攤丁入畝：雍正皇帝的大清「續命藥丸」

07-17

《雍正王朝》是一部好電視劇，據稱當年播放之前，就曾有不少人（包括慕馬大案的主人公）動用關係向電視台拷貝了一份DVD的高清光碟，提前一飽眼福。

而是那些人如此熱衷於這部電視劇，大家是知道的；他們不僅是喜歡政經的人，更是參與其中的人。

雍正皇帝在歷史上是有名的帝王，前承康熙、後啟乾隆，是「康雍乾盛世」的締造者之一，雖然有不少學者提出這個盛世是封建王朝統治者輿論宣傳的結果，但當時的人口在不到70年之內，由1億猛增到3億，卻是公認的，從這一點來說卻是很「盛」。

這個「盛」的意思是人口過剩。因為雖然從明朝末期引入了美洲的番薯、馬鈴薯等作物，能養活更多的人口。

但自耕農式的經濟模式使得每畝土地上所需的勞動力是一定的且社會越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就越少；除非國家作允許資本主義萌芽壯大，以吸收過盛的人口，但很可惜；所以當時的人口在很大程度上沒有轉化成社會財富。

性格決定命運。雍正的性格大家都知道，雍正執法嚴明、雷厲風行、嚴猛行政、充滿氣魄。這種強勢性格促使他在繼承父皇事業的基礎上，想干一番大事業，自然沒有權力是萬萬不行的。

為了加強封建中央集權的體制，設立軍機處，挑選了自己的心腹作為軍機處成員，作為國家最高參政議事機構，逐漸將軍國大事的決定權掌握到了幾個人，最終雍正一個人手裡。

這樣，為他強力推進的政治領域的反腐、經濟領域的攤丁入畝等措施，提供了強大權力保障。

歷朝歷代，土地是國家財富的根本所在，也是地主士紳、豪強貴族、皇親國戚等（地主們）的利益所在，更是普通百姓的生存根基。

國庫依靠土地的財政收入，保持國家運轉維持統治；地主們依靠土地，保持奢華享受的生活；普通百姓依靠土地，維持生存活下去。

但封建社會，在戰亂結束社會穩定了之後，總會伴隨著地主們依仗權力兼并普通百姓的土地，地主之間也會因為黨同伐異、互相傾軋劫掠財富，無論是通過災年向農民放高利貸，還是強行霸佔等手段，最終普通百姓手裡的土地越來越少，但人頭稅和田賦卻越來越多，失勢的地主們卻可能鋃鐺入獄。

社會財富分配的越來越失衡，不公平的狀態加劇了統治階級和普通百姓、地主階級不同朋黨之間的矛盾，劇烈到一定程度就會發生暴民流寇、劇烈的權斗。

史書記載，雍正年間確實因為土地兼并問題，發生逃避賦稅，大量人口被迫流竄的現象，社會矛盾衝突變得激烈，地主階級瞞報土地、謊報人口，國庫也為此收入減少，嚴重影響到國家運轉。

雍正精準的發現了社會存在的問題，決心糾正，在強力反腐加強集權的基礎上，經濟領域推行的措施是攤丁入畝。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普天之人，莫非王民。

活在大清國，就得繳納「喘氣稅」（人頭稅）；種大清國的土地，就得繳納「田賦」（地租）；享受大清國的公共服務，就得干徭役（義務勞動）。

在或者說，只要生活在封建王朝之下，就需要為國家免費服徭役（比如修建運河、劈山開路等），繳納人頭稅（只要活在社會上就要給國家繳納保護費），繳納田賦（本質上是租用國家土地的地租）等。

清朝統治者從東北入關後統治全國，大肆圈佔普通百姓的土地，康熙末期吏治極其腐敗，到了雍正年間這種情況愈演愈烈，土地兼并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流寇暴民屢禁不止，戶籍制度缺乏有效的利益引導使得百姓為了生存，只能背井離鄉。

人口可以四處流竄，但土地作為不動產不會流動；人口為了生存，必然需要土地，因此只要盯住土地，就可以實現固定人口、穩定國庫的目的。

當然這個攤丁入畝主意並不是雍正皇帝自己想出來的，在康熙年間就已經在粵、蜀等地試行。

簡單來說，攤丁入畝就是將徵收的徭役、人頭稅攤入田賦統一徵收，廢除了以前的徭役、人頭稅，以後國家再修建運河，大不了用銀子僱人幹活，而普通百姓想流竄就流竄，國家不再管你。

所以無地的農民和其他勞動者，便擺脫了千百年來的丁役負擔，普通百姓跪地朝北大呼「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一項新舉措，在沒有增加社會財富，將「蛋糕」做大的基礎上推進，必然說明社會上有人的「蛋糕」被動了，這個群體就是多地的地主們。

這群人圈佔了大批土地，豢養了大批家奴、傭工來種地，榨取了普通百姓的民脂民膏，普通百姓不敢怒也不敢言，他們渴望有明君聖主出世為他們做主，殺盡貪官救民於水火。

因此，普通農民負擔減輕的同時，地主的賦稅負擔加重，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緩和了土地兼并，尤其是累進稅率制度的實施，讓土地多到一定程度後變得無利可圖，而少地農民的負擔則相對減輕。

同時，雍正也放鬆了對戶籍的控制，農民和手工業者從而可以自由遷徙，出賣勞動力。

攤丁入畝的經濟政策，到乾隆時通行全國，人頭稅和田賦統一以田畝為徵稅對象，簡化了稅收和稽徵手續；當時，該政策在遇到各種非議和鬥爭之後，還是最終推行於天下，想必於統治階級說來是得利無窮的。

比如說地主老王家，有土地800畝，正常來說每畝土地應該有8人耕種，所以老王就得給國家上繳800畝 6400人的「田賦」，這種硬性規定促使老王不得不僱人耕種，反正納稅額是一定的，不僱人耕種就要給國家白繳稅。

在客觀上也促進了人口的就業，對於無地的農民來說有了生存來源。

雖然國家對普通百姓的戶籍管理放鬆了，但由於制度的完善，土地兼并現象減少了，甚至由於田畝累進的稅收制度，導致部分地主出賣了土地，使得社會上土地的分配更加合理化，農民作為自耕農在有了生存資源之後，沒有了繼續流竄的必要，反而客觀上有利於加強對人口的管理。

政經堂（微信公眾號mdzjt2017）認為，自耕農對封建制度有很大的適應力，而對資本主義關係有較大的排斥性。因為自耕農是社會的底層，占社會人口的絕大多數，越是簡單的生產方式越依賴於更多的人口、勞動力，財富的創造在分配過程中越公平，也越能讓人生存下去，因為大家的能力、知識等都差不多，職業差別不大，大家都是種田的，生活水平區別不大；而到了現代社會，人的職業差異很大，收入也會因為技能知識的不同導致很大差異，貧富分化也愈加嚴重。

所以，伴隨著人類文明和科技的進步，我們的社會在越來越自由的過程中，社會財富也會變得越來越分配不均，公平公正越來越需要國家介入市場經濟當中，為普通百姓主持公道，扭轉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格局，如果國家不介入或介入不當，後果是嚴重的。

雍正年間，因為自耕農是封建政權各種賦稅和徭役的主要承擔者，因此在土地不再受到霸佔的情況下，加上賦稅徵收方式的變化，人口數量也大幅度增長（美洲引入的番薯、馬鈴薯等作物種植的成熟，功不可沒；再就是沒有隱瞞謊報人口的必要了）對封建國家政權起了穩固的作用。

正如馬克思說的：「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是捐稅」。在封建社會裡農業人口佔90%以上，因此自耕農人口的多少，是封建經濟穩定程度的晴雨表。

正因為這樣，歷代主持變法圖新的地主階級改革者，總是主張用「均田」、「限田」一類辦法來保護自耕農的大量存在；羊毛出在羊身上，把羊都給逼死了，就沒有羊毛了。

「攤丁入畝」既是出於對增加國庫收入的需要，更是保護自耕農土地權益的需要，而制度的設計卻能夠同時實現這兩個目的，損害的是一個依靠權力的食利階層。

地主階級當然不會願意承受損害，他們會反抗會鬥爭，而前朝許多變法失敗的原因，根本上來說都是變法的最高層缺乏決心、半途而廢，從而使地主階級趁機反撲成功。

雍正與「萬人迷」十三爺從小就是「好基友」

雍正皇帝依靠強大的集權能夠推行攤丁入畝，從而調整了國家、地主和自耕農三者之間的利益分配關係，為大清研製的「續命藥丸」療效不錯。

一位美國知名歷史學者，在讀完《水滸傳》之後，從史進、段景住、時遷的名字各取一字，起名「史景遷」，寓意「歷史前進，景象依舊，時代已變」的意思。

史景遷對大清雍正皇帝的評價是，雍正的父親康熙為政寬鬆，雍正即位之初的滿清已浮現官僚組織膨大腐敗、農民生活水平惡化的危機；由於雍正即位時正處於政治歷練、精神與人格上的成熟階段，因此得以精準的分析問題並有魄力的作出應對；但他的改革同時包含力行整頓及與現實的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