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兵力嚴重不足，一位官員告訴崇禎皇帝，為什麼反賊越剿越多

【崇禎十七年三月庚寅，初二日】

崇禎皇帝在中極殿召見文武大臣，討論對策。

參加朝見的一共有三十多人，崇禎皇帝問起如何應付當前的危局，大臣們「漫應支吾，無他語」，所以討論了半天，不過是練兵、催餉的舊話，沒有誰提出新鮮、有用的見解。

榆林陷落的消息傳到北京，而此時，李自成已經揮師奔向宣府。

崇禎皇帝命令宮中太監上城，守衛九門。太監們的作用，一方面是補充兵力的不足，同時監督守城將士，嚴格監視出入人等。

這裡說的九門，指的是北京內城九門，分別是城北的安定門和德勝門，城東的東直門和朝陽門，城南的崇文門、正陽門和宣武門，城西的阜成門和西直門。

崇禎皇帝又命令襄城伯李國楨提督城防，全面負責城防事務，同時兼管西直門。其它的每個城門派「勛臣一人卿貳二人」具體負責。

守城的兵力嚴重不足。有人建議，可以從民間挑選精壯之人，補充城防人員。大學士魏藻德反對，認為百姓沒有經過訓練，沒有經過戰陣，作用不大。更重要的是，百姓害怕賊寇，萬一交戰之時他們率先潰逃，必定影響軍心，形勢恐怕就很難收拾了。」

崇禎皇帝認為有道理，下令禁止百姓上城。

這個決定是明智的。後來的事實證明，即使那些吃皇糧的官兵和太監們，都不願為朝廷、為皇爺奮力守城，普通的百姓更不會賣命。這和作戰經驗關係不大，和民心的向背關係很大。

《崇禎長編》記載，早在這一年的正月，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在一份奏疏中談到當前形勢的關鍵，不是賊眾的人數太多，勢力太強大，而是百姓們願意響應賊人的號令。造成的結果就是，賊人所到之處，百姓要麼歸降，從逆成賊，要麼望風而逃，所以各處無人可守。

這種風氣的出現，原因在於貧富的極度分化，富裕者越來越富，貧困者越來越貧窮。富裕者過著安逸的寄食生活。而貧窮者雖然每日里苦苦掙扎，但始終看不到擺脫貧窮的一線希望：

「今之紳富，率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贏以役愚民，而獨擁其利……故富者極其富，而每至於剝民；貧者極其貧，而甚至於不能聊生。」

即使面臨著巨大的社會危機，那些富裕者依然守財如命，繼續盤剝無度，不清楚自己高高坐在累卵之上的危局。曾應遴舉了兩個典型的例子，一個是西安的秦王朱存樞。

秦王朱存樞是朱元璋二兒子朱樉的後代，世代累積，秦王府的財富富甲天下，而陝西一帶近年來一直天災不斷，災民遍地，秦王府並沒有拿出財富來賑濟百姓，這些災民無以為生，不想坐而待斃，只好追隨李自成，成為農民軍源源不斷的生力軍。

崇禎十六年十月，李自成攻破西安，秦王朱存樞投降，被任命為權將軍，「妃劉氏死之」。李自成打開秦王府的府庫，繳獲的財富不下千百萬。後來朱存樞和晉王朱求桂跟隨李自成去了北京，不知所終。

另一個事例發生在基層，富有的鄉紳與貧苦百姓之間對立。山東萊陽的百姓幫助守城，得到犒賞。危機過後，鄉紳張宏德追討百姓們得到的犒賞，「痛笞而窘迫之」。後來兵難再起，張宏德被逼交出百萬兩銀子，然後被殺。

貧富對立如此尖銳，當事變之時，秦王也好，萊陽的鄉紳也好，怎麼能夠指望千百萬的百姓起來捍衛地方，與他們休戚與共？

所以曾應遴說：「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他因此請求崇禎皇帝，把他的這份疏文刊布中外，號召各地藩王和鄉紳汲取教訓，為國家、為百姓捐出自己的部分財富，緩解尖銳的社會矛盾和階級對立，其實也是拯救自己。

這樣的認識，不可謂不深刻，不清醒。但是，深刻的、正確的認識要轉化成正確的、能夠落實的政策，中間的過程需要一個健全的權力系統。問題在於，此時明朝廷的權力系統表面看起來還在那裡，其實已經癱瘓，很難運行了。

《明史紀事本末·甲申之變》記載，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殺到太原城下，在散發的一份檄文中指出社會的重大弊病：

「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

李自成沒有把矛頭直接指向崇禎皇帝，而是指向公侯和各級官吏和地方豪紳：「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為腹心；宦官皆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看得出，貧富懸殊、沉重的賦稅、地主鄉紳的搜刮盤剝，無處不在的腐敗，種種的社會不公不義，讓社會矛盾難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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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變三十天（之二），於左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