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與巴金的交往與友誼
胡愈之與巴金的交往與友誼
陳榮力
今年11月25日，是一代文學巨匠巴金100周歲的誕辰。在巴老已走過的100年人生歷程中，許多文化巨人都與其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的交往和友誼，就像星座互輝一樣，給中國的文化星空留下了諸多絢麗璀璨的風景。其中他與另一位文化巨人——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進步出版事業先驅、著名政治活動家胡愈之的交往和友誼，便是此中的典範。
世界語促他們相識相知
1920年冬天，還在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讀書的巴金，懷著求知的熱忱，大膽地給《東方雜誌》編輯、上海世界語學會負責人胡愈之寫信，討教有關世界語的問題。儘管與這位比自己小8歲、當時還只有16歲的學生素昧平生，但一向待人熱情誠懇的胡愈之，很快就給遠在西南的巴金回了信，除了就巴金提出的問題作了認真解答、坦率提出自己的意見外，還勉勵巴金勤奮苦學世界語，為社會進步做出貢獻。胡愈之的回信，如一把火，點燃了少年巴金學習世界語的熱情。
1927年1月，巴金離開上海前往法國留學。1928年春天，因從事進步活動而遭國民黨反動派追捕的胡愈之流亡歐洲。這年初秋，胡愈之也來到了巴黎。距第一次通信整整8年之後，巴金和胡愈之終於在巴黎第一次見面，雙方的激動之情溢於言表。胡愈之的謙和平易與巴金的虛心坦率，使兩人一見如故。在巴黎拉丁區胡愈之的住所，兩人多次傾心交談，從國內問題、國際問題到世界語和文學、歷史，從政治理想、人生抱負到愛國和拯救民眾，這樣的交談撞擊出的火花，彼此都深感得益。巴黎的會面和交談可以說影響了巴金的一生，也是他此後終生熱愛文學和世界語的緣由之一。1928年，正是列夫·托爾斯泰誕生100周年。為紀念托翁，也為了幫助巴金以稿費應付留學的拮据，胡愈之便讓巴金翻譯當時刊登在巴黎世界語雜誌上的文章《托爾斯泰論》，由他推薦到商務的《東方雜誌》托爾斯泰紀念專輯上發表，同輯還刊登了胡愈之同樣從世界語中譯出的《托爾斯泰與東方》一文。
1928年12月，因家庭再也無力供給在巴黎留學的費用，以及對祖國和親人的思念，巴金由巴黎回到上海。因與胡愈之的關係及時任「上海世界語學會」秘書、在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周索非的介紹，到上海後，巴金很快參加了由胡愈之任會長的「上海世界語學會」，不久又被選為理事，負責會刊《綠光》的編輯並參與世界語函授學校的教學工作。受胡愈之的鼓勵和影響，期間巴金以世界語翻譯了好幾本書，如義大利愛·亞米契斯的獨幕劇《過客之花》、蘇聯阿·托爾斯泰的劇本《丹東之死》、日本秋田雨雀的獨幕劇《骷髏的跳舞》、匈牙利尤·巴基的中篇小說《秋天裡的春天》等，共達30多萬字。巴金也由此成為當時「上海世界語學會」乃至中國世界語運動中一位十分重要的戰將和骨幹。
大會上被選為國際世界語協會榮譽監事，成為繼巴金之後第二個獲此殊榮的中國人。
文學讓他們佳話頻傳
巴金的寫作生涯起步於1921年，17歲的他在成都的《半月》雜誌上刊發第一篇文章《怎樣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而他的小說創作則始於1927年留學法國期間，為宣洩自己苦悶寂寞的心情，求得情感上的豐富和滿足，巴金開始了生平第一部小說《滅亡》的創作。與此同時，他也開始翻譯克魯泡特金的著作《人生哲學、其起源及其發展》。在《滅亡》創作期間，在拉封丹中學朝夕相處過的中國同學巴恩波的投水自殺，一直讓巴金不能釋懷。因此1928年8月《滅亡》寫成後，為紀念這位同學，巴金便在作者的署名中取了一個「巴」字，而「金」字則受剛譯完克魯泡特金著作的影響。從《滅亡》開始，「巴金」這個名字便一直沿用了下來。《滅亡》寫成後不久，流亡歐洲的胡愈之來到巴黎，得知巴金剛寫了《滅亡》後，十分高興，他熱心介紹巴金與時為上海開明書店門市部經理的周索非建立了聯繫。巴金將《滅亡》寄給周索非，原打算用自己翻譯高德曼《近代戲劇論》的稿費自費印刷，沒想到周索非將小說稿送給了當時正主持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的葉聖陶。得悉小說稿到了好友葉聖陶那裡，胡愈之又寫信給葉聖陶，向他介紹推薦巴金。葉聖陶本來對《滅亡》就十分欣賞，讀了胡愈之的信更為重視，
1931年至1933年，旅居上海的巴金開始集中精力從事小說創作，並迎來了他小說創作空前的豐收期，他的代表作《家》、愛情三部曲《霧》、《雨》、《電》及《春天裡的秋天》、《萌芽》等都是在這段時間創作、發表的。巴金的名字很快成了當時中國文壇、特別是上海文化圈中一個炙手可熱的品牌。1931年胡愈之從歐洲流亡回國，並於次年出任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主編，巴金的《楊嫂》、《煤坑》等許多短篇小說和連載的中篇小說《新生》(《滅亡》續篇》)等，成為《東方雜誌》最引人注目的視點之一。作為兄長和知友的胡愈之，對巴金的這種真誠支持，則以儘可能多的幫助作為回報。1933年，巴金的長篇小說《家》的第一次單行本和《巴金短篇小說選》，都是通過胡愈之，由同為上虞人的胡愈之好友章錫琛創辦的開明書店出版的。1933年7月，由胡愈之替生活書店籌劃的《文學》雜誌創刊，茅盾、鄭振鐸、胡愈之、葉聖陶等任編委，巴金則成為主要撰稿人。也因為胡愈之和《文學》雜誌，在一次雜誌社的聚會上，很少參加上海文學界活動的巴金第一次與魯迅和茅盾等人相識。
而1933年1月發生的《東方雜誌》「新年的夢想」事件，是胡愈之和巴金在文學上彼此真誠幫助、互相支持的又一段佳話。1932年胡愈之任《東方雜誌》主編時，正是蔣介石在加緊「剿共」的同時加劇對文化界的圍剿、鎮壓屠殺進步知識分子之際，文化界毫無言論自由可言。為避免國民黨的查禁，胡愈之在
共同的追求使他們肝膽相照
半個多世紀的歲月激蕩和時代風雲的洗禮，投身進步事業、為了正義和真理獻身的共同志向和追求，使巴金和胡愈之成為肝膽相照的諍友。
在1925年爆發的「五卅」運動中，時為上海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編輯的胡愈之，不但直接投身鬥爭第一線，參加抗議、示威遊行，與鄭振鐸、葉聖陶等共同創辦為「五卅」運動助陣吶喊的《公理日報》；更以一個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正義和良知，撰寫了詳細報道運動真相的3萬多字的長篇通訊《五卅事件紀實》。「五卅」運動，同樣震撼了時在南京東南大學附中讀書的熱血青年巴金的心，他勇敢地走上街頭，積极參加南京學生的抗議聲援活動。
毋庸諱言，巴金早年曾比較執著地追求過無政府主義，自稱為「安那其主義者」，而胡愈之早年亦受過無政府主義的影響。1931年，胡愈之流亡歐洲回國前，曾在蘇聯參觀考察了一星期，親身感受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種種新生和巨變，思想有了明顯的變化，由傾向無政府主義轉而嚮往社會主義，並因此寫了曾影響、引導過幾代人的著名報告文學《莫斯科印象記》。1931年仲夏的一個早晨，煙雨朦朧的黃浦江邊，當巴金與剛從莫斯科風塵僕僕歸來的胡愈之第二次相逢，聽著胡愈之激動地講述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所見所聞時，年輕的巴金亦從此植下了社會主義的基因。
抗戰初期，上海成立了文藝界抗日救亡協會，胡愈之被推為協會常務理事兼宣傳部副部長。在胡愈之等的支持下，郭沫若和夏衍創辦了《救亡日報》，鄒韜奮創辦了《吶喊》周刊。《吶喊》出版到第三期，發生了禁止發售上述三種報刊和報童被打事件，茅盾、鄒韜奮、胡愈之、鄭振鐸聯名向時任國民黨中宣部長的邵力子交涉，才給予重新辦理登記手續。《吶喊》就此改名為《烽火》，在巴金的努力下，《烽火》成為抗戰初期在上海、廣州、重慶以及內地有廣泛影響的抗戰文學刊物，而胡愈之對《烽火》的關心、支持，也始終沒有中斷過。1938年，在廣州的胡愈之、巴金、茅盾等以
「文革」中，受周總理保護處境稍好的胡愈之，得悉巴金在上海受殘酷折磨後心情十分悲憤，他特別擔心巴金的生命安危。1973年，胡愈之率全國政協參觀團到上海時，曾冒著風險提出要見一見巴金，但未獲批准。1978年，當胡愈之又一次率全國政協參觀團到上海時，終於圓了重見巴金的夢，此時胡愈之已82歲，巴金也已74歲了。回京後，胡愈之對家人說：「這次去上海，見到了經"文革』劫難後的巴金身體還健康，我心裡特別高興。」
星座因互輝而愈加璀璨。從1920年第一次彼此通信相識，到1986年生死永隔，整整66年的赤誠相向、肝膽相照，這樣的精神財富，不但屬於巴金和胡愈之兩位文化巨人，同樣更屬於全人類，璀璨於人類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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