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講讀》導讀（下）

司馬遷寫作《史記》不僅有著史學方面的種種追求，在文學尚未自覺的西漢時期，他還有著「重文」的傾向。如果問同學們，在《史記》中寫得最長的一篇傳記是什麼，大家恐怕不會想到，在《史記》中寫得最長的一篇傳記並不是帝王將相的生平事迹，而是《司馬相如列傳》。這一傳記之所以如此之長，一方面是司馬遷把濃筆重彩集中於一介文人，把與「天下存亡」無甚干係的文人的浪漫愛情以及「口吃」、「病渴」、「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爐。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等生活瑣事津津樂道於正史之中。其中還渲染了地方官員對這個文人的禮敬：「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並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另外一方面，此文收錄了司馬相如的大量文章如《子虛賦》、《上林賦》、《喻巴蜀檄》、《諫獵疏》、《哀二世賦》、《難蜀父老》、《大人賦》、《封禪書》等，以至於後人有這樣的說法：「太史公序次相如，特愛其文賦而已」[1]，「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為知言也。蓋為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跡，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止敘文人行略者為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以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為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2]，這些都是看到了司馬遷在寫史時的「重文」傾向。而且，有時候，司馬遷還有著「因文而立傳」的情形。以《鄒陽列傳》為例，此傳敘鄒陽之事迹相當簡單，不過是說鄒陽游於梁孝王門下，為人所妒，這些人進讒言於梁孝王，孝王怒而將鄒陽收監，鄒陽於獄中上書，感動了孝王，孝王待其為上客。全文共1700餘字，鄒陽獄中所上書就有1600字左右，佔全文的94%。很明顯，與其說司馬遷是在為鄒陽立傳，不如說是因為他覺得鄒陽獄中上樑王書是絕妙好辭，如此文章若不能流傳後世頗為可惜，所以他立有鄒陽一傳來在史書中保存這篇文章，此種情形也就是所謂的「因文而立傳」。無論是濃筆重彩地入文人於正史，還是「因文而立傳」，我們都可以看到，在文學尚未自覺的西漢，文人自認是「主上所蓄弄」、被「俳優視之」，文學被看作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司馬遷卻已經有著「重文」的傾向，他寫作《史記》不僅有著史學方面的追求，而且，還把文學手法運用於史著之中，使其作品有著很強的文學性與很高的文學價值。

這一點其實在距他年代不算久遠的班固那裡就已經被注意到了，班固在《漢書》當中一方面稱許司馬遷為「良史」，另一方面又說武帝時「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3]，把司馬遷與司馬相如並列，承認並高度讚揚了司馬遷的文學才能。唐宋以降，《史記》更是被古文家們奉為文章的楷模。尤其是在明代，從文學角度對《史記》進行評點者比比皆是：前後七子標舉「文必秦漢」時常常舉《史記》為例，把《史記》視為秦漢之「文」（而不是史書）的代表，其中王世貞還在《藝苑卮言》卷三中把《史記》稱為「聖於文者」；「唐宋派」歸有光對《史記》的五色圈點是從文學角度點評史書的名作，「唐宋派」另外兩位主要代表人物唐順之、茅坤亦有《荊川先生精選批點史記》、《史記鈔》，也是以「文」本位對史書進行點評。這時還出現了《史記》的許多「評林」本，如凌稚隆之《史記評林》，焦竑選輯、李廷機注、李光縉匯評的《史記萃寶評林》，陳仁錫的《史記評林》，朱東觀的《史記集評》等。這些「評林」本薈萃了不同時代對《史記》的點評，其中有很多明人點評，加以比較就可以發現，明人多從文學角度對《史記》加以評點。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們大談「義法」、「文法」、「筆法」時還是離不開《史記》，《史記》又成了桐城派的古文範本。

不僅僅在古文領域，《史記》作為敘事文學的典範之作還對後世的小說創作有著深遠的影響。

清代學者趙翼云：「古書凡紀事及解經者，皆謂之傳。非專記一人之事迹也。其專記一人為一傳者，則自遷始。」 綜觀二十四史，《史記》「五體」（本紀、世家、列傳、表、書）的名目頗有變更或未必全部具有，例如《漢書》改「書」為「志」、《新五代史》改「書」為「考」，《晉書》新增「載記」，《後漢書》、《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皆無「表」、「志」、「世家」……儘管有著這些變遷，「專記一人為一傳」的紀傳體體例則是為二十四史無一例外所沿襲的。不僅僅在史學界，在小說的領域，唐傳奇融「史筆」、「詩才」、「議論」為一體，其「史筆」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現為對「專記一人為一傳」的摹仿與借鑒。

唐代單篇傳奇文以「傳」名篇者很多，有《補江總白猿傳》、《柳氏傳》、《霍小玉傳》、《南柯太守傳》、《廬江馮媼傳》、《謝小娥傳》、《李娃傳》、《東城老父傳》、《長恨歌傳》、《馮燕傳》、《無雙傳》、《虯髯客傳》、《上清傳》、《楊倡傳》、《鶯鶯傳》等。唐人小說集中的作品原來並無標題，可是，體例上基本上也都是「專記一人為一傳」。

紀傳體體例對明清小說亦影響甚大：小說作者常常把自已的作品視為人物之傳（或單傳或列傳，視具體情形而定。一般而言，長、中篇小說多列傳，短篇小說基本上是以一人之傳作為結構全篇的主要方式），如《水滸傳》的原名為《江湖豪客傳》[4]，《儒林外史》是為形形色色的儒林人物立傳，其中為了寄託自已「禮樂兵農」的政治理想還為蕭雲仙立了傳，為表明「禮失而求諸野」的感嘆而為沉瓊枝、鮑文卿、市井四大奇人立傳。正是因為吳敬梓把自已的作品視為人物之列傳，他才常常以「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迄」[5]的方式結構全篇，以致於有「雖雲長篇，頗類短制」之譏，這種情形在明清小說中還可以找出很多；又如《平山冷燕》的結尾處寫道：「至今京城中俱盛傳平、山、冷、燕為四才子。閑窗閱史，不勝忻慕，而為之立傳雲」，這種以人物之傳作為小說題目的情形在明清長、中篇小說中甚為普遍，如《金瓶梅》、《三妙傳》、《痴婆子傳》、《玉嬌梨》、《好逑傳》、《女才子書》、《古今烈女傳演義》、《英雲夢傳》、《女仙外史》、《飛龍全傳》、《雪月梅》、《兒女英雄傳》等。

紀傳體體例對明清小說的評點亦頗有影響。茲姑舉幾例以見一斑：

列傳始自某王之某年，迄某王之某年，事覆而詳，語俚而顯……是列傳亦世宙間之大帳簿也。

（陳繼儒《敘列國傳》）

稗官固效古氏史法也，雖一部前後必有數篇，一篇之中凡有數事，然但有一人，必為一人立傳，若有十人，必為十人立傳。夫人必立傳者，史氏一定之例也。

（金聖嘆《水滸傳》第三十三回總評）

一百八人，人各一傳。

（劉廷璣《在園雜誌》卷二）

有一人一傳者，有一人附見數傳者，有數人並見一傳者，映帶有情，轉折不測，深得太史公筆法。

（樵余《水滸後傳》論略）

百忙中忽入劉、曹二小傳。

（毛宗崗《三國演義》第一回總評）

自二十五回至此，皆為雲長立傳。

（毛宗崗《三國演義》第二十七回總評）

人但知《三國演義》是敘龍爭虎鬥之事，而不知為鳳為鸞為鶯為燕，篇中有應接不暇者，令人於干戈隊里時見紅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殆以豪士傳與美人傳合為一書矣。

（毛宗崗《讀三國志法》）

《史記》有獨傳，有合傳，卻是分開做的。《金瓶梅》卻是一百回共成一傳，而千百人總合一傳，內卻又斷斷續續，各人自有一傳。

（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

《聊齋》以傳記體敘小說之事，仿《史》《漢》遺法。

（馮鎮巒《讀聊齋雜說》）

《史記》的人物傳記還形成了一定的格式：開頭簡述人物的姓氏、家族、鄉里或者外貌、性格等。如「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高祖本紀》）「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留侯世家》）「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樂毅列傳》）「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張丞相列傳》）……

而許多唐傳奇的開頭皆採取了此種格式，此處只略舉幾例：「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鶯鶯傳》）「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謝小娥傳》）「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冥音錄》）「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東陽夜怪錄》）……有人曾統計，汪辟疆所編《唐人小說》中的七十五篇小說中，「有三十六篇是用典型的紀傳體方式起頭的。其餘各篇雖不如上述例子典型，但仍然是一開始便交待時間、地點、人物，與紀傳體開篇精神基本吻合」[6]。在明清小說中，人物出場之際對人物進行介紹時也常常採取此種格式。

作為史書，《史記》述人物事迹既要記人之生，又要載人之死，如此方是歷史人物的完整傳記。按現在的眼光來看，小說完全可截取人物某一段時期的經歷，不必對他們的一生作出有頭有尾的交待。可是，唐傳奇在描述人物的主要事迹之後總要有個尾巴，一定要從人物之生寫到人物之死，否則就是以「莫知所之」、「不知所適」、「遂亡其所在」、「後世人莫有遇者」等句式交待人物之結局。明清小說中也有很多這樣的例子，甚至某些人物的結局若未被明確交待還會被認為是一種缺漏，如金聖嘆就批評《水滸傳》沒有寫王進下落如何，沒有寫欒廷玉如何死是作品中的白玉微瑕。造成這些情形的原因不用說還是由於史記的傳記格式對中國古代的小說有著深遠影響。

《史記》人物傳記後一般都有以「太史公曰」形式出現的論贊，這些論贊或褒貶人物，或表明作傳緣起，或進行考證，這樣的格式也影響到了唐傳奇，至於《聊齋志異》篇末的「異史氏曰」那就更加明顯了。

《史記》中的許多人物和事迹還成為後世小說戲曲取材的對象，而且，因為《史記》塑造人物、描繪事件的典型性，人們在談到某一類型的人物或事件時常常以《史記》中的人物與事件進行指代。如說到仗義疏財、結納人才之士不妨稱之為「賽孟嘗」，說到驍勇驃悍之人不妨稱之為「小霸王」，說到知己不妨稱之為「管鮑之交」，說到暗藏殺機的聚會不妨稱之為「鴻門宴」，說到別有用心不妨稱之為「項莊舞劍」，說到命薄時蹇常常會提起李廣，談到豪富之人往往以鄧通指代。

《史記》的人物事迹還形成了眾多典故，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常常會用到。《史記》中的典故如此眾多，簡直可以說是俯拾皆是，以至於我們隨便用一些方式編排這些典故居然都能串起來。下面就用「東西南北中」與「一二三四五」把《史記》中的一些典故給串起來。

先看一看「東」：

李斯未相秦，且逐東門兔。

（李白《送溧陽宋少府陟》）

千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

（杜甫《喜晴》）

東門有閑地，誰種邵平瓜。

注（許渾《下第寓居崇聖寺有感》）

知道東門黃犬，不似西山白鷺，風月了平生。

（葛長庚《水調歌頭·草漲一湖綠》）

誰嘆東門獵倦，誰笑南陽舞罷，萬事五更鐘。

（劉辰翁《水調歌頭·百千孫孫子》）

「東門」的典故出於《史記》的主要有二：一見於《李斯列傳》：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李斯貪圖富貴，與趙高勾結謀害了公子扶蘇而立二世胡亥，最後又為趙高陷害。臨刑前，李斯有一番悲嘆。後常常用「東門」之悲、「上蔡」之悲、「東門黃犬」、「上蔡黃犬」、「東門狡兔」、「上蔡狡兔」等表示對仕途險惡、富貴無常的感嘆。

一見於《蕭相國世家》：

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

召平秦時為侯而後來潦倒，以賣瓜為生，後世常常以「東門瓜」為典慨嘆世事滄桑。如：

路旁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

（王維《老將行》）

別後能相憶，東陵有故侯。

（駱賓王《秋日送別》）

欲知東陵味，青門五色瓜。

（李嶠《瓜》）

「東門瓜」有時還可指代歸隱，如「儒冠曾把身誤。弓刀千騎成何事，誤了邵平瓜圃」（晁補之《摸魚兒·買陂塘》）、「有邵平瓜圃，淵明菊徑，誰肯徘徊」（吳泳《八聲甘州·每逢人》）、「重慕想，東陵晦跡，彭澤歸來，左右琴書自樂，松菊相依」（周邦彥《西平樂·稚柳蘇晴》）、「何如種瓜秫，帶一鋤，歸去隱東陵」（張炎《木蘭花慢·江南無賀老》）、「舉手釣鰲客，削跡種瓜侯」（張元干《水調歌頭·舉手釣鰲客》）等。

再看一看「東郭履」：

自笑東郭履，側慚狐白溫。

（李白《贈宣城趙太守悅》）

雪中東郭履，堂上老萊衣。

（李商隱《崔處士》）

步繞周遭，疑便是，踏雪當年東郭。

（楊無咎《念奴嬌·單于吹罷》）

疏散履穿東郭，流離馬沒藍關。

（陳德武《西江月·疏散履穿東郭》）

這裡所說的「東郭履」是指什麼呢？讀了《史記·滑稽列傳》中這個典故的出處你就會明白了：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後兄也，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緺，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

原來，東郭先生是一位「衣褐懷寶者」，也就是出身貧賤卻很有才能的人。他潦倒時曾著無底鞋在雪地中行走，為路人所笑。後世文人便以「東郭履」為典指代貧困。

《史記》中與「西」有關的典故可舉出「西山」，如李白有詩句云：「夷齊是何人，獨守西山餓」（《少年子》）、陳子昂有詩句云：「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感遇詩》）、儲光羲有詩句云：「焚香東海君，侍坐西山童」（《劉先生閑居》），都用西山來指代隱居，其出處在《史記》中的《伯夷列傳》：

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而餓死，死前所作歌把首陽山稱為「西山」，李白、陳子昂、儲光羲所言「西山」均非泛指，均是用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之典。

如果你讀到「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杜甫《覃山人隱居》）、「老人在南極，地遠光不發。見則壽聖明，原照高高厥」（元稹《遺興》）等提到南極老人星的句子，你可不要以為這些句子一定是在祝福長壽。《史記》之《天官書》中有這樣一段：「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南極老人星不僅僅是壽星，更是預兆國運之星，所以後世常常以此典來指代天下太平、國家興盛。如：

正值昇平，萬幾多暇，夜色澄鮮，漏聲迢遞，南極星中，有老人呈瑞。

（柳永《醉蓬萊·漸亭皋葉下》）

昔在仁皇當極治，南極星宮，曾降嘉瑞。

（楊無咎《蝶戀花·昔在仁皇當極治》）

南極老人呈瑞處，丙丁躔次光相燭。

（姜特立《滿江紅·小小華堂》）

春事恰平分，南極老人星瑞。

（劉仙倫《好事近·春事恰平分》）

遙瞻南極，瑞彩照盤坡。

（彭止《滿庭芳·月閏清秋》）

《史記》之《殷本紀》中有這樣一段：「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已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已，妲已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其中，「靡靡之音」已成為成語而為人們熟知，「北里」在後世也成了典故，可用來指代荒淫生活，亦可用來指樂曲，如「北里當絕聽，禍莫大於淫」（元稹《桐花》）、「似出聽，新聲北里」（葛勝仲（《驀聲溪·春風野外》）等。

《史記·匈奴列傳》中有這樣一段：「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此後，中行說果然數次不利於漢朝。後來，「中行」一詞也就成了賣國賊的代名詞，如「少年有意伏中行」（李好古《江城子·平沙淺草接天長》）、「誰人縛可汗，誰人笞中行」（雷發《烏烏歌》）等。

有些典故大家可以說是耳熟能詳，可是卻未必能知道其確切出處。例如，大家常常說「一諾千金」，可是大家知道它出於《史記》嗎？典見《史記》之《季布欒布列傳》：

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仆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仆之深也！」季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順便說一下，此段中出現的曹丘生在後世也成為典故，用來指舉薦者。如「曹丘生莫游揚」（劉克莊《沁園春·歷事三朝》）、「故人人作曹丘之譽」（《平山冷燕》第十二回）等。

「二頃田」的典故大家比較陌生，大家不妨看看這麼幾句：

張儀所以只掉三寸舌，蘇秦所以不墾二頃田。

（李白《笑歌行》）

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

（韋應物《寓居永定精舍》）

二頃季子田，歲晏常自足。

（權德輿《數名詩》）

二頃良田無處覓，歸去來兮。待有良田是幾時。

（蘇軾《減字木蘭花·賢哉令尹》）

但有竹屋三間，良田二頃，便可休官，日對漏壺永。

（吳泳《祝英台近·小池塘》）

這裡的「二頃田」亦非泛指，而是《史記·蘇秦列傳》中的一個典故：

蘇秦為從約長，並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疑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虵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

蘇秦說自已有二頃負郭田說不定就會安居下來、不求聞達，後世用這個典故主要是指代隱居。

下面再來看一下「三走」這一典故，李賀有詩句雲「我聞古人壯心骨，古人三走無摧捽」（《送沈亞之歌》），這裡的「三走」乃失敗、受挫之意，典見《史記·管晏列傳》：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黃庭堅有詩句云：「持家徒有四立壁，治病不蘄三折肱」（《寄黃幾復》），此處以「四立壁」指代生活貧困，典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看「五星聚」的典故：

十月五星聚，七年四海賓。

（王珪《詠漢高祖》）

已開千里國，還聚五星文。

（李嶠《井》）

五星夜聚，漢興秦亡。白馬素車，降於道傍。

（王昌齡《軹道賦》）

猶記五星丁卯聚，更遲幾歲甲申連。

（劉辰翁《雙調望江南·盤之所》）

更細算何時，五星同會，天下太平未。

（伍梅城《摸魚兒·極知君》）

作為典故，「五星聚」可指國運興盛，因為《史記·天官書》中說：「漢興，五星聚於東井」。

《史記》有著「重文」的傾向，又對後世的文學作品有著深遠影響，可以說，它既是一部史學名著，而且又是一部文學名著。那麼，《史記》的文學性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司馬遷《史記》紀傳的體例強調以人為中心，在《報任少卿書》中又明確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寫作宗旨，這就暗合「文學即人學」的命題。《史記》關注人物個性，營造出眾多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為大家所熟知的就有商紂王、周文王、姜子牙、周公、老子、莊子、孔子、孟子、荀子、韓非子、齊桓公、晉文公、管仲、晏嬰、孫武、吳起、廉頗、藺相如、荊軻、高漸離、專諸、要離、聶政、秦始皇、呂不韋、趙高、李斯、項羽、劉邦、張良、蕭何、韓信、樊噲、陳平、周勃、李廣、張湯等。司馬遷不是簡單地記錄、評判歷史人物，而是以種種文學手法來塑造人物形象。以《項羽本紀》為例，項羽的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霸氣」便給人以鮮明深刻的印象。司馬遷像一個高明的畫家，為項羽在歷史中留下了一幅難以磨滅的畫像。司馬遷是如何達到這樣的藝術效果的呢？其文學手法是多樣的，因篇幅關係，這裡只給大家介紹古文家津津樂道的一個技法——「頰上三毫」法。何謂「頰上三毫」？這就要談到《世說新語》中的一個小故事：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俊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為什麼顧愷之畫裴楷時添上了本來並不存在的「三毫」，反而更好地畫出了裴楷的相貌呢？按宋代古文家魏了翁的說法，「人之精神氣質往往聚於一端」，但是，這「一端」並不是很容易就被人發現的，一個藝術家憑自已的眼光發現了這「一端」，他不妨就在這「一端」加上點標誌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三毫」就起到了提起大家注意的作用。項羽的「霸氣」可以說是他精神氣質之「一端」，司馬遷提醒讀者對此加以注意的「頰上三毫」則可以說是對項羽之「怒」的描寫。司馬遷對項羽之「怒」的描寫有泛寫，又有特寫，有明寫，又有暗寫。泛寫時既注意表現項羽之「怒」的強度（如「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等），又從密度方面表現項羽之「怒」（田榮反，項羽怒；除余、趙王歇反，項羽怒；劉邦反，項羽怒；彭越反，項羽怒；劉邦糾集諸侯之兵伐楚，項羽怒；黥布反，項羽怒……），如此頻繁出現的「怒」字增強了行文的氣勢。特寫時，司馬遷抓住項羽「重瞳」的特點進行特寫，如廣武之戰與垓下突圍：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鬥智，不能鬥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

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向。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遇山東，分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需要指出的是，在寫人的時候，司馬遷不僅能夠表現人物的外部特徵，而且還很好地描繪出人物的內心活動，這在史書中是不多見的。以《曹相國世家》為例，其中寫到劉邦的三次「大喜」：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吊。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

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污？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

司馬遷並沒有採用心理獨白的方式（史書中也不允許這樣的方式），只是寫了劉邦的三次「大喜」就表現出很微妙的內心活動——劉邦的猜忌、多疑、虛偽；蕭何的小心、勤謹、明哲保身。內心活動的微妙甚至到了這種地步：蕭何甚至還不得不在適當的時候做一些適當的壞事，否則就會有殺身之禍。

其次，《史記》將曲折生動的情節與瑣碎卻又有味的細節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揚雄曾說：「子長多愛，愛奇也」，《史記》中既有驚心動魄的政治鬥爭，又有金戈鐵馬的戰爭場面，還有天馬行空的刺客與遊俠，司馬遷描述起來都是繪聲繪色，生動傳神，有很強的傳奇性，例如《秦本紀》、《秦始皇本紀》、《晉世家》、《留侯世家》、《陳丞相世家》、《范睢列傳》、《田單列傳》、《白起王翦列傳》、《孫子吳起列傳》、《淮陰侯列傳》、《李將軍列傳》、《刺客列傳》、《遊俠列傳》等；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司馬遷還把日常生活中的瑣碎細節寫入史書當中，這些細節其實能夠很好地表現人物性格，甚至預示出人物以後的命運。例如《李斯列傳》與《酷吏列傳》當中的張湯傳都寫到了老鼠，寫張良寫他為人穿鞋的細節，寫劉邦時多次提到他洗腳的細節……

另外，司馬遷在《史記》中注入真摯濃郁的情感，或渲染出強烈的悲劇氛圍，或感慨世態炎涼，或「廢書而嘆」，或拍案而起，或對人物寄予深切同情……引人思考社會的不公、人物自身的失誤甚至人生、命運、人道這樣的大命題。「文以情動人」，司馬遷的此種寫作態度使本來是史書的《史記》具有很強的文學性。

還有，《史記》的章法、句法乃至用詞都頗有獨到之處，成為後世學習寫作古文的典範。無論是唐宋八大家，還是明代的歸有光、唐順之、王慎中、茅坤等人、清代的桐城派，都從文學的角度對司馬遷作出高度評價。

最後還要說明的是，司馬遷不僅是史學家、文學家，他還是一位頗為深刻的思想者。《史記》所表現出的富於啟發意義的諸多思想不在《概述》部分一一列舉了，將貫穿在以後對具體篇章的分析與專題論述之中。

[1] 茅坤《史記鈔》卷八二

[2]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下》

[3] 《漢書·卜式兒寬傳》

[4] 《興化縣續志》卷十三

[5]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三篇

[6] 李少雍《司馬遷傳記文學論稿》124-125頁，重慶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