笑」。措詞之強烈，近乎人身攻擊。 房寰鋒芒畢露，卻想不到他的奏疏摸到了老虎屁股，捅到了馬蜂窩。明人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記錄了朝廷的反應：房寰疏至，「舉朝駭惑，俱相顧」。而按房寰政治對手的記述，則是「朝野聞之，無不切齒抱憤」。政治對手的說法不可盡信，但也不可能全是虛飾之詞，據估計，當時的朝廷百官即使不是全都「切齒抱憤」，也一定被房寰的行為嚇壞了：這小子怎麼這麼膽大氣盛？ 萬曆皇帝與內閣首輔申時行有意庇護房寰（據說房寰與申時行過從甚密），但也不得不擬旨責斥房寰「瀆擾」，換成今天的說法，就是告訴房寰不要再惹是生非了。而被彈劾的右都御史也上疏辯駁，並提出辭職，皇帝亦降旨讓他「安心供職，是非自有公論，不必多辯」。皇帝居中調停，希望儘快結束這場爭吵。 但是事情沒有完。新科進士顧允成（他的兄弟就是後來的東林黨領袖顧憲成）對房寰連疏醜詆都御史的行徑不勝憤慨，聯合同年彭遵古、諸壽賢參了房寰一本。這三位血氣方剛的士子在奏疏上說：「房寰妒賢丑正，簡直不知人間羞恥事。臣等自幼讀聖賢書，十餘歲時已知都御史大人之盛名，即知以大人為榜樣。大人德高望重，堪稱當代偉人，萬代瞻仰，望之如在天上，人不能及。而房寰大肆貪污，與都御史大人相比，宜愧且死，竟敢造言逞誣，臣等深為痛心！」 一心想息事寧人的皇帝非常生氣，說房寰已經受到批評，三進士尚未授官就出位妄奏，「是何事體？好生輕肆！姑各革去冠帶，退回原籍」，面壁思過。不過，顧允成等雖被斥歸，但「士林高之」。不久，南京太僕寺卿（相當於交通部長）沈思孝又專疏為都御史申辯，並彈劾房寰以私怨辱直臣，提請恢復顧允成等人冠帶。房寰也不是省油的燈，也上疏詆毀沈思孝與都御史。雙方鬧得不可開交，結果沈思孝因「借事逞詞」受到皇帝斥責，房寰也「獲罪清議」，外放江西提學副使（相當於教育廳長）。 兩年後，即萬曆十六年，房寰疏攻都御史的這樁公案又被提起。吏科都給事中（七品監察官）張鼎思與另一位陳姓給事中，共疏追論房寰諸種不法情事，為被他攻擊的都御史大人鳴不平。此時房寰的老對手顧允成等三進士已經起用為官，自然也不會放過圍剿的機會。房寰見「眾咻不止」，而自己勢孤力薄，乃拋出幾份手柬（張、陳二給事中早年向他請託的私信），將張、陳二人搞得灰頭土臉。但房寰以私信當武器，極不厚道，有識者都很鄙視他。 皇帝大概也不敢再偏袒房寰了。這傢伙再不處分，那些自命清流的言官士子就會沒完沒了地跳出來，鬧得朝廷雞犬不寧。於是房寰被貶謫，從此一蹶不振，而且落下千古罵名。明末史家談遷甚至對房寰無後幸災樂禍地說：「（房寰）今傳三世而絕。昔人云：天道有記性，無急性。觀於房寰侍御，天之記性，固未爽也。」 面對清流集團的群起而攻之，房寰從不示弱，但是，在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之後，他會不會為當初疏攻「當代偉人」的衝動感到後悔呢？房寰顯然低估了他所冒犯的都御史大人的「道義權力」，它可以動員朝野上下的輿論力量，讓眾多富有道德理想的年輕官員前赴後繼，出來打抱不平，不把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房寰拉下馬，絕不罷休。二 那個使房寰惹火燒身、焦頭爛額的都御史是誰？他就是名動天下的海瑞海大人。 提起海瑞，不少論者都認為海瑞不得官心，在當時的官場上孤立無援，但我們從房寰事件中可以發現，海瑞絕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雖無嚴嵩、張居正的炙熱權勢，卻有強大的道德動員力，凜然而不可侵犯。縱然諸多同僚不喜歡他，縱然是首輔親信的房寰連疏攻擊也扳他不倒，反而被海瑞及他的追隨者扳倒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海瑞也是一名「隱權力者」。 要解釋海瑞的隱權力，需要先理解海瑞是誰。 有人說海瑞是「直吏」，不錯。嘉靖四十五年，時任戶部主事（相當於民政部的處長）的海瑞抱著必死之心，上疏罵皇帝，一句「蓋天下不直陛下久矣」，石破天驚。古來今往，恐怕再也找不出比他更憨直的臣子了。也有人說海瑞是「忠臣」，當然。海瑞罵皇帝，被打入大牢，獄中聞嘉靖駕崩，傷心欲絕，「盡嘔出所飲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其忠心可昭日月。至於說海瑞是「清官」，那更是千真萬確了，海瑞為官多年，卻窮得叮噹響，死時只留下十多兩俸銀，喪事還是同僚湊錢置辦的。 但「直吏」、「忠臣」、「清官」的人格標籤，如果孤立地看，尚不足以深刻地解釋海瑞的隱權力來源。我們必須將海瑞的道德形象放入其與彼時意識形態的互動關係中，方能理解為什麼海瑞能凜然不容侵犯。 海瑞效忠的大明朝，是一個過度強調道德意識形態的朝代，開國皇帝朱元璋通過嚴厲打擊豪族、限制商業、禁止農人離鄉以及事無巨細的道德教化，將社會改造得前所未有地扁平化；在國家上層建築方面，則以嚴酷的刑罰、苦口婆心的訓誡、高蹈的道德標準和低水平的薪俸制要求帝國官員保持著安貧樂道的道德生活。儘管到了海瑞所生活的晚明，社會已經急劇分化，紛爭百出，官場普遍腐敗，貪官橫行，但晚明的官僚集團對於道德問題仍然有著神經過敏的「跳膝反應」—一觸即跳，從嘉靖朝的「大議禮」之爭，到萬曆朝的抗議張居正「奪情」風波，為著一個抽象的道德目標，朝臣不惜罷官丟腦袋，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顏上書。 正是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中，海瑞海忠介應運而生並且脫穎而出。 如果要給海瑞貼上一個符號標籤，我想說，海瑞就是大明朝的切?格瓦拉，是正統道德意識形態的原教旨主義者，是「太祖思想」的狂熱信徒。他視朱元璋提倡的各項原則為金科玉律，巡撫應天十府時，「素疾大戶兼并」，凡是「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宦紳之家不得不把朱門改漆成黑色，以免引人注目；晚年復出時，又上條陳建議恢復太祖舊制，凡貪贓八十貫以上（摺合成人民幣約三四萬元）的官員處以剝皮實草的極刑，令滿朝文武瞠目結舌。海瑞本人也嚴格遵循太祖教訓，過著不近人情的苦行僧生活，在衙門裡開了塊空地自己種菜吃，連給老母親做壽也只能割兩斤肉，其五歲女兒由於接受男僕贈食，竟被他逼得絕食而死，因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海瑞對道德教條的死忠，雖然受部分同僚暗中譏笑，但卻深深感召了一批像顧允成這樣的有道德理想的士子。特別是嘉靖四十五年的冒死一疏，更使他「直聲震天下」。縱不能說海瑞是精於計算之人，但那一次，他穩賺不賠，假如皇帝殺了他，他必然求仁得仁，名垂青史；如果皇帝不殺他，他的道德聲名則將換來雄厚的政治資本。果然，嘉靖來不及決定如何處置這位既可恨又可敬的直臣就龍馭上賓了。隆慶皇帝即位後，海瑞立即官復原職，且步步高升，官至左右通政（相當於國務院辦公廳副主任）。隆慶三年奉旨巡撫應天十府，從中央空降地方充當臨時一把手。海瑞只是舉人出身，卻獲此重任，堪稱大明第一人。 在後太祖時代，高懸於帝國頂上的道德原則已被官僚集團悄然唾棄，然而，誰也不敢明目張胆地嗤之以鼻，還必須裝出奉為圭臬的樣子。這個時候海瑞橫空出世，立即佔據了大明道德意識形態的制高點。海瑞的權力與隱權力即來源於此—皇帝需要以重用海瑞的行動來表明帝國對於道德意識形態的守護態度，即使朝臣們認為海瑞的道德高標已不合時宜，但道德旗幟做成的遮羞布卻是不能公然撕破的。打個刻薄一點的比方，大明朝雖說已經淪落成了糜爛的妓院，可是娼婦、嫖客還可以偷偷摸摸地做，大門口的貞節牌坊照樣高高聳立，並且裝飾得光彩奪目。穿著破舊官袍的海瑞，就是大明朝最富麗堂皇的「貞節牌坊」。 在海瑞被房寰連疏攻擊、朝廷清流奮起反擊、雙方吵得不亦樂乎之時，萬曆皇帝下了一道批示：「海瑞雖當局任事，恐非所長，而用以鎮雅俗、勵頹風，未為無補，合令本官照舊供職。」我認為皇帝是在委婉地告訴「倒瑞派」：別鬧了，大明需要海瑞這個「貞節牌坊」。 不要小瞧了「貞節牌坊」的力量。後世論者常常只注意皇帝的前半句評語：「當局任事，恐非所長」，認為海瑞被當成了無用的權力裝飾品，而忽視後半句中「鎮雅俗、勵頹風」的深意。所謂「鎮雅俗、勵頹風」，其實可以理解為帝國對海瑞道德權力的承認與許可；而海瑞與道德意識形態的共振，更使他獲得了強大的隱權力。海瑞絕不是大可等閑視之的官場花瓶，儘管多數時候他被安排在花瓶性質的官職上，但是「花瓶」到了海瑞手裡，也是可以狠狠砸人的。 事實上，如何應付海瑞的道德壓力與權力鋒芒，是一大批與海瑞共事的同僚們深為頭大的事情。且不說海瑞實權在握（比如巡撫應天）時，「屬吏憚其威，墨者多自免去」，紛紛辭職避其鋒芒；即使在海瑞被放置到留都任閑職，他的存在也讓南京官員有如芒刺在背、寢食難安，卻又「服其名，不敢抗」。如果像房寰那樣「首攖其鋒」，上疏告黑狀，顯然將面臨巨大的道德風險，難免以自取其辱收場。擺在眾僚面前的事實是：與道德意識形態的血脈聯繫賦予了海瑞神奇的「護官符」。雖然繼罵皇帝入獄之後，海瑞還有過一次丟官記錄—隆慶四年，與海瑞有嫌隙的吏部尚書高拱安排他到南京戶部就職，海瑞看不上這個閑曹，憤而託病歸鄉，臨走前還上了一疏，將滿朝大臣罵了個遍：「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但嚴格來說，那一次不算被罷官，而是自己辭職不幹。 所以，當萬曆十五年，75歲的海瑞在南京右都御史任上逝世時，他的同僚屬吏們一定大大鬆了一口氣，那個讓他們渾身不自在的古怪模範，這回終於去向太祖皇帝報到了。 不過，明朝人也一定想不到，在「貞節牌坊」政治發展至極致的後世，即使是死了380年的海瑞，還是可以被打造成可怕的意識形態利器，用於置他人於死地。（未完待續）【來源：《百家講壇》（紅版）2009年第八期】 與海瑞同一時代的內閣首輔張居正老於世故，工於權謀，但在去世後，屍骨未寒，就受到朝廷清流的道德清算，籍沒家產，兩個兒子被逼死。海瑞評價他：「工於謀國，拙於謀身」。但歷史的弔詭是，被奉為帝國耀眼的道德標籤的海瑞，並未能改變帝國向下墮落的趨勢，官場依舊腐敗，貪官照樣橫行，50年後，大明滅亡。而這個糜爛的王朝之所以還能苟延殘喘50年，從某種意義來說，正是有賴於張居正當國十年的財稅改革以及新政積累下來的財政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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