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賢治：懷念耿庸先生

懷念耿庸先生

作者：林賢治

(2008-06-10 18:22:32)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時值歲暮，雪災的消息，有如大雪般覆蓋每天的報紙。然而，即使冰雪塞途，列車停發，電力中斷，滿城燭光，人們仍然忙於營造節慶氣氛，在黑暗中期望看到熒屏中的「春晚」。我們的人民是喜劇性的人民，何況遇上春節，熱鬧自然是少不了的。

　　就在這熙熙攘攘預備祝福的時刻，有一個人悄然走了。

　　耿庸先生去世的消息，最早是蕭玉英醫生告訴我的。

　　1988年春節前後，正是在人民北路蕭醫生的家裡，我陪孫鈿先生，一同拜見了偕同路莘女士剛從上海南來的耿庸先生。此前，拙著《人間魯迅》出版時，曾給上海方面寄出三冊，收件人是「胡風反革命分子」，我所敬重的三位長者，他們是：賈植芳先生、何滿子先生，再就是耿庸先生。在他們的文字中，我獲得一種確信，認定他們的身上存留著魯迅的骨頭和血脈。見過耿庸先生，我欣喜於我的判斷沒有出錯。

　　欽定「胡風集團案」發生後，耿庸先生便一直在牢獄裡生活，時間長達十一年之久。夫人王皓，在兩年後的反右運動中跳江自殺，當時的說法叫「自絕於人民」。遺下三個孩子，在一個舉目無親、充滿敵意與冷漠的世界裡如何過活呢？可以想見，當時整個家庭所擔受的苦難，以及加之於耿庸先生的精神上的痛楚。幾十年滄桑，留下一頭銀髮，滿臉皺褶，可是，他那儒雅的風度卻掩蓋了這所有一切，乍見之下，絲毫覺察不到災厄的痕迹。他嚴肅，莊重，說話卻是隨意的，機敏而幽默。說時，他一面抽煙，一面透過眼鏡片定晴看你，你可以感覺到他對問題的專註。對於世事，常有犀利的批評，說到激烈的時候，他會睜圓了眼睛，像是與人爭辯的樣子。但是，更多的時候，他是常常微笑著的，流露著誠懇、友善、溫厚，有時說著說著，還會像孩子一樣，被自己的話頭惹得咯咯地大笑起來……

　　孫鈿先生和他一樣，同屬「胡風集團案」的要犯，蹲過監獄，干過苦役般的重活，相聚的機會於他們來說是極為珍貴的。我雖系初識，畢竟有過贈書的前緣，所以，大家一起談話也就無須太避忌，感覺是愉快的。

　　此後，我常常一個人去看望耿庸先生。他後來從蕭醫生家裡搬出，和李晴先生在達道路合租了一幢小洋房，我仍舊是那裡的常客。

　　那時，李晴先生在一家出版社任職，計划出版我的一部詩集。我約請耿庸先生為集子作序，一來看重先生的道德文章，二來，也想給這段往來的日子做個紀念。

　　序文很快寫好了。

　　意外的是，我喜歡的幾首抒情詩並不為他所欣賞，倒是明白表示喜愛《貝多芬》和集中的幾首長詩，說是這些詩引發了他的「別樣的感應」。他特別稱引了敘說司馬遷的《蠶室之一夜》中的兩段，其中一段的開頭是：

　　一千次思考只為一次選擇

　　我選擇了苟活

　　而不是莊周式的永生……

　　僅為評說一首詩，就費去了數頁稿紙，關鍵詞就是這「苟活」。他是一個坐過囚室的人，深感不自由的苦痛，難怪司馬遷的古魂靈，會讓他這麼心意難平。只是，他並沒有陷沒在歷史的悲劇里，在文中引了「士可殺而不可辱」一語，指出：「正直、正義、正派的士即知識分子」即使被不免神經衰弱的帝王式人物置於不是死就是活著受辱的境地，始終懷著「無可旁貸」的使命感。但因此，生命也更有光彩。

　　耿庸先生是我見過的人中最有尊嚴的人。

　　我們見面無所不談，包括臧否人物。耿庸先生在後來寫成的著作《未完成的人生大雜文》中，記下不少跟他有過關係的人，當然也有好些未及記，或不能記的。在他談及的人物中，我印象最深的有兩個人，就是周揚和張中曉。

　　對於周揚，我們都不抱好感。耿庸先生說了兩件事。一件發生在1979年召開的第四次文代會上，周揚在作大會報告，當說到「社會主義文藝的春天」時，蕭軍從後排站了起來，高聲喊道：「周揚同志的春天，就是我的冬天！」記得耿庸先生說完，當即開懷大笑。他對蕭軍的這種近於莽撞的行為，是頗為讚賞的。

　　還有一件事是，在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的開幕式上，主持人宣讀了周揚在醫院打來的祝賀電話，全場鼓掌長達數分鐘。隨後，由一班中青年作家起草了一封致周揚的慰問信，懸掛在會議大廳里，讓眾代表簽名。有站著簽的，有蹲著簽的，因為人數太多，原信紙又太短，就又找來白紙續了上去，以致拖到地上；那結果，弄得後來簽名的人只好趴著寫字了。耿庸先生說到這裡，又咯咯地笑，到最後，用了很有點驕傲的口氣說：「全會場只有我一個人沒有簽名！」

　　至於對張中曉的態度就大兩樣了。

　　我曾多次聽他說起張中曉，稱讚張中曉的明敏多思，以及為常人少有的批判的勇氣。說到張中曉和他在新文藝出版社同一個編輯室裡面對面辦公的情景時，總是極力回憶著各種細節，有一種沉湎於其中的深情。讚歎，惋惜，緬懷，哀痛，沉默無語，或竟淚花閃爍，神情顯得很複雜。說到往事，我發現，耿庸先生的記憶力好得驚人，描述起來，歷歷如在眼前。引述書本的東西也如此。與其說這是一種天稟，無寧說是長期的牢獄生活對一個人的自由意志的鍛煉和考驗。他是看重經驗的。幾十年來，想必他一直在頑強地對抗遺忘。後來，讀到他的一篇自述文字，說及他和張中曉分住隔壁的囚室，聽到張中曉吐血之後輕叫著「報告」的聲音，隔著牢門而無法前去救助的自責的話，實在教人感動。

　　他在出獄之後，一直打聽張中曉的下落，曾試寄一張《解放日報》給在紹興下關郵局的張中曉的父親轉交，希望張中曉看到筆跡會回應他的無聲的尋喚。這個希望，終於在文革初期從「外調」人員口中得知張中曉的死訊而徹底破滅。他寫道：「然而三十多年來依然是二十六歲的中曉時常地顯現在我的眼面前。」這樣的患難交情，非是一般文人的惺惺相惜可以比擬。

　　在「胡風骨幹分子」中，毛澤東最重視的就是最年輕的張中曉。對此，耿庸先生曾經表示過相同的意見。半個世紀來，確實還不曾有人像張中曉這樣，反對把《講話》當作「圖騰」。這個十八九歲就得了肺病，且被切去五根肋骨的「反革命」，獲釋後仍一面失業、挨餓、咯血，一面不停頓地閱讀和思考，堪稱「韌戰」。他把他的反專制主義的思想斷續地記錄到拍紙簿上，火柴盒上，廢紙片上。死後由他的家人送給何滿子先生保存，最終由路莘女士整理成冊，名《無夢樓隨筆》。我有幸最早讀過稿本，並對全稿做了摘錄，然後重新編序，發表在《散文與人》叢刊第一集上。

　　張中曉的書信，也是由路莘女士設法出版的。出版前，在北京曉風家裡看到這些書信，借閱了一夜晚，感覺其中的鋒芒，並不稍遜於隨筆。我擬選出幾通，登到《散文與人》上，曉風的意見是由路莘女士作注後再交我刊用，只好作罷。這些書信後來印了出來，不過並沒有注釋；印象中，有個別信件似乎也沒有收進去。也許是言辭過於鋒利，尤其涉及個人的批評，編者覺得有必要為尊者諱，或者為死者諱的罷。

　　耿庸先生是執拗的。

　　這種性格的人，一旦同所追求的真理，或所堅持的信念結合起來，就變得非常剛硬，堅不可摧。當然，執著於真理和信念，已經成了上一代人的事，到了我們這一代，幾乎全數淪為實利主義者了。倘若仍舊套用「真理」一類的詞，那麼，也即等同於霸權話語，等同於權力、財富、聲名，等同於主流、時尚的東西。有誰要是獨行其是，使用熟習的理論或工具，一定要被譏為保守主義者、落伍者、等待被拋棄的人。

　　我曾經同一位上海的青年學者談到過耿庸先生，結論果然是「老派」。這是無可如何的事。從根本上說，中國還停留在前現代階段，而後現代的理論已經大行其道了。對耿庸先生來說，中國是仍然需要「啟蒙」的，這啟蒙就是前現代話語，當然要被後現代理論家看了笑話。文學理論也如此。耿庸先生大談其「現實主義」，說得淺顯一點，即魯迅說的「睜了眼看」，明顯是針對中國文學的「瞞和騙」的傳統的。他和何滿子先生所作的「文學對話」，也都重在現實主義的本質的闡發。然而，這在滿嘴「現代性」的學者看來，還不是土得掉碴了嗎？

　　使用什麼樣的理論、概念和語詞，在耿庸先生是作過嚴密的思考和慎重的選擇的。他的文風，從來不肯隨俗，喜歡使用長句子，讓不少習慣於抄近路的人看了感到彆扭。只要打量一下就知道，那其中的邏輯是極其縝密的；而內含的詩意，更不是一般的理論家和批評家所有的了。

　　究其實，他倒是一個喜歡「咬文嚼字」的人。比如，他在文章中說的「被做成『胡風反革命分子』」，這個「做」字，我就沒有見過第二個人如此用過。對於建國後的第一起文字獄，用「做」字來表現是極為準確、生動，而又意味深長的。有一次，他同我討論到拙文《五四之魂》的部分內容時，電話那頭突然蹦出一個「激退」的詞，讓我敬服之至。鑒於五四新文化運動被蒙覆 「激進主義」的謚號而被攻訐，用「激退」形容這些論客的本質，實在說得上一以當十。後來，我將此文整理成書，即採用了他的提示，將「激退」一詞加入相關的段落中。

　　突出的，還有對八十年代的一個流行詞「反思」的態度。他是拒絕使用「反思」的，說時，還語帶譏諷。當時聽起來，不免覺得太拘泥了點；後來覺得，對於一個本質主義者來說，他的反對是有根據的。正如「反理性」一詞，孤立來看，似無可挑剔，甚至大有先鋒派頭，倘用於未經理性訓練的民族或人群，則大謬不然了。又如，在沒有自由，或自由並不充分的國度，「反自由化」也是極其荒謬而且有害的。「反思」始於「思」，倘若連起碼的政治常識都不具備，連正常的思考力也喪失掉，「反思」將從何談起？

　　然而，耿庸先生的朋友競相 「反思」起來了，他能不為所動嗎？

　　也許由於長時期地被禁錮和被隔離，他不害怕孤立。他忠實於自己。他固然不想做魯迅描寫過的那種脖子上掛著小鈴鐸的領頭羊，但也不想昏昏然混雜在羊群之中。

　　他不阿世。

　　1989年初夏，我和耿庸先生、路莘女士一起，赴武漢參加首屆胡風文藝思想座談會。

　　與會者中有大批的「胡風分子」。據我所知，他們劫後的第一次聚會，是在胡風先生的追悼會上，這次座談會當是第二次了。我發現：「反革命集團」的莫須有的罪名，非但不曾使他們互相規避和疏遠，反倒增進了當年的「欽犯」之間的一種集體情誼。他們相見時那麼熱烈、親切，真像是一個大家庭；連對文學的認識，以及為之獻身的熱忱，都是那麼相似！

　　會議期間，陰雲密布，悶雷轟鳴，卻又欲雨不雨。盛夏未至卻是無比酷熱，這種氣候，我是從來未曾遇到過的。午間，呆在房間里實在窒息難耐，便一個人遛了出來。

　　在大廳里，恰好遇見耿庸先生。

　　前些天，他和朋友們在一起，顯得那麼忙碌而愉快，奇怪的是，此時神色凝重，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他匆匆說道，他有事，得去開一個小會。我覺得，他的話間很有點神秘的意味。後來見到他，人變得沮喪起來，不再如先前般的活躍了。再後來，我們都已經回到了廣州，他告訴我說：當時一幫人商議要建一座通天塔的，結果意見不一致，這塔也就建不成了……

　　從此，他對「集團」中人產生了一些新的看法。武漢之行，在他的乖舛的人生中又當增添了若干未曾經驗的經驗的罷。

　　看到了裂痕，又顧惜「同袍之誼」，耿庸先生這種近於矛盾的心態，不禁使我聯想起魯迅在「左聯」解散前後的情形。他不滿「左聯」，卻又極力維護「左聯」的存在。這是一種苦境。他說：「細嚼黃連而不皺眉」，這種味道，大約是只有一個人自己知道的。

　　一年多以後，耿庸先生和路莘女士一同返回了上海。

　　我們仍然保持著多年的通信和電話聯繫。自「文革」開始以後，我一直害怕寫日記和存放朋友的信件，耿庸先生的來信，僅存1991年1月15日的一封，是因為開頭自白有關健康的態度問題，曾經感動過我的緣故。

　　普通信封，信紙用的是上海市群眾藝術館的稿紙，背面是印了字的，兩頁紙都用手裁掉了一小截，露出粗糙的毛邊。耿庸先生是患有慢性支氣管炎的，有一段時間很嚴重，像是住進醫院裡了。可能我曾在信中勸他珍惜身體，練習氣功，所以他寫信一上來就答覆說：

　　氣功也許比流行歌曲強一些，我也不想學。道教是「國教」，上海年前成立了協會而且恢復了沉湮久矣的道觀（這在全國可能是率先的），於我則毫無吸引力。懂得中國人獨不憎道士者，懂得中國大半——魯迅此語足以令現代中國人感慨系之……

　　魯迅說他佩服孫中山，並非因為孫中山革命的緣故，而是因為作為西醫出身的他，病重至死也一直堅持不吃中藥。這裡關係到一個信仰問題。信仰講究徹底，講究始終如一。耿庸先生也是一個有信仰的人。在我看來，他是中國少有的堅定的西方化知識分子之一。因為憎惡「國粹」，所以連同國粹有關的所有東西都要遭到他的唾棄，那怕這些東西會給他個人的肉身生命帶來實際上的好處。

　　《散文與人》停辦以後，我還曾編過幾種叢刊，但都接連的無疾而終。因為少了約稿的事，我和耿庸先生後來的聯繫便少了。前年與何滿子先生通電話，何先生告訴我，耿庸先生得了腦梗阻，麻煩得很。隨後，我還是給耿庸先生去了一個電話，但聽起來，頭腦是清楚的，聲音也一如從前，這多少給了我一點慰安。

　　十月份到上海參加一個會議，原意多留兩天，順便看望一下耿庸先生和別的幾位老人，結果提前趕回了廣州，留下永久的愧憾。

　　如果可能，惟願編輯出版一部耿庸先生的遺著。在我，這並非出於私誼而已。無論憶述、雜文、評論，他的文字都是有溫度，而且有深度的，見證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作家的良知，人格，愛，和神聖的仇恨。只要人間還有黑暗，還有鬼魅，戰士之書就不至於淪為文獻，雖然文獻是學者所寶貴的。

　　一個人來到世上，生命中的黃金時代被劫奪了，喪失了自由、幸福，以至寫作的權利；即使留給他一點有限的殘年，也簡直來不及恢復，——實際上他已經加快了腳步向前走，然而沒走上幾步，一生就這樣完結了！

　　今夜，聽著窗外零星的爆竹聲響和更廣大無邊的寂靜，除了感慨，我還能說些什麼！

　　08,2 大年三十至正月初三