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舊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三代核心人物

　舊中國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近代社會的過渡和轉化，共花了109年時間，經歷了晚清、北洋、國民黨三代政府。雖然這三代的政府在近代化事業的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都有所建樹，但從根本上說卻始終未能完成上述的轉化，中國直至解放前仍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在這三代政府中，都有一些肩負著近代化重任的核心人物，本文對其中六位人物在近代化事業上的歷史功過得失，力圖作一番儘可能公正、客觀的評說。　　舊中國花了109年時間，從原有的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近代化轉化，卻始終未能化好，資本主義社會始終未能建成，始終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的過渡社會形態。究其根源，雖存在錯綜複雜的多種主客觀因素，但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統治舊中國的三代政府中，肩負近代化重擔的核心人物，他們個人的功過得失，也不能不說是造成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一代核心人物—一李鴻章與盛宣懷　　舊中國的近代化，是1860年後清政府興辦的洋務運動才開其端的。洋務運動陸續興辦了19個近代軍用工業和近40個近代民用工礦交通企業。至1894年為止，這批洋務企業的總資本達26344萬元，占當時近代企業資本總額的45．22％；工人總數34110—40810人，占當時近代企業全部工人數的37．33—41．62％。(黃逸峰、姜鐸：《中國近代經濟史論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8頁。)與此同時，洋務運動還開始興辦各種新式學校，派遣留學生出國深造，培養大批近代科技人才，大量翻譯西方書籍，傳播近代科技文化知識，創建新式軍隊、加強海防等等。歷經35年的洋務運動，為中國的工業近代化、國防近代化和科技近代化打下了初步基礎，使封建的中國開始向資本主義近代化邁進，這一點正是洋務運動不容抹殺的歷史作用。　　歷史的遺憾是，洋務運動這個中國近代化的第一炮，並沒有放響，中日甲午戰爭慘敗以後，便不得不宣告破產。晚清政府70年，佔了舊中國2／3的時間，但終清之世，中國經濟、*、軍事、文化諸方面近代化的基礎，仍很薄弱而落後，資本主義社會遠遠未能建成。據統計：1913年中國近代產業資本總額1472百萬元，其中外國在華資本卻佔83％；(祝慈壽：《中國近代工業史》，重慶出版社版，第414頁。)同年以前，中國工廠總數698家，產業工人270717人，僅佔4億總人口的0·1％；(孫健：《中國經濟史—近代部分》，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732頁。)新式產業的產值總額，在國民生產總值中，估計不到4％，96％以上是小農業和小手工業產值。　　這一階段搞近代化的當權派，稱得上核心人物的應該是李鴻章與盛宣懷。我們認為，提李鴻章的理由是：第一，他是洋務運動自始至終的主持者和參預者；第二，他是主要洋務企業的直接創辦者；第三，他是新式陸海軍和新式海防要塞的創建者和指揮者；第四，他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達25年之久，是晚清統治集團的中心人物；第五，1881年他便提出「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中國近代化方針，對當時的中國近代化，從理論到實踐，具有一定的遠見卓識和全盤打算；第六，他又是這一階段外交上的決策者和參預者。盛宣懷則是李鴻章的經濟總管，是主要洋務企業的直接經營者，是舊中國近代工礦、交通運輸和金融企業的拓荒者，是中國的三井、三菱式人物。總之，李鴻章與盛宣懷，一個是全面推行中國近代化的事實上的首領，一個是近代經濟事業的巨擘，兩人的密切結合，形成為舊中國近代化的第一代核心人物。作為舊中國近代化第一代核心人物的李鴻章與盛宣懷，對他們個人的功過得失應該怎樣評價呢？　　先說李鴻章。他靠鎮壓太平軍和捻軍起家，歷任江蘇巡撫、兩江總督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他於1862年即率淮軍到達上海，直接接觸西方人士和事務較多，逐漸形成了一整套洋務思想，並以興辦洋務興辦近代化事業為已任，曾說別人可以不談洋務，我李鴻章非談洋務不可。事實上，在舊中國第一代近代化過程中，李鴻章是一位從理論到實踐具有一定遠見卓識和雄才大略的關鍵性人物，過去一度把他看作是賣國求榮和崇洋媚外的化身，是有失公允的。李鴻章的過失主要在於：面臨著封建*體制和封建傳統思想對新興近代化事業的百般阻撓，他不敢加以衝破。前兩者對近代化的危害性，他不僅知之很深，而且懷有切膚之痛。他自己曾嘆苦說：「三十年來日在謠諑之中。」但他在實際行動中卻不敢觸動封建*體制和封建傳統思想。他倡導近代化事業的目的，不是為了全面推行資本主義，而是為了挽救、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這是整個洋務運動的致命傷，也是李鴻章個人的致命傷。因此，他對以慈禧為首的晚清封建朝廷，可謂忠心耿耿，不敢越雷池一步；對慈禧個人，也是百依百順，唯命是從，看眼色行事，不敢稍有逾越，更不用說象後來袁世凱那樣要取而代之了。迷戀封建*體制和封建傳統思想，不能不說是他的主要過失。　　再說盛宣懷。他開始在李鴻章軍前當幕僚，後以襄助李鴻章主辦洋務企業逐步起家，歷任山東登萊青道兼煙台海關監督、天津海關道、大理寺少卿、工部左侍郎、郵傳部右待郎、郵傳部尚書和郵傳部大臣等職，也成為晚清政府的重要官員。盛宣懷地位的重要性，不在於官，而在於他掌握和控制了當時的主要近代企業。舊中國第一家自辦最大近代航運公司招商局，第一家自辦的也是唯一的電報局，規模宏大的煤鐵鋼聯合企業——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和最大的紡織廠一華盛紡織廠，舊中國自辦的主要鐵路幹線和第一家銀行—一通商銀行，等等，都是由他創辦、主持和控制的。另外，他還興辦了舊中國最早的天津北洋大學堂，上海南洋公學等新式學校。舊中國近代化第一階段中創建起來的主要近代工礦交通運輸和金融企業，大半通過盛宣懷之手，也就是說，盛宣懷是舊中國第一代資本主義近代化的奠基人，也是舊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領袖人物過去把他簡單地說成是「官僚買辦」，同樣有失公允。　　盛宣懷的主要過失同樣在於：沒有能在興辦近代企業奠定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同時，突破封建*體制的上層建築，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民主*，反而利用控制近代企業的能量，向晚清政府謀求「高官」，使自己陷入封建*體制的旋渦。正如夏東元在《盛宣懷傳》代序中所說：「終其生未能克服保守*主張與進步的經濟實踐間的矛盾。」憑盛宣懷創建近代企業的經濟實踐，他對封建*體制和封建傳統思想的危害性，應該比李鴻章有更深的感受。所可惜的是，他在*思想上，同樣未能衝出兩者的牢籠，始終站在晚清政府反動保守的立場。在戊戌維新運動中，他公開提出與康、梁等人相對立的變法方案，說什麼「中國的根本之學不必更動，止要兵政、工政兩端採取各國之所長。」在八國聯軍入侵時，他為了維護近代企業的安全，積極創議和組織「東南互保」，雖然違反了慈禧的意旨，但又和列強的侵略利益相一致。1911年5月9日，在他郵傳部大臣任內宣布的「鐵路幹線國有」命令，成為爆發辛亥革命的導火線。辛亥革命爆發以後，他又竭力動員袁世凱出山，積極參預調兵運糧，企圖撲滅革命烈火，挽救晚清政府，終於成為辛亥革命的打擊對象。其結果是：他死保的晚清政府還是壽終正寢，他做大官的迷夢到底不得不破滅，他的近代化事業也大大受到干擾和影響，未能獲得正常的發展。　　總之，李鴻章與盛宣懷，在中國大地上，首先創建近代企事業，是為中國第一代資本主義近代化立下了大功；而他們的未能衝破封建*體制和封建傳統思想的牢籠，成為舊中國第一代近代化失敗的關鍵，又是主要的過失。　　第二代核心人物—一袁世凱與周學熙　　北洋政府統治的17年（1912—1927年），是舊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化過程中的第二階段和第二代。在這一階段的中間，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列強忙於戰爭，無暇東顧，中國新生的資本主義勢力，利用這一時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號稱中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據統計：1913年至1920年的8年間，中國近代工業的工廠數，從698家增至1759家，增長約二倍半；資本總額從330824千元增至500620千元，增長50％；工人總數從270717人增至557622人，增長一倍多。另據統計：1913一1927年間，全國紗錠總數，從484192錠增至2018588錠，增長五倍多。(孫健：《中國經濟史—近代部分》，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794頁。)舊中國規模較大的資本集團，如榮家資本集團、大生資本集團、永安資本集團、通孚豐資本集團、周學熙資本集團、裕大華資本集團，等等，都是在這一階段逐步形成的。中國近代銀行業同樣有很大發展，1912—1927年間，新設立的本國銀行共達186家，實收資本總額，也從1912年的3626萬餘元，增至1925年的15816萬餘元，並形成了華北、江浙、華南三大財團。(參見《中國近代經濟史論叢》，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版，第174頁。)近代商業出現了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大型百貨公司。鐵路、航運等交通運輸事業，在這一階段同樣有較大發展，舊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化的基礎已粗具規模。這充分證明：中國新生的資本主義勢力，只要有適當的氣候和土壤；即使在外國侵略勢力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夾縫中，仍能有強大的生命力求得自身的發展。　　但是，篡奪了辛亥革命果實的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政府，內而專制獨裁，壓迫民主勢力；外而依附帝國主義，喪權辱國；並連年進行軍閥混戰，政局動蕩不定；加上苛捐什稅，橫徵暴斂，民不聊生。北洋政府這一上層建築，同資本主義近代化根本不相適應，以致一度蓬勃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未能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外國侵略勢力又捲土重來。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大量入侵，更使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又被壓得喘不過氣來，滑向下坡。至1927年北洋政府垮台為止，舊中國第二代資本主義近代化仍然未能搞上去，中國資本主義社會仍然未能建成，仍然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狀態。　　中國近代化第二代核人物，提袁世凱與周學熙的理由，因為一個是北洋政府的軍政頭頭，另一個是北洋政府的經濟頭頭，該不至於有爭議。那末，這兩位核心人物的功過得失，又該怎樣評價呢？　　先說袁世凱。1901年，他取得慈禧的寵信並經李鴻章的臨終推薦，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及練兵處會辦大臣後，即以李鴻章的繼承人自居，雄心勃勃地推行近代化事業。他三管齊下：一方面把北洋軍編練擴充成六個鎮（相當於師），作為自己的軍事資本，也是主要資本，從此他便成為北洋軍閥的首領。二方面插手洋務企業，排擠盛宣懷，把盛控制的電報局收歸國有，自兼督辦，派親信楊士琦接管輪船招商局。他又三次參奏張翼斷送開平煤礦經過，迫其向英商收回礦權，開平收不回來，又支持周學熙興辦灤州煤礦，提出「以灤收開」的響亮口號。他還鼓勵周學熙和孫多鑫、孫多森兄弟，設立直隸工藝總局，創辦工藝學堂和實習工場，培訓了一批技術人才。在天津周圍地區，他倡導設立織布、造紙等工廠，先後派出六批人員赴日本考察學習，帶動了天津和直隸的近代工業，以此作為自己的經濟資本。三方面抓住當時要求立憲的熱潮，大談立憲，支持立憲要求。立憲派領袖張謇，原已與他斷交20年，也主動向他表示捐棄前嫌，一再函請他帶頭奏請立憲，以此作為自己的*資本。他在直隸總督任內的7年，已從上述三方面為自己走上*舞台奠定了基礎。他登上中華民國大總統寶座以後，開始幾年，還是想對近代化事業有所作為的。他批准從政府每年預算中撥出1億元，專作實業基金；他支持周學熙發展實業——創建華新紡織公司的計劃，便是由他直接批准的；他任用同自己有前嫌的張謇擔任農商總長，支持和批准張謇發布了一系列有利於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法令；等等。於此可見，袁世凱對中國近代化事業還是有一定的建樹的，不應一筆抹煞。　　袁世凱的主要過失，在於「帝令智昏」四個大字。他個人野心太大，當了總統，還不滿足，仍一心想當皇帝。他敢於發動內戰，鎮壓孫中山領導的討袁軍；敢於解散國會，篡改約法，實行專制獨裁；敢於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等倒行逆施，都是被「皇帝夢」迷了心竅。他創建近代化事業的目的，不是真心實意地去促進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化，富國強兵，振興中華，而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稱帝野心。他的罪行，不在於「竊國」，而在於「竊國」以後，未能順著全國人民喁喁望治之心，團結民主力量，安定*局面，帶領朝野全力投入經濟建設，反而一意孤行，違反民意，走上了內戰、專制、獨裁直到稱帝的反動道路。其惡果是：不僅他個人落得個身死名裂的可恥下場，還遺留下北洋政府後10年軍閥混戰的嚴重後遺症，致使舊中國第二代近代化，不得不同樣以失敗而告終。　　再說周學熙。1898年他擔任重要洋務企業開平礦務局的會辦，1899年升任總辦，次年因對該局督辦張翼將開平讓渡給英商的合同，拒不副簽而去職。因同袁世凱有世交和姻親關係，1901年袁升任山東巡撫和直隸總督以後，便一直追隨袁世凱，歷任山東大學堂、直隸官銀號、北洋銀元局、直隸工藝總局等總辦，成為袁世凱經營北洋事業的經濟總管。1912年後，又兩度擔任袁世凱北洋政府的財政總長。他對實業救國早有抱負，1903年曾去日本考察，歸國後著有《東遊日記》，認為「日本維新最注意者，練兵、興學、製造三事」，決心效法，對製造尤為重視。他先後創辦了啟新水泥廠，灤州煤礦，華新紡織公司所屬天津、唐山、青島、衛輝4個紡織廠，京師自來水公司，秦皇島耀華玻璃公司，普育機器廠，灤州地礦公司，華興棉業公司，中國實業銀行，華新銀行等近代企業，並一度兼任長蘆鹽墾局督辦，計劃開墾長蘆鹽荒大規模植棉，為華新紡織公司提供原料，從而形成了一個包括水泥、煤炭、紡織、機器製造、自來水、玻璃、金融保險、農墾等多部門和綜合性的周學熙資本企業集團，雄視華北，推動華北地區的近代化。時人把他同南通大生資本集團的張謇相提並論，稱之為「南張北周」。據估算，周學熙集團主要企業的資本總額至少達42608390元之巨。(轉引自《周學熙資本集團的壟斷傾向》，《歷史研究》1986年第4期。)　　至於周學熙的過失，較為難說。周曾竭力勸阻袁世凱放棄帝制迷夢，當個終身總統，穩定政局，大搞經濟建設，因而觸怒了袁，被袁軟禁起來。周集團是袁世凱一手扶持起來的，袁希望把它發展成為北洋政府的經濟基礎，如果袁不垮台，那末，以周集團為中心的北洋官僚資本，會大有發展餘地。只是由於袁世凱不聽周學熙的忠告，走上自絕於人民的道路，悍然稱帝，迅速倒台，周集團*上喪失了靠山，企業規模大大縮小。中國實業銀行原定資本2000萬元，成立時減少到200萬元，官股官款，也被迫退還，企業集團從此走向下坡。周學熙本人也隨著*上的失勢，無力控制企業集團，只得被迫撒手不管，賦閑養老，當了21載的「冷眼旁觀者」，未能實現「實業救國」的雄心。因此，袁世凱稱帝的惡果，不僅成為舊中國第二代近代化失敗的關鍵，還大大影響了周學熙企業集團的發展前途，連周學熙本人也是帝制的受害者。　　第三代核心人物——蔣介石與宋子文　　國民黨南京政府統治的22年（1927—1949年），是舊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化過程中的第三階段和第三代。這一階段，既是內憂外患交相煎逼的多事之秋，又是第一次獲得對外戰爭勝利的百年未遇的良機。在頭10年間，一方面新軍閥混戰頻繁發生，「剿共」內戰連綿不斷；另方面日本帝國主義打了進來，東北淪陷，華北危急，疆土日蹙，因而政局動蕩，經濟凋敝。抗戰八年，沿海經濟發達地區，遭受日軍的破壞和佔領，損失慘重。抗戰勝利，舉國歡騰，中華民族，揚眉吐氣，第一次獲得了對外戰爭的全面勝利。但好景不常，又爆發了大規模的*反人民內戰，戰爭的結局是，國民黨政府敗逃台灣，留下來的大陸，依舊是一個近代化未化好的舊中國。據估算，1949年的全部近代工業產值，在全國工農業總產值中，所佔比重仍不到1／4，舊中國仍然是一個以小農、小手工業經濟為主，資本主義極不發達的落後國家，近代化事業根本上未能完成。這一艱巨的歷史任務，只得留待新中國來補課。我們今天舉國上下為之奮鬥的「四個現代化」目標，實際上也正是舊中國近代化事業的繼續。　　這一階段近代化失敗的關鍵有三：一是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的破裂，導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未能結出豐碩的成果，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務，未能實現和平、民主、團結的*局面。國民黨南京政權，是在千萬*黨員及進步人士被屠殺的血泊中和排除異已的新軍閥混戰中建立起來的，*基礎十分脆弱。二是當日本侵略者發動「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向中國大舉入侵時，國民黨當局採取了可恥的「不抵抗政策」，以致關外大片國土淪喪，華北岌岌可危，日軍得寸進尺，步步進逼，終於爆發了全面戰爭，大部分國土被占，損失慘重，元氣大傷。三是未能利用抗戰勝利的千載良機，建立各黨派團結合作的聯合政府，維護國內和平，全力醫治戰爭創傷，加緊近代化建設，反而發動了大規模的*反人民內戰，戰火遍及全國，國力消耗殆盡，以致經歷八年抗戰浩劫的中國大地，猶是雪上加霜。以上三點，是這一階段近代化所以失敗的慘痛歷史教訓！　　這一代的核心人物，應該是蔣介石與宋子文。蔣介石始終是國民黨政府的第一把手，說他是核心，不會有爭議。孔祥熙和宋子文，同是蔣介石的經濟總管，為什麼提宋而不提孔？理由是：孔是在蔣介石面前唯命是從的庸才，對中國近代化缺乏主見，直接經辦的近代化事業不多，而宋對中國近代化有自己的獨立見解，敢於同蔣抗辯，經辦的近代化事業也較多和較有成效。那末，蔣介石與宋子文，這兩位核心人物，在舊中國第三代近代化過程中，個人的功過得失應當如何評說呢？　　先說蔣介石。他是盡人皆知的國民黨政府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獨裁者，是大量屠殺*黨人和進步人士的罪魁禍首和掀起大規模*反人民內戰的第一號戰犯。但是，他對中國近代化還是做了以下四件好事，不應一筆抹煞。第一，他在完成北伐推翻北洋軍閥政權以後的10年間，形式上維持了中國的統一局面，保持了對全國海陸空軍的統一指揮權，為進行全面抗日戰爭奠定了基礎。第二，他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還是基本上履行了「團結抗戰」的諾言，恢復了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並在八年抗戰中，始終留在抗日陣營，擔負著戰爭的最高指揮。第三，他在攫取抗戰勝利果實接收敵偽財產的基礎上，建立起擁有200億美元的龐大的官僚資本近代產業，客觀上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準備了物質條件。第四，他敗逃台灣以後的25年間，接受大陸失敗的教訓，在農村搞和平土改，促進了農業現代化，並利用外資，大搞工業建設，為台灣今天比較富裕的經濟局面打下了基礎。再說宋子文。他曾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過經濟學，並在紐約國際合作銀行做過工作，受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薰陶較深。在國民黨政府統治層中，他是較多地了解和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人士之一，企圖把西方的經濟、*制度移植入落後的中國。一位西方觀察者甚至把他稱作國民黨中國的「資本主義精神」的代表。(（美）帕克斯：《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頁。)他先後擔任廣州和武漢國民政府的敗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南京國民黨政府的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外交部長、行政院副院長、代院長和院長，國民黨二至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等要職，是國民黨領導層中內外大政方針的主要決策者和實施者之一。　　他是國民黨中的理財能手。1925年9月，他出任廣東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後，採取有力措施，實現財政統一，廣東財政收入，連年上升，從1924年的789．6萬元，猛增至1927年的10876·81萬餘元，(《廣東財政紀實》第1編，廣東省財政廳1934年編，第110～111頁。)扭轉了廣東財政入不敷出的困境，有力地支援了國民革命軍的壯大和北伐。在南京政府財長任內，他大力推行財政統一，建立嚴格的預算制度，整頓關稅、鹽稅，裁撤積弊很深的厘金，推行統稅，確立了關、鹽、統三大稅為主的稅制．並著手改革幣制等等，為南京政權建立了一整套較為完整的財政金融制度和組織機構。　　他又是國民黨中的外交能手。被國人詬病已久的「協定關稅」制度的廢除，是經過他一手完成的。從1931年起，中國關稅有了自主權，進口稅率得以數度提高，出口稅率也進行了調整，並打破50多年的舊例，開始擢升華員出任稅務司以下的職位，關稅收入中列入整理內債基金的部分，也從外商銀行改為存入中央銀行。抗戰期間，蘇聯對我國的*援助貸款，1942年3月美國向我國提供的最大一筆5億美元貸款，也都是在他的精心策划下取得的，而這兩筆貸款，對支持抗戰無疑起了不小作用。　　他還是國民黨中經營近代企業的能手。他於1934年創建的中國建設銀公司，總資本1000萬元，至抗戰爆發止，即接管了由張靜江主持的建設委員會所屬的揚子電氣公司和淮南路礦公司兩大近代企業，前者轄有南京電廠、戚墅堰電廠和漢口既濟水電廠等大型電廠，後者下轄淮南鐵路和淮南煤礦，還投資成渝鐵路等，規模宏大。該公司章程第11條規定：「本公司以協助並聯同政府機關、中外銀行及其他組織，扶持各公私各類企業，發展農工商業，辦理關於是項事業之投資及管理事務與信託公司之一切事務為業務範圍。」企圖模仿中英銀公司和美國銀公司的投資活動。(陳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3輯，第1019頁。)作為四大家族金融壟斷核心的南京政府中央銀行，也是他於1928年11月一手創建的，並任第一任總裁。該行在他的經營下，擁有的財產像吹肥皂泡一樣，短期內無限膨脹起來，從1928至1936年的8年間，資產總額從4700餘萬元，增至123100餘萬元，增長25倍多；純益從23萬餘元，增至1700餘萬元，增長72倍多。(黃逸峰等：《舊中國的買辦階級》，第162頁。)1945年12月，在接管日商紡織廠52個單位基礎上設立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也是他在全國民族資本家一片責罵聲中決心創建的。該公司擁有紗錠160餘萬枚，織機32000餘台，分別占當時全國紗錠的37．6％和織機的60．1％；1947年計產棉紗745000餘件，棉布1000萬匹，以及麻、毛、絲織品等共千餘萬碼。宋子文的*目光也較遠大。他對蔣介石的黷武主義和內戰政策，並不完全贊同，對蔣無限制地加大軍費開支，尤為反感。據胡漢民私下說，宋曾說過「當財政部長無異做蔣介石的走狗，從現在起我要做人而不是做一條狗」。(（美）帕克斯：《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頁。)他曾堅持民族主義立場，反對日本大舉侵略中國，反對國民黨內部的妥協投降主義。當日軍進犯熱河時，他竭力主張堅決抵抗；「西安事變」發生後，他力主和平解決，並為此而奔走。他贊成國共兩黨停止內戰，實行合作抗日，而且為這一合作的形成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總之，宋子文在這一階段的近代化過程中，確實起了不少積極的和有益的作用，應該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不能因為他曾被列做第二號戰犯，便加以一筆抹殺，那是不夠公允的。至於這一階段近代化失敗的過失，主要責任應由蔣介石負擔，實際上，宋子文同樣是蔣介石反動*路線的受害者，隨著國民黨政權的敗逃，他雄心勃勃地經營的近代化事業，不得不化作泡影，難怪他寧願客死異國，而不願到台灣追隨蔣介石了。如果說，宋子文也應分擔一份過失的話，那就是他對已經失盡民心的國民黨政權，最後仍站在死硬立場加以維護，始終沒有決心追隨其姐宋慶齡轉到人民大眾這方面來，這對宋子文來說，未始不是一個歷史的遺憾！　　歷史經驗教訓何在？　　從以上舊中國三個階段近代化概況和三代核心人物功過得失的論述中，可以得出哪些歷史經驗教訓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四條：　　第一，舊中國的近代化，花費了109年的時間，經歷了三屆政府和三個時代，基本上是失敗了，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化從根本上來說未化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始終未完成，中國社會仍然滯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狀態，近代大工業體系也始終未能全面建立起來，仍然是一個以小農經濟和小手工業經濟為主的貧窮落後國家。這是客觀存在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中國近代化的潮流，又是誰也阻擋不住的歷史潮流。晚清皇朝以慈禧為首的封建統治集團，妄圖憑藉封建傳統的*威，做近代化的「攔路虎」，結果是辛亥革命一聲槍響，幾千年的封建帝制，不得不宣告結束。爬上中華民國大總統寶座的袁世凱，妄圖依仗北洋軍的實力，恢復帝制，把共和拉向倒退，結果落得一個身死名裂的可恥下場。蔣介石同樣是逆近代化潮流而動，犯下三大*錯誤，儘管擁有800萬大軍，到頭來還是不得不敗逃台灣，偏安一隅。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決不甘心處於受屈辱受欺凌的落後挨打地位，一定要也一定會實現近代化和現代化，趕上時代潮流，躋入世界強國之林，這是舊中國109年的歷史證明了的。　　第二、三代核心人物的主要問題，大都出在*上，而不是出在經濟上。三屆政權的性質，從嚴格意義上說，都不能代表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終舊中國之世，政權問題未能解決。因此，舊中國新生的資本主義經濟，從歷屆政權獲得的是：阻礙多於扶持，勒索多於給與，壓抑多於幫助，也就是說，受害多而受益少。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西歐各國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和方法時，曾著重指出：「但它們全都利用國家的權力，利用集中的組織的社會力量，象溫室般地助長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化過程，並縮短當中的推移。暴力是一切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產婆。它本身也是一種經濟力。」如果說，在先進的西歐各國，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都需要依靠國家政權象溫室般地去助長，去擔任產婆的角色，那末，在中國這樣後進國家中推行資本主義近代化，就更需要國家政權去發揮產婆的作用。所可惜的是，舊中國三屆政權都未能做到這一點，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始終未能適應，不能不成為舊中國近代化失敗的主要內因。　　第三，三代核心人物出現*失誤的共同思想根源都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李鴻章與盛宣懷之所以死保封建清皇朝，還不是「愚忠愚孝」、「君為臣鋼」等等封建傳統思想在作怪？李鴻章中過進士，點過翰林，師事曾國藩學過理學，是一個受儒學薰陶很深的人。盛宣懷也出身於書香門第，並中過舉人，儒學根底也頗深。兩人雖積極投入近代化企事業活動，但思想深處還是滿腦子的封建傳統思想，因而要求他們敢於擺脫清皇朝的束縛，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袁世凱比起李鴻章來，封建傳統思想淡薄了一些，但他出身幕僚，多年混跡於封建官場，耳濡目染，受封建思想影響也不會少，加上個人野心很大，因而當了總統還想過皇帝癮。至於蔣介石所以會出現三大*失誤，原因當然要比李鴻章和袁世凱複雜得多，但他一心想當中國的專制獨裁者，不能不是主要因素，其思想基礎一半來源於世界法西斯主義，另一半則來源於中國封建帝王思想。因此，蔣介石*失誤的根源，仍同封建傳統思想有關。　　第四，民族不獨立，近代化便沒法化好。舊中國近代化的國際環境是十分嚴峻的。晚清政府的70年，對外關係便壓根兒沒有處理好。頭50年是被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三次武裝入侵，大炮、鴉片、商品三管齊下，轟開了中國的大門，迫使中國向資本主義近代化起步。後20年東鄰新興的日本帝國主義，瞄準了中國這個靶子，闖了進來，甲午一戰，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幾遭瓜分。辛丑八國聯軍入侵，更是雪上加霜，清庭從此一蹶不振，淪為「洋人政府」。袁世凱北洋政府，為了求得日本承認帝制，竟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國民黨政府，又在日本大舉入侵面前，奉行不抵抗政策，縱容日本步步進逼，終於發動全面侵略戰爭。抗日戰爭勝利後，又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引進了美國的侵略勢力。舊中國始終在外國侵略勢力的侵擾和控制之下過日子，這對中國近代化是一個致命傷。以下兩例已足見中國所受之傷害：一是晚清政府歷次戰爭中的賠款總數估計達白銀15億兩左右，其中甲午戰爭賠給日本的二億三千萬兩，連同利息共四億兩以上，而當時清政府的年收支只有八千萬兩左右，可見賠款額之巨。二是在中外貿易進出的商品中，不等價交換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損失。據《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彙編》一書的估算，僅1926—1936年的10年間，我國在進出口商品總值中，所遭受的不等價交換的損失總額，高達當時幣值50億元余，每年平均損失5億元，當時每年的進出口商品總值為20億海關兩左右，約折成30億元，年損失比重約1／6。如果以此類推，中國近百年來遭受不等價交換的總損失，該是何等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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