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民本主義倒退為奴才哲學

晚明士大夫主張民本主義，要求天下為公晚明的士大夫要求天下為公，不以一己之私來掩天下。在立太子的事件中，堅持己見，認定立太子是事關天下的大事，要爭國本，這事不能由皇帝一人作主，經過長達二十年的鬥爭迫使萬曆皇帝改變初衷。東林黨首領顧憲成上奏萬曆皇帝時，這樣寫道：「夫為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為心者也。」東林黨主張天下非皇帝之私也，不可以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要「天下為公」。萬曆十四年朝廷對策時，顧允成針對皇太子冊立問題直言不諱指出：「皇太子國之本也，忠言嘉謨國之輔也，兩者天下公也。鄭貴妃即奉侍勤勞，以視天下猶皇上一己之私也，以一己而掩天下，亦以偏矣」(高攀龍《高子遺書》)。萬曆二十一年 再次上疏：「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蓋言公也。況以宗廟社稷之計，豈可付之一人之手乎」。知縣樊玉衡上疏 ：「皇上牽於皇貴妃體貌難處之故，優遊隱忍，甘以宗社為戲，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貴妃之天下。」萬曆要求延期冊立太子，首輔沈一貫竟然將皇帝的聖喻奉還。 萬曆皇帝為廢立太子一事前後和群臣爭執了二十年，所有的文臣都不妥協，萬曆皇帝只好認輸。 （讀了萬曆三大案特別是東宮之爭可以看到：現在的文史界把滿清和明皇帝作對比，這是不公平的，從萬曆三大案看出，明代的皇權制度和指導思想和滿清根本不同。明代主要是內閣制，文官制，而滿清則是極端的君主專制，皇帝隨心所欲，不受限制。）萬曆年間還有封建社會奇怪的現象，大臣以大罵皇帝為榮，詳見「萬曆年間罵皇帝」。以上樊玉衡的上疏，言語之間竟然還敢藐視皇帝和皇貴妃的尊嚴。萬曆年間有關冊立太子還發生了三次離奇的案件，俗稱「萬曆三大案」。以《妖書案》為例，開始時的確有人用《閨範圖》，篡改為《閨範圖說跋》，明裡暗裡誹謗鄭貴妃，說她圖謀改立太子。事關皇室名譽，但是萬曆僅僅處分了兩名官吏，還說不必深辦，這在今天也不過如此，甚至可能被投入大獄，而在滿清簡直不可想像。妖書再發是萬曆三十一年，有人用灑傳單的形式，大罵鄭貴妃和萬曆試圖改立太子事，上次沒有追究，這次變本加厲，並且假託閣臣朱庚，十分卑劣。這類事情極端蔑視了皇家威嚴，但是三大案，萬曆皇帝一律採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解決辦法，到是一些大臣拚命想把事情搞大。明清兩代皇室作風大不一樣。明末「民本主義」思想已經成為傳統，也成為統治者的主流意識。因此才有崇禎皇帝多次發「罪己詔」，在下的詔書中宣稱「天下為公」。（倪元璐在奏疏中，引用崇禎的聖旨有：分別門戶，已非治征」、「化異為同」、「天下為公」。）。崇禎皇帝在走頭無路，自殺時留下的遺言是：「 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在明亡後，明末思想家對君權的性質有了深刻的認識。 王夫之在《讀通鑒論.敘論》說「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君權「可禪、可繼、可革」。黃宗羲說：「天下為主，君為客」，臣下「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明末是「民本主義」思想在中國古代最後的也是最高的一次高潮。 「行先知後」，理論是從實踐中來，又去指導實踐。 黃宗羲等人的民本主義思想不是憑空而來，是考察了明末政治的現狀做的總結。晚明皇帝的權利已經受到很大的制約，皇帝的無限制的享樂、為所欲為也受到了限制。萬曆時期「爭國本」以大臣們勝利告終，濫罵皇帝竟然不受嚴懲，由此必然讓人對於君權神聖產生懷疑和動搖，自然思考君權到底應該是怎樣的？自古以來君權是否就應該是至高無上的？黃宗羲引古代三代的例子就是在為君權正名、正名分，按三代的標準，現在的皇帝仍然遠遠達不到標準。明末士人劫社干預朝政復社人稱小東林：張溥等人聚集了成千上萬的儒生，形成了社會運動，並且干預朝政，還把當朝首輔薛國觀趕下台。《復社姓氏錄》有2025人。凡是東林的後裔都支持復社，凡是逆黨的後裔都反對復社。明季四公子帽辟疆、方以智、候方域、陳定生都是復社成員。劫社分三個時期1、嘉靖道萬曆初年的社集以文會友，社集的萌芽時期。2 崇禎年間社局，由詩文結合而變為政治運動。3 弘光以後，由政治運動而變為社會革命運動。劫社有文社，有詩社，大江南北到處劫社。士女們也要劫社。詩酒文社，提倡風雅，動輒千人。當清兵南下時，這群士子由詩酒之逸情，一變為殺敵滅仇的壯舉，死的死，亡的亡。有志青年大半為國犧牲了性命。（參見《明清之際的黨社運動考》）。明末實現了輿論自由，明末統治者受制於輿情明朝號稱以德治國，到了晚明，更加重視輿情，皇帝雖然可以羅織各種罪名擅殺大臣，但是不得不和大臣合作，沒有大臣的支持，不能做任何事情，而大臣已經形成文官體制，自有章法。萬曆廢立太子的企圖被迫放棄，礦監被迫撤回就是輿情的影響力。《妖書案》發，鄭貴妃無奈只能上書自辯，到南明時大權就直接轉到大臣手上。大臣們尤其是首輔更是重視來自各方面的輿論，一旦有輿論攻擊，只好向皇帝遞交辭呈，當時的復社就能趕跑首輔薛國觀。明朝的輿情來自官方和民間，特別是復社等民間組織勢力很大，上通朝臣下達百姓。儼然以在野黨自居。明代輿論的方式主要還不在於聚會，當時利瑪竇神父就發現中國人喜歡讀書，一本印刷品遠遠比佈道授課作用大。而且這類小冊子流傳非常快，士大夫茶餘飯後手不釋卷，很快就能形成輿情。可見當時的印刷業也是非常發達的，這為社會新思想傳播提供條件，這是啟蒙時代的特點。西方的文藝復興在中國出現不會是夢想，資產階級壯大了自然能影響輿情。之後的出現改良運動也並非不可能。這類事情在滿清是不可能發生的，在滿清皇帝眼裡，天下除了奴隸就是奴才。誰敢管我家的私事。滿清政權出於民族壓迫，在君臣關係上把君主抬高到極端。雍正在《大義覺迷錄》說：「人生天地間最重者莫如倫常，君臣為五倫之首，較父子尤重。天下有無君之人，而尚可謂之人乎？人而懷無君之心，而尚不謂之禽獸乎？盡人倫則謂人，滅天理則謂禽獸，非可因華夷而區別人禽也。且天命之以為君，而乃懷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誅殛者乎？」雍正這麼罵呂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呂留良於我朝食德服疇，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孫者數十年，乃不知大一統之義，」很明顯滿清把明代以來的主流的「民本思想」變為「君本專制」。他說：「天下都是俺大清的，一草一木都是姓愛心覺羅的，你們這群奴才到哪兒去都逃不出我大清的手心，吃的用的都是我大清的恩惠。他（呂留良）敢反對俺大清，這是忘恩負義！」。 這裡雍正還歪曲了「大一統」觀念，把「大一統」扭曲成「天下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大清的恩惠，你們只要活著就要感恩帶德。」。雍正自己寫的對聯是：「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君主專制達到了頂峰。當滿清的「薙髮令」引起朝廷廣泛爭議時，有個叫孫之獬的上奏，對「薙髮令」發表看法，他認為如果一旦不實行，那就是「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之從陛下也」。於是滿清政權下了決心，殘酷執行「薙髮令」，滿清統治者之所以實行野蠻的「薙髮令」，和他們落後的奴隸主思想不無關係。他們要的是奴才和奴隸而不是要人。自古以來傳統的儒家思想是：「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滿清如此暴政和中華傳統是根本對立的，誠如孟子所言，是之為「獨夫」也，所以顧炎武說「古人講有亡國者，有亡天下者，率獸食人，亡天下也。」故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薙髮令」強制執行終於使中國人恍然大悟，這不是亡國而是亡天下啊，這不僅是民族壓迫而是社會大倒退啊，我們不是在保大明而是保文明啊，原先不保腐朽的南明政權的，已經投降的，紛紛揭竿而起。外國傳教士都奇怪，平常如此懦弱的中國人為何變得如此勇敢。可見某些人把為明朝抵抗滿清而戰鬥的英雄比作為朱明王朝殉葬是多麼的無知和卑劣。杜贊奇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中說：「許多中國歷史學家認為，由於中國長期的皇權專制及缺少法治和個人自治傳統，因此不可能有市民社會存在。此種觀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但它卻忽略了一系列複雜因素，如制約國家權利無限擴張的政治結構與意識形態等，這些都使上述歷史決定論的觀念很難成立。……還有大量的中、日文以及西方的文獻，認為士大夫階層的文化獨立於國家而自治。一般認為，有一種士大夫階層自治及異端的儒家傳統，此種傳統在17世紀明清之交的轉折時期發展得最為充分。儘管這並不等同於西方的自由主義，但正如傑羅密·格瑞達所指出的，這是「嘗試的開端，此嘗試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期與漢代所建立的使儒家理想服務於皇權野心的漠視決裂時為止」所以我認為：儒家思想並非天然要和皇權合作。所以滿清皇權選擇了最有利於其統治的理學。非但如此還把持了儒學的解釋權，實現了皇權和教權的統一，把儒學變為奴儒。對此清末思想界譚嗣同說：「然而有知遼金元之罪浮於前此之君主者乎？……為盜憎主人之計，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制其心思，絕其利源，窘其生計，塞蔽其智術；繁拜跪之儀以挫其氣節，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書之禁以緘其口說，而文字之禍烈矣；且即挾此土所崇之孔教為緣飾史傳，以愚其人而為藏身之固！悲夫悲夫！王道聖教典章文物之亡也……」（《仁學》）於是乎，在滿清奴化下「夫上既以奴虜待民，則民亦以奴虜自待」，「民力日苶,民智日卑,民德日薄」(嚴復《原強》)。

作者：一道閃電 來源：漢族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