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324期| 林紅：試論民本主義的近代形變

學人簡介： 林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摘要：民本主義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較為積極的成分。民本主義的近代命運有兩種可能，它可能成為中國近現代民主演進的傳統資源，也有可能改頭換面轉型為民主時代的民粹主義。傳統民本包含原始民主的精義，但在制度層面上，民本與民主卻是對立的，傳統民本無法開出近代民主政治之路，最多只是為民主在近代的傳播和接受提供有限的思想養料。但是從民本到民粹卻是一條容易走通的路，國家主義、人道精神與民間情懷是二者相勾連的重要紐帶。

關鍵詞：民本主義民主民粹主義專制政治新儒家

傳統中國王朝政治的歷史軌跡在相對穩定的兩千多年後，終於在十九世紀中葉，迎來了歷史性的拐點。鴉片戰爭後，清王朝即將面臨天崩地裂般的劇烈轉變。兩千多年傳承下來的統治思想以儒家民本為主軸，服務於君主專制、王權政治的基本制度。傳統政治在近代的轉型，必定觸動的正是思想與制度這兩個層面。

一、民本與民主：政治制度上的對立

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萌芽於夏商周三代，是三代政治最重要的思想遺產。在三代政治的寶典《尚書》中，民本思想得到了最初的表達，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等等。後世的思想家和君主朝臣無不到此尋找和承接民本的思想資源，即便是古代史上學術思想最活躍的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對於王道、霸道的論爭，對於君本、民本的解讀，都是《尚書》民本思想傳承與發育的結果。在三代簡樸而初步的民本意識的啟示下，先秦諸子進一步豐富了民本的思想內容，其中，被梁啟超稱為「人治主義」、「德治主義」或「禮治主義」的儒家，以一句「民貴君輕」，就對民眾的價值、政治的本質、民眾與君主的關係等作了影響巨大而深遠的解讀和闡述。當代學界對民本思想演進脈絡的討論，都是從儒家的學術傳統切入，因為民本思想在很多時候被直接視為儒家的思想成果。不過，需要指出的事實是，在漢代董仲舒之前，民本思想包含的重民價值並非儒家所獨有。

二、民本與民主：觀念上的有限對接

在思想觀念層面，民本思想對於近代卻有另一層的意義。不可否認的是，它本身包含有一定的民主性因素，這是現代民主觀念在中國傳播、生長的文化基因。這些基因包括，對民眾意願的尊重、對民眾福祉的關懷，甚至也包括一定的對君權的約束(雖然更多的是倫理而非制度上的)，比如在對君權提出「自律、天譴、諫議」等要求之外，以及承認民眾有革命權利等。因此，與其將民本稱為德政之術，不如將其稱為專制時代的良心之術。

　　民本思想源自三代時期具有氏族民主色彩的政治實踐，經先秦思想家的提煉、升華，包含了諸如眾議、禪讓、公天下等原始民主精義，甚至允許人民參政議政也是先秦民本思想所主張的，如周朝的歷史記載中有「致萬民而詢焉」、「命眾悉至於庭」等；及至春秋時期，子產不毀鄉校，任人「議政之善否」，陳懷公為同楚、吳關係而「朝國人而問」，這些歷史實踐都表明，先人們在政治決策上是開放的，人民有表達意見的機會。關於人民參與政治決策的權利，孟子有最為清晰的表述。齊宣王與孟子討論進賢，孟子的民本立場表露無遺：「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在孟子看來，民眾有諫議之權，以議論的方式參與政治。現代歷史學家侯外廬認為，春秋戰國的陪臣執國命是相對共和、相對民主制度，孟子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所提出的思想「有著重視人民的因素」，屬於民主思想的範疇。侯外廬對孟子思想有拔高之嫌，忽略了民本、民主生成的制度條件，但至少點出了二者在觀念或思想層面上存在相通的條件，到了黃宗羲這一代的新民本思想家，有關學校議政等主張就提出了比較具體的民眾表達意見的渠道，是在孟子思想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雖然中國古代的民眾議政與西方民主強調的民治與民權還有一定距離，而且民本思想中的民也並沒有基本的個體權利與自由的保障，但是，在專制社會中，民作為集體，仍然擁有一定的權利，議政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在開明君主那裡是可以保障的甚至是必要的。西方民主理論中也有關於個體與整體權利的分殊，自由民主強調個體權利與自由，大眾民主更關注整體的權利與自由，民權、民治本身也有不同取向，民本思想的這條脈絡並不能說完全是專制主義的，它與大眾民主也有交叉的可能。

　　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四海之內——東方和西方的對話》一書中曾說：「我們可以斷言，雖然在中國的歷史傳統中，從來沒有西方國家所說有『代議制』的民主政體，……對中國人說完全是全新的東西。但我深信，在中國的傳統中強的民主因素一直是存在的。」的確，現代民主制度只有在近代中國才有發育的機會，但是民主除了在制度、器物層面所體現的工具價值之外，還有在道的層面體現的內在價值。以自由平等、民治民權為價值追求的民主，要在長期專制的氣候中生長，必然需要本土文化與思想的對接與輸送。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固然是西學東漸的產物，但又非全然外鑠，它必然需要民族的、文化的土壤，李約瑟所說的「強的民主因素」存在的載體，非民本主義莫屬。

　　關於這一點，從黃宗羲、顧炎武、唐甄等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家的思想傳承與後世影響上可以體現。黃宗羲等人繼承了先秦民本主義的基本主張，如民為邦本、民貴君輕、重民愛民等，又對約束傳統民本的君權意識有重大的超越，闡發了犀利的非君、罪君思想。黃宗羲對三代之後的專制君主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希望政治回歸到具有氏族民主色彩的三代之治，對此，當代學者馮天瑜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黃宗羲將民本主義推進到了極致，迫近民主主義的邊緣」。明末新民本主義是連接傳統民本與現代民主的重要節點，當傳統民本在明末清初經歷了新民本思想洗禮之後，已拋棄了某些專制主義的成分，保留、更新了可以與近代民主主義對接的思想資源。到了十九世紀末，新民本思想在被清朝壓制了兩百多年後，被「重新發現」，成為啟迪維新派、革命派的思想武器。梁啟超對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的啟蒙意義十分重視並積極利用，後人對此評論道：「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鈔，印數萬本，秘密散布，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孫中山等革命派在宣傳民權主義時，同樣是藉助《明夷待訪錄》，尤其是該書的《原君》、《原臣》兩篇，曾將此兩篇抽出印行，廣為散發，影響了一代追求民主的中國人。在晚清維新派和革命派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準備將中國帶上近代憲政主義、民權主義的道路時，《明夷待訪錄》、新民本思想如同一把火炬，將中國傳統思想、民族文化中的民主火種帶到了近代。

　　如上所論，儘管民本與民主在政治制度層面上完全對立，但二者之間在觀念層面存在有限對接的可能。換言之，傳統民本在制度上確實無法開出近代民主政治之路，最多只是為民主在近代的傳播和接受提供有限的思想養料。近代以來，大多數學者不約而同地把儒家民本視為帝王之器和專制之策，認為中國民本與西方民主確非一物，無論「德政」、「仁政」或者「內聖外王」都是試圖將倫理價值與政治秩序聯繫起來。不過，以新儒家為代表的部分學者們還是試圖找到從傳統民本轉向現代民主的途徑，他們給出的藥方驚人地相似。如余英時的建議：「中國人要建立民主制度，首先必須把政治從人倫秩序中劃分出來。」牟宗三的觀點與他十分接近，牟宗三認為，中國古代有治道無政道，即有治國理念上的民主思想，但卻沒有民主制度，那麼只能從民本思想中曲折地、間接地引出「新外王」、引出民主來，也就是使「政治有其獨立的意義，自成一獨立的境遇，而暫時脫離了道德，似與道德不相干」。徐復觀指出，儒家民本思想主張以民為本，但始終不能進而達到以民為主，這樣的困局只有落在民主政治上才能得到自然而然的解決，而中國的政治思想要在近代接上民主政治之軌，只有「把對於政治之『德』，客觀化出來，以凝結為人人可行的制度」。這樣，獨立的政治才有機會發展出新的機制，而道德也得以保存其合理成分，得以煥發其現代意義。

　　新儒家學者看到了以內聖外王為內核的儒家思想在政治制度層面的局限，可惜的是，他們的建議儘管美好，但應用於中國政治，似乎有諸多的局限，從新外王找到民主和科學，成功的機會渺茫。德化政治是傳統文化與傳統政治最自然的結盟，人倫秩序在中國政治滲透之深，恐怕不是以西式民主為目標而隔離倫理與政治這種方法可以化解的。儒家學說政治化的意義在於它建構了中國自己的政治禮法制度，延續了中國自己的文明，隔離說最終可能既泯滅了傳統政治形態，也破壞了人倫秩序。

三、從民本到民粹：一條更容易的路

政治制度上的對立、思想觀念上的有限呼應，再加上各種轉化藥方的不對症，使得藉助傳統民本的思想養料開啟民主政治，建立民主制度，變得不大可能。民主於近代中國，外生的動力或者說壓力更為強大，救亡圖存的民族主義目標之下，儒家民本是難以濟事的，至少儒家的這一套學說，已經被五四新文化派決絕地放棄了。

　　如果說民本思想在近代還可能存留些許，那與其接軌的，更可能是民粹主義。

　　民主從古典時代演進到近代，已從原初的倫理價值發展為一種程序與制度了。正如列寧所說，民主是一種國家形式，一種國家形態，因此它同任何國家一樣，也是有組織有系統地對人們使用暴力，同時，民主還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力。要在制度上實現公民身份與平等權利，這是民本主義斷斷做不到的。民本主義的最高理想是均平、安定、和諧，它從來不曾是一種制度原則，而只是一種具有校準功能的政治思想和倫理規範，使專制政治始終維持在一個穩定的君—臣—民關係結構中。中國古代的政治經驗證明，民本主義背後是國家主義的力量，推動這種國家主義的動力是王權政治與大一統意識。這種國家主義為民本主義在近代轉化而成民粹主義提供了生長條件。

　　民粹主義是儒家倫理、烏托邦觀念與國家主義在近代的奇異結合的產物，當然，在外部條件而言，它也是西學東漸、民主思想萌芽發育的副產品。傳統中國是一個主要靠君主權威來維繫統治秩序的國家，整個社會結構的內在張力一直十分緊繃，將道德統合於政治之中，是基於維持這個內在張力的平衡的需要。而一旦道德失落或權力失控，所招致的社會危機一方面是造成貧富懸殊過大，引發民眾反抗，另一方面是貪污腐敗盛行，致使政治失序。這兩方面情況都會將王權政治的統治效能降低到極低甚至是直接帶來紊亂，對於國家來說，政治的再分配能力將被極大破壞，社會差距將被大大拉開。從近代各國的實踐來看，民粹主義的產生就是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出現類似的國家政治效能下降的結果。傳統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儒家民本思想與烏托邦主義很容易找到契合點，從而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那裡，醞釀出一種尋求最佳的政治秩序和社會關係的願望。從某種意義上說，民本思想涵蓋了傳統倫理對社會共同體的全部認識，而民粹主義則表達了對傳統社會中共同體倫理與秩序的稱頌與留戀，這是一個以國家主義為主軸的相同歷史脈絡的延續，「國家主義通過政治的領域性，血緣的親和性，自然的道義性等方面的整合，使封建等級秩序有了共同的基礎」。進入近代，應該說這個封建等級秩序在制度層面被消解了，被形式上的民主政治、憲政方案取代了，但是「領域性、親和性、道義性」整合而成的共同基礎卻始終真實地存在，儒家的人倫秩序始終存在。民粹主義在中國最初的表現就是民族獨立、國家中興等共同體意識與內聖自省、體恤民間的個人覺悟的結合。換言之，民粹主義得以在傳統向近代轉型的中國社會產生，民本思想是它的溫床，它同時與精英階層的國家意識與個人抱負有非常重要的關聯。

　　在近代中國，民粹主義得以與傳統的民本思想接通，在於它可以滿足民眾擺脫不平等現狀的願望，為國家實行專制集權提供道德的合理性，既可以與大同社會的烏托邦意識接通，又可以同本土的傳統制度融合，適應了農業社會的政治需要。在古代，具有這種功能的政治理想是儒家的民本思想，民本的雙重使命是既要滿足民眾均平富足的意願，又要適合君主確立專制統治和權威地位的需要。同時，民本思想是承認民眾的革命權的，歷史上農民反抗暴政的各種行動、各種起義，所打出的「均貧富」、「等貴賤」、「懲貪官」、「伸天理」等口號，都是民本主義所支持的價值目標。直到近代，這些價值目標沒有絲毫的改變，並融入了民粹主義要求大眾平等、反對精英統治的政治鬥爭中。

　　值得注意的是，民本與民粹的相通還與中國一個重要的社會階層有密切關係。在古代中國這樣的農業社會，知識精英是官僚體系的力量補給，是構成文人、縉紳、官僚三位一體架構的重要基礎，他們一方面是承擔社會管理的中堅力量，另一方面又是鄉土社會的精神領袖，因此，國家制度與他們的人生目標尤其是政治仕途密切聯繫在一起，只要他們還能保有基本的利益，知識精英就可以與統治者一起共同維護現存秩序，將民本思想與國家觀念融合起來。孔子的民本理想是以「庶、富、教」為目標來改造世界，孟子追求「人之有道也」，認為「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他們確立的民本目標都需要依賴於知識精英在現有社會秩序中進行人文教化工作。而民粹主義作為一種農業國家最普遍的意識形態，從來不是一種自生自發的大眾意識，而是源自傳統社會知識階層的精英意識，這些儒家精英分子富有大眾情懷、民本理想和啟蒙精神，他們不見得有批判體制、引領大眾實行變革的意識與勇氣，但他們融合了人道精神、民本主義的儒家治世之道，使得中國的專制統治多少有了一些開明的色彩。而在那些反叛精英、造反精英身上，則更多地表現出了類似於近代民粹主義反權威反精英的救世意識。這些或居於廟堂之中或行走於民間的知識精英共同將民本主義的傳統價值留傳了下來。

　　到了近現代，在劇烈的制度變遷的年代裡，仍然有那麼一群精英分子，他們具有傳統精英的道德情懷，深入民間，關注民生，關心人民疾苦，注重培養「新民」，開展面向平民的現代教育。民本價值沒有丟失，它成為了近代中國民主政治的評判指標。這恰如陳獨秀所說：「國家而非民主，則將與民為邦本之說，背道而馳。」做到民主就是做到了民本，沒有民主就沒有「民為邦本」。同時，五四後的現代史也表明了，民本主義成為了與民主相伴而生的民粹主義的行動指南，因為民本與民粹在目標與價值方面是如此的相近相似。雖然傳統民本不能簡單等同於近代民粹，但是，相較於民主憲政，民本與民粹有著國家主義支撐的、知識精英傳承的歷史淵源。從民本到民粹，這是一條比較容易走的路。

本文轉載自《觀察與思考》2015年第5期。政治學人政治學人，公益的專業學術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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