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的憲政思想

宋教仁認為：「革命黨」對敵人，「是拿出鐵血的精神，同他們奮鬥」，「革命的政黨」對於「敵黨」，「是拿出政治的見解，同他們奮鬥」。他堅信「雖然我們沒有掌握著軍權和治權，但是我們的黨是站在民眾方面的」，所以可以通過選舉取勝，「民眾信賴我們，政治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革命黨」與「革命政黨」的相同之處是：「吾黨昔為革命團體，今為政黨」，但性質並無不同，「革黨與政黨，其利國福民，改良政治之目的，則無不同」。「本黨今昔所持之態度與手段，本不相合；然犧牲的進取的精神，則始終一貫，不能更易也。」不同之處是：「昔日所用激烈手段謀破壞，今日則用平和手段謀建設。」因此，「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憲法，產出純粹的政黨內閣，此後政治進行，先問諸法，然後問諸人。凡共和國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宋教仁的憲政思想

　　　　　　　　　　　　　　雷　頤

因對憲政研究最深、宣傳最力，宋教仁素有民國「憲政之父」之稱。但，他不是純學者，而是參加推翻清王朝革命實踐活動的革命者。既有深厚政治學造詣，又是那一段政治大變動的主要參與者、推動者。這種經歷，這種身份，他對清廷「預備立憲」和辛亥革命後政體建構的看法、觀點，確值得重視。

　　　　　　　　　　　一，走向革命

1900年，18歲的湖南青年宋教仁開始接觸政治，這個年份接觸政治，對他後來政治思想、政治態度，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一年，正是中國的「庚子之亂」，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排外，八國聯軍侵入北京。面對亂局，兩年前被慈禧鎮壓的維新派認為時機成熟，於是發動了由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武裝勤王起事。唐才常是湖南人，是張之洞創辦的「兩湖書院」的學生，因學習成績優秀，甚得張器重。在唐才常的計劃中，起義以漢口為中心，其餘幾處同時響應，因此幾個月來，自立軍在以兩湖為中心的長江中下游發展迅速。在兩湖的會黨和一些青年學生中，發展不少成員，正在湖南桃源漳江書院讀書的宋教仁即其中之一。幾經變化，唐才常定於8月23日舉行起義，但張之洞趕在自立軍起義之前，於22日清晨突然行動，將唐才常等起義領袖等20多人一網打盡，並在當晚就將這20多人斬殺！最終，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因自立軍先後被殺者總數上千。

「自立軍」事件標誌維新派也趨於激烈，而溫和的維新派都開始「武裝勤王」，更表明社會氛圍漸趨激烈的變化。張之洞確是當時體制內最為開明的大臣，惟其如此，當他都以如此殘酷的手段對待一心「勤王」、「救上」，並非要革命、要推翻清王朝的自立軍時，不能不使人對清王朝的自我改革的決心與能力大表懷疑。一批青年，從體制內的改革者，成為決心推翻體制的革命者。

1903年初，宋教仁從湖南桃源來到湖北武昌讀書。這年8月，黃興從日本回到長沙，組織革命團體，宋黃相識。11月，黃興在長沙發起成立了革命小團體「華興會」，宋教仁是發起人之一，以後一直是華興會的核心成員。1904年深秋，華興會在長沙謀劃武裝起義，尚未正式開始就被清政府偵破，黃興、宋教仁分別逃往日本。1904年12月中旬，宋教仁到達日本東京，開始了革命家的流亡生涯，並於1905年8月參與了同盟會的創辦。

　　　　　　　　　　　二，五族共和

到日本後，他集中研讀了大量法政著作，憲政思想逐漸形成。滿漢矛盾確是革命派宣傳革命、鼓動革命的重要手段，然而根本之點還是滿人長期享有特權，與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的現代義務、權利平等觀念不合。現代平等觀念是革命派反清的重要話語，或者說，此時的民族性話語以現代平等觀為主軸，與歷史上如元明之際漢族反元話語已根本不同。革命派並非「大漢族」主義者，宋教仁的《清太后之憲政談》和短短一則「謝投函者」，頗能說明問題。

1905年8月，清廷剛開始議論立憲，宋教仁立即發表了《清太后之憲政談》，剖析清廷立憲的可能性。他從「立憲國民，其義務必平等」，「立憲國民，其權利必平等」，「立憲國民，有監督財政之權」這三個方面論述清政府不可能真正立憲。義務平等、權利平等、監督財政確是憲政的基本內容與基本制度框架，說明此時宋教仁已把握了憲政的基本要領。以此為分析框架，他認為：在滿清統治下，滿人享有各種特權，漢人受到制度性歧視――如有清一朝規定，漢族人要納稅，滿人不僅不納稅反而享有天生的特權。現代憲政國家最普通、最重要的一點是國民平等納稅，稅收與憲政有著根本性關係，所以，他問道：「今能停給此項而令其與漢人同納國稅乎？」清政府不會真立憲，此其一。漢族人數遠多於滿族，但官員則滿人占多數，尤其是重要官職，幾乎都是滿人，這種不平等都不能破除，如果今後立憲選舉議員，漢人將佔絕對優勢，清政府能容忍嗎？清政府不會真立憲，此其二。如果立憲，國家一切財政都要納入國會公開討論辯論的預算、決演算法，滿清統治者向視天下為自己的家天下，會同意此點嗎？清政府不會真立憲，此其三。總之，清統治者不可能放棄自己兩百年的既得利益，所以作為革命者，他最後的結論是「革命性」的：「嗚呼，吾漢人猶有日夜希冀滿政府之和平改革者，其亦不已乎！其亦不可以已乎！」

　　中國傳統「天下」觀的核心是「華夏中心論」，即天下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其他都是邊緣，而且由「邊緣」漸成「野蠻」。夷夏對舉始於西周，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說，嚴夷夏之辨卻是春秋時期。約至春秋時期，「夏」和與其相對的「狄」、「夷」、「蠻」、「戎」、「胡」等（後簡稱「狄夷」或「夷」）概念的使用開始突破地域範圍，被賦予文化的意義，甚至被賦予一定程度的種族意義，主要用於區別於尊卑上下、文明野蠻、道德與非道德。「華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貴、文明、倫理道德；「夷」則代表偏庶、邊緣、卑下、野蠻、沒有倫理道德，尚未脫離獸性。按照許慎《說文解字》的解釋，「蠻」為蛇種，從蟲；「貉」為豸種，從豸；「狄」本為犬種，從犬；「羌」為西戎，羊種，從羊。《左傳》閔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齊人救邢。」《左傳》襄公四年：晉國魏絳主「和戎」但也是將戎作為「禽獸」看待。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左傳》成公四年：「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在現實中孔、孟都提出要嚴夷夏之防。雖然孔子及後來的孟子主要是從「文化」意義上歧視「狄夷」，而不是從種族意義上歧視「狄夷」，但這種文化歧視是嚴重的。孔子在《論語》中的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強調「夷夏之辨」。因此，孔子大力宣揚、高度評價「尊王攘夷」，經過「尊王攘夷」，華夏與狄夷的地理邊界與文化邊界已清晰劃分。孔子高度肯定管仲輔佐齊恆公「尊王攘夷」之功：「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與華夏衣俗不同的「被髮左衽」，成為野蠻的同義詞。對此，《孟子》明確說：「吾聞以夏變夷也，未聞變於夷者也。」「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應該被懲罰。而先秦已有的將狄夷看作「禽獸」、「豺狼」的種族歧視論，依然影響深遠。班固在《漢書·匈奴傳》云：「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被陳寅恪先生認為是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經典的《白虎通義》卻乾脆認為：「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非中和氣所生」實際指人的生理構造、即人種的天生低劣，實際否定了「以夏變夷」的可能。直到20世紀30年代，許多少數民族的稱謂多有「犭」傍或「豸」傍。人類學研究表明，宋元以來東北西北少數民族已少有用蟲獸作偏旁命名者，但西南少數民族仍用蟲獸作偏旁，如猺、貓（今苗）、獞、犵狫、犵獠、犵狑、等等。而明清時加「犭」者更多，如猓玀、猓黑、玀緬等近百種。直到1939年，國民政府才下令改變對少數民族的這種帶有嚴重歧視性稱謂，改正原則大體是將此類偏旁改從「人」旁，或改用同音假借字。這種歧視，從官員的奏稿用詞中也反映出來。2007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鴻章全集》「凡例」的第十條寫道：「原稿中有少量污衊少數民族的用詞用字，如猺、犭回等，整理時根據國家相關規定作了必要改動」亦從一側面說明此點。

1911年6月，宋教仁主辦的革命派報刊《民立報》有篇文章習慣性地用「」一詞，有位讀者馬上來函指出不妥。宋教仁聞過則改，立即刊出「謝投函者」，公開認錯，並勸國人拋此尊己賤人的偏見、惡習：「昨有某君投函曰：『貴報前日新聞中有關於回回之記事，『回回』二字加以犬旁，作『』，似為杜撰，殆襲昔日尊己賤人之故與歟？」「記者讀此，深愧編輯訪稿不檢。夫習慣上素有以惡稱加諸各種之習，此蓋宗法社會時代之遺風猶有存者。今而後，吾人當力除此習，不獨「回回」為然，「回回」以外各種人之稱名，其文不雅馴當更易者，更不鮮，如廣東「客老」或作「犵狫」，貴州「仲家」或作「狆家」，四川「羅羅」或作「玀玀」，雲南「潞人」或作「夷」，「求人」或作「 夷」，「力些」或作「」，皆是也。既得君警告，爰並舉之，以勸國人焉。如前所述，直到1939年國民政府才下令改變對少數民族的這種帶有嚴重歧視性稱謂，此函說明宋的思想超前了幾十年，他對人們習焉不察、「尊己賤人」的大漢族主義或華夏中心論深有警覺。他的民族觀是平等的民族觀，因此，他認為，真立憲就要廢除滿人的特權。

清廷為預備立憲，派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政治，但清政府官員對現代政治了解無多，不得不依靠一些留日學生，革命黨人、宋教仁的好友楊篤生也被招入其間。因此，宋對清廷的預備立憲多有所知，他翻譯的大量有關憲政著述、資料，多半是應楊的要求而譯。1906年秋，清廷正式宣布預備立憲，並且決定從「改官制」入手。宋教仁在10月8日的日記中對此做出了分析評論。清廷改革官制第一條：「總理大臣之任，以皇族充之」。第三條：「設立上議院，其議員以皇族、貴族及三品以上官員為之，下議院則俟民智開發之日，或十年或十五年之後乃設立之。」對第一條，宋教仁的觀點是：「吾乃益信政府之不能開明專制與立憲也。總理大臣世界各國有定以皇族為之之憲法乎？」因為立憲的一個普遍原則是皇族成員不能當內閣閣員，更不能當內閣首領。對強調「民智未開」的第三條，宋教仁反駁說皇族、貴族的憲政知識其實反不如民：「況滿清之皇族普通知識皆未一有，甚者則至於不通漢文，遊盪淫亂，何能執政權乎！彼等不識外交如何下手，內政如何下手，實業如何下手，教育如何下手，兵備如何下手，理財如何下手，皆長安之輕薄兒而已，縱其中未嘗無一二人差強者，然以較之漢人，其優劣為何如乎？永世以此輩總國權，則永世無刷新之一日，且較之以前舊制人多職分猶不如耳，何有於立憲哉！蓋此即滿洲人講民族主義之證，而欲其本族永世執政權以壓制漢人之策也。上議院即行設立，以皇族、貴族、三品以上之官允之、而下議院則須俟十年，十五年之後民智開時乃設立。夫當今民智未開，固中國之不可諱者也；然而均是中國人也，豈有皇族、貴族、三品以上官之智轉先開進而有議院資格，而國民反不及者乎？平心論之，均無議員資格，而國民究猶是彼善於此者也。試問皇族、貴族、三品以上官從何處而來乎？亦猶仍是以前之皇族、貴族、三品以上官耳，以前在政府則不能盡心施政，以致須改官制，今乃一旦置之於上議院，則將改過遷善以心職乎？抑天將啟其聰明才力以盡職乎？此真可笑之極也！蓋此即政府講真正專制主義之策，而不欲實行立憲之明證，以壓制國民者也。噫，今而後吾乃益知政府之不能開明專制與立矣；今而後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與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於中國矣！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9月中旬，他鼓勵四川保路民眾：「不復規規於爭路，由消極而進於積極，為四萬萬漢、滿、蒙、回、藏人民首先請命，以建設真正民權的立憲政治為期」。他強調的，是包括滿人在內的「五族共和」。

　　　　　　　　　　　　三，違背立憲精神的「預備立憲」

1911年5 月8 日，清廷利令智昏地出台了一個壟斷權力的「皇族內閣」。這個內閣由13人組成，其中9名為滿人，漢人只有4名；而在這9名滿人中竟有7名為皇族成員，因此人們將此稱為「皇族內閣」。這種「組閣」完全違背了皇族成員不能入閣當國務大臣的基本原則，實際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謂「立憲」只是一個幌子、其實根本不願放棄一丁點權力的真實面目。此舉實無異於自掘墳墓，結果使作為其統治基礎、一直反對暴力革命的士紳階層憤怒異常，對它抱有一線希望者也與其迅速疏遠，最終棄它而去。儘管如此，立憲派最上層少數領導仍不放棄最後希望，還想走相互妥協的改革之路。5月12日各省咨議局聯合會在北京召開，商討對策。第二天，大家一致認為皇族充當閣員違背立憲原則，一致反對，所以開始時以推翻皇族內閣為中心議題，但經過冷靜思考後，與會者認識到實際無法達到目的，於是決定妥協讓步，認可皇族成員違反規定任內閣閣員，但反對皇族充當內閣總理大臣，希望朝廷也妥讓一步。6月6日，他們將此議案呈請都察院代奏，請另簡大員組織內閣，但朝廷置之不理。咨議局聯合會於是再次呈請都察院代奏，同時公開發布報告書，指出皇族內閣名為內閣，實則軍機；名為立憲，實則專制。然而，皇族內閣非但不思悔悟，反而在7月5日副署的上諭中斥責聯合會議論漸進囂張，干預君上大權。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觀念中，占統治地位的是天下為一姓所有，臣民實際都是皇帝的奴僕，根本無權過問、干預君上大權。

一向不贊成、甚至反對革命的立憲派都態度如此，一直主張革命的宋教仁更是連髮長論短評，密集抨擊清廷政，勸喻體制內的「立憲派」看清清政府拒不改革的本質，轉為體制外的「革命黨」。在《論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長論中，他從行政組織、外交方針、財政政策、鐵路政策這幾個方面詳論清政府之政策並非倒行逆施，而是拒不改革。在《希望立憲者其失望矣》一文中，他不失時機抓住立憲派向清廷請願卻被朝廷痛責抨擊清政府專權，開導立憲派革命：立憲派再三向朝廷陳情，力論皇族內閣不可行，「其持論甚正大」，是「為皇族謀者亦可謂甚忠」。如果清廷「稍有立憲之誠意者，則當如何力悔前非，下罪己之詔，另簡賢能，組織內閣，以收拾人心，痛除積弊」方可取信於民。然而，清廷反而在諭旨中責備請願的立憲派：「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權，載在先朝欽定憲法大綱，並註明議員不得干預。值茲籌備立憲之時，凡我君臣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綱範圍之外？」「爾臣民等均當懍遵欽定憲法，不得悉行干請，以符君主立憲之本旨。」對此，宋立即抓住其種種荒謬之處：一，欽定憲法大綱並未正式頒布，因此不具法律效力，「何得強人民以遵從乎？」二，憲法大綱規定議員不得干預黜陟之權，但現在請願的立憲派咨議局成員並非以後的國會議員。三，既然要求民眾現在就遵從憲法大綱，那麼，憲法大綱規定了皇家不得任意改變司法權、臣民有言論、著作、出版、集會、結社、臣民不經法律程序不得任意逮捕等權利，朝廷現在也應當遵守。四，上諭「爾臣民等均當懍遵欽定憲法，不得悉行干請，以符君主立憲之本旨」，也就是說清先廷君主立憲之本意是臣民沒有遊行請願的權利，這難道就是「君主立憲」嗎？總而言之，之所以如果荒謬蓋因「憲法大綱實為彼輩裝腔作勢抵禦人民之利刃」，因為清廷根本不知道「立憲精神，無真誠立憲意思，惟知倒行逆施之結果有以致之耳」！最後，他提醒立憲派：「吾如是而得斷案焉，曰：立憲者，決非現政府之所得成者也；現政府之所謂立憲，偽也，不過欲假以實行專制者也；其與以設資政院，立內閣，非以立憲之立法機關與責任政府視之者也，故其所以對付資政院之許可權與內閣之組織者，亦不得責以立憲之原則者也；其所謂憲法大綱者，不過欺人之門面，賴人之口實，萬不可信者也。」「嗚呼，吾國民之大夢，其尚未醒耶？」

　　　　　　　　　　　　四，朝廷的交易成本

就在皇族內閣成立的次日，即副署了實行全國鐵路幹線國有政策的詔令；18日，起用前開缺總督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20日，郵傳大臣盛宣懷代表清政府同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訂了湖廣鐵路借款合同。從理論上來說，鐵路借款和鐵路幹線國有政策未嘗不可。但問題在於，政府向外國借款屬於資政院職權，必須經資政院議決通過；各省商辦鐵路收歸國有關係到本省的權利存廢，屬於咨議局職權，必須經咨議局議決通過。可是，皇族內閣竟然擅自決定實行，不僅違背了立憲原則，而且也損害了人民、尤其是投資最多的紳商的利益。朝廷曾下令湖南、湖北、廣東三省由商民集股興建鐵路。而1904年在成都成立的官辦的川漢鐵路公司也於1907年改為商辦。湖南、湖北主要是紳商集資，廣東主要是華僑商人集資，而四川的股本來源主要靠「田畝加賦」，靠「抽租之股」。抽租的辦法一般是隨糧徵收，值百抽三，帶有強制徵收、集資的性質，販夫走卒，都被迫參與。這樣，全川民眾無論貧富，都與漢川鐵路有緊密的利益關係。而清政府一方面允許民間自辦鐵路，另一方面又於1908年任命調入軍機處的張之洞為粵漢鐵路督辦大臣，不久又命其兼督湖北境內的川漢鐵路，實際又企圖把鐵路改為官控，遭到這幾省民眾反對，領導者恰恰是清政權的統治基礎地方紳士和富商。在地方強烈反對下，清廷於1909年末和1910年初又先後准許粵漢、川漢鐵路民辦，於是入股民眾更多。然而僅僅一年，「立憲運動」已經風起雲湧際，清政府此時卻又不顧廣大民眾的強烈反對，悍然又宣布「鐵路幹線國有」政策。更加嚴重的是，財政極其困難的清政府根本無力給股民以合理（或者說讓股民滿意）補償，而只能以折扣的方式，即以遠遠低於股民實際投資額的方式贖買股份。於是，湖南、湖北、廣東和四川的立憲派立即領導群眾開展了保路運動，其中以四川最為激烈。結果，清政府反而逮捕了四川保路運動領導人、咨議局議長、具有全國性的各省咨議局聯合會副主席蒲殿俊，隨後在成都開槍打死30餘名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者！

從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到保路運動的興起，宋教仁一直緊密關注。從公民財產權、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關係、國家信用等幾方面論述清政府此項政策不合法、論述公民保路運動的正當性。他首先分析說，世界各國鐵路有國有與民有兩種形式；若以營業權分，不外民業與官業兩形式。所有權與經營權綜合考察，主要是國有官業、民有民業兩種形式。「在崇尚自由主義尊視民權之國，則趨於民有民業；在崇尚干涉主義偏重官僚之國，則趨於國有官業」。兩種形式，究竟熟優熟劣，長期爭論不休。「大抵自行政、軍備、財政等之關係言，一國鐵路固以歸諸國有官業為便，若自經濟、社會等方面之關係言，則仍以民有民業為有益，誠以尊重人民企業之權，誘起一般投資之念與夫經濟管理維持改良之法，國有官業皆不如民有民業之有效而得宜也。」德國、日本以國家為重，所以鐵路為國有官業，英國、美國以國民為重，所以鐵路民有民業。然而，宋教仁進一步指出，德國、日本的鐵路都經過從民有民業到國有官業的階段，但是，德、日在鐵路國有化的過程中，都是經過議會的批准收購民辦鐵路，給予足夠的補償。相反，清政府鐵路國有化未經合法程序、且未給民眾足夠補償這，「藉口政策而蹂躪人民已得權利，其與殺越人於貨者何異？今而後，國民之企業家皆將要慄慄危懼，不克自安，其尚望踴躍以經營各種產業耶？」對於當時有人提出「川人宜速轉圓」、「不可使政府過墜其威信」的論點，宋教仁針鋒相對地說：「政府欲求和平，則何不先自轉圓？政府欲保威信不過墜，則何不先去其自損威信之舉動？且政府與人民熟重？政府之威信與人民之元氣熟重？犧牲人民以衛政府，天下庸有是理耶？」最先起來保路的「兩湖」之所以最先平息，因為清政府對「兩湖」實行的是路股照本發還政策，這也說明「民營」並非刻意反對「官營」、反對政府收購，只是政府也應尊重契約、尊重市場規則、尊重「等價交換」。而清政府秉承中國「強政府」政治傳統，毫無契約意識，認為自己權力無限、強大無比，手操對民企的生殺大權，更可對其予取予奪。正是在這種觀念主導下，才可能做出以低價「收買」四川民營鐵路股權的錯誤決定。它以為自己「低價收買」降低了成本，其實是付出了巨額代價，即以政府信用為代價，代價之高，難以想像，最終付出整個王朝作為代價。清政府此政策確為革命提供了難得的「題材」，作為革命者，宋教仁還以美國革命、法國革命都是由公民抗稅、維護自己合法權益引爆的歷史，鼓勵川民堅持保路，並且不限於保路，由此引發革命，建設真正民權的立憲政治，「湘、鄂、粵人及各省人亦同時並發，風起水涌，以與川人同其目的，吾恐數千年充塞東亞天地之專制惡毒，或將因此一掃而盡」。

從1910年國會請願運動起到清政府最後拒絕妥協的政策標誌「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的出台，是立憲派迅速走向革命、與革命黨「合流」的最直接原因。清政府倒行逆施，使自己的統治基礎都離它而去，最終垮台。

　　　　　　　　　五，「革命黨」與「革命政黨」之別

辛亥軍興，民國成立，宋教仁力主內閣制而非總統制，有關研究已汗牛充棟，廣為人知，在此不必多述。然而，他關於「革命黨」與「革命政黨」同異的論述雖只短短几句，卻充滿洞見，值得重視。

中華民國成立不久，各種政治力量激烈角力，最後袁世凱成為總統，大權在握。但宋教仁的理想是責任內閣制，由議會中的多數黨產生，他一直為此努力。臨時政府在南京時，同盟會在臨時參議院中占絕對多數，臨時政府遷到北京後，參議院改選，同盟會優勢不再。宋教仁於是聯合其他幾個小黨，於1912年8月以同盟會為骨幹組成國民黨，成為一大反對黨。他希望，通過競選，實踐政黨政治。

1912年底到1913年初，第一屆國會選舉，宋教仁馬不停蹄，四處演講、聯絡，組織、支持本黨競選。1913年2月1日，他在國民黨鄂支部歡迎會的演講中，明確提出了「革命黨」與「革命政黨」的概念。他提出：「以前，我們是革命黨；現在，我們是革命的政黨。」「革命黨」與「革命的政黨」的區別在於：一，「革命黨」是秘密的組織，「革命的政黨」是公開的組織。二，「革命黨」是「舊的破壞的時期」的組織，「革命的政黨」是「新的建設時期」的組織。三，「革命黨」對敵人，「是拿出鐵血的精神，同他們奮鬥」，「革命的政黨」對於「敵黨」，「是拿出政治的見解，同他們奮鬥」。他堅信「雖然我們沒有掌握著軍權和治權，但是我們的黨是站在民眾方面的」，所以可以通過選舉取勝，「民眾信賴我們，政治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3月18日，他在國民黨交通部公宴會的演講中，再次申明「革命黨」與「革命政黨」的同與異。相同之處是：「吾黨昔為革命團體，今為政黨」，但性質並無不同，「革黨與政黨，其利國福民，改良政治之目的，則無不同」。「本黨今昔所持之態度與手段，本不相合；然犧牲的進取的精神，則始終一貫，不能更易也。」不同之處是：「昔日所用激烈手段謀破壞，今日則用平和手段謀建設。」因此，「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憲法，產出純粹的政黨內閣，此後政治進行，先問諸法，然後問諸人。凡共和國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兩天後，3月20日，上海車站一聲槍響，宋教仁，其實不僅是宋教仁，「用平和手段謀建設」的憲政夢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